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教造像的演进看儒释道的融合

从三教造像的演进看儒释道的融合
　　屈直敏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
　　提要
　　本文通过疏理文献和碑刻以及石窟中的造像资料，对三教造像的源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初步分析和探讨。经研究我们发现，三教造像在中国经历了独立造像、佛道混合造像、三教合一造像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与中国精英阶层所倡导的三教融合之政治思想文化在时代上有著相当大的差异，从而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关键词：石窟寺 造像碑 三教造像 三教融合
　　佛教从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到东汉末三国而盛，虽然《後汉书》、《三国志》等史著均有关於汉代佛教流传的记载，但在书中对当时礼佛的秦景、蔡情、竺法兰、摄摩腾、安静、支谶、竺佛朔等人都没有立传，而刘歒《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这类图书目录中也未曾记录释氏之学。由此可见，两汉时期佛教虽然在中国已经开始流传，但影响甚微。晋室南渡，佛学乃影响及於中国的上层学术界，其时僧人与名士互相倾倒，到南朝梁时，梁武帝崇佛，佛教始进入中国上层的政治权力核心。而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崇信佛教尤为殷勤，在《晋书》、《末书》、《南齐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中记载了大量关於念诵佛经可以免除灾难的故事，《梁书》记载了梁武帝崇佛的故事， 《世说新语》亦记载了大量魏晋时期士人热心佛理讨论的事迹。魏收著《魏书》不仅记载佛道之争和魏武帝灭佛之事，而且还立(释老志)述汉以来佛教的源流与演进。自此以往，佛教便成为中国上下所信奉的一个大宗教，并逐渐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相融合。佛教在与中国儒、道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遗留下了大量的造像遗迹。本文在此主要根据儒、佛、道三教造像遗迹来探讨儒、释、道的融合过程，特别是根据佛、道混合造像和中国石窟寺现存的三教合一造像来探讨广大民间信众之中的三教融合。
　　一、三教造像源流及佛、道混合造像的发展
　　佛教自印度传人中国?以形像为先导，其造像大约始於西汉武帝时期，东汉明帝时始有佛教造像的明确记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转盛，对此已有诸多学者论及，在此不再赘述。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在战国中期，由於文献不足徵，暂且存疑。而儒、道造像，诸多学者认为源自於佛教造像的影响，因而“仿佛造像说”为当前学术界广泛认同且占据绝对主流的地位。然而考其本，溯其源，我们则发现儒、道造像各自有其本土文化之渊源。
　　中国儒教造像，最早可能源起於祭祀活动，大约在春秋以前，祭祀时“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 ，战国之时“尸礼废而像事兴” 。可见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有设像祭祀之举。任荣据顾炎武《日知录》“汉文翁成都石室设孔子坐像，其坐敛跟向後，屈膝当前，七十二弟子侍於两旁”的记载，认为“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儒像”。但《汉书，文翁传》并无设孔子像的记载，关於文翁成都石室设像的记载最早见於《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志》记成都县文翁学堂引“李膺记云：後汉中平中，火延学观，厢廊一时荡尽，惟此堂火焰不及，构制虽古而巧异特奇，壁上悉图古之圣贤，梁上则刻文宣及七十弟子。”然而文翁石室讲堂自西汉景帝至东汉安帝永初年间曾进行过多重建，故李膺记载石室设像之事是否为文翁所为难以确考。据传世文献考之，孔子及弟子造像较早的记载为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三国志·卷十六·魏书十六，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仓慈》注引《孔氏谱》载：“孔义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畴，字元矩，陈相。汉桓帝立老子庙於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於壁：畴为陈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见存。”据此可知，最迟到东汉桓灵之世，儒圣孔子的造像已经存在。因为从西汉开始，朝廷便不断地追谧或追封孔子及其後人弟子，皇帝亲临或派人到孔庙进行祭祀，於是随著祭孔而兴的是儒学先圣造像的兴盛。两汉以降，祭祖孔子成为国之大典，致使孔庙或文庙，甚至官私学堂均设孔像供奉。
