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真相与未来
宗教的真相与未来
——评唐·库比特《上帝之后》
朱彩虹
对许多读者来说,《上帝之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本书很轻,封面灿烂,激动人心。装帧与作者的思想特点相呼应。库比特在本书中首先表现为一个大胆的解剖师,对象是整个宗教。解剖意味着去神秘化,把对象呈现为直接的事实。库比特以宗教发展史这把事实的利刃解剖了上帝概念这一宗教的核心,使人们头顶那颗闪闪发亮的梦幻的硕大星星轰然坠回大地,让读者看清超自然的宗教世界的真相——语言世界的神话化。对于库比特来说,单是解剖似乎没多大意思,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一切。他在本书中提出的宗教的未来就如封面一样灿烂。
1.对宗教的自然主义的解剖
解剖了上帝就等于拆除了传统的实在论宗教,这是库比特的技术。他对上帝概念的解剖是起源上的,借助于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归结为人的生物学需求。显然,库比特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为了便于分析纷繁复杂的信仰对象,他把上 帝概念按发展顺序分为三个阶段——精灵,诸神和上帝,并提出了“工作模型”一词整合各个阶段,用这三个工作模型和之后的两个转变分析宗教发展史,从中找出宗教的真相。
库比特的工作模型包括人的生物学需求,超自然信仰对象扮演的角色和角色的还原几个方面。精灵工作模型对应旧石器时代古老的游牧秩序。当时严酷的、迫切的生物学需要是生存。前历史的猎人——采集者必须通过准确地注意并区分处于变动不居的经验之流之下的一系列不变的动植物的类和自然规律而成功地找到食物时才能生存。个体是样本,他们必须优先认识类。人格化的图腾或者精灵的角色是以某种方式控制类的所有个体,引导人们将多统一于一之中,使每个人的思想能够专注于类而非个体上。库比特指出,在最初的形式中,超自然的世界是精灵的世界,精灵们代表和控制自然的各种物类、力量和规则,以及主要的宇宙区域,它们是特别具有权威和实用性的类的象征表现。在这里,去神话化后的精灵就是一般词汇,是最需要被认识的那些力量、属性和类的符号。
新石器时代定居下来的人们通过劳动改变一片自然环境,新的生存形式引起的变化是他们的思想不再是模块化的,而是开始表达一种完整的宇宙图景。与此同时,村落、城镇和城邦相继出现。变化了的生活形式需要维持自身的公共性和秩序,因此需要公认的合法性和权力的中心和来源——诸神应运而生。神使一切各得其所并制定了所有的规则,他们不仅统一和管理城邦而且还统一和管理宇宙。诸神代表人类的种种任务、道德品质、社会角色,把人们从游牧者变成农夫,固定在土地和季节的周年循环上。此时个体意识仍未出现,神是整体的信念。库比特总结道,在此背景下,一个人可以把神还原为国家精神之类的东西,是权利和道德权威的符号,代表无条件的、甚至宇宙性的权威,追根究底的惩戒性要求,以及他或者她许诺的安全和繁荣。
到这里,故事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库比特继续分析,当第二阶段的符号表达之流复杂到返回并评论自身,自我意识便成为可能。在青铜器时代随着诸神开始越来越强大且越来越有人性,人和诸神的关系也越来越辨证。它成了主体性的学校,人的自我在与神的关系中通过这关系得以健全和发展。公元第二个千年,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人和他们不同的生活命运,有点像现代人的上帝信念的观念开始了。宗教最初只是在仪式上将你自己认同于它并融人其中的方式,但到了公元第三个千年,宗教变成你在政治上归属于组织的方式。个体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被看到时,出现了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张力,以前的诸神的政治——神学体制的普遍性已经不能满足觉醒的个体意识的要求,上帝便由此产生,充当了镜子的作用,我们映照它以成为我们自己。库比特形象地指出上帝信念始于个体第一次有了天大的脸皮要求体制证明其正当性,他发疯似的说“我要求你解释”,那要求使只能应付普遍性的诸神成为能应付个体性的上帝。上帝在此被假定为一个虚构的对手,整个事物图式的想象的人格化,他受质疑,受赞颂,受谴责,被迫与人争辩;现在自我与他者是同等的争论者,语言运行不可阻挡,并且人的投射被完全投出。
在上帝观念的下一步发展中,库比特准确抓住了《圣经》信仰和希腊哲学的相遇的决定性影响。柏拉图用哲学的语言重新把诸神和精灵的世界描述为一个“本质的”或者超感觉的世界,他的实在论体系与犹太教结合创造了基督教的上帝。变化发生了,整个观念的世界出现了内化,进入了上帝的心灵,被视为超验的。在那里神圣的观念成了被造万物的原型,同时,神圣的观念自身转变成相,又转变成天使,他们都是守护神——神圣意志的执行者,个人和群体的监护人,各种自然力和品质的化身。上帝以及他的世界就这样到来了,故事达到了高潮。
高潮之后真相开始渐渐显露。库比特找到了两个转变阶段。首先是在康德哲学中发生的倒转。世界的内部转向外面,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被转变成德国的唯心主义。整个观念世界再一次被内化,这次是内化在我们之中。它开始被视为先验的,即一种内在的编程。观念世界不再是确实存在者的客观世界,而变成我们自己心灵的内在的、预设的编程。康德将旧的客观的超感觉的本质和标准之秩序转变成诸范畴和概念的框架,我们围绕它建构我们的世界。库比特意识到这时候故事开始变得真正复杂了。在最后一阶段康德的先验范畴和概念的秩序最后被破译成语言。至于这破译是如何完成的,库比特似乎没有明确地分析,而是用了书的几乎整个第二部分,从宗教一直着迷于语言并始终理解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语言形成的,我们的生活是由语言支配的;神秘主义对实在论上帝权威的拆除;教条形而上学的终结;中世纪后期通过默想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属人受难意识到上帝的拖延并由此使人类转移视线,开始坚定地从自己内在的、有限的和凡人的主观性看待自身和世界,投身于历史并致力于对文化和语言作一种新的、仅仅属人的理解这几个方面来解释整个实在论思想图式的逐渐崩溃。他把宗教超自然主义下降到语言超自然主义,提出神圣领域只是一个固定的和规范的语言意义的系统。但库比特对这一阶段的解释显得比较艰涩,他只是粗略地描述了导致这种下降的因素。
