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生死智慧与人类的灵性关怀

宗教之生死智慧与人类的灵性关怀
　　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郑晓江
　　本文主要叙述佛教、道教(道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生死智慧在现代临终关怀中的作用，试图将古老的宗教文化资源放在当代人的生死问题中进行分析、探讨，进而揭示出，人类在利用科技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必须同时致力于运用人类古老的文明传统提升自身的死亡品质，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教的生死智慧可以做出卓越的贡献。
　　一、宗教的本质与人类的生死企盼
　　关于宗教的起源和本质，学者们有许许多多的看法，有些观点甚至相差甚大。但是，人们皆相信，宗教主要是源于人类灵性的层面，是为了灵性的需要而生发的。那么，何为灵性呢?为何人的灵性需要宗教的抚慰呢?
　　人别于万物的特质有无限之多，但最基本的还在于人有精神、意识和理性。中国古人有二句名言：“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天地之心”。所谓“万物之灵”说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可以明事理，能够区分万物，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驭使万物以为己用。所谓“天地之心”是说，人类虽然是天地自然所生，但却成为天地自然的一种灵明：万物是没有精神意识的，是不能自明的，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意识与观念，才能认识万物、分辨万物，是为“天地之心”。所以，无论从发生学、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精神、意识、理性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人类之所以别于其他动植物的根本所在。
　　千百年来，人类就是运用自身的精神、意识和理性，去认识世界、去改造世界，并使自然界屈从己意，获得了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人类也不断地改造社会、创设制度，运用精神的能力去创造音乐、绘画、文学等等的艺术天地，从而在自然的世界之外营造出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时，至今日，应该说，人类已经极大地提高了生活的水平，获得了较高的物质及精神的满足。
　　可是，人类应该进一步深思，扪心自问：我们为何要勤勤恳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改造大自然、如此深刻地变革社会制度?我们为何要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都是为了使我们的人生更好更精彩吗?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了：人生并不仅仅指生活，更包括死亡在内。死亡并非是人生的异质性存在，并非是人生之后的状态，“死”实质上正是人之“生”的一体两面，就涵括在人“生”之内。
　　应该说，自人类诞生以来，在改造物质世界方面，在创造精神产．品方面，已经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但是，人类在认识自身的方面，在探究精神意识的领域方面，在满足“生”之外如何慰藉灵性的方面做得并不够。所以，在大幅度提升了生活水准的同时，并没有同步地提升死亡的品质。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就中国内地而言，目前的死亡率大约为千分之六，也就是说，中国一年死亡人数约达八百万之巨。[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全国人口为129533万)一般而言，一个面临死亡者，他的家人必不可免地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同时与死者有关的朋友、同事等也会产生哀伤之情。这样，仅中国内地每年的临终者和受死亡问题的困扰者就有九千万人左右(以每个逝者10个左右的亲属和朋友计算)。可见，在21世纪及其以后，死亡品质的提升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若死亡品质不能迅速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势必拖住人类提升生活水平的后腿，从而让人类全面改善人生品质的努力落空。
　　幸好，人类有与生皆来的宗教文明；幸好，在20世纪，人类又有了专门慰藉灵性、主要解决人类死亡问题的I临终关怀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宗教，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本质上而言，皆是一种悟“生”了“死”之学。基督教讲上帝造人、讲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犯下原罪，讲一系列的救赎行为，构成严密的教规教仪，为的就是让人类明白自我在人生旅途中的职责只在赎罪，最终回归主的怀抱。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分出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主要的不同派别，但三者共同遵奉一些基本的教义，如：信原罪，信救赎，信天国、信永生、信来世，这些信条的关键恰恰在让人们明白“生”从何来，为何而“生”?“死”到何去，“死”又如何?等等灵性的问题。
