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佛教交流

中越佛教交流
　　作者：梁发四
　　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公元前207年，赵佗消灭了统治今越南北部的瓯雒国，在那里设立了交趾、九真二郡。西汉时，在今越南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朝又设安南都护府管治此地。直到公元968年年底丁部领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为止，越南北部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之后越南虽然经历了多个封建朝代，但在名义上却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可以说在“汉文化圈”内，越南是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国家。这些影响遗留的痕迹体现在许多层面，从民间习俗到语言文字，处处都显现出中国与越南的密切关系。那么我们现在就从佛教这个层面上来看看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交流吧。
　　综观整个东南亚地区，我们不难发现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这些国家的佛教信徒信奉的基本上为小乘佛教，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南方佛教”或“上座部佛教”；但越南大部分的佛教徒信奉的却是大乘佛教。其实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越南也是要道之一。中国佛教传入越南前后，从海道而来的印度佛教也已经传入了越南。成书于十五世纪的《岭南摭怪传》就提及在三世纪前后（汉献帝时代），印度僧人伽罗奢梨住在越南福严寺弘传佛法。又例如在西晋时期，也有一位天竺僧人耆域，泛海到扶南（今柬埔寨），经交趾（今越南北部）、襄阳，于晋惠帝末年（３０６）来到洛阳传道。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印度佛教也有传入越南，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慢慢失去了影响力，而中国佛教就渐渐地流行开来，使得越南成为东南亚诸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唯一以信奉汉传大乘佛教为主的国家。越南僧人释善议也在他的“越南佛教略史”中写道：“可以说越南比中国还早受印度佛教的影响，但由于越南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北属中国政府的统治，所以百姓的思想与民间的风俗，都与中国同化了。因此佛教传入越南之初，越南百姓很少直接承受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反而接受了‘融和了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国佛教’所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推测，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渗透，使得中国的大乘佛教比小乘佛教更容易为越南民众所接受。而从后来佛教在越南的发展以及各流派形成的情况来看，则无一不与中国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下面就让我们来大致看一下中国的大乘佛教是如何一步步地传入越南，又是如何形成不同的流派吧。
　　中国和越南壤地相接，交通便利。公元二世纪末，“会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于是当时中国的著名学者牟融（人称牟子）从苍梧（今广西梧州）陪同母亲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地区）居住。当时交州“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于是牟子经常引用儒家五经的理论来驳斥这些方家道士。后牟子著《理惑论》三十七篇，以问答形式，将儒、释、道三家加以比较，并把佛教置于儒教、道教之上。所以牟子一般被认为是把中国佛教传入越南的第一人。
　　三世纪初，出现了一位康居高僧康僧会。据《梁高僧传》记载，他“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复毕出家。”“笃至好学，明解三藏。”由此可知当时在交趾已经有人出家，并且有人去研习三藏教典了。也说明了当时交趾的佛教徒已经使用汉译佛典的办法去传播佛教了。
　　而根据《开元释教录》卷二记载，有位西域高僧支疆梁接，于吴五凤二年（公元２５５年）在交州（州治在龙编，今越南北部）汉译出《法华三昧经》六卷，由中国沙门竺道馨记录整理而成。《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是《妙法莲华经》的第一个汉译本。竺道馨在交州协助支疆梁接汉译佛经，说明中国僧人已经进入越南，中国佛教已开始在越南传播了。
　　而说到越南佛教每个流派的形成，与中国佛教之间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其中三个主要的法统：毗尼多流支禅系、无言通禅系和草堂禅系都源于中国。
　　公元574年，南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到中国长安（今西安），当时正值西周武帝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佛教。在这样的情况下，毗尼多流支只能一直南下来到邺都（今河北省安阳市北），遇到了禅宗三祖僧璨，并向他学习达磨禅法。后来毗尼多流支到了广州，翻译了《象头经》、《报业差别经》等经书。公元580年，他来到越南交州，住龙编古法寺（也有一说是法云寺），弘扬达磨禅法。因此毗尼多流支被视作越南禅宗鼻祖。而因为他的名字“毗尼多流支”的中文意思是“灭喜”，所以也把这个禅宗流派称为灭喜禅派。
　　公元9世纪，中国有一位高僧，法号是百丈怀海。他制订丛林清规，提倡农禅结合，僧人自耕自足。这样
　　的举措使得中国的佛教进一步摆脱小乘佛教的影响，更有利于在中国巩固和发展。（小乘佛教的寺庙是不设厨房的，僧人的饭食全部来自信徒的供奉。）他门下有一个弟子，其法名似乎不见经传。因他性格温厚，沉默寡言，而又通晓各种知识，所以人家昵称他为“无言通”。他跟随百丈怀海法师数年，致力修禅。在法师示寂后（公元814年），他开始云游四方，并于820年进入安南，住在北宁仙游建初寺，传百丈禅法于越南僧人感诚禅师。由于无言通在北宁期间只有感诚禅师一位弟子，而他所传授的百丈禅法也是经过感诚禅师的弘扬才在越南逐渐流传的，所以感诚禅师被后人推为无言通派的第一祖。
