扬州佛教文化探微

　　扬州佛教文化探微
　　作者：扬州文化研究

　　关于佛寺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扬州是佛教在中土传播较早和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据《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景卢口授《浮屠经》，介绍了释迦牟尼佛的事迹，是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即已经传播到扬州（当时称广陵）地区。具体的例证，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东汉末笮融的建寺造像。此事有历史记载。兹据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简述如下：
　　笮融是丹阳（治在今安徽宣城）人，与陶谦是同乡，聚众数百人投靠陶谦。陶谦任他督管广陵（治在今江苏扬州）、下邳（治在今江苏宿迁西北）、彭城（治在今江苏徐州）三郡的粮食运输。笮融本人信仰佛教，利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大建佛寺。据《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载，他所造的佛寺十分宏伟豪华。以铜为人（按：此指佛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并且下令说，凡是愿意信仰佛教者，都可以免除徭役。在战乱连年，人民纷纷逃亡的情况下，招徕民户，就意味着可以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笮融用信佛免役的方法招引民户，前后招致民户五千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在八十里的范围内铺席设酒饭招待前来参加法会的人，据说“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笮融虽信佛，却不是个好人，他贪恋广陵财富，纵兵大掠，攻城略地，结果为山民所杀。但就佛教来说，此为中国正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建寺造像的活动，且规模宏大，铜铸的佛像“黄金涂身”，“垂铜盘九重”，佛寺可容三千余人，这在当时是非常壮观的。有上万的人参加法会，亦见一般民众奉佛的情况。当然，笮融为下邳相，又督管广陵、下邳、彭城三地的漕运，建寺造像当不止一处，广陵自在其内。这是扬州佛教流行的开端。
　　此后一段时间扬州的佛教情况，史迹不详。地方志乘和民间传说称东晋谢安在扬州舍宅为寺，供梵僧佛驮跋陀罗在这里译出了《华严经》（即六十卷本的晋译《华严》），是为现存的扬州天宁寺最初的来源。佛驮跋陀罗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十七岁出家，博通经典，精于禅定和戒律。晋义熙四年（408）到长安拜见鸠摩罗什，后因学风不合，于义熙七年（411）去庐山，与高僧慧远切磋甚洽。后又往荆州，受到当时逗留在该地的刘裕（即后来的南朝刘宋武帝）的尊敬。义熙九年（413）春间，随刘裕到了长江下游的“扬都”。这个“扬都”在哪里，不须烦琐征引，试举赵朴初主持编写的《中国佛教》中的说：“他（指佛驮跋陀罗）随刘裕去扬都（今南京），住道场寺（在南京中华门外，一称斗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他仪表朴实有涵养，深受当地僧众钦佩。”由此可知，佛驮跋陀罗译经之地的扬都，是东晋的都城和扬州刺史部所在地的南京（当时称建康），不是我们所说的今天的扬州（当时称广陵）。这就是说，佛驮跋陀罗没有到过我们这个扬州，更谈不上在这里译经和谢安舍宅建寺的事。后来的传说云云，只是对历史上不同时期扬州区域概念的误解和误传。
　　南朝刘宋孝武帝时期，有寺曰大明。大明是孝武帝的年号（457－464），以帝王的年号作寺名，当系敕建或勅赐。由于资料的缺失，唐以前的有关志乘中未见有建寺的记载与大明寺之名。隋文帝仁寿元年（601）诏于全国三十州各建舍利塔一座，指定扬州的建塔之处为“西寺”，盖寺在郡城之西，故名。塔成曰“栖灵塔”，寺以塔名，此后遂有栖灵寺或栖灵塔寺之称。关于大明寺与大明年号的关系，现存最早的说法为明人罗玘的《重修大明寺碑记》记云：“距扬城西下五七里许，有寺曰大明，盖宋孝武时所建也。孝武纪年以大明，而此寺适创于其时，故为名。”虽相距年代久远，却是现存唯一的见诸文字的记述，其后的《平山堂小志》等，即沿袭此说。这里面并非没有含混之处，一个“盖”字，就暗寓着不确定性。这或许写记的时候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供征引，也可能是明人的疏于考证。就历史事实而论，自唐代始大明寺之名屡屡出现，且与西寺、栖灵寺、西灵寺等名同时并存，确证大明寺是一座古老的寺院。
