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思想及其当代反思

　　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思想及其当代反思

　　武昌佛学院 能 利

　　1912年，太虚大师“大闹金山寺”后，发出了“三大革命”疾呼，向全国佛教界提出进行教理、教制与教产三方面的改革，唯其如此佛教方得以正法久住。而他早期的改革志向可说深受当时中国政治革命风潮的影响，对于当时中国佛教的革新，他说：“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太虚大师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掀起了当时中国佛教改革的时代主题，试图对已定型旧有的超度死鬼亡灵的经忏佛教、盲修瞎炼枯禅枯修与寺院管理沦落传统腐朽形式作出改变。“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革改：甲、逐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但佛教改革运动，在他有生之年，虽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他的思想结晶——人生佛教，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直至今天的佛教。

　　近些年来，中国由于经济的大力发展与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佛教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学习、信仰与实践。特别是近几年来，人间佛教的提倡的力度是越来越强，似乎人间佛教是佛教的本质，而人间佛教的来源，其根在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思想，人生佛教思想可以说是太虚大师一生弘扬与革新佛教中取得最为成功的一面，其他的如教理、教制、教产的佛教革新，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完全实现，但仍有它的积极意义。

　　本文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与革新佛教思想为切人点，从三个方面联系当前佛教的一些现象进行反思：即人生佛教与佛教；二者的方便与根本意趣的反思、人生佛教思想与当代佛教发展方向的反思；三、大师的僧制的革新与现代寺院管理规范化的反思。

　　一、人生佛教与佛教的反思

　　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以人间为选择，以人道众生苦与乐、暇无暇参半易于解脱而于此间降生、成道、说法、示寂。唐代裴休在其所撰《圆觉经疏序》中写道：“诸天正乐，修罗方嗔，鬼神沉幽囚之苦，畜生怀之悲，其能整心虑、趣菩提者，唯人道为能。”佛陀以人道为主要说法对象，可以说是根据人类的现实生活而给予的相应的法理，所以佛教应该是最适合人生的。

　　太虚大师在1946年镇江欢迎大会上说-：“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不可以中国流传的习俗习惯来误会佛教是玄虚而渺茫的；于人类现实生活中发解实践，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可以说这个思想是他人生佛教的总概括。但是近些年来，由太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演化为“人间佛教”，其二者有同有异：同者，重视人道为关键；不同者，人生注重个体与解脱，人间注重的是整体与和合、幸福。 ‘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点，由此中心点而至圣、天而至地狱、畜生，大师在《人生佛教与层创进化论》中说：“而人类创造力特强，此层特注重人生。在有情流转中来看人生，下层有三恶趣，上有天趣，中间是人的地位，好像一切为人生设施的，而人生的力量不可思议，成凡成圣皆是人所自作。故佛陀现身人间，说法度生，由人成佛。能够听闻佛法受持学修者，亦是人类。”大师强调要通过“人”道这个中转点，达到解脱轮回、成佛的目的，这才是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根本用意，基于此点，笔者认为，大师谈人生佛教，其本是佛教出世思想，这也是佛教的根本思想。出世，大师对之解释，是即人即佛的出世，故大师有偈曰：“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就是现实的佛教，“此为人生的枢纽，成凡作佛以此为转折点，而人生佛教之重心亦在此。”大师在《人生佛教之目的》中分四层来阐明佛教之目的与效果，即一人间改善、二后世胜进、三生死解脱、四法界圆明。其四分之三皆以解脱生死为根本方向。所以人间佛教，如果仅仅是为了人间的幸福和美满之目的，其实除了佛教外，其他的如中国的儒学即可达到这一目的。大师在论人间改善时就充分说明了这样的事实：“一、人间改善，以佛教五乘共法中之五戒等善法净化人间。从家庭伦常，社会经济、教育、法律、政治乃至国际之正义公法，若各能本佛法之精神以从事，则均可臻于至善，减少人生之缺憾与痛苦。故现实人生可依佛法而改善净化之也。此虽一般科学、哲学及儒家等学术之所共，而佛教亦有详明发挥与其不共之特质者在；本此特质，进以融摄科、哲、儒学所长，则佛教对此改善人生之目的，自可发挥其无尽之效力也。”这也就是现在大家所共称的“人间佛教”吧，这也许是由“人生佛教”进而演变成“人间佛教”的源头。当然这不失佛教之一目的，但毕竟从整体的佛教来说，这只是一个起步和开始，我们为佛弟子，绝不能把这个起步与开始作为佛教的整体!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佛法者觉悟之法也，所以佛教是通过人生的种种行持来练就出世之觉悟。如果在人生中，仅仅以行持而行持或为求福报者，失却佛法解脱本意。就以当前佛教寺院举例来说，在汉传佛教现在随着经济的发达，佛教也慢慢由穷变富，于是有做慈善救济贫穷困苦者，就其本身来说是好事，但是作为佛教以修行解脱弘扬佛法者。如果仅以慈善为慈善，不作解脱生死之观照，就成为世间之福善，这样则佛教的寺院就成了慈善机构，不是修行的道场了!道场者，修道之处所也，所以离解脱道越来越远，佛说“以苦为师”，如其这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解脱而得大圆满才是大事!所以，自古以来佛教寺院皆以山林为选择处，避嚣尘闹市得以静修，以作佛也!这才是出家修行的目的!因此作为僧人来观察反省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必作正量之考察才不失佛教之根本!当然，寺院经济富裕，应该要作慈善，十方来十方去!但通过化缘来做慈善恐怕就是画蛇添足，如果通过佛教的宣传来达到全社会的慈善理念，这样的效果更好与功德更大!更符合佛教本身的理念。

