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佛教界的学术研究进一言

为佛教界的学术研究进一言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宣 方
　　近年来，在佛教界和佛学界都能听到一种声音，就是认为佛教发展应该避免学术化。这种声音一开始只是关心中国佛教现状和前途的圈里人的私下耳语，渐渐地成为一种公开呼吁。发出这种呼吁的人当中，既有年高德劭的大德，也有学养深厚的中生代学僧，其中不少都是我所尊敬的师友。即使仅以我对他们一向行事的粗略了解，也决不会怀疑他们提出这一问题时的严肃和真诚。
　　然而这就使我更加困惑：所谓“化”，是指一种发展趋势已经相当成气候，且进一步趋于普遍化，乃至过度发展出现弊端，难道中国佛教发展的现状已经到了学术化倾向明显，乃至过度，因而必须予以关注甚至纠正的地步了吗?
　　现实的情形似乎不是这样。曾几何时，佛教学术会议上出家众只是沉默的听众，交不出像样的论文，甚至连发言提问的自信都显得不足。经过教界新老两代领导人的努力，主要依托全国佛学院系统，同时在学术界真诚的帮助下，短短的十余年间，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现在，几乎任何一场佛教学术研讨会上，都能读到出家众的中规中矩的、甚至比较出色的论文，看到出家众踊跃的、有深度的提问。作为一个虽不是佛教徒但却真诚希望佛教健康发展的研究者，对此我感到由衷的欢喜赞叹。但即使在今天，教界学者在整个佛教学术共同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极小的，每年全国发表的上千篇(部)与佛教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由教界学者撰写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以此而论，站在学术界的立场看，教界的学术研究还只是起步而已。
　　这样看来，那些主张佛教发展应该避免学术化的师友们，显然不是从教界在整个佛学研究中所占的份额来立论的。那么他们提出这样一个主张的初衷(问题意识)是什么呢?他们赖以立论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认真拜读这些师友的言论，同时又坦诚地向他们当面讨教之后，我对于他们的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他们认为：(1)所谓的学术研究，对于解脱道的修证没有太大的帮助，有时候甚至会构成妨碍。(2)时下教界和学界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办学术刊物、办学术会议等)的实际效果，在他们看来是在印证着他们的见解。(3)一些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法师游离于僧团之外，对教界有负面的示范作用。
　　第一个问题，涉及教理教义上的是非纷争，作为佛法门外汉本不敢妄言，但兹事体大，不容回避，只好强为之说。献芹之言，就正于各位先进。
　　说到学术和修行的关系，许多人习惯上以“佛学”和“学佛”来区分两者的不同特质。前者将佛教视为一个知识体系、一个理性认识的对象，后者则将佛教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解脱道的体证。这样的区分确有其便利，因为它比较醒目地凸显了两者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差别。不过稍微深究佛学和学佛的关系，就会发现在所谓佛学研究里面，也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其一是将佛学作为学佛的工具或门径，通过投身佛学研究来寻求一条学佛的正途；其二是将佛学视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将这种研究活动本身当作一个自足的门类。这第一种立场，其实和所谓的学佛相当接近，甚至在学佛中也必然包括这方面的因素，所不同的只是倚重程度和精力投人的不同。而第二种立场，则与学佛与否特别是研究者本人的学佛与否并无必然的关系。一般说来，这两种立场下的佛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也会有所区别。大致说来，前者偏重于教理教义和规章制度的阐明，并特别注意不偏离基本的佛教教义，类似于基督教的神学研究和日本佛教的宗学研究；后者原则上并无特定的偏重，也不预设不可跨越的基本界限，姑且称之为客观的佛学研究。
　　对于前一类佛学研究，大部分主张“佛教应避免学术化”的论者即便不甚看重，但也并不排斥，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论者乐于接受，因此我们可以存而不论。这里着重谈谈第二类的佛学研究，即以学术为本位<极端而言有所谓为研究而研究)的纯粹佛学研究，对于当前中国佛教而言，是否是应当反省的迷思和应当避开的陷阱。
　　一种常见的论调是，佛学研究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它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修证来说，都属于枝节，而且有时还会干扰修证。不可否认，以客观超然相标榜(虽然实则未必如它所宣称的那么客观)的现代佛学研究，对于传统的宗学研究容易造成一定的冲击。现代佛学的、文献学研究将一些传统宗门和教下倚重的大经大论判为疑伪经典，史学研究解构了传统灯录关于禅门历史叙事的连续性和正当性，凡此种种，都不免给佛弟子带来相当的困扰。这样看来，学术研究对于佛教界而言，似乎充其量不过是踵事增华的点缀，有它不多，没它不少，甚至就避免造成思想的混乱而言，似乎竟是少谈为妙的了。
