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雕塑

中国宗教雕塑
　　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地区，是这一带几座石窟的总称，计有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石窟等。其中，又以莫高窟建成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其余则为莫高窟的分支。
　　莫高窟在今甘肃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断崖上，所占崖面全长1618米，绝大部分洞窟分布在南段长约1000米的地段内，仅有少量在崖壁的北端。莫高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说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历经了前秦、北凉、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等朝代，共留存大小洞窟491座，塑像2400多躯。莫高窟采用木构建筑，现多已毁灭，仅存唐宋时期的木构窟檐5座。这些塑像、窟檐和45000余平方米的壁画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敦煌艺术。敦煌自西汉起即为西域重镇，“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使得中国和中亚及西方诸国的商业、文化交流得以发展，佛教和佛教艺术即是循此路线，经敦煌传入中国的。公元四世纪，中原战火不断，河西地区则相对安定；因此，从内地去的僧人在此开始了石窟的营建。公元六世纪末，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战乱和分裂，同时也加强了对西北的经营。由于隋朝的皇帝都崇奉佛教，所以尽管只有短短的37年，但莫高窟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最活跃的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仅至武周圣历元年 （公元698年），即已有“窟室一千余”。五代时期及宋代，河西地区相对稳定，当地统治者及僧、民又开凿了许多洞窟，并对前代洞窟进行了全面维修。西夏统治期间，几乎没有开凿洞窟，仅是对以前的石窟加以改建或修补。元代，密宗佛教盛行，所以期间开凿的石窟均带有密宗色彩。此后，由于“丝绸之路”的沉寂，敦煌失去了其重要地位，石窟的开凿也趋于停止。在吐鲁番统治时期（公元 1516--1715年），莫高窟，尤其是窟内塑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本世纪初，帝国主义者的巧取豪夺，使莫高窟又一次遭受了浩劫。按照开凿时间划分，十六国及北朝初期是洞窟的开凿前期，保存至今的共有40窟，形制分为供僧人居住、修禅的禅窟，带中方柱的塔庙式窟和方形平面的佛堂式窟三种。窟顶前部为人字披，并画出木结构和卷草形式；后部为平顶，也绘有木结构形式，并缀以飞天等图纹；四壁绘有表现佛教题材的壁画。这一时期的塑像，本尊以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为主，组合一般是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罗汉、二菩萨，一佛、二天王，也有个别是单独一躯佛或弥勒像的。 佛像躯体健壮，面相丰满，鼻梁高隆直抵额际。佛像身着偏袒右肩式或通肩式土红色僧伽梨，但过分强调了衣饰的装饰色彩，仅在细节上有一些现实性手法。虽然佛和菩萨都来自异域，而且造型比例及衣着等都有严格规定，但中国的雕塑工匠依然在尊重这些规定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审美情趣，将他们巧妙地本地化，使其在原有的犍陀罗艺术风采外，带有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形象。在北朝后期，佛像的造型趋于更加丰腴浑厚，面相圆润俊秀，修眉细目，面带微笑，具有相当的人性化。由于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属玉门系砾岩，极其粗松，便于开凿洞窟但不宜于雕造佛像，因此，泥塑在敦煌石窟中占主要地位，但形式上仍未摆脱洞窟石雕、摩岩造像的格式。此时期石窟的代表为第267－271窟、275窟、259窟、285窟等.。隋唐时期，是敦煌艺术的鼎盛时期，开凿的洞窟数以千计，仅保存至今的就有298个。隋朝的洞窟，在形制上承袭了北朝的前后结构，但龛略深，置一佛、二罗汉（迦叶、阿难）、二菩萨，有的还有天王和力士形象。由于龛室的加深，罗汉及菩萨像已经不再都是贴壁的“高浮雕”，而多是脱离壁面的“圆雕”了，尺寸也有所加大，造型更趋世俗化，但雕塑艺术中的立体造型手段尚未得以充分发挥。此时期的代表为第206窟。唐朝的洞窟多为正方覆斗状顶的殿堂式，后壁开一大龛，深宏如厅堂，中置须弥坛，上设佛像。塑像组群一般为一佛、二罗汉、二菩萨、二供养天、二天王（天王足下蹋有小鬼）、二力士。