　　以佛教而言，佛陀出家觅道便是为了解决“生死大事”。明憨山大师在他的《梦游集》中有言云：“从上古人出家本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之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因此，佛教发展出一整套破除我执、了悟生死的智慧，以消除人的“无明”，安抚人的灵魂；又以“中阴”之说来揭示人死之后究竟何之?以“涅槃”、“西方极乐”等等观念来说明人死后的安顿问题。
　　中国的道教主要追求的是世间的福、禄、寿。道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源自中国道家的思想，以“道”的观念为核心，认为“道”是“天地之本”，“造化之根”，宇宙之万物都是由“道”所化生，而万事万物的本质亦显现为“道”的自然无为。道教崇拜的最高神自然也是由“道”人格化的三清尊神，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太上老君)。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道教构成了一整套修炼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服饵、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篆、房中、辟谷等等；同时，道教也有严格的宗教仪式，主要有：斋醮、祈祷、诵经、礼忏等等。从道教之神的确立，到道教的修炼方法，再到道教的宗教仪式，无不围绕着人们之“生”——求“福”与“禄”；无不祈求“死”之避——求“寿”，以至长生不老。
　　至于伊斯兰教，有五个最主要的信仰：首先，人们应该“信安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其次要“信先知”。所谓“先知”是真主安拉在不同的时期派遣的使者，著名的穆罕默德，就是真主安拉所派的最后一位使者，却是最伟大的先知。再次是“信经典”，也就是人们要完全毫无保留地信奉《古兰经》，因为这是真主对人世间的要求，并通过穆罕默德的言论传诵给大众。再就是“信天使”。在伊斯兰教内，天使是无形的，人们看不见，却能感受到，他们只接受阿拉的命令。最后是“信后世”。伊斯兰教认为，伟大的无所不能的洞悉一切的真主会根据人们生前的所作所为，来安排人们死后的归宿。在那“世界末日”里，真主以善和恶为标准，让人人都得到公正的报应，善人在天园中享乐，恶人则在烈火烧烤中痛苦不堪。从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来看，也是解决人之何以“生”?“死”后又何之?等等问题。
　　佛教、道教(道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关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观念，关于人之死亡的性质和趋向的思想，构成了宗教的生死智慧。这是人类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般而言，科技可以帮助人类去征服自然，提高生产率，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大幅度提升生活的水准，但却难以解答人类之死及死后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科技所由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理性，而理性又主要生发于人之经验。“死”却是人类经验无法到达的领域，“死”存在于“彼岸”世界，是活着的感性的人难以经验的存在。所以，这些问题也许只能求助于宗教的智慧。宗教本质上即是对“彼岸”世界、超越性的存在的一种解释模式。可见，现代人要提升生死的品质，必须要宗教的参与。
　　总之，世间每一个人无不都在“生”，故有了“生”之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世间之人又无不面临死亡，故而有了死亡的焦虑和恐惧，这构成了人生最大最深的痛苦。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出一特殊部门——临终关怀(“HOSPICE”，安宁照顾，善终服务)来予以解决。临终关怀当然需要众多的医疗设备及其他硬件设施，但其精髓却在对临终者之“灵”与精神层面的关怀和照顾。对“灵”的关注也正是当代临终关怀与传统医学的重大区别所在，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教的生死智慧有了进入临终关怀事业的契机。实际上，宗教在当前临终关怀的事业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成为现代宗教界积极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领域之一。
　　二、临终关怀与人的灵性之需