　　撇开理论层面的问题不提，一些在教界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做义工的朋友们也告诉我，他们有时抱着了解法义的态度旁听有关讨论，结果却往往越听越糊涂，加上学者们彼此间的说法往往也互相矛盾，更令他们觉得学术讨论远不如法师们的开示来得清晰、有效。我以为，这些困惑或是不满，都是来自于对学术研究功能定位的误解。学者们本来就不是法师，并不承担开示法义的责任。那些想从学术讨论会现场直接听到法义开示的学佛朋友，他们显然是找错了对象，他们的期望本来就不该由学者来负责兑现。说得极端一点，对于这部分的学佛朋友，学术研究也许真的不是他们当下最需要关心的。推而论之，对于很多一般的学佛人而言，佛学研究也许是一种奢侈品而非修道生活的必需品。
　　不过，佛学研究对于特定的信众意义不大，并不意味着对于佛教整体的发展而言不重要。我以为，站在佛教本位的立场看，佛学研究对于佛教发展的意义不容忽视。
　　首先，在教义层面，现代学术研究标举的价值中立原则，决定了佛学研究并不像宗学研究那样以正法的简择为好骛，它更关心的是对于一种思想作知识谱系学(或曰知识考古学)的厘清，如实地呈现其来龙去脉，揭示制约其表述和呈现的各种因素。这种研究可以为佛教内部关于法义的无诤之辩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对话平台，并为进一步的法义简择提供某种客观的理据。究其本质，佛学研究不以解决修证问题为己任，而且也的确不能解决修证的问题。修证当中呈现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境界本不是靠佛学研究来呈现的。但是它可以有效地廓清一些伪问题，从而使得真正重要的问题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再则，在制度层面，现代佛学研究对于佛教制度发展源流的考镜，可以清晰地层示正信的佛法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架构不断发展、演变，如何不断地融人传播地的文化氛围又被其改造重塑。与教义学层面的契理契机说相比，这种思想—社会史的框架和问题意识，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域，可以为当代中国佛教选择未来之路时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镜。
　　再看第二个问题。的确，时下教界举办的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之多，简直如过江之鲫，令人目不暇接。每一次的学术会议，学者们都受到教界隆重的礼遇(虽然内心未必以为然)：往返程一般都给予报销机票，下榻处也必定是举办地高档次的宾馆，饮食之精美自不必提，就近游览观光也经常是主办方考虑在内的安排，近年来又增加了颇为可观的发表费或出席费。与财经、新闻、法律等“显学”的会议相比，这些待遇算不了什么；但就相对冷清的文史哲学科而言，除了某些有官方背景的学术会议差堪相埒以外，其待遇之优渥实不多见。
　　教界办会条件的改善，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从教界的用意看，一则举办大型的学术活动有助于提升主办方的形象和声望，二则佛教今天的盛况与国家落实宗教政策密切相关，这当中学术界的呼吁推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助缘，因此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给予学者较高的礼遇。再加上教界长老大德和学界耆宿往往有不错的私谊，爱屋及乌的结果，这些学者的门生故旧也受到荫庇，所以像我这样才疏学浅的学术新丁也沾其泽惠。
　　对此，我自然很有感恩的心情。但是，与几十年来为佛教发展建言献策的师长们相比，我辈后生小子不免有“何德何能，而有此福报”的惶恐。特别是拜读这些学术会议的论文、参与会议讨论时，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相比于主办方招待的水准而言，我常常觉得自己在很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显得有些寒碜，特别是有时候对于某个会议的主题有兴趣，而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撰写论文，就拿旧作或是急就章应付。拜读某些同行的会议论文，觉得与我自己的狼狈情形相比，也就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论文的质量如此，现场讨论的质量也差不多。现在教界的学术会议动辄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宣读论文，每个人发表的时间也就那么有限的一刻钟或二十分钟，有时甚至只有个位数，留给提问的时间自然就更少。由于时间的限制，要展开士匕较深入的讨论当然是奢想。但即使是这么宝贵的一点讨论时间，也往往听不到开诚布公、单刀直人的对答。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不愿真刀实枪地过招，宁愿好好先生般一团和气，皆大欢喜地完成一个仪式。