　　道教是中国本土兴起的宗教，关於道教的形成，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以汉末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作为道教诞生的开始：二、以北方寇谦之的宗教改革与南方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的宗教活动作为道教形成的标志。由於道教形成的时代难以确考，这无疑给道教造像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目前学术界根据《老子道经上想尔注》所载： “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像也，但可以从其诫，不可见知也”，认为中国早期道教不造偶像。陈国符先生认为南朝刘宋(420—477)时期“道教已有形像i。贺世哲先生亦认为道教“大约於公元5世纪上半叶开始造像”。所据资料均为释法琳《辩正论》卷6(九箴篇下·答九迷论，异方同制)注引王淳《三教论》云： “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梁(误，唐·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l 3释法琳《辩正论》注引王淳《三教论》作“宋”)陆修静亦为此形也。”然据《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福州永泰县)洞官山，条记载： “县东北六里，自武夷岩前，连冈接阜，晋祚中兴，以王气生于东南，乃诏掘断山脊，皆有血流于罗浮，移老君圣像镇于洞宫之下。2则汉末魏晋之际已经有老君造像。但是由於西汉初年盛行黄老学说，致使两汉时期重视对老子的祭祀，因而我们很难说这就是道教造像，但後来道教造像中以老子为主尊的造像形式，与早期老子造像有著密切的渊源却是显而易见。到南北朝时期，道教完成了自己神谱系统的建构，道教造像随之盛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又《太平寰宇记》“(河北道五卫州汲县)老子祠”条引《後魏书》云： “镇西将军廉侯事道，於汲县置立堂宇，镌石为老子像而祠之。”该碑大约立於武定4年(546)。此外，据王子云先生考证， “南北朝著名的道教像，根据历史记载，有南朝梁普通七年(526)所造玉清像，北魏正光二年(521)所造天尊像，北周天和三年(568)所造太清老君像等，惜现均已不可得见”⑦。同时，关中地区现存大量的北朝道教造像碑更加证明了这一时期道教造像的兴盛。
　　据史书记载，从汉代开始，中国历代帝王、官吏以及平民百姓都是佛、道兼奉，将佛陀与老君(或天尊)等而供奉，东汉桓帝是浮图、老子共祠。到南北朝时期则普遍盛行佛、道混合造像，文献中关於佛、道混合造像记载较早的是北周宣帝於大象元年(579)“初复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而现存北朝造像碑中的佛，道混合造像则更早，最早见於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造像碑)。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造像碑上的佛、道混合图像已经有诸多学者研究，在此仅据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南北朝时期佛、道混合造像碑的基本情况列一简表附列於下：
　　表1：北朝佛道混合造像碑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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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朝代帝号│ 年代 │ 造像碑 │ 部分内容 │ 收藏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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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始光元年 │ │佛弟子魏文朗造佛 │ │
　　│北魏太武帝│ │魏文朗造像碑 │ │ 耀县博物馆 │
　　│ │ (424) │ │道像1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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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景明元年 │ │杨楞黑为父造石像1 │ │
　　│北魏宣武帝│ │杨楞黑造像碑 │ │ 耀县博物馆 │
　　│ │ (500) │ │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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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正始年间 │ │ │ │
　　│ │ │ 田良宽造像碑│邑子等45人建石像 │西安碑林博物馆│
　　│ │ (504—50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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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延昌元年 │朱奇兄弟造像碑│朱奇兄弟3人等为父 │西安碑林博物馆│
　　│ │ (512) │ │母造石像1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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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熙平2年 │ │ │ │
　　│北魏孝明帝│ │熙平2年造像碑 │道士吕荣孙等 │西安碑林博物馆│
　　│ │ (51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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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太上君邑了兹茂盛 │ │
