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在中国之发展看中国将来之文化

从佛教在中国之发展看中国将来之文化
　　范进福
　　回顾与展望，定人生所不可免：“历史”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正因为了解过去，有助于把握现在与开创未来。周宣德老居士以半生精力投注于鼓励知识青年擎佛，既尽其所能，也罄其所有，他的最终目标虽然没有作过任何具体宣示，可以臆测的是，绝不在于只增加装千名佛敌徒。他所致力的，应该是透过佛陀的悲、智敌示，培各出一批精进向上、慈悲喜舍的种子，播向世间，然后萌芽蓖壮，问花结果，又冉成就出更多的种子……一路连绵。
　　三十多个寒暑更迭，证实了老先生的眼光不儿，并且也诠释了“伯乐”与“千里马一之间的相互成就——伯乐不遇良马，空有桐马之能，幸而因缘具足，千里马与伯乐不期而遇。用老居士所寄望的，全未落空，当年的学佛青年，果然侗侗有成，在社会上努力于慈悲喜舍。时光不倒流，今日，我们且回顾，看看当年的美好。
　　本刊在叮能联络的范团内，联络多位当年的学佛青年，把他们青年时期的作品陆续分期登载。除了回顾，更期待能激发今日学佛青年的雄心壮志。
　　治历史者，每于谈及历史上政治、社会之振靡，及朝代历时久暂之际，常喜将秦汉与隋唐相提并论，这是由于其冶；乱兴亡极其类似之故。然而在历史上，若单从外来文化之传人方面言，我以为似亦可以将“佛法之东传”与“西学之东渐一，相提而并举。虽然两者之间，相距已将及二千年，且西学之传人，现在只是其初期，其后果若何，尚未可卜。然由佛教在我国之发展及开花结果，已足以看出我民族之明敏睿智丰富的创造能力，则西学光大于将来之中国，殆可断言。似此，将两者相提并举，当无大过。兹略述管见如下：
　　一、佛法之输入和佛教之发展
　　佛陀自在菩提树下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后，虽然说了四十九年的大法，然法雨所被，仅限于五河（今中印东印）之境。至阿育王（与约秦始皇同时）“派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一四出宣教后，始普遍全印；甚且东渐缅甸，马来半岛，南渡海入锡兰，北抵尼泊尔，西北出阿富汗至中亚细亚，极西险波斯散布地中海东岸，且延展至非洲之埃及。由于当时中印交通险阻，海陆交通隔绝，故直至此后百余年，中印海通以后，始有佛法之输入；而其最初根据地，则是江淮一带；然后乃再辗转传播于北方。但这只能说是中国佛教的滥觞，佛法大量的输入，当有赖于陆略之开通。
　　在西汉初，月氏为匈奴所破，遂西北徙，越伊黎浩罕，度葱岭，而建都于今俄属土耳其斯坦之布哈尔。其后转盛，益南下，占领帕米尔高原及阿富汗，而建都于今克什米尔。在西汉哀平间，月支迦腻色迦王更拥有中印度，而为全印之共主。因彼为阿育王后第一热心护法之人，尝在厨宾（即克什米尔）举行佛藏第二次结集，故厨宾自是成为佛教中心，而佛教因之随政治势力所及，逼达月氏国境及其邻近诸国。我国汉时所称之西域，大部分即在其范围之中。
　　自汉武帚后，中国已通西域，然其时西域实无足资记述的文化。殆东汉后，文化已渐可观，佛教更称极盛，佛法已渐有输入；但因我国三度闭绝西通之路，故佛教虽大盛于彼，而输入不锐。虽然如此，自中原通西域，然后南抵天竺（印度）的陆路，遂为此后西行求经和佛法东传的主要干线。
　　两晋以后，五胡乱华，苻秦姚秦皆以西陲氏羌之族，入据汉晋旧都，甘凉与中原之关系，日益紧密。当时西域与中原内地，往往受甘凉一带、据土称尊的各族所蹂躏入寇，但此种兵事的轇轕，转促成文化的交流。诸凉之主，往往迎礼胡僧，胡僧则或避乱，或因观光，东游者日众，而凉人亦多谙胡语信佛法。故介手中原与西域间的陇西和关外（即今甘肃和新疆），遂渐别为一个混成的文化区域，成为中印文化灌注之枢；而我国则凭此机缘，大量地吸收无上甚深微妙的佛法。
　　要而言之，我国佛教之间接输入，实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为西域期，弘法译经者主要来自西域，时间介乎东汉和三国时代；第二为厨宾期，以厨宾人为其中心，小乘于焉确立，时间当在西晋刘宋：第三为天竺期，以天竺人为其中心，时间约在萧梁魏隋之间。此诸期之主要事业，在于经典的翻译。但因初期的胡僧，多不谙华语，因此每译一经，均需由其口诵梵经，再笔受为梵文；复由他人按照梵文，口译为汉语；而由汉人笔录为汉文，其译事之艰难若此，故其传译失实，自是意料中事。
