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虚大师僧伽制度改革的得失成败

论太虚大师僧伽制度改革的得失成败
　　——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夏金华
　　太虚大师(1890—1947)，佛教界习惯上称之为“虚大师”。浙江崇德(今并人桐乡)人。俗姓吕，本名淦森，出家后，取法名唯心，别号悲华。年十六，披剃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曾师事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八指头陀)和南京杨仁山居士。先后创办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佛学人才，建树良多。中年考察日本佛教，并历游英、法、德、比、美诸国，弘扬佛法，有一定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太虚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诸国，反对日寇侵略，宣示中华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而奋斗的决心与意志。1947年圆寂于上海玉佛禅寺直指轩。太虚博通三藏，融贯古今，著作等身，后由弟子们汇辑成《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全书》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近代以来承先启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万言，分为四藏二十编，全面反映了太虚多层次的佛学思想，举凡佛法的体系与纲要、僧伽制度的改革与培育、唯识思想的融贯与弘扬、人生佛教的揭示与提倡，以至时代思潮的批评与会通等等，无不包含在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太虚一生主要以改革僧伽制度与唯识学的阐扬而卓然名家。《全书》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菩萨学处》等，集中反映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观点的整个演变过程。从1912年至1947年，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太虚为重整变革中国佛教制度所做的设想与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彰显，体现了在那个时代里面对僧制的衰落他是何等的痛心疾首，太虚除了大声疾呼之外，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和方略，并身体力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且百折不挠，始终向前!
　　太虚改革僧伽制度的首次实践是在1912年。当时全国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穷于应付，陷于纷乱。年方二十四岁的太虚，目睹佛教环境的险恶与教界各自为政、苟且偷安的现状，忧心如焚，因受民国改元等时势的激励，与仁山等人在南京发起创立中国佛教协进会(后并人乃师发起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得到民国政府有关人士的认可，主张改革佛教以自救。其麾下的仁山等人遂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首改该寺为僧学堂，以庙产充作经费。此庙产兴学之举，因缺乏经验，鲁莽冒进，加上寺内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以致酿成“大闹金山”事件而宣告失败①。
　　“大闹金山”事件使太虚的佛教变革理想初始便受重挫，由此使他认识到，改革佛教必须有一套崭新的寺院僧伽制度，与之相配合，而且拥有相应的清静道场，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只能流于空谈，一无是处。因为寺院的设立，是绍隆三宝、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也是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对于佛教的长期发展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佛教的改革，绝对不能离开寺院而另起炉灶，否则，无异于隔靴搔痒。不过，仁山等人的“大闹金山”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犹如晴天霹雳，极大地震动了佛教界，其影响力不可低估，也为以后佛教变革的提出与进行开了先河。
　　寄禅和尚圆寂后，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追悼会上，太虚针对时弊，提出教制、教理、教产三大革命说，抓住了佛教的根本问题，是极具智慧的远见卓识，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革命”一词，自上古汤武以来，运用者鲜，佛教界更是与之无缘。近代以降，因政治形势所迫，“革命”之说，一再被反复标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佛教圈里提出“革命”口号者，太虚为第一人!他一再强调，佛教革新运动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振衰起弊，以顺应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佛教免于被时代所淘汰。然而，他的声音不但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反而招来诸多的讥讽与丑诋e，使之处境一度非常的艰难。
　　1915年，太虚痛感于当时北洋政府公布《管理寺院条例卅一条》，给当地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产的权力，审时度势，根据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调查所得中国僧伽有80万之众的数据，以及当时社会国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衡量为准绳，在普陀山闭关阅藏期间，他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决心进一步开展佛教改进运动，廓清寺院面貌，振兴日益萎靡的中国佛教。全文内容可分为四品：
　　一、僧依品，以中国本部原油80万僧数及寺产的定额为准，通过整顿使之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将佛教徒分为住持、信众、二部，此与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一文所阐述的观点相同。其中说：
　　非舍俗为僧者，不足证法身，延慧命；非信僧居俗者，不足以
　　资道业，利民也。
　　又说：
　　汉土所流传尊崇者，其学理虽全属大乘系统，而律仪则从声
　　闻乘。内秘菩萨行，外现声闻相，汉土佛教化仪之特色乎!……
　　在俗菩萨既摄在人、天乘，则形仪随俗而不能住持像教。入僧菩
　　萨则摄在声闻，声闻乘众以波罗提木叉为师，依毗奈耶处住。
　　很显然，在这里太虚把住持佛法的重任归与僧众，因此，出家僧伽要进行长期严格的训练，以佛法修习为中心兼及近世思想，作为弘扬佛法、救世度人的准备，而取僧伽之形仪，重菩萨之精神，是这一时期太虚整理僧伽制度的根本趋向，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是一以贯之的。
　　二、宗依品，从佛教的根本立场出发，主张中国大乘八宗一律平等，小乘附焉。太虚认为，大乘各宗派各有殊胜，没有是不究竟的，所以，均应得到相应的发展。基于平等普应的精神，此是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纲要。着实是承袭明末蒲益一系的思想而来的。在学习上，太虚主张分宗专学，以对治传统的混沌笼统之病，他说：“初学贵在一门深造，乃能精义入神。久修自知殊途同归，宁虑局道相斫!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者也。数百年来，学者病在汗漫，唯汗漫乃造成纷挈，佛法深广，人智浅狭，取舍莫定，茫昧无归，以故学不精察，心不明了。……欲祛斯病，则端在分宗专究耳!”