　　临终关怀译自英文Hospice，在香港称为善终服务，在台湾称为安宁疗护。Hospice始于12世纪，原指宗教朝圣中途的休息站。当时，许多宗教徒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圣地朝圣。路途遥远，艰难险阻，漫漫长途中，人们饥寒交迫，疾病流行。为此，一些做善事者在朝圣的路途中设置一些房屋，提供给朝圣者们休息、养病、充饥，这种功能相当于中国古代交通要道上设立的驿站，英文中称Hospice。
　　19世纪以后，人类改善了交通工具，开辟了新的朝圣路线，这种专供朝圣用的驿站已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功能，于是，一些人就将Hospice改作专门照顾无法治愈的病人的一种机构。约在1897年，都柏林的一位修女玛莉·艾肯亥(MarryAitkenhead)将其修道院主办的Hospice作为专门收容癌症末期病患的机构，用基督的爱心关怀这些处于痛苦中的患者。1905年，伦敦市另一家修女办的圣约瑟安宁疗护医院(STJoseph’s Hospice)也改变了原有的性质，转而成为专门收容癌症末期病患的医疗机构。这一时期的Hospice，主要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对癌症患者提供细心周到的照顾，又运用基督教的生死智慧对患者进行灵性的关怀，还没有与先进的医疗科技相结合。但是，癌症末期病患者，常常会发生巨大的疼痛，以至生理上的痛感压倒了灵魂之需，这经常使在Hospice中工作的人员束手无策。
　　1950年，圣约瑟安宁疗护医院的一名杰出的护士西西里，桑德丝(CicelySanders)在她的工作期间，照顾了一位癌症末期病人大卫(DavidTams)，虽然她尽其所能地照料他，但癌症引发的疼痛使大卫至死都无法缓解。桑德丝痛心疾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卫在去世前专门留给她500英镑，希望作为一笔基金，用来设立一座更人性化的安宁疗护医院，既能像目前的安宁疗护医院一样给予病人心理及灵性的照顾，又能减少乃至消除病人身体和生理上的痛苦。桑德丝女士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大卫的心愿，为此，她以33岁的大龄去攻读医学及社会工作的大学学位，逐步孕育出对病人进行“全人照顾”的理念，并付诸实施。Hospice发展到这一阶段，开始成为既用宗教博爱的精神关怀癌末病人；又以；现代医疗科技照顾癌症末期病人。尤其是在病人生命最后+程时，提供人性化照顾，让他们也能够享受余生，并延伸至对病人家属的照顾。 ’
　　1967年，在英国伦敦郊区，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化的既拥有尖端的医疗科技又具备基督教爱心照顾的“圣克利斯朵夫安宁疗护医院”(STChristopher’sHospice)正式建立。桑德丝医师与她的助手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关于癌症止痛方面的深人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终于可以让癌症病人的痛苦降至最低，这使癌症末期病人有尊严的死亡成为可能。此后，在英国医疗人员的帮助下，1976年，美国建立了第一座安宁疗护医院(NewHavenHospice)，目前，这种安宁疗护机构已遍布全世界各国。
　　在我国台湾地区，钟宏昌博士于1982年把安宁疗护的观念引入台湾，1990年，第一家安宁疗护病房在马偕医院纪念正式成立。此后，专门推动．安宁照顾事业发展的台湾安宁疗护基金会(1990)、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1993)、莲花临终关怀基金会(1994)、安宁照顾协会(1995)也相继成立，在推展临终关怀事业的方面，获得极大的成就。中国内地自1988年5月在天津首次举办全国性的临终关怀讲座以来，目前已有临终关怀医院100余家，从业人员达到数千人。
　　现代的“临终关怀”，已与中世纪的Hospice已有了本质不同，它是在人们的疾病已无法治愈的情况下，放弃积极治疗，注重病人尊严和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减轻病人痛苦，提升病人的生死品质，并延伸到给病人家属以哀伤辅导及支持。现代临终关怀的创始人桑德丝也提出了临终关怀的基本理念：“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一刻，仍然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安详逝去，但也尽一切努力，令你活到最后一刻。”如今的安宁照顾已发展出“四全照顾”的理念，即全人照顾、全家照顾、全程照顾、全队照顾。
　　首先，临终关怀把病人看作具有身体、心理、社会及灵性各层面的需要及反应的“全人”，给其以身心灵的整体照顾，协助病人宁静尊严的走过临终期，这即“全人照顾”；“全家照顾”是在照顾病人的同时，也考虑病人家属所生发出种种问题，对家属提供咨询、协助、哀恸等照顾，以及遗族的哀伤辅导；“全程照顾”指从病人接受安宁疗护直到病人死后的延续性照顾；“全队照顾”是指临终关怀是一个团队所提供的照顾，包括医师、护士、志工、营养师、音乐师、药师、心理师、宗教人员等，他们共同合作来照顾病人及其家属，所以叫“全队照顾”。现在，临终关怀已不仅仅是一种机构和照顾临终者的一套医疗的方案，更作为一种人道的理念在迅速推广，并已逐渐成为一门研究临终病人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