佛居于中心位置，女性成分明显，体态丰腴，面容慈祥，结跏趺座；头梳螺髻，手作说法印或无畏印，身着土红色通肩式袈裟，袒胸覆足，衣摺线条流畅优美，尤其是下摆摺纹生动刻划出丝织袈裟的柔软光滑并透露出衣饰下的肌体美，使塑像的内在与外涵得以完美统一，充分显现了唐代工匠的高超技艺。组群中的其他形象也各具特色：菩萨、供养天均为少女形象，温柔典雅，显得既妩媚艳丽而又高贵、不容亵渎；罗汉像为一老一少，即迦叶和阿难，生活气息浓厚形貌和性格特征显著多样；天王像孔武有力、盔甲严整，力士像凶猛暴烈、肌肉鼓突，都表现出一种力量的美。这些雕像虽然各有特色，但却准确地统一在一个鲜明的题材下，丝毫不显杂乱。此时期的雕像，普遍进行了彩色金箔妆銮，被称为“彩塑”，与周围斑斓的壁画一起，构成了奇妙的艺术场景。这时期的代表为第322、220、328、46、45、130、194、225、158等窟。自五代起，由于“丝绸之路”趋于冷落，敦煌地区的开窟造像活动也日渐冷落，而且在艺术水平上并无长足改进，甚至显得僵硬空虚。持续至明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地处内陆的敦煌失去了往日的兴盛，开窟活动也逐渐终止了。现存的此时期洞窟有145个。敦煌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即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并逐渐演化为印度犍陀罗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原文化三大文化的汇合地。敦煌石窟系统地保存了从十六国到元代近千年间佛教塑像的发展序列，和敦煌壁画、敦煌文物一起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独立学科－敦煌学。因此，敦煌不仅是中国艺术的宝库，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下华严寺菩萨像
　　下华严寺菩萨像，泥塑，作于辽代，约公元1038年左右，立于山西大同下华严寺内的薄伽教藏殿中。下华严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南，创建于辽代，原来与上华严寺为一体，到明代中叶才分为上、下两寺，面朝东面的为下华严寺，西面的为上华严寺。华严寺在辽代是西京大同府的主要佛寺，也是皇家祖庙之一。其主体建筑是薄伽教藏殿，建于辽代重熙七年，即公元1038年。“薄伽”是世尊释迦牟尼佛的梵语名“薄伽梵”的简称。“教藏”是收藏佛经的地方，薄伽教藏殿内有藏经柜38个，因此而得名。在薄伽教藏殿内，有泥塑菩萨31尊，是现存辽代佛像群中最重要的一组。薄伽教藏殿供养的主佛有南正尊释伽牟尼、北正尊毗卢遮那和中正尊卢舍那，即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佛，周围分布罗汉、菩萨、天王和金刚等塑像。其中，中正尊卢舍那右侧，盘腿坐于莲花台上的菩萨像是群像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尊。他面目俊秀，神情谦和沉稳，右手举起，呈说法印状，左手平伸在腿上。体态丰满圆润，线条流畅，背后佛光镂刻得精巧美观，充分显示了辽代佛雕艺术的风格。众菩萨像塑造手法简洁精炼，又不失细腻，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变化，面貌过于相似，象是按同一标准塑造出来的。这也反映了当时佛雕的普遍缺点。但无论如何，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这些菩萨像代表了辽代雕塑的最高水平，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云岗石窟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势凿出，东西长约1公里，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北魏时代。两道峡谷将石窟分为东、中、西三区，东区洞窟较少，只有第1至第4四窟；中区为第5至第13九窟；西区石窟数目最多，除第14至第20等七个大窟外，还有位于第20窟以西的第21至第53窟等三十三个小窟。现存的53个主要洞窟中，共有造像约5.1万尊，是中原地区现今所知最大规模的石窟造像群。　鲜卑族拓跋部自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后，在统一北方的战争里，逐步认识到了佛教对于征服人心，巩固统治的妙用，因此，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佛教一直在北魏境内兴盛。同时，在长期的征战中，北魏政权不仅掠夺积蓄了大量的财富，也俘获了许多精通雕刻、建筑等技艺的工艺家，为云岗石窟的建造打下了物质和技术上的基础。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北魏当时的佛教领袖“沙门统”昙曜为主管，开始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市）西的武周山上开凿洞窟，镌刻佛像。