　　│ │ 神龟2年 │神龟2年造像碑 │ │临潼县博物馆 │
　　│ │ (519) │ │师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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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道民数人、佛弟子数│ │
　　│ │神龟2年 │刘田氏造像碑 │ │临潼县博物馆 │
　　│ │ (519) │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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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光4年 │ │宗邑子71人等立石 │ │
　　│ │ │ 师氏造像碑│ │临潼县博物馆 │
　　│ │ (523) │ │一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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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太上道君石像一 │ │
　　│ │孝昌3年 │孝昌3年造像碑 │躯，道士田神口、太│临潼县博物馆 │
　　│ │ (527) │ │ │ │
　　│ │ │ │守庞口、道民庞道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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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熙平至武泰│夏侯氏造像碑 │夏侯僧口合邑子造 │ 耀县博物馆 │
　　│ │(516—528)│ │石像l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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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邑子70人等仰为二 │ │
　　│ │ │ 70人造像碑 │ │ 耀县博物馆 │
　　│ │ │ │圣建造石像1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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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武成元年│ │ │ │
　　│ 北周明帝│ │绛阿鲁造像碑 │ │ 耀县博物馆 │
　　│ │ (55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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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佛弟子李昙信…… │ │
　　│ │ 保定2年 │ │ │ │
　　│ 北周武帝│ │李昙信造像碑 │敬造释迦、太上老君│ 耀县博物馆 │
　　│ │ (562) │ │ │ │
　　│ │ │ │诸尊菩萨石像l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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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建德元年│ 任闰造像碑│像主任闰 │西安碑林博物馆│
　　│ │ (57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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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北面像主雷小豹、杨│ │
　　│ │ │雷小豹造像碑 │ │ 耀县博物馆 │
　　│ │ │ │洪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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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仰为诸邑子等…… │ │
　　│ │ │下元3年造像碑 │ │临潼县博物馆 │
　　│ │ │ │秦土众外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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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佛道合一造像的石窟有宜君福地水库石窟，位於今陕西省宜君县五里镇福地水库中心岛的断崖上，造像年代为西魏大统元年(5 3 5)，正壁为佛龛，右壁为道龛，主尊为太上老君，左壁大龛残毁，主尊不详。
　　隋唐时期，佛寺和道观中佛像与老君像并存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隋文帝诏为降(绛)州天火焚老君像事》载：绛州(今山西新绛)“曲沃东南土名乌谷，有灵宫一所，道佛同座，碑记湮灭，莫识修起所由，年代参差，不知营造远近。怱有异风扬砾，如飞长者之盖，颓云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骤雨阑干，翻伊倒洛，电女掣鞭，天带流金之色，雷童挽轴，地有崩山之响，霹雳老君身首各去，而佛灵相俨然无损”。唐代三教并重，有监於此，唐中宗不得不於神龙元年(705)9月下令禁断，其“制曰：如闻天下诸观皆画化胡之变，诸寺亦画老君之形，一种尊容，两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并除却，若有故留者，即科违敕罪当。由此可知，汉唐之际，佛、道并崇而混合造像十分盛行。