　　实际上，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临终关怀最重要的问题已不在医疗技术上，而在心理和精神的抚慰上了。在现代的临终关怀的事业中，患了不可治愈的恶疾者，首先会在生理上疼痛不堪，这时，先进的医学科技必须提供止痛的治疗方案和措施，让患者获得形貌上的尊严，这即是生理之需，也是现代临终关怀与中世纪的Hospice之本质区别所在。但是，患者得病绝不仅仅出现生理性疼痛，更会产生一系列的精神与心理的问题，尤其是已被确诊为患了不可治愈性疾病者更是会产生相当大的心理与精神的困扰。因此，现代的临终关怀秉承宗教的爱心，进一步去满足病人的灵性需要及家属的种种需要，这是对中世纪Hospice精神的传承。不过，应该意识到，心理和灵性照顾的内容在临终关怀中始终占有最核心最重要的地位，对“灵”的关注正体现着临终关怀与传统医学的重大差异及其人文关怀之所在。
　　三、灵性的抚慰与宗教的观念
　　由上所述可知，临终关怀机构中的硬件设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其核心却在宗教人士的参与。实际上，在目前的台湾大学医学院、耕莘医院、台北荣总、台中荣总、慈济医院等都设立有牧灵部，有许多基督教(天主教)神父、修女和佛教僧人在做着耐心细致的临终关怀的具体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已经让众多的临终者获得得了高品质的尊严死。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百姓而言，面对死亡者皆渴望着“善死”与“善终”。所谓“善死”，即人们不是遭受到水、火、刀、兵而死，其死是一种正常且自然的寿尽而亡；所谓“善终”，是指人们临近死亡时，能安卧在熟悉的老屋子里，亲朋好友环侍在旁，临终者可以从容不迫地交；待完各种心事，再安然瞑目。人们若能实现这种“善死”与“善终”，便达到了理想的高品质的死亡。时至今日，情况已有所变化，若从今日社会中的人而言，临终病人所企盼的死亡的高品质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必须是尊严死，可区分出三个方面：首先，尊严死指人们在死亡的过程中较少地受到生理性疼痛的折磨。现代社会，当死亡降临时，人们多由于患了某种严重的疾病，会产生令人难以忍受的痛楚。如果人们是在钻心之痛的过程中死去，一定是非常的不安，丧失了一切人生的自尊与自信，那是谈不上有任何的尊严的。其次，尊严之死指的是这样一种死法，人们能把所要交待的心事对有关的亲人和朋友倾述完，再安然瞑目，否则，带着悔恨、愧疚、自责、满腹心事走向死亡者，一定是很不安的。最后，尊严死还是一种个性化之死，也就是说，社会和有关人员能够尊重临终者的人格独立与自身的基本权力，让其能按自己的心愿、自我的意识去迎接死亡。临近弥留者往往处于一个最最软弱的状态，常常丧失了或无法表达自我的主张与意识，这时外人最容易忽视乃至无视临终者的需要和愿望。如果完全违背临终者意愿采取某种引发极大痛苦的医疗措施时，临终者是不可能获得尊严之死的。第二、必须是安详死。有关研究表明，临终者往往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如：否认、愤怒、矛盾、悲伤、孤独、失落、悔恨、恐惧、不舍、绝望等等，如何采取某些措施，让临终者在精神上心理上灵性上无牵挂、无恐惧、无害怕、无焦虑，这即是安详死。精神病学家帕提逊指出，垂死之人将会产生如下几种恐惧：一是对未知物的恐惧；二是对孤独的恐惧；三是对失去家人和朋友的恐惧；其四是对失去自我身体的恐惧；其五是对失去自我控制的恐惧；其六是对失去同一性的恐惧；其七是对回归的恐惧。帕提逊先生写道：“失去与人的接触，失去自己的身体以及失去对自我的控制，所有这些，都与人的同一性的意义紧密相连的。与人接触肯定了我们是谁，与家人的接触肯定了我们拥有的东西，而我们对身体的控制则肯定了人的自我。对自己的血肉之躯失去知觉，是对自我的威胁，同样，与家人和传统失去接触，亦是对自我的威胁。”当人们在对自己生命期限的预期中远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便会告别人世，而现实的恶疾却把自己突然推到了死亡的边缘，此时人们如何能安心和甘心呢?否认、拒绝、愤怒、失望、自责及他责等心，理表现当是情理中的事情。为此，现代的临终关怀必须使临终者实现安详死，即人们在临终前不至于陷入孤独、忧郁、绝望、痛苦、恐惧、担心等负面的精神状态中。
　　从临终关怀的历史及目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推展的临终关怀的实践中可知，实现尊严死，必须借助于高度发达的医疗科技；而实现安详死，则必须充分运用宗教及哲学的智慧。只有两者的完满结合，才能够使临终者达到生死两安的理想境地，并因此使人类在生与死的方面皆能实现高品质。在这一方面，宗教的生死智慧可谓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及价值。
　　实际上，临终关怀中宗教人士的参与，关键是对临终者之“灵”与心理的层面进行细致的关怀，心理和灵性照顾在临终关怀的实践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教的生死智慧及生死操作有了进入临终关怀事业的契机。
　　但是，许多人不承认有“灵”的存在，认为这是非科学的，是迷信，这种看法值得反省。人之“灵”与物质性的存在的确有所区别，人之“灵”亦不等同于宗教所讲的那个可以转世的永恒的“灵魂”。“灵性”应该是一种非实体性、价值性、无形性的存在；它可以说是人之精神的最高层次、最终极的主宰者。也就是说，人之精神是有层次性的一种非实体性存在，有协调身体动作的意识，有管理思维的意识，也有心理活动的意识，等等；而最高层面的意识则是对一些终极问题的求索，如：我们人“生从何来，死到何去”?我们为何而活，又应该怎样而活?人生之意义何在?死亡意味着什么、死后又去了何方?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只能发自人之灵魂深处。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也正是这些问题促成了哲学与宗教的展开。即便在当代中国民间社会，人们有时也会脱口而出：“你还有没有良心?”“你的魂到哪里去了?”“我的痛苦痛到灵魂深处”，等等。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话语说明，“灵性”仍然是人们有意无意间承认的一种存在。实际上，可以说“灵”就是人之精神中比较精粹、比较超越的部分，这一点即便是科学也可以接受。