　　虽然每次学术会议的总结无一例外地都宣布这个会议的论文数量如何多、质量如何高、讨论如何热烈、如何深化了对某一主题的认识云云(当然也会不咸不淡地加一句，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我心头的惶恐和不安却并不因此而减轻：这样的会议真的深化对问题的研究了吗?它真的对学术共同体以后的研究发生影响了吗?过几个月看看同一主题的研究，很少会引用会议的论文，甚至连与会学者自己再写文章时，也似乎不太记得这个会议谈了些什么了。
　　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论，开会最重要的收获往往不是拜读同行的论文或是参与大会讨论，而是可以借此机会亲近平时难得有这么多时间叨陪鲤对的师长，听他们私下点评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臧否人物。有时候，我常常感到他们三言两语甚至一两个字的点评，要比我读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更有收获。此外同样很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借机和老朋友叙旧，再结识一些新朋友，听他们摆龙门阵，了解他们手头正在做的研究和他们的一些创见，让自己对于自己无力投入的一些研究领域不至于太隔膜。就此而言，我倒真的觉得每次会议都会有不虚此行之感。套用一句成语，大概真的是“工夫在会外”了。
　　然而，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专业圈外的朋友毕竟是从学术会议的物化成果——论文集和现场讨论来评估会议价值的，而且如果说一个会议对他们有所裨益，大概主要也是来自这两个方面。我想：除了使与会者直接受惠外，一个会议也应该产生一些能够普施大众(至少具有这种可能性)的成果，而这集中体现在论文水准。认真撰写论文，这应该是与会者对于学术共同体的一种职业伦理，也是学术界对于社会的一种责任。特别是佛教界办的会，办会的钱来自十方善信，更有理由要求做到这一点。遗憾的是，现在教界办的好些会议，恰恰是在这方面不如人意。佛教界主办的学术刊物的问题也与此相类。虽然与法律、财经等显学没法比，但在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的范围内，教界刊物给出的稿酬不算低。可是反观这些刊物中的学术论文，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其中，苦心孤诣的沉潜之作固然有之，但乏善可陈的应景之作也不在少数。
　　最不可思议的是，有时甚至能在佛教界主办的会议上听到素未研究佛学的所谓著名学者大肆攻击佛教“狂妄自大”，六祖慧能大师“狂妄自大到了极点”，而包括出家众在内的满堂大众都似乎置若罔闻。同样，在教界主办的刊物上，竟然能读到贬斥佛教根本教义为消极的文章。
　　凡此种种，都令我对于长老大德们呼吁佛教发展应该避免学术化的良苦用心多了一层同情的了解，但理解不等于认同。在我看来，产生上述现象，学术界和学者固然首先应当反躬自省，但同时也正因为教界自身的学术研究力量薄弱、义学人才奇缺，才会出现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当前中国佛教界义学之衰敝，实在令所有关心爱护佛教的人不忍言而又不得不言。近年来，笔者为了撰写有关报告，走访了国内十余所中高级佛学院。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之多、困难之重、积弊之深，都远远出乎当初的预料。其中最令人感到痛心的问题，便是教理教学水平之低。有的法师讲解某部经典，遇到自己不明白处，只能带同学一起一字一拜地以拜经方式往下教。在对这些法师的勇气和诚实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心里不免也充满苦涩。还有的佛学院竟然以附佛外道的书为教材，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面对佛教教育这种现状，教界不但不思良策赶紧提升义学水平，反而把满腔热忱想要帮助教界提升义学水平的学者往外赶，担心所谓学术化的倾向给佛教带来伤害，实在令学界人士，错愕不已。
　　佛教自传入我国后，几经兴衰却不绝如缕，始终维持较高文化影响力。穷本讨源，义理佛教所呈现的深厚文化底蕴和高妙思想境界，能够在较高层次上满足社会主流人群思想哲理和宗教实践上的需求，不能不说是一大主因。纵观中国佛教史，义学兴则佛教兴，义学微则佛教危，唐宋佛教的辉煌，近世佛教的衰败，无不如此。太虚大师振臂疾呼佛教革命，提倡人间佛教，也正是有鉴于此。无论是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还是汉藏教理院，义学的解明都被置于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今天的佛学院教学，课程设置形式上继承了虚大师的规划，而思想理念上又继承了多少呢?须知，没有义学的复兴，便没有中国佛教的真正复兴。没有深厚的义学底蕴，那么今日花团锦簇之佛教事业纵然盛极一时，也终归会因为失去灵魂和核心而在繁荣中走向衰落(印顺导师语)。呜呼!“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深望教界师友对于虚大师革新佛教的宏愿三覆其义，早日重振义学。