　　因此，我们认识人生佛教的同时，不但要谈佛教在个人修养完善面，从而导致人类的和平、幸福，作为一个佛教弟子，更要注重的是解脱的更高目标。这就是“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意义上的差别。所以认识人生佛教，我们把从神佛请回到人中来了，要明白的是，佛不是神，但也绝不是“凡”人!人生佛教也不仅仅是修福善之人道教，而是解脱一切苦之觉悟教!如此理解大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想必会符合他老人家的真义吧。

　　二，人生佛教与当代佛教的反思

　　太虚大师提出佛教革新的原因，主要是有鉴于当时中国佛教发展上出现偏颇。大师在《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中分六个方面论述，即化成、政轭、戒弛、儒溷、义丧、流窳。特别在第六中，大师开文即是“佛教在今日，其衰落斯极矣!无他可述矣!但有末流之窳习矣!”这也是大师对当时中国佛教所深痛者，大师分僧人为四流，清高流、坐香流、讲经流、忏焰流，大师认为四流发展已然窳败失去成色，且最后一流占僧众之十之九以上，“而除第一流外，余之三流，人虽高下，真伪犹有辨，其积财利、争家业，藉佛教为方便，而以资生为鹄的则一也。而第四之流，其弊恶腐败，尚有非余所忍言者。”由于清初废除了僧人度蹀的考试制度，僧人素质逐渐低劣，甚至于发展成了另一种赖佛逃生之一流，“此四流之外，尚有一种守产业者，美衣丰食，一无所事，亦不受戒，亦不读经，凡佛教中事，一切不知，或能粗知文字书画，与俗士游，则光头秃顶，虽居塔庙，不与佛教徒数者也”。所以大师对佛教提出革新的口号：“提倡佛教育，以人生为切人点，要革除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的佛教；要革改由避隐于社会改精进修习而化导社会；要革改由度死奉事鬼神而改资生服务人群。”

　　在大师的积极提倡及其佛教界的共同反省与努力实践下，佛教在中国内地近百年来，可以说虽然经历过种种磨难，但逐渐有较好的起色与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注重僧教育与提倡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人群，可以说还是按着太虚大师的思想理念在发展，其成绩应该很巨大。但是，佛教或者说人间佛教发展到今天，在其过程中存在人为或者其他影响力下的偏向，现在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议论都注意到这种现象——佛教世俗化的批评，实际上世俗化并不可怕，六祖大师也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寻兔角”，分析其批判的重点，并非世俗化，而是佛教界走向了某些商业化或庸俗化现象。过去提出的“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这个现象的根本，虽然近几年来政府也在反省，不再提出这个口号，但其影响的余力仍是十分强大的。“寺庙搭台，经济唱戏”当然也使佛教自身中获得发展：如寺院的建设恢复、个别寺院经济越来越强、佛教信徒在逐渐增加、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上可以开始做一些慈善事业等、佛教文化进入社会各阶层……