根据昙曜的建议，当时共开凿了五个洞窟，雕刻出释迦像五尊，象征着北魏太祖、太宗、世祖、高宗和高祖等五位皇帝，体现了“皇帝即佛”的宗教主题。这五个石窟现在分别被命名为第16、17、18、19、20窟，也称“昙曜五窟”。文成帝去世后，即位的献文帝和孝文帝于公元467--494年间继续在武周山麓凿洞塑像，形成了云岗石窟建造的第二个时期，也是最盛的时期。这时期开凿的石窟共分五组，即现在的第7、8双窟，第9、10双窟，第1、2双窟、第5、6双窟和第11、12、13窟。此外，这期间还修建了云岗石窟中最大但中途停工的第3窟的基础工程，第16、17窟中未完成的部分以及第20库以西的个别小窟。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至农民起义军攻陷平城（526年）期间，云岗石窟的工程继续进行，但大都是一些小型窟龛，东起第4窟，西至崖壁西端，都可以见到。“昙曜五窟”是云岗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它们形制基本相同，平面呈马蹄形或椭圆形，穹窿顶，前开拱门，门上方开明窗，高达15米以上，但形式却近似僧人修禅所居的草庐。窟内主像形体高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两侧各有一佛侍立或倚座，合为“三世佛，”，但主从相差悬殊。主像背后雕饰华丽的舟形背光直达窟顶中央，壁间遍刻千佛，有的还刻有贴壁雕的菩萨、罗汉等形象。尽管这五个石窟中在设计和布局上存在着和谐统一性，但它们的造型并不雷同，而是各有特点。譬如，第20窟的佛像以英伟端庄著称，第19窟的佛像以俊秀雅闲取胜，第18窟的佛像则在庄重中又不失活泼。这一时期的雕像拥有共同的特征：面相丰满，目大眉长，鼻梁高隆，直通额际，口唇较薄，嘴角微微上翘，呈微笑之意，肩宽胸挺，躯肢浑厚健壮，具有伟丈夫的气概。即便是佛像身后作少女型的飞天等，也是英姿飒爽。无论是面貌神态还是体态服饰，这些窟龛造像的艺术水平和风格特色都与凉州（今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佛教由西向东传播的历程。“昙曜五窟”的开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训练出了大量的工艺人材。因此，云岗第二期开凿的石窟，不仅数量大，而且在结构组织上也有了创新和变化。首先，洞窟的形制由前期的草庐式改为了大致呈方形的殿堂式或塔庙式，多数分前后二室，并在前室外构筑木质楼阁。前室的四壁与塔柱的四面均安置多重的佛龛，窟内遍置浮雕装饰。其次，窟内的本尊佛像，一般安置于大龛内，体型相对缩小，增添了和悦之感。佛像的服饰也由轻柔贴体的偏袒右肩袈裟变为了宽大厚重的“衮服”，反映了北魏政权在服制改革和民族融合上的成果。第三，造像的题材日益丰富，从佛教人物到着鲜卑族服装的供养人行列，都在石窟中有所体现。纵观云岗石窟，从规模、内容、布局结构到细部处理，都是秦汉以来中国雕塑艺术的重大发展。尽管千百年来的风沙侵蚀使一部分造像失去了旧日的风采，但至今留存的数万尊雕像仍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无怪鲁迅先生曾将“云岗的丈八大佛”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的艺术。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城南25公里处伊河两岸的龙门山（又名伊阙），开凿于南北朝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间（公元494年）， 后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和北宋数代营造，遗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北魏的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于是洛阳附近的龙门成为了继云岗后又一个皇室开窟造像的中心。孝文帝及其后的宣武帝和孝明帝，在龙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地营建，开凿出了以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为主石窟群的一系列洞窟，形成了龙门石窟建造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此后，由于连年的战争，石窟的营建日趋衰落，直到一百余年后的唐代才又重新兴盛起来。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百余年间，造像活动一直不断，开凿了以潜溪寺、敬善寺洞、宾阳北洞、奉先寺等为主体的石窟群，掀起了龙门石窟开凿史上的第二个高潮。这以后，中原地区兵祸不断，龙门地区日趋冷落，造像活动虽然仍在持续，但都已不足盛道了。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南部，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它原为天然石灰岩洞，后被加工为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石窟。