　　“盖佛教本贵体悟而贱迷信，其宗教乃建设于哲学的基础之上。吾国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见’为务。”今佛法既间接受之于西域，佛典既传译失真，篇章不具，自不能餍国人之要求，而我国古德遂渐不满于西域之间接输入，思直接求之于印度，“非亲灸彼土大师，末由抉疑开滞。以此种种原因，故法显玄奘之流，冒万阻，历百艰，非直接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故佛法传人中国，给予当时最大的影响，就是“留学印度，一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不过，“西行求法的动机，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学问欲’之满足”；而且“此种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亘两世纪，运动主要人物，盖百数，其为失败之牺性者过半”。随著留学运动和留学生之返国，遂造成前古未有的伟大译业，我国之翻译文学，因之达于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空前绝后之伟人，则是玄奘。而佛陀无比的正法，亦因得延其慧命于中土，且为所发扬光大!故运动之总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特我国历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
　　我国佛学之发展，概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一为输入期，时间在两晋南北朝（东汉三国时，所输入者盖极徽），其最主要之事业，是西行求法和传译经论，此已略如上述。其二则是建设期，在隋唐之间，其主要事业是诸宗的成立。这两个时期的划分，并不严格，不过为说明上的便利，举其概而已。实际上在输入期中，早已有所建设；而在建设期中，仍不怠于输入。如小乘成立于刘宋前，奘师空前绝后的伟大译业在隋后唐初，即其著例。
　　自主国孙吴时之康僧会和支谦后，佛学已特盛于江南，北方佛教之发展，则由支娄迦谶为其滥觞。自此后，南北两方之佛教并进，至东晋时，由于时代之动荡不安，及社会玄谈风气之盛，加以佛法输入已数百年，酝酿渐臻成熟，再经帝王及士大夫之弘布后，佛法于焉大昌，佛教因臻极盛。但南北两方佛教之发展，“其性质有大不同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社会思潮，北方帝王势力，故其结果，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论不过比较的，并非谓绝对如此）。”此种流风所被，遂使其后诸大宗派，多成立于南方焉。
　　然则我大中华民族，凭什么竟能将佛法吸收，融会贯通后，蔚然建设成“中国的佛教”，且自现其特色呢?三藏记集中有一段最足说明：“道生尝叹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于是校练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及顿悟义。笼罩旧说，剖析佛性，洞入幽微，说阿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时大涅盘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迕众，旧学僧党，讥忿滋甚，扩而遣之。俄而大涅盘至，果言阐提有佛性，与生说若合符契。”由此等记载，可见我先民富于研究心，虽于其所极尊仰之经典，并非壹意盲信；又可见我先民之明敏睿智，有创造之能，虽于所未闻之学说，而精思所运，能与符契。后此能独创宗派，建设成“中国的佛教”，甚且汇合儒释道，而成宋明的理学，均为此种能力之最大发挥!