　　三、整理制度品，此品内容众多，也是他变革思想的核心所在，开为前后五节：
　　(1)将当时全国18省及各道区、县区的各寺院分别配设搭乘各个宗派的专门大学和总机关的佛法僧团、持教院、法苑、梵刹、莲社与银行、工厂等，此谓之“教所’’。
　　(2)教团，分佛教徒为出家的住持僧与在家的正信会。住持僧即上述教所中的总机关团体，而正信会则分设佛教护持社、佛学研究社、佛教慈济团和佛化宣讲团。
　　(3)教籍，分为佛教正信会籍和佛教住持僧籍两种。而僧籍又区分为戒籍、学籍、座籍和职籍四个层次。
　　(4)教产，指寺庙等的各种财产，①凡寺院现存的不动产一律作为各宗专门大学的办学经费；②法苑、专作经忏处、梵刹、尼僧处等应付佛事的收入余额，则作为持教院、宣教院、莲社及人婴院、慈儿院等的所需经费；③吸存现有僧众的现金用于建设佛法僧团，并开办银行、工厂，以其所获余利充作当年费用支出，以及办理世界宣传佛教与筹设最高学府的经费等。
　　(5)教规，规定宗制、衣制、斋制、诵制、布萨制、历制、名制等内容。
　　四、筹备品，指整理僧伽制度的筹备进行工作。太虚的设想是，分三步走，以五年为一期，共用15年时间’。其目的在于达到政府废除不合理的寺庙管理制度(条例)，承认政教分离；由僧伽自己组织统一自主的僧团。然而，他又认为此举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及广大僧众的自觉自愿才行，因此，要筹备圆满，因缘具足，始可实施，决不能草率从事。
　　从上述《整理僧伽制度论》的构想不难看出，这在当时死气沉沉的中国佛教界的确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它给广大僧众及关心全国佛教前途人士的震撼力与启发性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如果从僧制改革方面的价值来说，此论在当时是唯一具有权威性的论说。其中的某些条款即便移用于今日也不乏参考价值，太虚的睿智与激情跃然纸上。
　　然当时现实的形势却是，全中国并没有一个在总体上能真正起到领导作用的佛教最高机构，各大寺院是，佛教界如同“家庭手工作坊”一般，各行其是，自生自灭，“一盘散沙”，根本缺乏强有力的凝聚力，无法将它们结合成为团结一致的坚强集体，加上政局动荡、国无宁日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太虚拟设的理想蓝图徒具理论上的意义，颇有鼓舞人心、踌躇满志的作用，但真正实行起来，如镜花水月一样，“善则善矣，美则美矣”，却难以付诸实施，更不必说全面的实现了。
　　再说，从此文的立论本身来看，也问题重重。比如说，以清乾隆年间的统计数据来核定民国时期的僧人数量明显不合事实，以江苏、浙江两省寺院的经济状况来比拟全国各地寺产的富裕程度，也显然与当时的现实相去万里之远。中国大乘古代旧传的八大宗派有的早已名存实亡，要让它们平均发展起来，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厢情愿；至于要在全国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也决司非当时的国情所能允许……
　　凡此种种，足见《整理僧伽制度论》总体上体现了太虚年轻气盛，雄心万丈，却过于理想化，是书斋式的玄想而已，可以说完全不切合实际，后来的失败自在情理之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这一事件给中国带来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形势的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太虚明显感到《整理僧伽制度论》的设想与现实社会有了新的距离，于是又重新对此问题进行深人思考，先后发表《工人与佛学》、《职业与志业》等文，赋予改革僧制以新的内容。此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的思想弥漫大江南北。太虚为建立适应时代潮流的僧伽制度，结合当时的形势与自己的考量与研究，1927年他又撰写了《僧制今论》一文。该文将核定僧人数量由原先的80万人减为20万人，分全国为5大教区，又把僧众分为长老、学行、服务、尼四众，信众则分为皈戒、研究、女三众。他在文中指出：
　　今佛化重心移至信众，而时代趋势又侧重生计，僧众亦不能
　　不为生计分子以谋自立于社会。
　　同时又说：
　　此七众，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
　　事于资生事业者。此依今此佛化众情状，及适应现社会，不得不
　　然也。
　　自此，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太虚变革僧制的思想又有所改易。他觉得当时国内社会不安定，政府腐败不堪，佛教的改进，纯粹是为应付外在环境的变化，以求苟延残喘而已，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建树，何况佛教丛林的精神早已丧失殆尽，政府又不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真正来扶助佛教的复兴，所以，佛教的真正改善只能靠佛教界自身的力量来进行而委诸于将来，实属无奈之举。由此，太虚希望从一般佛教徒中吸收一部分真正于佛法有修学，又有弘法愿行之人，加以培养建设，作为今后佛教振兴的栋梁之才。为此，1930年他在福建闽南佛学院开讲《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简称《建僧大纲》)。在《建僧大纲》一文里，太虚将海内外僧尼数再缩减至4万人，寺院也不再要求分宗立派，而是代之以建立统一的三级僧制：