正壁雕一佛二菩萨二石狮，南北两壁各凿三层像龛，雕有飞天、佛传故事和礼佛图等。宾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北部，是龙门石窟中继古阳洞后开凿的第二大窟，在北魏龙门石窟中最有代表性。原计划修建三窟， 但耗时23年，动工802,366人次仅完成了宾阳中洞。不久北魏即告覆亡，南北二洞在隋唐时期完成。宾阳中洞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尖拱形门，正面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二壁各为一佛二菩萨，洞门外两侧各有一力士，侧壁有佛传故事和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除了此二窟外，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莲花洞、火烧洞、石窟寺、普泰洞和天统洞等。由于孝文帝迁都后，大力推行汉化，此时的雕像一改云岗时期的风格，服饰、装饰、甚至人物体型面貌等处，都带有明显的汉族本土文化的特征。同时，因为佛教的进一步兴盛普及，在龙门石窟洞壁的浮雕上，出现了以多画面来表示一个完整佛教经传故事的艺术手法，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唐朝初年的经济繁荣使得龙门零星持续百余年的开窟造像活动再次活跃起来。潜溪寺（又名斋祓洞）位于龙门西山北端，是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它的平面作马蹄形，穹窿顶，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尤其菩萨像更是唐代造像中的上品。奉先寺（原名大卢舍那佛龛）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山腰，是龙门造像中规模最大、整体设计最严密、艺术水平最高的一处。它座西向东，高约40米，宽30米，深35米，雕有卢舍那大佛，二胁侍菩萨、二弟子、二金刚和二天王。此外，在唐代还开凿了宾阳北洞、敬善寺、万佛洞、极南洞和看经寺等。唐代，佛教在中国达到了空前的普及，佛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佛教形象也因此被普遍地世俗化，神性的削弱和人性的增长使得唐代佛的形象更富亲切感。同时，构图上的创新，更加富于立体感的艺术手法都使唐代作品在写实风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在唐代龙门石窟的造像和壁雕上都有所体现。自唐玄宗后期安史之乱起，中原地区深陷在不间断的战火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规模开窟造像的活动逐渐转向了相对安定富庶的四川地区。因此，尽管龙门地区仍有零星的石窟在开凿，但已日趋衰微，延续到北宋年间终告消失了。龙门石窟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珍品。尽管千余年来的风吹日晒和人为破坏，尤其是清末和民国年间中外强盗和奸商不断将佛像和浮雕凿下盗卖至国外或毁坏，使得石窟中伤痕累累，但它至今仍然以惊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城东南45公里处，秦岭山脉西端，因其外观“如民间积麦之状”而得名。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公元384--417年），以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西魏、北周和隋、唐、宋、元乃至明、清等十几个朝代，都在这里进行了营建。麦积山现存大小窟龛194个，54个位于南崖，140个分布在西崖，除少数窟龛内已空外，共保存了从公元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约1500年间的泥塑、石雕7200多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麦积山石窟与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后秦时期，佛教在关中得到大力传播，麦积山石窟即是此时开凿的。按照时间，石窟的营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第一阶段，也是石窟开凿的高潮期；隋代、唐代为第二阶段，但现在保存下来的作品已不多；宋代是第三阶段，是麦积山石窟兴建的又一个高峰，并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一定的地方色彩。由于麦积山岩系红土与砂石构成的砾岩，只能开凿窟龛，不宜造像，所以，这里的塑像都是泥塑。个别石制造像碑是用他处石材移至此地雕成的。泥塑配料讲究，其胎至今保存完好。泥胎外原有彩塑，今已大多剥落了。一些有彩绘者，是通过历代不断补绘而保存下来的。