　　从上述三教造像的源流及形式来看，自汉至隋唐时期，三教造像经历了从独立造像走向佛、道混合造像的演进过程，但没有出现儒、佛、道三教混合的造像形式。从造像内容与布局结构来看，在造像碑中基本上是佛、道平等并尊，但石窟寺造像中却足以佛像为主尊，以道像配之。
　　二、三教合一造像的呈现和发展
　　从上述儒、佛、道三教造像源流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融合的造像形式鲜为少见。据现存文献记载，较早的佛、儒合壁画像是南朝梁时张僧繇在江陵天皇寺柏堂画“卢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而三敦图像则有唐代孙位画的“三敦图”、五代支仲元画的“三教像”、宋代王齐翰画的“三敦重屏图”等。另据宋·邓椿《画继》卷8引(铭心绝品)载，吴道子、顾恺之、马远等也画有“三敦图” ，但这些三教图像均已亡佚，其内容难以确考。中国现存三敦合一造像题材主要见於三教寺寺院和石窟寺中(关於三教寺寺院造像，拟另行撰文讨论) ，现存石窟寺三教合一造像的时代基本上是隋唐以後，最早出现在末代，以明清时期的造像较多，从石窟寺三教合一造像题材来看，以造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尊像为主，其造像结构布局大体可分为以下5种情况：
　　其一、在同一区域内三尊像各自开窟龛且窟龛并列的造像形式，如：重庆大足石篆山第6、7、8号三窟，沿崖一字排列开窟龛造像，依儒释道顺序并列，第6号窟镌刻“孔子及十哲像”、第7号窟镌刻“三身佛龛”、第8号窟是“老君像”，窟龛型制相同，时代分别为宋元佑3年(1088)、末元丰5年(1082)、末元丰6年(1083)；始建於元代，明清均有重修的甘谷华盖寺，在现存18个洞窟中，第13号为太上老君洞、第14号为孔子洞，第1 8号为释迦牟尼洞。
　　其二、3尊像同窟(龛) ，但各据一壁且以释迦牟尼佛为主尊的造像形式，如：重庆大足妙高山第2号窟，正壁雕释迦佛，左壁雕老君，右壁雕孔子，时代约为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
　　其三、3尊像同窟(龛)同壁并列，以释迦牟尼像为主尊的造像形式，如：重庆大足佛安桥第12号窟，窟内正壁正中刻昆卢佛，左侧刻老子，右侧刻孔子，时代为宋代：南宋嘉熙4年(1240)的四川安岳大般若洞，正壁凿释迦牟尼像，佛像两侧分三层对称造像，上层左右分别刻药师佛、阿弥陀佛、十大弟子像，中层左右禽中分别刻老子、孔子坐像，下层左右分别刻佛、观音像o甘肃庄浪韩店乡三教洞石窟，正壁为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尊石造像，大约始建於末元时期，现存有明嘉靖2年(1523)发愿文。山东泰安司里山东崖南面下端宋嘉佑2年(1057)的“三教通连龛像”：此外如南末嘉定3年(1210)的大足石壁寺第1号龛、明清时期的大足光明殿摩崖造像、双山寺第5号窟、陕西延安明嘉靖年间(1522—1566)石泓寺石窟第1号窟等多处都有这一形式造像。
　　其四、3尊像同窟(禽)正壁并列，以释迦牟尼像为主尊，左右两壁画三教题材混杂的造像形式，如：天水仙人崖明清时期三教祠造像，正壁塑达摩、释迦牟尼、惠能，释迦牟尼像前塑孔子、老子像相对而列，殿堂内左壁绘剃度图、孔子问礼图、佛教题材画各一铺，右壁绘孔子讲经图、涅盘图、道教题材画各一铺。甘肃镇原石崆寺三教宫造像(已毁) ，据文献记载，三教宫正壁供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像，左右两侧石阶上雕十八罗汉像，内檐3公尺横幅绘仙、僧、道人物形像图，左壁绘孔子周游列国故事画，右壁绘封神演义故事画。
　　其五、3尊像同窟(龛)正壁并列，但以老子像为主尊的造像形式，如：甘肃平凉崆峒山始建於明嘉靖20年(1541)的三教洞造像，三教洞为窑洞式建筑，正壁石台上塑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像。这类造像形式主要见於道教胜地。
　　从上述三敦合一造像形式可以看出，末代以降，三敦合一造像经历了从三教别龛并列走向三教同窟(龛)各立一壁、三教同窟(龛)同壁、同龛一壁并辅以三教题材绘画的演变过程。从造像内容来看，三教合一造像，基本上是以佛像为主尊，儒、道圣像配之，同时也出现以儒、道造像为主尊的造像形式。
　　三、三教合一造像的历史解析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儒、释、道三教共存而互相论争，特别是精英阶层和政治权力阶层时有排佛之议，甚至有毁佛之行，但主张三教一致的思想却始终占据著主导地位。传统儒家道德伦理仍然是维护中国王朝政治的正统思想，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在从理论上论证，从实践上奉行儒家之忠君孝亲之伦理观念，以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到隋唐时期，三教并重，朝廷上下奉佛，崇信佛教达於极点，儒、释、道三教逐渐走向融合，特别是在道德伦理方面渐趋一致。宋代以降，理学复兴，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教义、义理及思想层面，三教合一已为不争之事实。佛教在中国政治权力核心中的地位式微，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向，但却为中国的世俗大众广为崇奉，并全面融入了中国知识文化体系之中。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佛、道相互抗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下层的大众信徒们却台力共建了大量的佛、道混合造像?为什么在三教一致占据主导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没有建儒、释、道三教混合造像?为什么在三教并重的唐代却少有三教合一造像?为什么在三教融合的宋代却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合一造像?似乎这一切都只是据现存文献，站在极高层面上观察儒、释、道三教，即从上层精英主流文化视角撰写论文。这一点早已为荷兰学者许理和所指出： “正如经常会发生的那样，我们也许被一个事实所妨碍，这个事实就是我们能够仅仅在极高的层次上观察佛教与道教，即这种“职业的”宗教和他们在两座金字塔顶端撰写的经文。我们或许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在低层次上这两个金字塔的塔体融合为一个差异较少的世俗宗教，在极其基础的部分这两个系统很大程度上消散，成为一个通俗信仰与实践的模糊的群块。”
