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 志在利他——圆瑛法师积极救世的精神与实践

爱国爱教 志在利他——圆瑛法师积极救世的精神与实践
　　黄洁琼
　　1840年以后，中西文化激荡，使佛教面临在中国传播2000多年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作为佛教界革新图存的代表人物——圆瑛法师激发佛教界“积极救世”的思想与传统，组织广大僧尼为社会服务，为灾难中的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社会巨变，中国佛教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面临危机
　　自鸦片战争之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思想文化开始大肆传入中国，成千上万个基督教会与天主教会出现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在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下，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将佛教看成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各地兴起“庙产兴学”的风潮，许多佛寺被改造为学校，佛教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这是佛教界在中国近代史上面临危机的外部原因。
　　内部的因素则是来自清朝统治者的崇儒贬佛。乾隆皇帝虽然在群臣的攻击下保护了佛教，但他不过将僧人视为“游手好闲”之辈，而佛教寺院则是代国家养这些“闲人”的地方。乾隆年间，朝廷正式废除了实行上千年的度牒制度。这一制度的废除使许多不通经书的僧人也进入了佛教界，使僧尼成份鱼龙混杂，“从而为佛教的衰亡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内部因素。”至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各种蛊惑迷信、逃禅避世的现象日益普遍，佛教愈来愈背离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加上新文化运动提出破除迷信，基督教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更使佛教的发展雪上加霜。值得庆幸的是有不少佛门先进和关心佛教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振兴佛教、使佛教适应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他们主张不仅要在教制、教产等方面进行改革，更重要的是要针对时代潮流和社会现状，对佛法观念进行自觉的调适，以求重构佛教形象，谋求佛教的新发展。圆瑛法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圆瑛{1878-1953年)，20岁在涌泉寺妙莲和尚座下剃度，从此游学四方寺院，礼拜名师，悉心钻研佛法。他博采众长，通佛法之精妙，深得佛法之精髓，终于成为一代佛学大师。明旸法师说：“《高僧传》对历代高僧大德的应化事迹曾分为十科加以立传，其中最主要的是解义、习禅、明律、护法和兴福五科，大师可谓是五科功德兼而有之的一代导师”。自1928年中国佛教会成立之后，他连续担任七届的主席和理事长，1949年之后曾任第一届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可以说，圆瑛是民国以来中国佛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自清末民国以来，圆瑛发扬佛教大慈大悲的精神，积极倡导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思想，提倡为社会服务，组织佛教慈善事业，从而为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路子。
　　二、倡导重兴佛教“救世”的传统
　　清末，佛教自身遇到了极大的危机，加上财力不济，为社会服务的事做得少了，许多僧人只顾自己的修行，这就使人们产生佛教与世无补，不如将其废除的错觉。有人甚至提出“废寺兴学”的法案，若这一法案在国会通过，带给中国佛教的将是灭顶之灾。其时，圆瑛积极游说国会的各层代表，终于使该法案被废置，中国佛教才逃过一劫。
　　然而，这一事件也使圆瑛等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受到佛教所面临的重重危机。经过观察分析，圆瑛把当时中国佛教被人们误解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佛教经书义理深奥，人多不看，所以不知佛教之精华与佛教之利益；二是佛教徒辈不事宣传，报以世人少闻佛法。闻既未闻，信仰何自而生?三是法门广大，龙蛇混杂，凡圣交参，贤善之士，遁迹山林，韬光匿彩，人多不见；不肖之流，偏在社会，出头露角，人多轻慢，因不信僧界，非不信佛教”。可见，对于佛教来说，重塑佛教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
　　圆瑛在游学四方的过程中逐渐深刻地领悟到要振兴佛教就必须还其本质——为社会服务。他认为：独善其身的佛教修行者只是“小乘佛教”，而大乘佛教历来有救世的传统。因此，他提倡僧人把做各种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架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僧人不能只顾自己的修行，而必须走出寺院，积极为社会服务。
　　为了进一步论证服务于社会的重要性，圆瑛对佛教的原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性阐发。他对各种佛经进行了刻苦钻研，尤精于(首楞严经)的研习，逐条参悟，被称为“楞严座主”。圆瑛从佛教创立的过程本身论述了佛法本为利他而非为己的精神。当初释迦牟尼佛因对人生之苦大生感触，故舍弃一切，誓成无上佛道，其终极目的只为寻求一种普度众生、解脱众苦的方法，这足以证明佛教创始的本意就是积极的、救世的，绝非人们所说的是消极的、厌世的。为此，圆瑛明确指出：“我佛设教，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救世为目的”，大乘佛教“志在利他，不舍众生”的精神就充分体现了佛之宗旨——慈悲，这是佛教救世思想的最好体现。“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对于佛家而言，无论他们的慈还是悲，施予的对象均为“一切众生”。既无时无刻地把“一切众生”挂在心上，又岂能说佛家出世?圆瑛从佛法的慈悲精神出发，大力弘扬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倡导僧人自觉地开展为民众服务的实践。他认为：救世的实践甚至比念经更为重要，“学佛大乘无我之行。大乘之道，志在利他，先须打破我执，放弃自己讲经工作，而为利孤之工作，仆仆风尘，筹募基金，而为永久巩固之计划，亦寓有挽同世道，救正人心之至意”。在他的鼓励下，许多佛教僧人将为社会服务当作自身修行的重要方式，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圆瑛还用儒家思想作为他救世理论的旁证。圆瑛自幼习儒，“冠入佛门”，对儒、佛都有研究，他将两者进行比较后得出‘怫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的结论，再一次从理论上证明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实质。
