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灵光——浙东佛教文化探寻

佛国灵光——浙东佛教文化探寻
　　戴松岳
　　对比一下宁波与绍兴的文化特点是一件很有意味的研究。宁波和绍兴地域相邻，风俗相近。人文荟萃，山水清丽。在中国经济、文化史上常以宁绍并称。然而在佛教传播方面却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旧时绍兴府所辖各县中，除新昌大佛寺外，几乎没有有影响的古寺名刹。而一到宁波境内，古寺名刹星罗棋布，蔚为大观；市区的保国寺、七塔寺、宝庆寺；慈溪的五磊寺、金仙寺；鄞县的天童寺、育王寺、金峨寺；奉化的雪窦寺、岳林寺；连同原属宁波府的普陀山诸寺，构成了一个寺院林立、高僧辈出的佛教胜地，并有弥勒佛显迹等胜事，因而人称宁波三佛地。那么是何原因使宁波成为名闻遐迩的佛教胜地呢？
　　一、高官巨宦的倡行示范推动了佛教发展和佛寺兴建
　　历代官宦的倡行示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多赖统治阶级的态度。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往往导致兴佛或毁佛的运动。幸运的是宁波历代的高官巨宦大都信奉佛教：如三国时东吴的中书令阚泽于西元239年（吴赤乌三年）舍宅为寺，建成普济寺，成为浙江第一座佛寺，唐朝名臣虞世南舍宅为定水寺，任江西分宁宰的任景求舍宅建七塔寺，吕珂舍宅建永明寺等。到南宋年间，由于甬上第一家族史氏家族的推动，这种活动的影响更为广泛。史岩之在东钱湖中的霞屿岛上凿山为涧，名为“补陀洞天”，又在洞旁建寺，以岛名寺为霞屿寺，并置以寺田。当时霞屿岛四面环水，进香礼佛者需以舟作渡，而石洞又仿普陀山观音道场供奉观音菩萨，所以又有“小普陀”之称。后人有游补陀洞天诗说：“相公囊括宋山河，凿石穿云作补陀。若见崖山还好境，慈元宫殿碧嵯峨”。南宋丞相史浩所建的一座寺是月波寺，月波寺坐落在月波山麓，枕山面湖，因山得名，宋淳熙五年（1178）兴建；史浩还在寺边兴建了“月波楼”，叠石成岩，为“宝陀洞天”。又施田百亩，在寺内专建四时水陆，亲制疏辞，撰集仪文，水陆道场自此在浙东大盛。宋孝宗特赐“慈悲普济寺额”，御书“水陆无碍道场”匾。史弥远是继其父史浩后位极人臣的南宋权臣，他也笃信佛教，先后把大慈山中的大慈寺、辩利寺请为功德寺。又在大慈山建宝华寺、悟空寺、妙智寺等；大慈寺建于宋绍兴二十年（1150）。禅宗高僧大慧宗杲的法孙物初大观住持时成为名刹。大慈寺被史弥远作为功德寺后，宋宁宗特赐“效忠报国寺”匾额。故大慈寺又名效忠报国寺。辩利寺建于宋端拱年间（988—989），原为上水保安院，被史弥远请为功德寺后，皇帝亦赐名为“辩利寺”。正是这些名宦高官的垂先示范，从不同方面推动了佛教在庆元府城（宁波）及鄞县、慈溪等县的流传和发展。
　　二、名僧与名寺的相得益彰形成了佛学兴盛和广泛影响
　　名山多佛寺，名寺多高僧。山因寺名，寺以僧显是第二个原因。宁波的特殊地理环境，成为佛教文化滋生和弘扬的沃土。早在佛教传人东南地区之时，宁波就成为最早承受佛光之地。三国吴大帝孙权时，西域僧人那罗延在慈溪五磊山结庐礼佛。西晋永康元年（300），小乘禅师义兴在郧县东南山的东谷结茅修道，感动了太白金星，化为童子供给他饮食，这成为天童寺的前身。东晋孝武帝时，禅师竺慧达，俗名刘萨诃，在梦中得神指示后，遍求舍利宝塔，当他来到宁波鄞县郧山山麓时，恍然听到地下有钟鸣之声。刘萨词便坐在地上诚心祈祷，祈求三日，果见一座舍利宝塔从地下涌出，于是他就著手建舍利宝殿。这就是阿育王寺的前身。也在东晋时期，有女尼结庐于今奉化雪窦山麓，取名瀑布院，这是雪窦寺的前身。宁波三大名寺，在两晋时已具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