　　隋代，扬州佛教趋向兴盛，这和先为晋王后为隋炀帝的杨广有很大关系。
　　隋平陈以后，开皇十年（590）晋王杨广受命为扬州总管，担负起镇抚江南的重任。文帝和杨广本来都笃信佛教，此时为了安抚江南，更充分地利用佛教。他把江南宗教界德高望重的人物集中到扬州，让他们住在四道场。所谓四道场就是指慧日、法云两佛寺和玉清、金洞两观。扬州四道场设立年代不明，但佛教的慧日、法云两道场于开皇十二年十月以前建造在扬州，这是可以肯定的。
　　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隋炀帝立为皇太子，在京师大兴城（长安）里建造日严寺，它可以看作是扬州慧日道场的延长。这所日严寺集中了全国高僧学者，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矩、明舜、吉藏、慧頵、慧常、智顗等许多名僧均住在寺里，其中有些人是从扬州慧日道场迁来的。炀帝担任扬州总管时，还叫人搜集经文，将它收于经藏。这些江南佛教文化遗产也和迁居日严寺的名僧一起传到了长安。那些名僧后来又有迁居到炀帝大业年间（605－616）建立的东都内慧日道场的。这所东都慧日道场是宫廷内的道场，为内道场这个名称之始。
　　特别值得一提是杨广和智顗大师的关系，也即智顗和扬州的关系。智顗（538－597），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有名的佛教学者。陈亡前在金陵讲学，陈亡后去庐山。开皇十一年，杨广总管扬州，遣使奉迎智顗来扬。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大厅设千僧会，为杨广授菩萨戒，取法名“总持”，杨广则号智顗为“智者大师”。开皇十四年（594）智顗于玉泉寺讲《摩诃止观》。由此而完成天台宗思想体系的完整建设。十五年春，杨广以久留京师，将还扬州，遣使奉迎，智顗遂顺流而下，再至扬州，止禅众寺。六月，杨广奉书求学禅慧。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598年1月7日），智顗去世，春秋六十，僧腊四十。明年，杨广为建寺天台山麓，一依智顗生前所定之形制规模，寺初名天台，至炀帝（广）大业元年（605）改名国清。
　　智顗在扬州的活动，对天台宗在扬州的传扬有很大影响，在扬州佛教史上是重要的一页。智顗在扬州住禅众寺，也是一条值得研究的线索。仁寿元年（601）文帝六十寿辰，令在全国最大的三十个州同时建塔，以供奉舍利。建在扬州的为西寺（即大明寺）的栖灵塔。史载“其塔峻峙，制度较胡太后永宁塔少分耳”，意即和北魏孝明帝的母亲胡太后建的永宁塔相差无几。永宁塔如何呢？居《洛阳伽蓝记》所记：“浮图（塔）有九级，角角皆有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这大致可以作栖灵寺的形容。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各宗派相继确立和成熟。扬州佛教同样有新的发展。当时扬州寺院有四十余所，著名的有大云寺(后改龙兴寺)、开元寺、大明寺、既济寺、崇福寺、延光寺、禅智寺、华林寺、惠照寺、孝感寺、白塔寺、无量义寺等。从分散的材料来看，鉴真的父亲从大云寺智满禅师学禅门，鉴真在大明寺讲律宗，日僧常晓在大明寺从文灿受金刚灌顶和太元密法，又从华林寺僧问三论宗义，说明唐代形成的各佛教宗派在扬州都有传播。一些著名的僧人如灵坦、崇演、省躬、法慎、鉴真、怀信、文灿、广陵大师等，都在高僧传上留下了他们的传法事迹。扬州是当时佛教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晚唐武宗搞过一次“会昌法难”毁去了很多佛寺，栖灵塔连同其他寺院也于此时被毁，扬州和全国一样，佛教沦于萧条。
　　武宗死后，佛教渐次复兴。懿宗时新罗人崔致远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中，写过一篇《求化修大云寺疏》，于此可见扬州佛寺恢复的一斑。
　　此后扬州佛教处于较平稳的阶段。宋代有敕（赐）的建隆寺、天宁寺等。庆历间欧阳修于大明寺西南隅建平山堂，元祐间苏轼于堂后建谷林堂，丰富了寺院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元代建有蜀冈观音山禅寺和保障河上的法海寺。明代有福缘寺、静慧寺、文峰塔等。清代有所谓“扬州八大刹”或称“八大丛林”，为天宁、重宁、高旻、福缘、法净（大明）、建隆、慧因、静慧。高旻寺建于清初，先建有天中塔，后建塔庙，康熙帝赐名高旻，曾筑有康熙南巡的行宫（即塔湾行宫），为著名禅宗道场。天宁寺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建立普通僧学堂，由主持文希任校长，此为扬州最早的佛教教育机构。