2.重新考虑宗教的一切
既然上帝死了,人开始变得流浪化和“偶然化”,各种文化和运动没有一个被认真对待,全都变成了时尚。这是一个到处充满普遍的消融、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动荡和剧变的时代。在此库比特借用了默多克的见解——上帝之死紧随的是天使时代。中央集权崩溃后,漫无定向的精灵权威就在世上制造混乱。向我们再现语言意义世界的整个超自然的宗教世界和用来控制意义的语言意义世界的宗教神话化都丧失了曾经的权柄,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自由漂浮。走到这一步,一个人可以变得沉重,也可以变得很轻。本书告诉读者为什么库比特能成为后者以及他的道路。他接下去解决的问题是——何种新的宗教观可以取代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他的创造性体现在这里。
库比特把现在的时期称为过渡时期。首先考虑的应当是现在正在消失的诸宗教传统中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值得挽救的以及或许能挽救的。他认为应该作为有价值的东西挑选出来的将是某些宗教生存的形式,即某些自我的形式和实践、某些意识模式和一个人在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方式。他以一个预言家的语气说在未来我们将把宗教视为一种自我的试验。虽然上帝会消失,但是自我的形式以及包含在上帝信念中的看待生活的方式是可以重新获得的。他试图论证我们能够恢复某种佛教观点和某种真正具有宗教性的伦理。在这里他选择了三个主题:上帝的目光、极乐的空和太阳式的生活。
他在本书中对这三个宗教生存的窍门和技术做出了解释。上帝的目光是通过普遍的东西把自己和自己联结起来,仿佛是通过上帝的目光看一个人的自我和所表现的生活。这事实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自我分裂,库比特追求的是这种分裂的效果。极乐的空就是完全地放松自己,减缓自己的压力,直至自我好像消解在飞逝的、非本质的整个生存之空中。库比特提出把虚无主义体验为轻盈、光明,它带来的奇怪的、出乎意料的快乐奇妙地摆脱了对死亡、丧失和苦难的恐惧。在这里自我消失在内在性、客观性和虚无中,一切都是偶然的。太阳式的生活是把世界看作一种由被理解为符号的事件构成的流变,让自己毫无保留地投身于生存之流,消耗自己,尽己所能地生活,像太阳一样燃烧自己。库比特把这种沉浸在生活中的状态称为“出神的内在性”。它们的实践就是伦理学。库比特申明它们都是非强制性的,实践它们的背景是单纯的,因为它们没有形而上学,也没有信条,不再围绕一个我们之外的权力中心。库比特进而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看法:宗教仅仅是一个工具箱,是一小组态度和技巧。
在库比特看来,实践这三个主题就是诗性神学。这种境界很轻,许可我们以任何新用法使用存留下来的、我们能用到的词汇、仪式和象征。库比特发现了诗性神学与命名一种哲学观点的唯美主义的相似性。这种观点试图“扩展审美以拥抱整个实在”,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只是间接地、通过符号和象征的运动把握世界,而且符号和象征自发的创造性活动也产生我们。他得出了与尼采一样的结论,“世界是一件自行产生的艺术品”。
在宗教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库比特态度很积极。既然一个世俗的并且日益跨民族的单一的连续的世界文化在迅速地发展,那么能否有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宗教,不通过排斥别人确立自己,而是表达一种新兴的集体意识,即将全人类与我们的共同世界统一起来。没有客观的标准被允许介入和试图强加理智秩序。库比特的问题让人吃惊却很自然:为什么不该有知识的无政府状态?他建议在自然主义基础上摆脱旧的教条实在论的思维方式,采纳唯美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活观,为世界宗教预备道路。这是转变的前提。至于如何实现世界宗教,库比特认为世界宗教来自新的后康德主义、后浪漫主义的自我观,这个自我是一个太阳式的进程,在它的世界里将自身倾注到符号表达中。他把一种新世界宗教的哲学核心描述为一种感受和实践我们自己与我们共同经验的世界之关系的方式。
库比特是个思想时髦并且现实的人,具有强烈的后现代品格。他试图把人还原到本来所是的状态,没有负担地生活。他在本书中描述的上帝之后的世界速度很快,很轻,生活是当下的在由经验之流组成的世界中的流泻,如同名画《泉》中罐子里倾斜而下的水流。这种振奋人心的状态能否实现,我们拭目以待。
(《上帝之后——宗教的未来》,9万字,唐·库比特著,王志成、思竹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本文作者朱彩虹系浙江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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