　　我们每个人都有精神意识，其中有许多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与世俗的之事密切相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我们思想意识的深处，在我们精神观念的核心部分，有着一种超越肉体约束、超越世俗生活限囿的纯粹精神性的追求，这个东西我们便可称之为灵性。古希腊的哲人曾经指出，人间最最幸福之事不在肉体感官的享乐，而在灵魂的无痛苦。所以，要使人们生死之品质达到较满意的程度，就必须解决灵性的抚慰问题，这是古代(中世纪)之宗教与哲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更是现代临终关怀的核心问题，也是衡量临终关怀的事业是否成功的主要指标之一。
　　已有的研究表明：“健康的灵性即个人对目前及未来的生活感到有目的与意义，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资产。灵性是统合并超越个人身体、心理于社会完整性的本质，也是人类求生存的原则。而当这个生存原则遭到破坏时，就会干扰个体原有的价值与信仰系统，导致灵性困扰。”因此，宗教在临终关怀中的运用，实质上即在对临终者的灵性照顾，亦即缓解或消除临终病人及其家属因对人生的无价值、无意义感和对死亡及未来生命的迷惑而带来的精神上的极度不安，并抚平由此引发的临终病人及其家属的焦虑、忧愁、痛苦、抑郁等等一系列的灵性困扰。
　　在临终关怀的实际工作中，人有着灵性的需要已被大量的实例所证明。台湾台中荣民总医院的杨克平博士介绍说：“一项针对21位癌末病患灵性需求的研究发现，病患有寻求‘神或宗教信仰’支持、寻求希望与力量的来源、领受他人的爱与关怀及创造生命和生活意义等需求。而一项针对居家癌末患者的灵性需求研究发现，病患有完成心愿、与家属相互表达爱与感谢，及宗教信仰等需求。”台湾成功大学的赵可式博士在对临终病人灵性需求方面进行调查与研究后指出：临终病人一般在灵性上有意义、宽恕与被宽恕、爱、希望、及宗教信仰等项需求。甲临终者灵性上的迫切需求，使宗教的生死智慧有了广泛的应用前景，也使得在现代社会推展宗教的生死智慧有了一个广阔的现实领域。
　　四、宗教的生死智慧与超越生死
　　这里所说的宗教的生死智慧，主要指佛教、道教(道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关于“生”与“死”的看法和观念，尤其是四大宗教在生死问题上的卓识，它们能让人们对“生”与“死”有一种深刻地体认，并由此化生出健康及合理的“生”之准则和“死”之态度。
　　第一、根据有关研究，临终病人最最揪心的问题是“为何我此时此刻就要死”?也就是说，临终者对“死”的降临完全不接受，完全不“认”，由此而造成临终前人们心理上极大的不安与精神的巨大痛苦。关于这一点，佛教的生死智慧从破“我执”人手。佛法告诉人们，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人之生是由“四大”(地、水、火、风)和合与“五蕴”(色、受、想、行、识)汇聚而成，生命本就无常。所以，人之生、老、病、死不过是生命一种自然的流程而已，人们何必恐惧于此呢?世间万物无不流动，人之生命机体的“四大”亦无不变化，当人的四大生命构成要素失衡时，人之生命机能就会不协调，人必不可免地会生各种疾病，终则死亡。另一方面，人之生是五蕴聚合，五蕴离则人死亡。“五蕴”自身是无定性，刹那迁流的，所以人的生命也必是无常的。《中阿含经》云：“命终无常，死丧散尽，寿尽破坏，命根闭塞，是名为死。”若以佛教这种生死本质观教导病人，可以让临终者透悟生死，获得关于死亡的佛法智慧，从而视死为自然且正常之事，并达到不恐惧、不怨恨，身心两安。
　　与佛教生死智慧不同，在中国古代道家学者那里，“道”被认为是“天地万物之根”，而人之生死犹如自然界的飘风落雨一样，皆是必然的现象。《庄子·大宗师》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人和自然万物都是一气所化生，所以，人之生命由：生”到“死”也必然是气·的不同形体：的变化，“气”变而有形(聚气)，“形”变而成有生命之“人”；“气”再变而“散”，则人之生命消亡。这种生命自然论的看法可以让临终者觉得死亡既然如春夏秋冬一般是自然而然的，那又何必在思想观念上不“认”、心理上不“安”呢?所以，道家学者指出，死亡实在是人生的一种解脱。因为从“道”的观念来看，“死”是一种复返，是痛苦人生束缚的彻底解脱。每个人都应该从体会“道”达到合于“道”，从而真正透悟生死之本质。既获得“生”之安，亦得到“死”之安。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道教则主张，人之生命即内在地蕴含着“道”，是谓“生道合一”，所以，人们应该也必须重“生”轻“死”，要贵“生”乐“生”，为此，就需要通过种种道术来获得福、禄、寿。这样，道教便发展出丰富的养生论，并追求通过“生道合一”来实现永生不死的目标。这一点对临终患者而言，显然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追求“长生不老”，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人生目标，临终者已接近人生的终点，若以“长生不老”、“肉身成仙”之类的，观念进行精神抚慰，那不仅不能起到希望的减轻患者灵性困扰的目的，相反会增加患者的精神压力。由此可知，我们说宗教的资源可以进入现代临终关怀的领域，并不是说宗教中的任何部分在临终关怀的过程中都具有正面的价值，一切都应该以临终关怀的需要为准则去对宗教的观念及智慧加以细致的辨别及选择。