　　以上诸寺院，在修持方面，教、禅、净、律俱全，在宗派法系上，以临济、曹洞、沩仰为多，但后来多不严格。唯高旻寺自雍正十三年天慧实彻主持以来，临济磐山派法脉不断。
　　咸丰年间，扬州佛教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后虽有复建，已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前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关于刻经
　　近代扬州佛教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为佛经的雕版印刷。主要发起人为郑学川，出家后法名妙空。
　　释妙空（１８２６－１８８０），自号“刻经僧”，晚清时，曾为刻经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江苏扬州人。俗名郑学川，字书海，生于清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少读儒书，后皈依佛门。曾问道于红螺山（今北京市怀柔县境）瑞安法师。博通《三藏》，尤精净土。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出家，法名妙空。与浙江杭州许云虚、安徽石埭杨文会、扬州藏经院贯如一起，同时发心刻印佛经。他先后十五年，创办苏州、常熟、浙江、如皋与扬州等地刻经处五所，但以扬州统摄其事，成为一刻经系统。
　　妙空为创办刻经处，于扬州东乡砖桥募建接引禅院(即法藏寺之后院)，作为存放经板与修禅之所。他原是扬州著名居士，出家后，严持戒律，过午不食。他一生除从事著述外，就是刻经。据有关资料记载，妙空刻经近三千卷。
　　妙空圆寂于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终年五十五岁。临终前，他手持尚未刻成之《大般若经》（六百卷），嘱咐弟子继承其事业，然后瞑目安详而逝。妙空出家之前，即为博通《三藏》的佛教学者。他著述宏富，汇刻成为《楼阁丛书》，其书目如下：《求生捷径》、《普救神针》、《百年两事》、《身心性命》、《泗水真传》、《西方清净音》、《莲邦消息》、《礼斗圆音》、《地藏空忏》、《施食合壁》、《四十八镜》、《空色灯云》、《弥陀经论》、《华严小忏》、《华严大忏》、《华严念佛图》、《五教说》、《婆罗门书》、《镜影钟声》、《虚空楼阁》、《楼阁忏》、《楼阁真因》《楼阁问答》、《楼阁音声》、《地藏经论》。此外，尚有《如影观》、《如影论》二书，系其友人所作；《水陆通论》一书，系其父咫观所作。三书皆收入《楼阁丛书》。
　　有清一代，像妙空这样的僧人不多。他博学多闻，不为名，不逐利，以毕生精力，从事佛学研究与刻经事业。临终之前，尚念念不忘未刻完之《大般若经》，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抗日战争时期，法藏寺前为日军所焚，幸后院经版未损，由主持定一迁至砖桥广庆庵继续印制。解放战争时期，经版运至扬州东关街无量寿佛院，后又迁至宛虹桥藏经院。藏经院原为妙空、贯如所立江北刻经处之一，自同治至民国以后，计刻经一千零十八卷，建国后仍有存书寄出。续刻好的六百卷《大般若经》，后将经版移送南京金陵刻经处。
　　此外刻经的还有宛虹桥众香庵法雨经房，刻印的佛经也流通国内外。
　　由于江北刻经处、金陵刻经处以及众香庵同时发起刻经，所以三处版式基本一样，为册页线装本，版高17厘米，宽12．5厘米，半页十行或九行，每行二十字，一律为仿宋体。校对精审，刻印精良，装帧精美，为宗教界、学术界所重，称“扬州刻本”、“砖桥刻本”。

　　扬州佛教与文化人
　　根据有关史料，至迟在唐代，佛教寺院即与文化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突出的事例是大明寺的栖灵塔，唐代最著名的诗人如李白、高适、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等，都先后来此登临，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李白有《秋日登扬州栖灵塔》诗：
　　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
　　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
　　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
　　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