　　不可否认，佛教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但是正因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略了佛教的自身建设，中国佛教协会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当佛教发展到一定程度，面临着商品经济大潮严重冲击的时刻，1993年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当今中国佛教从自身建设来说，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的泛起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如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从而发挥佛教的优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当今佛教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基于此，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了五个建设，赵朴老在这份报告中指出“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赵朴老一语道出了关键所在，但十四年后的今天，纵观佛教界的大局，信众越来越多，且随着社会教育的大力提高人们的素质越来越高，但是佛教本身丛林大流仍是以经济为目的旅游参观或经忏为主业(笔者并不反对旅游，旅游也本身可以宣传佛教慈悲善良轮回解脱思想；也不反对经忏，经忏本身也是忏悔业障的修行办法)，小的寺院更不用说了，当然虽然提倡导的一些佛教夏令营待活动宣传了一些佛教的知识，起到了弘传作用，但这也只是佛教寺院应该做的主业而变成副业了。

　　太虚大师改革佛教就是因为觉悟的人生佛教变成经忏的鬼魂佛教，反观今日之佛教，笔者认为有回头之势：僧人多往经济发达的地方流动，寺院也以经济多寡论强弱；大型的开光与升座活动耗费糜甚，表现的就是财大气粗，水陆法会超亡度祖成了富人的专利与荣耀，寺院建筑也围绕雄伟、富丽堂皇而不注重佛教本身的实用功能；出家人比的不是修行的功夫与教理的学习，而是权力的大小、信徒的多少、职位的高低、富不富有。虽然这些可能只是少数现象，如果不能阻洪水猛流于蝼蚁之间，其后果是不堪设想。

　　寺院的功能与僧人的自身问题的解决虽然不仅仅留在理论上，但向前的路只走了一点点，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佛教的兴旺与正法久住在于人才，所以赵朴老说当前佛教的主要任务“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培养人才，三还是培养人才”，诚如是言，僧才的培养要从戒律为人手，以发菩提心为关键，菩提心者，一要普度众生，二要解脱生死轮回。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是为佛训。太虚大师对僧之所以为僧，戒律之为根也十分强调：“僧失律仪，僧即非僧，即不能受僧教育，亦不能以如来之功德法财自利利他。故云：僧教育是建筑在僧律仪之上也。”大师在办武昌佛学院时，也是非常注重这一点的：“在我办佛学院的本意，是想第一届在二年中速成了一班师范人才后，优秀者留院深造研究，而第二届专招出家众以律仪为训练，俾佛学院成为新的僧寺。”

　　人生佛教从僧人和寺院的本职来说，首先是要搞好自身的修持，培养佛教深刻的信仰，寺院是修行人的道场，所以寺院要回归本身的修行(坐禅、念佛、学教)及弘法(讲经、解惑)的功能上，全国这方面做得好的寺院还是有不少，如江西云居山真如寺、陕西西安卧龙寺、九江东林寺、福建莆田广化寺、厦门南普陀寺、福鼎太姥山平兴寺、广东乳源云门寺、五台山的普寿寺等等，都在提倡坐禅、念佛、学教其实佛教本身修行做好了，就是在弘扬佛教，就是在令正法久住，当然力所能及，做一些慈善等事业，但仍以菩提心为根本，这样行事方合佛意，否则好事也变成坏事了。回顾当前佛教，不能以人生佛教的本怀，对其曲解，不能“人间佛教”只有人间没有佛教，甚至有的连人生都没有，去做堕地狱变饿鬼的事业。

　　三、僧制的革新与现代寺院管理反思

　　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说“我历来的主张，是要在寺院僧众制度的改进上做起”当时，一方面北洋军阀政府提倡庙产兴学，使僧人们惶惶不安，因为政府把庙产一提，生活就没有着落。另一方面历史沿流已久的腐败僧制，僧人的制度受历史的影响形成家族制、法派制，丛林寺院违反僧团的十方公有制。所以大师为了佛教的发展而提出了教制与教产的革新。佛陀在世，以六和合精神为僧团共住原则，在古印度佛灭度后僧团的生活以托钵为主，僧人所拥有的财物极少，到佛教人中国后，初期因信众的乏少，可以说都是以“贫僧”为自居伪。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被接受与信众的大量供养，寺院财产与僧人拥有物质渐多，在事实上产生出要进行寺院丛林的管理。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僧制仪轨”、隋唐之际的“丛林清规”，以及发展到当今的“共住规约”。在中国佛教史上，僧制与戒律并行，起着安僧护法的作用。然而当代佛教现状，既有别于印度佛教，也不同中国古代佛教，时空因缘的变换对佛教制度的建设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