　　与佛道生死智慧完全不同类型的基督教，在生死之本质上有独特的看法。据《圣经·创世纪》中所说，“死”是上帝对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所犯“原罪”的惩罚：“这就如罪是从一人人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偷吃了上帝吩咐不许吃的智慧树上的果子，所以犯了原罪，受到上帝所降“死亡”的惩罚，而人类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摆脱死亡的归宿。并且每一个人都会在“世界的末日”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上帝审判之后，得到耶稣救赎者就可以升人“天堂”，享永福；而无法获得耶稣救赎者，必下“地狱”这样，末日审判的观念是基督教生死观中的核心部分。耶稣是“圣子”，依从上帝的旨意，秉承公正对一切人进行严格的审判。而仁慈的上帝通过死亡这一审判来赦免世人的罪，又让人们重获自由，得到新生。所以，在世界末日审判之后，所有死去的人都会像基督那样复活升天，并遵循上帝的旨意重新过上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可见，“死”并非恐怖，并不是不可接受的归宿，而是通向更充实之“生”的途径，“死”是今生与来世的分界线，是我们每一个人从生活的世界走向彼岸世界的桥梁。可以说，没有“死”，便没有“复活”，因此，死亡并不是人的负面经验，而应该视为正面的经历，“死”是上帝对每个的人考验，因此又是高尚的，人不但要为“主”而“生”，也要为“主”而“死”，由“死”之途达到“复活”就是万能的上帝赐给世人的福音。
　　从临终关怀的角度看基督教的生死智慧，临终者可以从中获得“原罪”、“救赎”、“复活”等等观念，意识到死亡并不可怕，而是上帝赐给人类的考验，“死”不是别的，就是人从现世的“活”经过“死”再实现复活，并进入永生这一过程的中介。我们都沐浴在上帝之爱中，我们可以从罪恶中超拔出来，迈向新生，超越死亡而获得永恒的生命。于是，世俗之“死”给人们带来的一切恐惧、悲哀、痛苦，都溶解于基督的大爱之中。所以，人类再也不必怕死，神圣的基督已然代替了人类的死亡。这样，用基督教的生死本质论对临终者进行灵性的抚慰，相信者必可获得对死亡的释然。
　　在伊斯兰教中，真主安拉是无所不能的，既然如此，人又何必为死亡而揪心或愤懑呢?对真主的杰作，人们只能服从而决不可抗拒。《古兰经》说：“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然后，我使他变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然后我把精液变成血块，然后，我又把血块变成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把他造成别的物，愿真主降福，他是最善于创造的。此后你们必定死亡，然后，你们在复活日必定复活。”如此详尽的描绘，人怎能表示异议呢?《古兰经》又写道：“你们怎么不信真主呢?你们原是死的，而他以生命赋予你们，然后使你们死亡，然后使你们复活，然后你们要被召归于他。”这样，在真主的精心规划中，每个人都必然经历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过程。真主从泥土中创造生命，使人得以诞生。伊斯兰教所称“复活”是指人们在“此岸世界”活之后进入“彼岸世界”所获得的“永生”。当然，此“永生”具体到每一个人而言，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有的人因为此世修为好，严格按伊斯兰教教规教仪行事，做善事，那么便可进入幸福的天园；而有的人不信真主，不修善行，那么，这些人必人苦难的火狱。这样一些看法，对临终者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临终者不应该为“死亡”的降临而痛苦，因为生死皆为“安拉”所定，毕竟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另一方面，人们应该面对“死”而心怀喜悦，因为这是真主在召唤着我们进入“天园”的幸福永恒的生活。
　　第二、根据有关研究，最让临终病人心不安的还有：“我死之后，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死亡”本身是一种超验的存在，活着的人无法体验“死”，而“死者”又无法言说。“死”之后的世界更是人们到达不了的“彼岸”。当某一天死亡必不可免地到来时，临终者往往会固执地思索死及死后的世界和状态，若无答案，则心神极度不安，死亡品质降到最低点。佛教的生死智慧在这方面是有其优长的。