　　鸟拂琼檐度，霞连绣栱张。
　　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
　　露洗梧楸白，霜催橘柚黄。
　　玉毫如可见，于此昭迷方。
　　对栖灵塔的雄伟峻峙作了生动的描写。白居易和刘禹锡是同时来游的，他们同登栖灵塔，各有诗篇。白诗曰：
　　半月腾腾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
　　共怜筋力犹堪任， 上到栖灵第九层。
　　刘诗云：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
　　忽然笑语半天上，无数游人举目看。
　　既写了游兴，又反映了寺院在人文关系上所起的作用。
　　中唐时，少年王播因孤苦贫困，曾住在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着和尚上堂吃饭。有一次和尚故意在吃过饭后才打开饭钟，王播闻声赶到，诸僧已食毕，王播感到很难堪。后王播做了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重访旧游，见到过去自己题在墙上的诗，已被和尚用碧纱罩上了。王播很感慨，写了《题惠照寺木兰院》二首，对人世的变迁作了抒发。这就是后来流传的“饭后钟”或“碧纱笼”的故事。苏轼认为这件事是和尚有眼力，知道王播是可以有作为的，所以刺激他一下。现在有人考证，碧纱笼并非阿谀奉承，乃是据民间传说的一种举动。不论如何，说明寺院是肯收留穷困的读书人，并且供给饭食的。
　　晚唐诗人杜牧曾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中做过掌书记。他调职离开扬州两年后，从洛阳带了医生来扬州，为他住在禅智寺里的弟弟杜顗看眼疾，也住在禅智寺，有名篇《题禅智寺》：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
　　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
　　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诗中的“竹西”一词，后来竟成为扬州的代称。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文人们是可以在寺院寄住的。
　　宋代的欧阳修与苏轼，和大明寺的关系尤为密切，欧阳修在寺西南侧建平山堂，苏轼在堂后建谷林堂，成为千秋名胜。他们在寺中的诗酒活动和留下的诗文，成为扬州文化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笔。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下来。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孔尚任因治河之事，曾住在天宁寺西庑的待漏馆，常与吴薗次、查二瞻等在这里相聚，从这里出发修禊红桥。天宁寺与史公祠相邻，可以常往，《桃花扇》中对扬州和史可法的描写，与住天宁寺的这段时间颇有关系。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亦住天宁寺。他那个著名“画竹多于买竹钱”的板桥润格，就是寺里的拙公和尚要他写了以谢客的。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信佛，最喜栖身寺院。他住天宁寺，画竹最为知名。《画竹题记·序》云：“客谢司空宅（按：即天宁寺），无日不为此君（指竹）写照也。画竹之多，不在彭城（苏轼知徐州时，常作墨竹），而在广陵矣。”晚年一度住西方寺（今为扬州八怪纪念馆），自己说：“居扬州旧城西方寺中，每中饭讫 翻 佛经，语语笔妙。七十老翁，妄念都绝，我亦如来小弟也。”后来金农又迁至三祝庵居住，在这里作画最多，书法更臻于精纯境地。乾隆二十八年（1763）秋九月，金农病逝于三祝庵，即罗聘所说“殁于扬州佛舍”。
　　罗聘号花之寺僧，也与佛法有缘，曾为重宁寺作壁画，与寺院关系很深。
　　扬州寺院让文化人留住，这不是一种施舍行为，乃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行为。文艺家们食宿无忧，可以进行文化交流，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可以读书研讨，这对推动扬州的文化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在寺院中发生的许多人文趣事，成为流传久远的艺坛佳话。
　　（朱福烓，扬州学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