由于千余年来，秦陇地区地质变化不断，许多窟龛已面目全非，但所幸者，由于位于深山中，未遭到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尤其是本世纪初未被外国“探险队”发现，麦积山石窟至今还保存得较为系统。十六国和南北朝阶段的初期（约公元384－494年），窟龛多为平面方形、平顶或圆顶，内置三世佛、七佛或千佛，手法近于云岗石窟之昙曜五窟。佛像多为方面大耳，头梳高肉髻，额广平正，眉高目长，硕口微闭，身披偏袒右肩袈裟；菩萨像多为长方面孔，鼻直口方，面含笑容，上身袒露，薄衣贴体。此阶段中期（约公元495－534年），由于民族融合加剧，开窟造像的艺术手法迅速汉化，且形式日趋多样。窟龛主要为方形，平顶，低坛基，左右各开一龛，并有藻井等装饰。部分窟龛内出现十大弟子形象，并绘有佛教壁画。佛像的面相普遍变长，五官缩小，眉如新月，双目半睁，唇薄且翘，略带微笑，身披通肩袈裟，垂于座前；菩萨面相清秀，满含笑容，身调细长，装束繁褥，衣带飘舞，风姿潇洒。此阶段后期（约公元557－581年），窟龛的规模和结构趋于宏大，多为崖阁式大窟。窟内造像以七佛为主，周围有弟子、菩萨；造像摆脱了以前秀骨清相的特点，代以敦厚壮实的风格。佛像面相丰满圆润、粗颈宽肩，腹部突出，头梳低平肉髻，衣饰为紧窄通肩大衣或下垂袈裟；菩萨衣饰多变。此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为第121、127、4、3、9、85等窟.隋唐时期，麦积山的开窟造像活动依旧兴盛，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现存的作品已不多了，仅有少量的壁画和雕塑。雕塑形象较为拘泥呆板。其代表为第13、14窟等。至宋代，麦积山石窟的营建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宋代佛像面相略长而丰润，身姿挺拔有力，眉眼多上撩，别具神彩。宋代窟龛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罗汉、力士像，虽深沉、激奋，极尽夸张之能事，却使人感觉自然合理，不失真实。各组塑像中，尽管个体的身份、体量等都不尽相同，但却通过手势、动作和神态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这些窟龛中的一些塑像是就前朝塑像加塑而成的，在姿态手印都不改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各部分的协调统一，呈现出宋塑的独特风格。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宋代工匠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水平。宋代石窟及塑像，至今仍保存了很多，比较主要的有第36、90、43、133、165等窟。南宋以后，开窟造像的活动逐渐转入相对平静的四川地区。麦积山石窟虽仍有零星兴建，但在艺术上已无新鲜之处了。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代表之一，由于保存得相对完整，所以比较生动具体地揭示了佛教雕像、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乐山大佛
　　石雕，高71米，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开始修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完工，历时90年，座落于四川省乐山市凌云山。乐山大佛通体高达71米，其中头部高14.7米，耳朵长7米，眼睛长3.3米，脚背宽8.5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教在唐代的280年历史中，一直是思想领域的重要支柱。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唐代修建的佛像，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宏大、工艺精巧，雕刻水平令人叹为观止。这其中最高大的一尊就是四川的乐山大佛。大佛是弥勒坐像，由贵州名僧海通和尚首先募捐修建，海通圆寂后，四川节度使韦皋继续把他修建完成。乐山大佛是直接在凌云山山崖上开凿的，处于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的交汇之处。大佛坐东朝西，面江而坐，“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他面目慈祥和善，眼睛半睁半合，神态安然，双手放于膝上，端坐在山侧。大佛造型稳重大方，比例适度，体积感很强。他本来全身彩绘，还覆盖有宽60米的7层13檐楼阁。这座楼阁在唐代称为大佛阁，在宋代称为天宁阁，但元代时不幸毁于战火中，之后就再没有重建。今天，楼阁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大佛身上的彩绘也几乎看不出来，但是他雄伟壮观的姿态仍展现于世人面前，充分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和他们的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