　　太虚大师建僧思想按时间上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以早期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期的《僧制今论》、后期的《建僧大纲》和晚期的《菩萨学处讲要》为代表。太虚大师革新佛教初期，其满怀豪情，“乘此世界文明过渡之潮流，安知其不能化而为世界佛教之中兴与全盛时代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历史第为英雄之谱谍，宁不信哉!”太虚大师对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的革命十分强烈，将佛教寺院化私为公的愿望非常迫切。1915年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对全国僧众、寺院数、分宗为寺都作了具体的说明。特别在整理制度品对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作了分论，其中心在于实行集产制度。到1930年大师作《建僧大纲》时，对前期的思想作了回顾与评判，认为虽然理论上很圆满，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但现在已颇见有不宜者”到1940年，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对其早年僧制的思想论述道：“前议改建僧制之评判：对旧时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佛寺管理条例、支那内学院及大勇等主张返归佛世的律仪，都一一加以评判，因为这些办法，均思根据原有的僧寺制度而改设者，其中虽都有具体的理论办法，但在事实上、环境上，皆难以通行。”

　　尽管如此，大师对僧制的理论很难实施，其操作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事物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可能有一天自然实现大师的理想。太虚大师的学生惟贤老和尚200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太虚大师思想及僧制建设研究》演讲中说：“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僧制今论》，再到《建僧大纲》，它是一步步的提高，一步步的升级。结合时代，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宏大的主张。我们今天的寺庙，实际上来讲，都要朝这个方向走，不然是走不通的。所以太虚大师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是很先进的，登高望远，胸怀宽广。”

　　太虚大师在佛教僧制的建设中已然包括中国传统固有的丛林建设。目前中国的丛林制度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形成的一种适合佛教僧人集体修行的管理制度。丛林中僧人是平等无差别的，平等的修行、平等的福利，其实仍是按六和之精神为原则的。但是丛林制度流传久矣，久则生弊，南怀瑾在《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中说：“‘法久弊深’，这是吾国传统的一句名言。尊为方外清高的丛林，历传久远，仍然跳不出这个法则。因为丛林的制度，是天下一家的制度，其中绝对不能存私。但既要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结果，往往亲亲之情，会超过君师之义，所以便生出个人自我的私见。佛戒我执，教人要切实修到无我的境地。丛林戒为私，而且认为它是十方众生所共有的，所以通称为之十方丛林，因此僧众在丛林里，就不能随便收徒弟。即使勉强收了徒弟，这种师徒的关系，只能算是个人的行为，不能算作全寺的关系。如果住持和尚收了徒弟，也不能随便承受和尚的位置，后任的和尚，仍须要在十方高僧中，遴选接位。这样一来，从道理和法理来说，一点都不错，可是人毕竟还是人，站在人的感情行为上，慢慢地就有些行不通了。于是在十方丛林制度以外，渐渐的便有子孙丛林的建立，和庵堂小庙等的兴起。”所以佛教十方的财产渐为个人占有，形成我执严重的世俗风气了。

　　本来《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对丛林的管理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与方法，兹作一简要说明。寺院，古来称为丛林。《百丈丛林清规正义记》曰：“律中，凡四僧以上，至百千，同住一处，作法游事，如水乳和，皆名丛林。”所以丛林以平等修行为宗旨。丛林之产权，按照古来说法叫“十方丛林”，十方者，尽虚空界也，即寺院的财产不属于哪一个人的，甚至不属于僧团的，是属于十方所有一切众生的，僧团只是有使用权，没有占有的所有权。在管理上，丛林分班首与执事，班首分四大班首，执事总体来说有八大执事。