　　在鸠摩罗什以前，我国佛教界根本无所谓派别的观念，自罗什抵中原后，大小乘界线方才分明，而我国则独耸大乘。至小乘直接之结束，则在道安集诸梵僧译阿含、阿毗昙，其后小乘浸衰，迄隋唐之交，其影迹盖几全绝了。然大乘不然，自罗什以后，流风一播，全国景从，三家齐兴，别传崛起；其中律宗、俱舍、成实、法相、三论、华严、天台、真言、净土和禅宗等十大宗派，除律宗、法相、真言、净土等四宗尝盛于印度外，其余都是我国古德，在隋唐三百多年间，神思独运，逐渐创造出来的。要而言之，在我国佛学界中之最有功德、最有势力者，是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华严和教外别传之禅宗；然此四派，唯有法相一宗，曾盛于印度，其他三宗则都是我国所自创的。然而诸国传佛学者多宗小乘，为什么我国能独耸大乘?且不独尊之，更能发扬而光大之，而自创如此多的宗派呢?梁任公说：“宗教者亦循进化之公例以行者也；其在野蛮时代，人群智识卑下，不得不歆之以福乐，悟之以祸灾，故虽权法得行焉；及文明稍进，人渐识自立之本性，断依赖之劣根，故由恐怖主义而变为解脱主义，由利己主义而变为爱他主义，此实法之所以能施也!中国人之独受大乘，实中国国民文明程度高于彼等之明证也。”
　　二、西学之传人和其初期功果
　　西学之传人，当以明末耶稣会土利玛窦来华传教为其滥觞，其后东来者日众，而西学即随之东渐。盖当时彼等深知：耶教教理不易得华人耸信，故必先以科学启牖中国人，然后才渐渐谈及教理。学士大夫因喜其学而信之者日多，但终以教理肤浅，不足以餍U士大夫之需，因而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又因其设教仪规，与我国民俗大相迳庭，入其教者必不可再敬天祭祖祀孔，然而我国之祭祖祀孔，盖寓有追怀祖先创业之艰难，以自惕励；耸崇孔子伟大之人格，以自劝勉之深意。耶稣会士不之察，遽令禁止，难怪国人裹足不前，敬而远之了。彼等初时尚不深究，故信其教者有之，其后罗马教廷下令“取缔”严禁，而清圣祖亦随之禁止西人传教——以不合民俗，群情哗然故。传教士既被遣回，西学因而中断，这是西学传入我国的第一期。其时间虽暂，然天算舆地及音乐建筑等西学，已有一小部分渗入我国的文化了。
　　自清宣宗、文宗后，我国屡为洋人所败，因慑于西人的船坚炮利，于是思有所振作，“师夷之长以制夷”，以湔雪国耻。穆宗同治元年后，第二期西学之传入于焉开始。我国最先注意者，只在力求如何“船坚炮利”而已，迨后为日本所败，始悉必须追根究柢，从事于基本科学之研究，方能日起有功，否则徒事舍本逐末，只是“无根之花”罢了，焉能有所结果?自“五四运动”后，“科学”与“民主”成为此后中国治学与争取的鹄的。现在上距同治元年，恰为百年，然而现时只不过是第二期西学传人之继续而已，至其何时底止，我则不敢断言。
　　本期中足资记述者凡二：其一为西书的翻译，其二为留学运动。前者进行最热烈者，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主要工作是翻译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制造诸书，及国际公法、历史等学科。但此类皆集体的翻译，其数目虽达数百种，若与三国两晋期间所翻佛经相比，只不过小巫之见大巫罢了。而所谓译界两巨杰的严几道和林琴南，若与玄奘、义净相比，更是瞠乎其后。然他们两人对近代中国思想之影响，毕竟功不可没。留学运动则发轫于同治年间，留学国家初时是英德法，其留学科目，先是学习军事船炮和铁路开矿技术。中日甲午战后，留学之风转炽，留学国家则集中于日本；迨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学运动遂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时代的运动”。这一运动，流风未泯，现在正方兴未艾!我相信：这一运动的最后结果，一定能为将来之中国带来灿烂光明的前途!为全体人类，创造出崭新的文化!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一百年来的留学运动，已经给我国，再度写下光荣的历史。五十年前的留学生，在 国父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卒肇建了中华民国。其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精神，正不让古德为弘法利生而牺牲，专美于前。前 国父更将其频年考察欧美政治社会之所得，冶中西学术思想于一炉，独运神思，而创造出博大精深，圆融无碍的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亿万世立下丕基!其人格之崇高伟大，其勋业之彪炳显赫，正所谓“民无能名”焉!近十余年来的中国留学生，已渐辐辏于美国，而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已逐渐为人所瞩目。李政道、杨振宁之荣获诺贝尔奖金，正是留学运动中的又一硕果!他们两人的成就，证明了中国人有研究科学的头脑，其聪明才智更不让西洋人!同时也再度证明了中国人潜在本能的优越，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就能加以发挥!近来迭闻留美学人见重于彼邦，不禁为之欢欣鼓舞，这正是我国将来文化的曙光!
