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泉州的海外宗教及其对泉州文化的影响

元代泉州的海外宗教及其对泉州文化的影响
　　作者：徐晓望
　　元代的泉州对外贸易发达，城内居住着大量的外籍商人，他们带来和传播了海外宗教，其中有天主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这些宗教对泉州文化产生了影响。
　　一、发达的海外贸易--元代的泉州港
　　泉州在宋代即为著名的海港，元代泉州取得更大发展，如泉州人庄弥邵说：“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匡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殆为东南巨镇”。①古人认为泉州的地理形势优越：“夫泉南为郡，控带番广，海舶之所集，珍货之所聚，视七路尤为要”。②可见，当时的泉州是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许多商品在泉州交易。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泉州输出的商品，有许多来自国内各地，例如：“处州瓷器”来自浙江、“建阳锦”与“建宁锦”来自闽北、“苏杭五色缎”来自江浙、“云南叶金”来自西南、“海南布”与“海南槟榔”来自海南岛。至于海外输入的各种珍宝、香料，更是通过泉州输往全国各地。马可·波罗说他在泉州港看到数百艘大船，依本·拔都他也说：“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③马可·波罗明确地说：“剌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④发达的海外贸易造成泉州市街的繁华，吴澄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⑤商业繁荣使泉州城市发展很快。“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⑥元末扩修泉州城，把南关也包括进去，使泉州城墙周长扩张到３０里长。⑦
　　泉州城内定居着大量外籍海商，元代发现的元代蕃客墓刻石，数以百计。他们财大气粗，令人侧目，蒲寿庚家族集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于一身，“泉人避其薰炎者十余年”。⑧蒲氏女婿回教徒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死了后，仅留下的珍珠即有１３０石。⑨元末，福建有一“番商以货得参省，势震中外，胁户部令下四场盐引自为市”。⑩这些蕃商过着极为豪华的生活“满市珠饥醉歌舞，几人为尔竟沈酣”。他们定居于泉州，从而使泉州成为海外宗教传播的乐土。
　　二、元代泉州外籍商人信仰的景教、基督教与婆罗门教
　　景教。景教出现于中国的史册上是在唐代初年。它原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斯脱利派，该教从公元５世纪以后，传播于西亚、中亚，并于唐太宗时传入中国。唐人称之为“景教”。景教在唐武宗灭佛时受到很大打击，以后流传于大漠之北的游牧部落中。元朝的统治民族蒙古人中，有一些支系是信仰景教的。元代，景教随着蒙古官员的足迹进入长城以南，元朝统称景教与天主教为“也里可温”，设置“崇福司”专管也里可温教务。在福建境内，曾任福建行省平章的蒙古人阔里吉思是一景教徒；而泉州发现的许多景教墓碑表明：当时福建境内还有不少信仰景教的商人。这些墓碑大多以叙利亚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合璧，表明墓主的身份多为汉化的蒙古人与畏吾尔人，如叶氏、朱延氏等。1984年出土的一块墓碑，碑文作者是“管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住持兴明寺吴安哆呢思”， 这表明泉州有专门管理也里可温的掌教官与其传教的教堂。
　　天主教。大约在明朝末年，进入中国的天主教士便发现：在泉州一带有石刻的十字架遗物，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出版的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铨》记录了三方十字架碑刻，其一出土于泉郡南邑西山，其二出土于泉州仁风门外的东湖畔，其三出土泉州城内的水陆寺中。迨至1906年传教士又在泉州发现第四块古十字架碑刻，画图作二位有翅天使共奉十字架。这四块石碑的雕工都十分精细。