　　一、学僧制：约1万人。设律仪院2年，教理院4年，研究院3年，参学林3年，艺学12年。除文、史、哲达到大学本科水平外，对佛教历史、主要经论、各宗派的思想都能通达无碍，从而极大地提升全体僧伽的佛学水平。
　　二、职僧制：约25000人，下分五个部门：(1)布教所5000所，每所1—7人，共约5000人；(2)医院、慈幼院、养老院、残废院、赈济会工作人员约7000人；(3)律院、教理院及文化事业机关教职员5000人；(4)教务机关办事员3000人；(5)研究院、参学林办事员1000人。这些僧尼应当具备精明强干的处事能力，又能忠于职守，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完全有能力从事他们的事业。
　　三、德僧：对于那些丧失工作能力且又年老多病的僧尼，将他们集中到山林中的寺庙里去静养潜修，使之老有所养。全国各寺院均可设立一座“德僧院”，以满足需要。
　　至于对那些混进佛教队伍、赖佛度生之人，太虚认为，可以劝其离开寺庙，在社会上另谋生路，借以激浊扬清，纯洁僧团，提升佛教的社会形象，促使佛教循着良性的轨道发展。
　　从太虚的三级僧制可以看出，僧尼人人均有各自位，需各尽职守，爱教敬业，这样可免除僧众杂滥之过，并且可以培养出佛教的有用人才，相对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设想来说，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虽在当时由于诸种因缘不具，还是未能实现，但即便在今日乃至将来，仍不失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
　　综观太虚大师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计划，是1947年在延庆寺讲演的《菩萨学处》，这也是他对僧制变革的最后说法。
　　按其设想，建立“菩萨学处”，必须从“结缘三皈”开始。这是指那些虽皈依佛、法、僧三宝，但对三宝还没有正信和正见的徒众来说的。
　　接下来是正信三皈，此指因对佛教有了政党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识分子。再是五戒信众，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由此直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另一条是受五戒后，继续学习八戒，转人出家阶段，作沙弥、比丘，再接受12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最后是出家菩萨的设计，要求也进一步的提高。
　　从正信三皈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级阶段，其中设有干部人才的培训，以造就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而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的徒众，也都可以成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12年才能出家，但终身作为再家菩萨也适宜，因为在实行上，都是“六度四摄”，即实行瑜伽戒律法。这是以信众和僧众共同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伽制度，是为太虚的晚年定论。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仅就僧众数量而论，从《整理僧伽制度论》所设立的80万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以便免于龙蛇混杂，收到去伪存真之效；同时，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来信仰佛、法、僧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在当时中国的实际环境里有多么难以想象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的目标未有变更。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与诟病，但虽历经磨难，其总体志向始终未尝少改，只是在推进的步伐有所调整，犹豫甚至迟滞，这是因为他的变革的意向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他，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尽可能符合时代的需要，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审慎地进行具体实践，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有益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