　　佛教言人生苦海无边，生老病死是芸芸众生的实状。所以，生是“本有”，临终的刹那间是“死有”，死后则为“中有”，再回复到初生刹那的“生有”。此四有轮转不已，于是，“死”便不是人之全部的毁灭，而是“往生”。佛教中这个“往生”的观念非常重要，世俗之人死前最不安心和恐惧的便是“死”后什么都没有了，以及死后堕人了“地狱”。佛法对于临终病人的意义就在于安抚病人的灵性，使病人达到精神的平安。对于追求世俗生活的芸芸众生而言，佛教提供给大众的生死智慧即是“六道轮回”。这一观念可以转变为人们一种由“死”观“生”、又由“死”定“生”的智慧。即世间孜孜求生者，一定要明白“生”与“死”是互通的，一定要树立自己死后将如何生存的观念。是死后在“阴曹冥府”打个转再投胎为“人”呢?还是往生“天”上、“阿修罗”中享福?抑或堕入“地狱”、变为“饿鬼”、成为“畜生”而受苦受难呢?活着的人如此去思，就可由“死”之观念派生出一种人生的追求，并努力去实现之，这就是由“死”而定“生”，达到了以“死”后的性质来规范生前行为的目的。所以，佛教中的“六道轮回”观可使普通人具备某种对“死”不惧怕、不厌恶的心理。因为人“死”之后并非如“灯灭”，一了百了，还有“来生”；还可以“转世”。所以，人们会想：焉知“我”来世的状况不会更好?也许“我”此生的受苦在“来生”就可得到全部的回报，等等。一般而言，大多数人在现世的生活过程里，皆痛苦多多，企盼来世更幸福是人们共同的心愿，而佛法的“六道轮回”观恰恰就提供了这种可能。这给必死之人、即亡之人以极大的心理安慰，不仅使人免于死亡的恐惧与焦虑，甚至在某些情景下，还会让人急迫地拥抱“死”，因为他们急于摆脱现世的苦难，急于想获得来世的幸福。这就是佛法的大功用之所在，也是佛教“了生死”之智慧的精髓所在，当然也是运用于现代临终关怀事业中的主要资源。
　　不过，人们要想实现真正的生死解脱，还在由佛法的正信而达到“涅槃”的境界。《中论·观涅槃品》云：“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这是说“涅槃”与世间相即不二，人们决不应在世间之外、之上去寻求涅槃，“涅槃”实即在众生的心中，是谓“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如来即在众生身内”，“泥洹(涅槃)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们如果能够去除无明，消解污染，熄灭思虑，抛弃烦恼，必可让真如显现，终则成就“涅槃”。在大乘佛教，“涅檠”本就是一种超越生死、超越缘起的绝对存在，具有“常、乐、我、净”四种性质：一曰“常德”，因为“涅槃”是永恒不变，没有生灭，故名为“常”。二日“乐德”，因为“涅槃”后，生命寂灭永安，离却一切苦，故名为“乐’’。三曰“我德’’，意谓“涅槃’’是真实不虚的，故名为“我”。四日‘‘净德’’，是说“涅槃”超越一切垢染，故名为“净”。大乘佛教的“涅槃”之说，本质在把世间与涅槃完全合一，大大缩短了世间之人与“佛”的距离。这就使佛法坚定的修行者可以免于对死后何之的焦虑与恐惧，因为对他(她)们而言，此生之“死”意味着进入佛国的“新生”，意味着永恒、快乐地生活于“极乐世界”，如此，“死”又算什么呢?他们甚至还能欣喜于“死”的降临，这就是为什么得道高僧多能坦然而欣喜地面对“死”，并具备无所畏惧、勇于赴死的信念与实践的深层原因。
　　在基督教的生死智慧中，人们死后之路则被描绘成另一种模式。在基督徒眼中，“死”并非不知去向，而是“回家”，回到我们在天的上帝身旁，去享受永恒的幸福。圣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以死而拯救有罪的人类，并让世人在死后获得基督永恒的生命：“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临终者可以藉着上帝的荣耀、慈悲和爱来忍受病痛的折磨’。人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我们不应为自己活，而是为上帝活。所以，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死”不是别的，就是上帝的召唤，我们怎能不把上帝赐予的生命奉献出来以结束我们尘世的旅程呢?我们凡尘生命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回到了主的身边。《圣经》里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于是，“死”使人由“今世”转为了“永生”，世间的一切也只是过眼云烟，人真正需要的不是在尘世间流浪，而是“回家”——回到天堂中的家，那就是我们在天的父——上帝的家，那才是永恒永生的。基督教视死为“回家”的观念与佛教称“死”为“往生”的思想，虽然表述不同，内容也相差甚大，但都是将世俗人最担心的“死”转化为一种温馨的归宿，临终者若拥有这种信仰，那么，便不会生发出“死后究竟何之”的焦虑，反而会以一种欣喜的心情拥抱未来，因为自己即将回归“天堂”或往生“西方极乐”，与上帝或佛祖同在了。
　　伊斯兰教的生死智慧在解决人死后究竟何之的问题上，遵照《古兰经》教导人们：“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在复活日，你们才得享受完全的报酬。谁得远离火狱，而人天园，谁就成功。”人死之后，只是进入了一个静候的时期，要等到“复活日”，安拉才对所有的人根据其在尘世的所作所为进行公正的审判，之后，人们或人“天园”享永恒之幸福，或人“火狱”受永远之苦难。 ”
　　中国古代道家与道教的思考模式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皆有很大的区别。其视天地之本、万物之根的“道”就蕴含在万物与人之内，显然，“生道合一”观所能引申而出的只能是在尘世实现永恒。道家的老庄并无来世的观念，只是要在世俗的生活中得“道”显“道”而摒弃一切生理的社会的人际的束缚，达到精神领域的绝对“无待”，以实现“逍遥之游”，这也即是“死而不亡”、“无生无死”之境界。而道教学者则试图把道家精神性的超越生死转化为现实中的无有死亡——求得人之此“生”此“身”的永恒不朽——这也即是道教追求的肉身成仙。严格来讲，道教的这种观念并不承认人人必死的现实，而是希望通过种种道术的操作来摒除死亡。．这些生死智慧对临终者的精神抚慰而言，道家的思想显然要比道教的观念更具有实用的价值。