　　八大执事是具体处理寺院僧团的日常事务者，古代寺院八大执事即分别是监院(库房负责人)、知客(客堂负责人)、僧值(又名纠察)、维那(寺院监察)、典座(斋堂负责人)、寮元(云水堂负责人)、衣钵(方丈堂负责人)及书记等。各丛林根据自身的特点，所设的八大执事不尽相同。

　　四大班首是：首座、西堂、后堂、堂主，堂主的预备则是书记了。班首是寺院的表率与决策者，班首一般都由戒腊较长、威望较高的僧人担任。首座亦云上座，是“表率丛林人天眼目，分座说法，开凿后昆，坐禅领众，谨守条章，斋粥精粗，勉喻执事，僧行失仪，依规示罚，老病亡殁，垂恤送终。凡众之事，皆得举行，如衣有领、如网有纲也”。西堂才德不愧为班首，他负有教化僧众、宣讲开示的责任。后堂则“辅赞宗风，轨则庄端为从模范”，堂主者，是主持僧众实地修行禅堂指导者，同时亦可以代理和尚说法，后世便把堂主说法，叫作小参。书记则有文思敏捷、书法精良、词章通利的僧人任之，古来由书记而进升堂主，由堂主而进升后堂，由后堂进升西堂，由西堂而进升道座。丛林中有一句老话叫“千年的班首，万年的首座”，因而四大班首相当于寺院资历与修行的元老，他们不管具体寺务，但寺院有重大事情要处理时，住持亦须请四大班首们一起处理或决议全寺或大众的事。

　　所以古来丛林管理也是一种民主集中的管理，住持的任选一方面由四大班首共议中产生，住持则主持一方佛教，兼有负责总理全寺具体寺务的职能。从这个职能上可以看出，古来丛林的管理分为决策层与执行层，住持一方面是决策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是具体管理的关键。同时方丈也受制于四大班首，这样形成一个良性的管理体制，决策者不参与具体寺务，具体寺务的执行由另外的人执行，方丈起到了中心协调节器与关键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丛林的方丈一般三年一换，当前中国佛教协会规定方丈可连选连任不超过三届。那么，回顾中西方现今管理的体制，以董事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来说，那么形成对比：公司的产权是属于股民的，就相当于寺院的产权属于十方每一个人的；四大班首就相当于董事会，代表十方每一个人的利益，即是佛教的根本利益；方丈相当于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现今称为CEO(向公司的董事会负责，而且往往就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在公司或组织内部拥有最终的执行权力。在有的企业中首席执行官可能同时又是董事会主席和公司的总裁)，八大执事，则相当于各部门的负责人，即部门总经理。CEO不是总经理，也不是总裁，它的权力非常大。董事会成立小董事会，其主要职能是选择、考评和制定以CEO为中心的管理层及其薪酬制度——这与四大班首议事决策相应。此这种互相制约与监督的管理方式，在当今西方奉为就为优秀的办法，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寺院管理中早已实施。

　　由于寺院的随时代的发展，这种制度发现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佛教协会提出新的办法，寺院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寺管会作为决策层，采取民主集中的方式进行管理。虽然中国佛教协会颁布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退职的规定》，取得佛教寺院管理上的一些成效，但是针对佛教界现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个人主义、一言堂等现象仍未得到完全有效的改善，诚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老和尚在2002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说：“寺院要在继承和健全丛林组织的基础上推行民主管理，改变‘一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宗法制、任人唯亲等有碍佛教事业发展的管理模式，绝不容许十方丛林重新沦为子孙庙。”2003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的报告中说：“汉传佛教寺院，都要遵照本会制定的一系列管理办法、通则和规定，建立健全两序大众按期推选或礼请住持以及住持到期退位制度；执行住持请职制、僧团羯磨制、十方选贤制，住持请职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把有较高佛教学识、德才兼备的僧人选到重要岗位上，防止将十方丛林变成子孙庙。”这个问题，1935年，也就是七十二年前，太虚大师在《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中说过：“中国民族以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一个家族，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整兴的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佛教乃可重振。”可谓语重心长，点明了中国佛教的问题的根结所在!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对佛教发展关注的有识之士也十分重视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好的制度也靠人执行，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相信中国佛教在未来的路上越走越好，佛教对社会与人类的精神贡献越来越大，成佛作祖、了生脱死者越来越多，太虚大师亦会含笑于常寂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