　　诚然，佛教义学不等同于学术研究，但学术研究无疑有助于义学复兴。觉得不痛不痒、不咸不淡乃至不知所云的学术研讨无济于事，这或许是使得教界相当一部分师友主张今后佛教发展应该避免学术化的一个重要根据。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现有学术活动的成绩不尽如人意，那么可以考虑的选择不一定是取消学术活动，而是如何改进学术活动的成效。
　　以举办学术会议为例，教界办学术会议，常常喜欢以参加者之广、论文数之多来衡量其规格和成败，这未免失之偏颇。大型学术会议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尤其是一些纪念性的学术活动，传统上更是如此。但旭实言之，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小范围、高水准的专题会议。从教界的客观需要来说，针对佛学院教学中遇到的现实难题，设计若干小型专题逐个加以研讨，也更有实际收益。例如，各地佛学院普遍感到原始佛教的教学不够深入，部派佛教尤其是阿毗达磨论书的教学是难点，如果有针对性地加强阿含经的研究，加强说一切有部等对中国佛教影响至为深远的部派及其论书的研究。一部经、一部论、甚至经论中的某一品或某个名相逐一加以细致的讨论，并且持之以恒，形成制度，必然会对提升佛学院相关教学水准大有裨益。
　　进而言之，教界和学界的学术互动，也不宜仅限于学术会议一种形式。学术会议只是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离开平时的沉潜研究，学术会议的物化成果必然会产生虚热和泡沫。因此，教界与学界的学术合作，也不应当过于急功近利。除了学术会议之外，联合开展一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使得合作走向深入、更具成效的必由之路。毕竟，学术研究如酿酒、如存茶，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应当说，玉佛寺在这方面走在了教界的前列。玉佛寺倚重学界力量推出的“觉群译丛”，引进了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域外佛学研究著作，对于提升我国佛学研究的水平大有帮助。此外，教界和学界开展教学合作、师资培训合作、专经专论的会读班、精校细勘详释今译一批重要的经论，都是对于教界提升义学水平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也会比单一形式的学术会议更具实效。
　　至于第三个问题，涉及的头绪更多，限于篇幅和时间，姑且从阙。
　　五年前的十月，我在台湾一个学术会议上报告自己对台湾佛教的观察时曾说：
　　在台湾佛教发展过程当中，神异化、实用化的诱惑始终拂之不去，在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刺激下，配合中国人历来之实用理性，将来更会泛滥。大规模的法事活动、盖庙造像、经忏斋焰仍然是佛教的宗教生活的主要内容，相对而论，佛教学术研究对于保障佛教信仰的作用仍然未得到足够重视，佛教学术研究的理性和独立更得不到尊重，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实用主义的利用和踵事增华的点缀而已。至于教界群策群力，精诚合作，共同提升佛学研究的品位则更难得与闻。
　　上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宗教性资源深度模式的忽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灵性资源的过度耗损乃至趋于耗竭的危机。要解决这类问题，需要的不只是各种技术性的缝隙补苴，更重要的是需要确定一种根本的指导思想。
　　我想，这种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当前内地佛教。
　　“我愿将身化明月，照君车马度关河”。作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运动的一部分，中国佛教的复兴也一定会很快到来。尽其在我，预流于这一洪业，是笔者和其他年轻一辈学者共同的心愿。近年来，笔者多次在各种内部或公开的会议中呼吁，政教学三界的良性互动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佛教得以平稳发展、未出现大波折的重要经验之一，任何不珍惜这种互动、破坏这种格局的行为都会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衷心希望教界师友能从佛教整体发展的大格局大视野当中看待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注意所谓“反对学术化倾向”之类提法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续写教界学界精诚合作的新篇章。衷心希望教界涌现更多的义学沙门和教内学者，以学术为志业，以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素朴面貌庄严佛法，以文字般若的阐明，导引大众趋向实相般若。是所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