　　第三、据有关研究，临终病人还有一个最痛心疾首的问题是：“死后我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临终者经常焦心的是：“死”让他(或她)丧失了世间的一切——财富、关系、权势、金钱、美色，直至自我的身体，等等。关于这一点，佛教的生死智慧有“因缘生法，是名空相”的观念可以运用于抚慰临终者灵性的活动中。人们在世间所经历和拥有的一切——财富、地位、情爱、关系，以及身体等等，都只是因缘和合，皆为转瞬即逝，犹如过眼云烟，人们决不应该执著不舍。一者，人们无法坚执不舍；另一方面则会由此徒生无穷烦恼。故而人之生命过程中的拥有与人之“身体”皆不值得也不能贪恋。人的生命存在和富贵享乐本来就是偶然的因缘和合而成，虚幻不实，又何必执著呢?又何能执著呢?而“我”世间的所有丧失，直至生命的死亡又有什么好恐惧的呢?临终者若能在这样的佛教智慧的启迪下来对待自己世间的所失，以至生命的丧失，则必不会焦虑不安。《法句譬喻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弘法至拘萨罗国首都舍卫城。有四位比丘坐着谈世间何为最苦的问题。一比丘说：“世间之苦无过淫欲”；一比丘说：“世间之苦无过饥渴”；一比丘说：“世间之苦无过嗔圭”；一比丘说：“天下之苦莫过恐怖。”四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佛陀开口说：“汝等所论，不究苦义。天下之苦，莫过有身。饥、渴、寒、热、嗔、恐怖、色欲、怨福，皆由于身。夫身者，众苦之本，患祸之器。劳心极虑，忧畏万端；三界蠕动，更相残贼，吾我缚著，生死不息，皆由身兴。欲离世苦，当求寂灭。”佛祖以“有身”为众苦之源，以“无身”为世间解脱，临终者真正明白这一深刻而切近的佛法真理，则何会执著于世间的一切?何会执著于“身”这个“臭皮囊”?由此，则决不会对面对死导致的丧失而忧心如焚? 、
　　第四、据有关研究，临终病人有时还会有“我往生后的生活将如何”的疑问。也就是说，临终者常常十分关心死之后，自己的生活性质及状态究竟怎样的问题。佛教关于净土极乐的美妙构想和具体描绘，能给予临终病人十分重要的精神上的寄托。在佛教中，来世的幸福非人间可比，“西方极乐世界”是宝树满地；美屋玉瓦，人人生活安逸，有寿无量。《无量寿经》云：“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是故愿生彼，阿弥陀佛国。”而且，人们往生西方极乐并不困难，关键在必须坚信佛国的存在，发下往生的誓愿，口念“阿弥陀佛”，，临终时就能由阿弥陀佛接引去西方极乐。这些操作给了临终病人以极大的心理与精神上的安慰。世人恐惧之极的死也因此不再那么可怕了。当临终者的“灵”获得终极的归属时，也就消解了孤独、无助的不安感。《无量寿经》中载有，众生有三种途径进入极乐世界。一是出家做沙门，念无量寿佛，诵“阿弥陀佛”名号，专修各种功德，从而转生净土。二是不必出家做沙门，亦念无量寿佛，平日兴修功德，如建塔造像、施舍济生，也能／顷利地往生净土。三是既不做沙门，也不修功德，只要专心一意念诵无量寿佛，也可以在生命终结后转生极乐世界。
　　基督教的生死智慧对这一问题也有其独特的回答。基督教导世人，不要害怕死亡让我们丧失了肉体和生命，我们会因此而变得一无所有。实际上，人在死后的生活会比尘世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富有更加自由更加幸福，因为是上帝安排着我们这种永恒生活的。“天堂”离人间不远，我们世俗之人要做的只在于世间默默地赎罪，并祈求上帝的拯救，通过末日审判，我们便能进入天堂而享永生之幸福。对于临终者而言，有这种信仰，必可放下生前所有的一切，因为相对于我们即将进入的天堂所拥有的而言，尘世中的一切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相对于我们即将获得的永恒生命而言，我们现世的生命又是多么的无奈渺小。
　　伊斯兰教的生死智慧在劝说人们放下生前所有回归“天园”的方面，有着更为详尽的观念。《古兰经》教导人们：“迷惑世人的，是令人爱好的事物，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禾稼等。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在真主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所以，世俗之入迷恋于世间所有，在面临死亡时产生难以割舍的执著，而实际上，在真主的“天园”则有着世人想都不敢想象的生活。《古兰经》中花费了很多篇幅描绘“天园”和“火狱”不同的景象。“天园”既有“芳香的奶河”，“纯洁的蜜泉”，还有“仰手可摘的各种鲜果”。人居“天园”者，困则睡“不觉炎热，也不觉严寒”的床；穿的衣服是“绫罗锦缎的绿袍”；喝的是“封存的天醇”；带的是“银镯的装饰”；还可以“自己选择的水果和爱好的鸟肉”等等。可以说，在“天园”中人们将过着世俗社会中的人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但人们若死后在末日审判时被判人“火狱”，那受的苦也是世人匪夷所思的：火狱中，“用人和石做燃料”，人想喝饮料，得到的只是“掺杂火汁”的“脓水”；在火狱中，人们皆会被长锁链锁起来，“他们没有食物，，但有荆棘；既不能肥人，也不能充饥。”②等等。这样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虽然也可能会对临终者造成恐惧，但在解答人死之后究竟何之的问题，则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使临终者不至由茫茫然而心生不安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