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陈寅恪佛学研究中的文化重建愿景

略谈陈寅恪佛学研究中的文化重建愿景
　　（刊于2004年《艺术丛林》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代启蒙之发轫，远者如欧洲之文艺复兴，近者如中国近现代之文化转型，皆曾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经典之新诠，正本以清源，反本以开新，以固基石，以开文化全面重建之风气。
　　中国近世以来，稍前者如欧阳渐、章太炎、康有为；稍后者如陈寅恪、鲁迅、熊十力等，皆曾致力于斯。诸公思想，虽于古今新旧各有侧重，然于佛学均曾有甚深之研究，此可谓文化史上耐人寻味之一现象——正如章太炎所言，“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① 在当时儒家礼教逐渐遭到全面质疑的时代背景下（新儒家们亦多谈佛学），迎合西学之冲击，佛学在传统文化的重建改造中更具其得天独厚的可塑性。
　　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一言以蔽之，曰由学术史通思想史。其佛学研究，能融会中西，平章化梵，探明语源，以阐新义。然先生“决不为考据而考据，他那种悲天悯人，明道救世的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季羡林语）② 试举《高僧传笺证稿本·引论》中的一段：
　　间接传播新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地，因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辗转相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研究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中亚语言与天竺同源，虽方言小异，而大致可解，如近世意语之于拉丁……③
　　寅恪先生站在宏观文化比较的高度，实已道出致力佛学研究之深意——探本溯源以观其流变，旨在揭示佛学在中国传播发展之规律，以奠复兴重建之基也。
　　《吴宓日记》中曾记有寅恪先生一次纵论中、西、印文化的极其重要的谈话，谈话中足见先生对于佛学历史地位之重视与殷殷期望：
　　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唯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无以济其乏，则终难过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法者，既善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及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以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④
　　上述谈话是在1919年12月，显然是寅恪先生多年苦心钻研的结晶。或亦可视作是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文化剧烈变革表明态度。
　　耐人寻味的是，同为思想启蒙鼓吹者的胡适，似乎对佛教殊无好感，而求学于欧阳渐的梁启超，也侧重于学术史的佛法，于佛家义理似并不重视。然而我们绝非站在“佛教本位”立场上对上述两位大哲进行指责，吾人以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是儒、释、道三者齐头并进的互相激励，才能赢得群芳竞艳的良好愿景，不可偏费其一而狭隘抱守也。
　　总之，寅恪先生平生学术，旨在华夏文化之复兴，从其佛学著述中字里行间时时闪现的经世思想，我们可以认为，除“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⑤，寅恪先生于佛家义理，应亦寄予厚望焉。
　　①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
　　②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③陈寅恪《高僧传笺证稿本·引论》，见《读书札记三集》，三联书店，2001年，307页
　　④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10-11页
　　⑤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