　　三、中国将来文化之乌瞰
　　若以西学初传人的清代，此之于佛法抵中土的东汉，则民国后的现在，当是当时的三国了。然而此二文化传人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交通。盖两晋隋唐时，帆船太小，不足以抗拒越重洋之险，中印交通乃专赖陆路；但其时陆路交通仍极不便，只能专靠步行和骑马。然而我国之南，有昆仑喜马拉雅，两重障壁，峻极于天；我国西陲，则流沙千里，层冰满山，人马难行。故当时留学印度，中途牺牲者逮半：而步行一趟，须经由西域，克什米尔以入印度，动辄二、三年。然此种“地理上及人事上种种障碍，实为阻隔中印文明之高闰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的欲望，热烈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险艰，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挂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者乃无量也。”计自三国以迄隋唐，西行求法者约二百人，而平安归国者得四十二人，（当时留外未归者顿少，不像现在之多也。其余大部分皆中途殉道或折返）此极少数归国的留学生，竟能开创出若是伟大绚烂的文化，维佛陀正法于不坠!此种志节是何等伟大!现在的交通，已大非昔比，飞渡美洲，慢者旬月，快者只数日，其安全性较诸古代，增加万倍。则我数千留洋学者，如能效古德返国弘法之精神，回国改善我国研究科学之环境，则十百年后，自有足以媲美隋唐的文化产生。
　　或有人说：“科学进步一日千里，彼等焉能弃现成之环境而他适?且一旦捐现有环境返国，彼等焉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以为：现在的交通，即已缩短了各国彼此间的距离，电视电讯更称极便，则一国在学术上的成就，他国极易同享其成。现在美国之研究璟境，并非天然产生，乃是集众人之力造成的。苟隋唐间古大德，亦以国内无伽蓝不易修行而不返国，怎能创造出“中国的佛教”，而为后世所谌歌赞叹?若诸留学学者，能轮次返国，共同创造其本国的环境；而国内复有学生源源出国留学，则新陈代谢作用具矣，学术研究可因互相观摩而常新，怎会阻碍其进步?何况物质设备易致，只要经济许可，不上几十年，即可以赶上外国的设备呢?我国现有的留学生数，殆为隋唐间之数十倍，其能造成我将来璀璨文化之潜力，其力量之大将无以伦比!
　　总而言之，佛教因为“彻头彻尾在令人得‘正解’得‘般若’，以超度自己。‘正解’、‘般若’最要的条件便是‘如实’，凡非‘如实知现’，则佛家谓之邪知邪见。质而言之，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故佛法传人中土后，我国人乃能运其智慧，寝然成为“中国的佛教”。今日的科学，又以最精密的研究方法，以采寻宇宙之奥秘为其目的，而传人中国；以我民族之聪慧和创造能力，在数十百年后，当亦能吸收之，以融成中国的西学。自印度的佛教成为“中国的佛教”后，宋儒乃冶儒释道于一炉，而混成宋明的理学；故西洋的科学，若融合成“中国的西学”后，其合儒释道西学于一炉而并冶之，以成一世界性之文化者，必可指日而待!虽然，其时间尚遥；现在言之，未免过早，难免不被“妄言狂语”之讥，然由佛教在我国之发展观之，我固信其必如此也。不然，请以梁任公之言以为证：
　　“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吾于算学见之，吾于佛学见之。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此宁非我决决大国民，可以自豪于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窃信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学术思想于一炉而治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
　　“他日合先秦希腊印度，及近世欧美之四种文明而统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国人矣。”
　　让我们“顶礼以祝，跛睡以俟”，并且向前奋进吧!　　（摘自《慧炬》第3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