　　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大致认定这四块石碑是元代的遗物，也是元代基督教传入泉州的见证。据一些外籍文献，元代中国泉州有天主教系统的基督教徒，在天主教方济各会所藏的巴黎手稿中，有一封曾在泉州任职的主教写给他在欧洲昔日同事的信。这名主教中文译名为：安德烈．佩鲁贾，他在信中说：“在大洋海岸有一相当大城市，波斯语称之为刺桐。城内有一富有亚美尼亚妇人，建一十分雄伟华丽的教堂，后来总主教将此教堂作为总教堂。此妇人生前自愿将此教堂交于哲拉德主教及其同伙修士，”哲拉德主教去世后，由帕莱格林继任主教，安德烈在此时来到泉州，他在城外的小树林中，“建造了一所舒适而华丽的教堂，堂内有各种办公室，足够二十位同事使用，另有四室，可供任何高级教士享用。”“此教堂，就其华丽舒适而言，全省教堂寺院无出其右者”。帕莱格林主教故世后，安德烈继任主教，迁居总教堂。约在公元1346年左右，罗马教皇派出的使者马黎诺里在回程中到过泉州，他说：在刺桐，“方济各会修士在该城有三所非常华丽的教堂，教堂十分富足；有一浴堂，一栈房，这是商人储货之处”。 >但是，泉州的基督教明显是以欧洲商人为主，在安德烈主教的信中，曾提到有一位热那亚商人为其估计薪水的价值。安德烈在信的最后提到：泉州有“大量的异教徒受洗，不过，他们虽受洗礼，但并不按基督教义行事。”由于安德烈在前面提到过犹太人和萨克森（阿拉伯）人没有改宗基督教者，所以，这些受洗的异教徒明显是福建土著了，不过，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在天主教徒的眼里不够坚定，看来这一说法不错，明显的证据是：在元朝以后，泉州天主教的历史中断了数百年。总的来说，元代泉州是与北京并列的两大东方天主教中心，以故，教皇派往东方的使者，不是在北京驻跸，便是在泉州任主教，这说明泉州在远东天主教中的地位。
　　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印度的主要宗教，它随着印度人的足迹传遍东南亚各地，今日的印度尼西亚与越南南部，都曾是婆罗门教传播的区域。元代的泉州汇聚了大量的外籍商人，自然会有印度商人，可惜缺乏文献记载。据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泉州至今尚存许多以婆罗门教为主题的石刻，从其风格来看，大都出于元代。人们估计，元代泉州肯定有一座以上的婆罗门庙，以后随着时代变迁，寺庙毁弃，大量石雕构件被移作他用。例如，泉州开元寺百柱殿后面，有两根雕刻着婆罗门神话故事的柱子。此类石刻至今尚存许多，它表明：元代泉州婆罗门教一度很盛，随着印度商人的离去，婆罗门教逐渐消亡了。
　　三、元代摩尼教、伊斯兰教及其在泉州的延续
　　同为外来宗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与其他海外宗教的不同在于：她拥有本地信众，因此，在泉州港失去海外地位后，她们仍然能在泉州地区传播。
　　摩尼教。摩尼教是公元３世纪波斯人摩尼（Ｍａｎｉ，216-277年）所创，摩尼认为世界是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的对立，善来自光明，恶来自黑暗，他们的理想是光明战胜黑暗。该教传播于北非、南欧、西亚，于唐初传入中国，何乔远说：
　　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
　　唐末五代，明教在泉州民间极有影响，五代南唐名臣徐铉著有《稽神录》一书，其中“清源都将”一文已提到泉州的明教，其内容大致是：清源都将杨某家中闹鬼，请女巫制鬼无效，“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某户人家患流行病，被视为鬼在作祟，因而召巫作法，这都是福建传统巫觋文化的典型观念。然而，在一女巫法术失灵的背景下，主人请来了明教法师，念了一夜经，终于将鬼驱走。可见，在福建百姓看来，明教法师是更好的“巫师”。因此，若说摩尼教在向传统的巫术渗透，看来距事实不远。其实，明代的何乔远早就说过：“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名师氏，法不甚显云”。可见，福建巫法一派中有上承摩尼教的流派，他们被称为“师氏”。惠安县有曾师岭，相传“五代时有巫师曾姓者居此，因名”。这位被称为“曾师”的巫师，即有可能是上承摩尼教的巫师。
　　宋代明教在福建大有发展，“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裕得（摩尼）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释志磐的《佛祖统纪》引南宋洪迈《夷坚志》的记载：“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马可波罗在福州时发现当地人信仰一种西方传来的宗教，其教义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而其信徒在福州路等地“有七十多万户”，法国中国学家伯希和判定：他们是摩尼教（明教）徒。
　　关于明教会的规矩和内部组织，南宋闽中著名道士白玉蟾有如下叙述：“彼之教有一禁戒，且云尽大地山河草木水火皆是毗卢遮那法，所以不敢践履，不敢举动。然虽如是，却是在毗卢遮那佛身外面立地，且如持八斋、礼五方，不过教戒使之然尔。其教中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灵相土地，以主其教。大要在乎‘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已。然此八字，无出乎心，今人著相修行，而欲尽此八字，可乎？况曰：明教而且自昧”。很显然白玉蟾对明教有偏见，但也可从中看到，明教内部等级分明。