　　三、发展‘铁危济圉，造福社会”的佛教慈善事业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带来了西方一整套社会服务体系，他们大办医院、学校、育婴堂等慈善事业，每逢自然灾害出现，都举行大规模的赈灾活动，这些慈善事业无疑大大提高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对佛教却形成了极大的；中击。
　　清末民初，革新派的佛教人士也开始大规模地介入慈善事业。圆瑛在任宁波佛教会长时，曾经筹办僧民学校两座，佛教学校用以教导出家的青年与少年，另有为民众服务的学校，主要收纳贫寒家庭的子弟。他的一生还办了许多孤儿院，1919年在宁波白农寺创办佛教孤儿院，开启了佛教兴办慈善事业之新风；1924年圆瑛又在泉州任开元寺住持期间创办慈儿院。为了筹集孤儿院所需的庞大资金，圆瑛多方劝募。1926年，他远赴南洋诸国讲经，就是为了筹集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的资金。
　　圆瑛的心中没有一分一秒把国家、社会之事置之脑后。他在讲经说法的同时总是不忘对听众发出关心社会、关爱弱者的倡议： ”八省水灾，被难人民，其乐已失，其苦已受，无所栖藏，冻馁交迫，圆瑛代为灾民请愿”；1920年，圆瑛发起组织华北五省旱灾赈筹会，他将在广济寺讲经法会之供养全部捐出；1936年发起组织十六省水灾赈济会，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组织各地佛教救护团、佛教医院、难民收容所等，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1943年春天，华北灾情严重，圆瑛发起捐款，募得60万元救济灾区同胞。圆瑛还赞助成立佛教医院，以救济贫穷的病人。在他的倡导之下，许多地方的僧人纷纷组织慈善团体，开始了为社会服务的实践。
　　四、抗敌救灾、保卫和平圆瑛在(国民应尽天职)的一文中这样写道：“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天，不负这种责任……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分子，所以常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圆瑛时刻把爱国这一国民应尽之天职挂于心上，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圆瑛义愤填膺，一方面以中国佛教界领袖的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另一方面，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呼吁日本佛教徒本着佛教的大无畏精神，出面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圆瑛立即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亲任团长，负责训练佛教青年担任救护工作。圆瑛要求参加救护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 ”大无我”、 “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之心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
　　1937年9月，圆瑛在圆明讲堂内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据统计，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沪战后期，又在枫林桥抢救出300多名伤兵。同年冬，上海沦陷成为一片废墟，尸横遍野，日军却不准收埋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难民的遗骸。圆瑛再次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由他亲任总队长，每天将尸体送到郊外掩埋。如此连续3个多月时间昼夜不停，总计运送、掩埋尸体1万多具。由于当时救护队、佛教医院和各地收容所的经济发生困难，圆瑛先后到吉隆坡、马六甲等地募捐。他利用在这些地区讲经之机，极力宣扬筹款救国的大义，发起”一元钱救国难运动”，赢得了广大侨胞的热诚捐助，在他的倡导之下当地的华侨们纷纷组织筹款救国委员会。圆瑛将所收捐款悉数汇回国内，由中国佛教会转发各慈善团体、收容所及佛教医院。
　　圆瑛的正义行为，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10月13日)，时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圆瑛正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及其徒明畅等人。圆瑛在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
　　虽身处乱世，但圆瑛不顾个人安危，把爱国与爱教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一直呼吁世界和平早日实现：“望听讲诸君，各发大慈悲心，提倡大慈悲行，以求世界之和平”。他将和平的实现系于人心，把佛教当成救世的灵药，认为只有向人们提倡佛教的”无争”和平精神，才能挽救世人于战争的苦难之中。
　　1952年，圆瑛代表中国佛教徒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表明维护世界禾口平是佛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将渴望和平的热情与誓投身于和平事业的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这种爱国护教、维护世界和平之心至死不渝，在临终遗嘱中还不忘勉励弟子”宜各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众生恩……同仁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为成佛之基众善之首应思利民护国。”
　　圆瑛生活的时代，中国佛教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它能否赢得世人之心并在社会上扎根，成为当时佛教界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圆瑛致力于佛教经义的研习，悟出了佛教的般若智慧和慈悲救世的真义，由于他领悟了佛教慈悲救世的真义，因而虽居佛门，仍不忘家国之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他才能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以爱国为天职，以“大无畏”之精神挺身而出，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将被永远载入中国现代佛教的史册；他对佛教真义的阐释与弘扬，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佛法入世救世的精神实质。
　　(作者工作单位为福建杜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