　　从上述三教造像的源流及佛、道混合造像的发展过程可知，儒、道造像各自有其渊源，在汉唐之际，佛、道混合造像虽然十分普遍，但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没有出现，这清楚地表现这个时期佛教与道教的结合与融合，而且十分清楚的是，这一造像特色在後来的石窟寺造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承袭和发展，由此可知，这种结合的根源并不是石像的凿造工匠所致，它们是历史的，而不是艺术史。这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两种宗教在中国民众心中的结合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同时似乎也说明了儒学仍然相对独立於佛、道两种宗教之外，而且具有相对尊崇的地位。
　　唐代石窟造像隆兴，唐王朝实行三教并重的文教政策，然而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列13省100余座石窟，黄海德(中国古代西部道教石刻造像研究)备列陕西、山西、甘肃、四川、云南四省的道教石刻造像，均未见一座隋唐时期三教合一的石窟造像，这说明隋唐时期，虽然有儒、释、道三教的造像，但三者基本处於独立的造像。末元时期，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见深， “合一”的思潮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於是出现了孔子、释迦、老子三圣并祖於一堂的三教合一造像的三教祠或三教洞以及三教阁等，据文献记载，三教祠的”建有可能兴起於末代，南宋·员兴宗撰《九华集》(约成书於宝庆年间，即1225—1227)记载，上人照欲建三教殿，九华居士员兴宗为说一偈以唱众。但从这一时期现存的石窟寺三教造像内容来看，石篆山佛教造像以“三身佛”为主尊及弟子等，儒、道造像以孔子、老子为主尊及弟子，在同一区域独自开龛并存。妙高山儒、释、道三教造像皆以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为主尊及脇侍弟子，在同窟不同壁面并存。佛安桥、石壁寺、双山寺等地造像均以以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为主尊且同壁并列，仅略见三教合一之貌端。明清之际三教合一造像已然十分兴盛。据举人曹安於成化年间(1465~1478)所撰《谢言长语》记载，明正统年间(1436—1449)“世人多以儒释道为图，或塑像於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山西通志》亦载正德13年(1518)平阳府知府闵槐撤三敦祠改建苍颉庙。特别是在嘉靖30年(1551)”立“三一教”的林兆恩於万历26年(1598)去世之後，民间纷纷修建三教祠，塑释迦、孔子、老子及林兆恩像，春秋祭祀。於是明清之际，修建三教祠，祀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圣一堂的三教合一造像遂盛极一时。而从这一时期现存的石窟寺三敦造像内容来看，也出现了天水仙人崖三数祠、延安石泓寺等地的较为完整的三教合一造像，如天水仙人崖三教祠同殿内造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圣像，其左、右两则造达摩、惠能像，殿堂内左、右壁绘儒释道三教内容情节画各一幅。三教祠不仅彩塑三教合一造像，同时还彩绘合三教内容故事於一幅之中的三教合一壁画，是儒、释、道三敦造像发展所出现的一种新题材布局的新形式。从造像题材及布局来看，无论是较早的石篆山三教造像，还是较晚的仙人崖三教造像，都是以佛教为主导。由此可知，对精英士阶层而言，三教合一的思想理论在唐宋时期已经成熟，但要普及得到民生大众，还要经历较为漫长的时段，这一点余英时先生早已指出： “程朱理学虽然把士阶层从禅宗那边扳了过来，但并未能完全扭转儒家和社会下层脱节的情势。明代的王学则承担了这一未完成的任务，使民间信仰不再为佛道两家所完全操纵。只有在新儒家也深入民间之後，通俗文化中才会出现三教合一的运动。”
　　综上所述，中国的三教造像从汉魏到明清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即汉魏之际的三教独立造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道混合造像，末代以佛像为主尊和儒、道并尊的石窟造像，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造像。这反映出了中国儒、释、道三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经过长期的并存和融合，到明清时期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才实现了全面的合一。同时从三教造像与思想理论的不同步，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摘自《普门学报》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