　　元代，泉州摩尼教徒在安海华表山建了一座名为“草庵”的摩尼寺，寺的背后依托一块巨石为墙，巨石上有一块高1.52米、宽0.83米的巨形浮雕，其主题为一座趺坐的摩尼佛像，它与通常的佛像有明显的区别，主人公长发披肩，颚下有须。佛像边有二条元代石刻：“……谢店市信士陈真泽，善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戒月□日记。”“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院，祈荐先君正卿妣三十三□。妣郭氏五六、大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早生囗界者。”由此可知，这是元代两位摩尼教信徒创建的的摩尼寺。入明以后，摩尼教与明教都遭到朝廷方面的严禁，泉州摩尼教的命运如何呢？人们在草庵附近找到一块石刻：“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统乙丑年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立。”正统是明代第六代皇帝英宗的年号，可见，摩尼教在明代尚延续很长时间。不过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在元代还是明代，石刻的记载都表明：当地人将其崇拜的对象称为佛--摩尼佛，说明当时的摩尼教开始融入佛教中去，它已经成为佛教的一个支派。我在福州涌泉寺附近的山上看到过一块大石雕有57种佛的名字，为首者是“药上菩萨”，结尾处是“阿弥陀佛”，其间有三尊佛名与摩尼有关，它们是：“摩尼幢佛”、“欢喜藏摩尼宝积佛”、“摩尼幢灯光佛”。这块石刻刻于清康熙甲戌年（1694年），由涌泉寺方丈道霈为霖主持。可见，约至明清之际，福建传统摩尼教已经完全融入佛教了。
　　伊斯兰教。福建伊斯兰教最早的遗迹是泉州三贤、四贤之墓，何乔远的《闽书》云，穆罕默德在世时，“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然而则二人，唐时人也”。如果这一条记载可靠，伊斯兰教在其诞生之初，便已传入福建。但多数专家都认为，这一遗迹只能说明早期伊斯兰教徒进入了泉州，但要说其是穆罕默德的亲传弟子，则有待于进一步的史料证明。
　　宋代福建肯定有伊斯兰教传播，其信徒主要是海外蕃客。泉州第一座清真寺始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至三年之间（1009-1010年），其名为圣友寺，其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波斯撤那威人在泉州城南创清净寺；同为南宋的清真寺还有泉州涂门外津头埔的也门教寺；而元代建的清真寺尚有南门的穆罕默德寺，东门外东头乡至治年间的纳希德重修寺，及无名大寺。自从张星先生于1925年考察泉州以来，对泉州伊斯兰碑铭的发现日益增多，其中吴文良先生的《泉州宗教石刻》一书，汇集了他几十年来搜集各种宗教石刻的成果，其后，又有陈达生、陈恩明编译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一书，增补了有关伊斯兰教石刻的新发现。现存泉州有关伊斯兰教的石刻达数百方，其中除了少数为宋代墓刻之外，大多为元代穆斯林教徒的墓葬遗物。元代重用色目人参政，而色目人的主流是伊斯兰教徒，所以伊斯兰教在元代朝野颇有影响。波斯布哈拉人赛典赤·詹思丁的家族在朝廷十分显赫，其本人在忽必烈时任宰相25年。其子孙历任高官，其中有几位与福建有关。他的长孙伯颜任泉州的长官，次孙乌马儿也在福建行省做过官。其时，福建的福州与泉州都是著名的海港，有许多色目人定居这两座城市，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奉者。泉州在元以前就有清真寺，其中兴废不一，清净寺建于宋代，后荒废，土地被人占据。“至正九年，闽海宪佥赫德尔行部至泉，为政清简，民吏畏服。”当地的伊斯兰宗教领袖夏不鲁罕丁抓住机会，派人上诉，加上得到泉州路达鲁花赤契玉立的支持，索回寺院废址，“里人金阿里”捐钱重建，“一新其寺”。元末吴鉴说：“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可见，元代当地清真寺不仅有修复者，还有新建者，这说明元代泉州伊斯兰教有很大发展。元末亦思已奚军统治泉州时期，由于其首脑都是西亚人，伊斯兰教更受到重视。那兀纳“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极其壮丽，掠金帛伫积其中”。这一番佛寺有人认为是婆罗门教寺，其实那兀纳是伊斯兰教徒，他所建的“番佛寺”应为清真寺。