　　草堂派第一祖草堂禅师，出于中国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开山祖师文偃的第三代弟子雪窦重显的门下。越南李朝圣宗于1069年发兵亲征占婆国（今越南中南部）的第九王朝，占领了都城并俘虏了国王。当时草堂禅师正在占城一带行化，被圣宗的军队误作俘虏带回了升龙城（今越南首都河内），并被发落到当时僧录的家中为奴。一天，僧录外出，将语录手稿放在桌上，草堂看见手稿有误就加以修改。僧录回来后看见修改过的地方大大优于原稿，十分惊愕。当得知是草堂作的修改后，他马上向圣宗推荐草堂。圣宗敬重草堂的才华，延请他主持升龙的开国寺，待以国师之礼，并拜草堂为师，成为草堂派的传人。从重显禅师入灭到草堂禅师在越南创立草堂派，前后不过20年。可以想见当时中国禅宗对越南禅宗的影响之快。
　　除三大派系外，越南佛教还有其他的派系分支，但它们一样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中国禅宗的影响。例如无言通派的传人受草堂派影响，到后来其禅法已带有中国临济禅的色彩。到了第十六世的逍遥，门下有一弟子法号慧忠，他将无言通派的禅和临济禅相结合，传给了陈朝第三代皇帝仁宗。公元1299年，仁宗禅位于英宗，自己到安子山（今越南广宁省东潮县境内）正式出家为僧，自称“竹林大士”，在无言通派的基础上创立了竹林禅派。到17世纪末，竹林禅派的禅法渐渐渗入了净土教的色彩，产生了新的教派----莲宗。此派的倡导者白梅麟角受中国南宋白莲教教义的影响，将净土教的念佛、密教的仪轨、越南民间的神道信仰等融入了竹林禅派的教义中，成为竹林禅派的一个分支。越南南方由于中国僧人元绍禅师的到来，建立了元绍禅派，此派虽自称是临济正宗，但却也是以“阿弥陀佛”为禅的公案，禅净合一的思想极为明显。可以说17世纪以后的越南佛教是受中国宋明以来禅净合一的佛教风气影响的。
　　除了上面提及到的那些翻译佛经又或是创立门派的高僧、禅师外，中越两国的僧人还有其他方面的交流，其中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就有中越僧人一起到印度求法的记载。公元七世纪中，唐朝僧人明远（梵名振多提婆），益州清城人，“振锡南游，届于交趾，鼓舶鲸波，到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次至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最后到了大觉寺（印度摩诃菩提寺）。僧伽跋摩，康国人，显庆年内（６５５—６６０），“往交趾采药，于时交州，时属大俭，人物饿饥。于日日中，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内结，涕泣外流，时人号为常啼菩萨也。绕染微疾，奄尔而终，春秋六十余矣。”昙润，洛阳人，“振锡江表，拯物为怀，渐次南行，达于交趾，住经载稔，缁素钦风”。随后他泛舶南行欲往印度，行到诃陵北渤盆国（今婆罗洲），遇疾而终。慧命，荆州江陵人，至占波（越南中部）后，遭逢风暴，不能西行，折而归唐。 智弘，洛阳人，与荆州无行禅师同往印度，至合浦登舶，漂到匕景（越南中部），又回到交州，居住一夏，冬末复随舶南行，到室利佛逝国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更到狮子洲，往中印度。
　　同时，和唐朝僧人同往西域求法而见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越南僧人，有运期、解脱天、窥冲等人。 运期，“交州人也，与昙润同游，仗智贤取具，旋回南海，十有余年，善昆仑音，颇知梵语”。 运期也是中国益州（一说是成都）会宁法师的弟子，后随师至诃陵国，从诃陵高僧智贤受戒。他们译出小乘涅槃经，送回京师之后，又返回交趾。解脱天，“泛舶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体圣踪，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年耳”。窥冲，交州人，是明远的弟子，与师同舶航行商海，经狮子洲，向西印度，“到王舍城，遇疾竹园，淹留而卒，年三十许”。又有僧人大乘灯，爱州人（越南北部），幼随父母往杜和罗钵底国（今泰国境内）出家，后随唐使郯绪到达长安，在慈恩寺玄奘法师处受具足戒，居长安数载，阅览经书，后来曾随义净往中印度。这些都是中越佛教徒之间交好的史实。
　　最后两国人民，特别是佛教徒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密切关系，还可以通过汉译佛教经典的通行情况体现出来。
　　前面已经提到过，早在三世纪初，交趾的佛教徒已经使用汉译佛典的办法去传播佛教了。而在越南各个封建王朝的帝王中，笃信佛教的不在少数，其中也有人专门从中国请来汉译经书以求参修的。如黎朝第三代皇帝黎龙钺于公元1007年之春，派遣其弟明昶及掌书记之官黄成雅，入宋进献白犀，并请求一部《大藏经》，宋朝应允。到了李朝，太祖李公蕴又派使者入宋请求《大藏经》。这就可以说明越南的佛教徒自古以来就是用汉译佛典来进行研修的，甚至帝皇也派遣使者，不辞千辛万苦，来到中国，求取佛经。
　　从上面列举的史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化的形成影响极深，仅仅是从佛教的传播这个角度就已经体现得相当明显了。越南从开始时作为南下士人的避难所，无形中为佛教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到后来成为中国僧人经由海路往印度求法的中转站，欠缺系统却又不断地吸收中国佛教的教义；到最后渐渐形成自己的、与中国禅宗有着密切关系的流派。整个过程中处处都有中国僧人的身影。没有他们，越南就不可能成为东南亚唯一盛行大乘佛教的国家，今天在越南文化中由中国文化所遗留的痕迹就不会那么明显。
　　希望中越两国的人民，无论是否佛教徒，都能够和平相处，世世代代把这种密切而友好的关系流传下去。
　　参考书目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季羡林 主编 之《中外宗教交流史》 楼守烈 张志刚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年9月第一版
　　《越南佛教略史》 释善议 选入《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之《东南亚佛教概说》
　　华宇出版社
　　《越南佛教史略》 圣严 《越南之佛教》 慧海 选入《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东南亚佛教研究》
　　大乘文化出版社
　　《越南历史》 余富兆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