　　元代清真寺的宗教活动罕见记载，但泉州清净寺尚存一块由元人吴鉴所撰的《重立清净寺碑记》，碑中记述了泉州清净寺的几个主要人物：“夏不鲁罕丁都年一百二十岁，博学有才德、精健如中年人，命为摄思廉，犹华言主教也。益绵苫思丁麻合抹，没塔完里舍刺甫丁哈悌卜，谟阿津萨都丁。益绵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犹言都寺也，谟阿津犹言唱拜也。”由此可知，元代泉州清净寺中主持、都寺、唱拜之类的人物，它的活动情况可从中窥见一斑了。元末天下大乱，在泉州的波斯人一度控制了泉州的政权，但他们之间亦争权夺利，并与福建行省的蒙古族发生冲突。其后，元朝的福建行省派陈友定率部入泉，歼灭叛军。明朝统一后，因宋末蒲寿庚叛宋，曾下令禁止蒲氏子孙读书入仕。可见，当时福建的回族曾经受到一定的政治压力。但是，随着岁月流逝，这些禁忌逐渐被人们忘怀。元末西亚民族的子孙，仍然生活于福建的泉州、福州、邵武等城市。
　　据近人的调查，泉州地区的回族主要有金、丁、马、郭、铁等五姓，其中泉州府惠安县的白奇郭姓回族，其祖先郭仲远于明洪武年间开族白奇，“曾建礼拜新寺，子孙尊奉回教。其教义为：‘摒弃邪魔，回向清真，极务实理，不尚虚文。’凡遇父母丧事，应延请阿訇敬读天经（古兰经）”。至于泉州沿海的陈埭丁氏，今有万余人，号称万丁。据其族谱记载，在康熙三十八年之前，该族的祭仪仍然有其回教特征，例如，其时族人丁清的《祭仪纪言》记载：“予家世旧矣，于何家礼未定，祖从回教也。回教维何不用刚鬣（猪），不焚楮帛，相率西向而拜。”陈国强教授认为：这说明十二世以前的陈埭丁氏仍然还奉行伊斯兰教。可见，伊斯兰教在当地一直流传到明清时期。
　　总的来看，元代的泉州像一宗教博物馆，世界上流行的各大宗教，几乎都在泉州为代表的福建沿海留下痕迹，而且各种宗教的关系，从主要方面来说是和平相处的，在泉州城中，各种宗教的教堂、寺院林立，构成了奇异的景观。这一时期的世界，正在为宗教与信仰而战。天主教徒的十字军东征，欧洲诸国对异端的镇压，都造成许多血腥的流血事件与战争。为什么在宗教战争盛行的中世纪，泉州能成为各种宗教共立的和平之土？这与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有关。自古以来，中国人盛行道教与佛教，而这两种宗教都是多神教，多神教允许信徒崇拜多神，在这一定义的延伸下，中国人产生了宽容的宗教观，对中国人来说，多一种宗教就像多一种神，它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好。这种精神，被人们誉为“兼容并蓄”的文化观，而在
　　中国的土地上，八闽大地也许是这种文化精神最盛的地方。在中国的北方，还曾发生过“会昌灭佛”之类的事件，域外宗教受到很大的打击。但古代闽人历来以“信巫好鬼”闻名于世，直到元以前，还没有排挤外教事件的发生。我们看到，许多在其他地方受禁的宗教，都在泉州民间自由地传播，而且都拥有众多的信徒。元朝建立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兼容并蓄精神，并给予各类宗教各种优惠待遇，使泉州的各种海外宗教都发展到其顶点。
　　那么，元以后各种海外宗教为何在泉州消退呢？人们都归罪于明朝政府的影响，实际上，这也和元末泉州港的衰落及亦思巴奚军的割据有关。今人多以为泉州港的衰落是明代前期的事，实际上，元末泉州已出现衰落的迹象，何以见得？首先，元末泉州灾荒严重，瘟疫和饥荒导致大批人死亡。因而，泉州市民大批流散，“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再次，元末泉州社会秩序混乱。例如，海盗屡屡通过泉州水门袭击泉州居民，“焚室庐，掠妇女、宝货”。就连戍兵也因饥饿发动起义，如释大圭所咏：“馕资边阃，南军万灶寒。断粮今累月，为变岂无端。夜戌留文吏，秋兵弑武官。到头就诛戮，饿死固应难”。复次，元末亦思巴奚军割据泉州十来年，以强凌弱，尤其是那兀纳上台后“大肆淫虐，选民间女充其室，为金豆撒楼下，命女子撄取以为戏笑。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极其壮丽，掠金帛伫积其中”。被他杀死的泉州市民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泉州几成鬼蜮世界。所以，元末其他各教的商人纷纷离开泉州。明以后，和平的局面恢复，但由于海禁的影响，外籍商人在泉州定居的较少，完全以外籍信众为主的基督教、婆罗门教也因此衰退，而拥有中国信众的伊斯兰教与摩尼教则在民众中长期延续。不过，她的信众也逐渐融入本土文化中，宗教色彩日益淡薄。
　　注释：
　　①阳思廉等：万历《泉州府志》卷11《罗城外壕记》，影印明刊本。
　　②李士瞻：《经济文集》卷１与泉南左丞书，四库全书本，第14页。
　　③《拔都他游历中国记》，张星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75页。
　　④陈开俊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⑤吴澄：《吴文正公集》卷28送姜晏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四库全书本，第13页。
　　⑥同①。
　　⑦周学曾等：道光《晋江县志》卷9，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83页。
　　⑧何乔远：《闽书》卷152，蓄德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96页。
　　⑨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四库全书本，第29-30页。
　　⑩黄任：乾隆《泉州府志》卷41卢琦传，第54页。
　　贡师泰：《玩斋集》拾遗《泉州道中》，四库全书本，第12页。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碑》，载《考古》1988年第11期。
　　杨钦章：《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碑述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１期。
　　以上参见（英）阿·克·穆尔（Ａｒｔｈ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ｏｕｌｅ）著：《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三章：“刺桐的十字架及其他遗物”，赫镇华译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1版，第85-89页。
　　前揭阿·克·穆尔书第218-220页。
　　前揭阿·克·穆尔书第289-290页。
　　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第172页。
　　［宋］李等编：《太平广记》卷355鬼40，第3066页，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
　　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第172页。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7，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第172页。
　　释志磐：《佛祖统纪》卷48。此处转引自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英）阿·克·穆尔（Ａｒｔｈ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ｏｕｌｅ）著：《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三章：“刺桐的十字架及其他遗物”，赫镇华译本，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1版，第164-465页。
　　白海蟾：《海琼白真人语录》卷1，《道藏》第33册，第115页。
　　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第165-166页。
　　陈达生：《泉州灵山圣墓年代初探》，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第167-17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陈达生、陈恩明编译：《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页。
　　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第102-114页。
　　吴鉴：《元至正十三年三山吴鉴重立清净碑记》，此文载于《泉州府志》与后人所立《重立清净寺碑》中，参见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努尔：《那兀纳与番佛寺》，见《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第11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引自：黄天柱、廖渊泉《漫谈泉州地区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及其遗迹》，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第206页。
　　陈国强：《陈埭回族的形成与历史发展》载《陈埭回族史研究》第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月版。
　　林以顺：《永春平贼记》，录自卢琦：《圭峰集》附录，四库全书本，第6页。
　　贡师泰《玩斋集》卷10潘积中墓志铭，第10页。
　　释大圭：《梦观集》卷3馕，四库全书本，第11页。
　　无名氏：《清源丽史》，此文出于泉州的《清源金氏族谱》，原修于明嘉靖年间。本文转引自努尔：《那兀纳与番佛寺》，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编：《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于：《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