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传奇的“猿猴”形象看佛道教差异

从唐代传奇的“猿猴”形象看佛道教差异
　　喻霏芸
　　唐传奇和诗律合称一代之奇，它改变了六朝志怪小说的面貌，使小说的主人公逐渐由神怪变为现实中的人。但是我们在阅读唐代传奇的时候，依然会发现众多“异类”形象的存在，诸如狐、鹿、猿猴、花妖等，其中猿猴形象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在仔细分析这些传奇中的猿猴形象后，我们会发现其中渗透着浓重的佛道色彩，而通过比较则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其中反映的佛道思想等方面的差异。
　　一
　　在(杨叟》、《孙恪》、《楚江渔者》这些传奇篇幅中，猿猴的形象都带羞人的色彩，是用写“人”之笔来写猿的。{杨叟》中的猿猴化为僧人，“吾独好浮图式，脱尘俗，栖心岩石中不动”，俨然一得道高僧，对凡夫俗子“宗素”教育以{金刚经》，同时又带着本性的狡黠，因为它把宗素带的食物都吃光了，继而“走为上计”。《孙恪》则刻画了一个至情至义的猿女]人形象，文中开篇就借孙恪之眼写袁氏之美，“光容鉴物，艳丽惊人”，除了外貌主动人，袁氏的才情、她的持家有方等方面都使得她俨然是一大家闺秀。而到最后要回归山林，与夫儿诀别时又那么凄切缠绵，若不是袁氏自己“遂裂衣化为老猿”，谁又会当她为异类呢?另外一篇《楚江渔者)中的猿却化身一个渔者，“时以鱼换酒，辄自狂歌醉舞”，人们都以为他是“隐人之渔也”，高情蹈厉，超脱世外。篇末的结局却出乎意料，渔者悯养一小猿而眷念族类，化身为猿而走，原来却是一老猿。在这几篇传奇里，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打上的佛教的烙印。
　　首先，体现在佛教的”平等观”上。佛教认为，众生在人性上是平等的，人、鬼与诸天神一样，都有佛性。那么由此及兽，也是相同的，兽类也同样可以成佛。这就是佛教伦理的平等精神。这种大平等精神，使人不仅可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人，而且平等对待其他一切有情众生。
　　其次，体现在佛教的慈悲观念上。与平等原则密切相关，佛教还提倡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的大爱思想和慈悲精神，唐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说：“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中国佛教奉菩萨为理想人格的化身，以救度一切众生为最高愿望，这样就使得佛教色彩熏染下传奇中的猿猴与僧人之间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所以《孙恪》中的猿夫人回到寺庙的时候是“欣然”的心态，体现了对住持昔日之恩的念记。本着这种思想，受佛教色彩浸染的猿猴形象，就明显的带着“善”的情结。作者用一种包容的心态来刻画这些异类，把它们平等化，与人类放置于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界定，有时候甚至把他们塑造得超出了凡人，比如《杨叟》中的“猿僧”，在人类面前，它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谈吐不凡的气度，大概是凡人宗素之流所无法企及的吧。
　　如果说佛教思想对于唐传奇有着深刻的影响的话，同样唐传奇也产生于深厚的道教文化背景中，其审美特征的生成与思想内涵的表现都与道教有羞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佛道两家在教义、思想等诸多方面的不同，所以与上述传奇中的猿猴形象相比，道教思想影响下的猿猴就不同于佛家。如果说佛教影响下的唐传奇中猿猴形象是“人化”的话，那么道教色彩下的猿猴形象则侧重于它的“原生态”，即不管是从外形还是内心，都是作为“兽类”而存在的，并恪守这个界定。由于道教讲求养生，那么就有修炼的方术，诸如采集精气或者阴阳修炼之类，这时候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传奇中猿猴形象则往往掳劫妇人从而为“恶”的象征。比如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讲欧阳纥妻被白猿掠走的故事，汉代焦延寿的《易林)中也有“南山大猩，盗我美妾”的记载。此外焦延寿本身是一个能预知吉凶的方士，那么(补江总白猿传)与道教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篇传奇中猿猴，“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这显然是道家思想的化形，可以推知白猿为何会成精。从外形上看，虽然是长六尺余的美髯丈夫，但是仍然脱离不了猿的本色，“遍身白毛，长数寸”，体现了道教强调人兽之分的思想。{陈岩》中的被道士用符篆所降服的猿妇人的形象则和《孙恪》中的猿妻大相迳庭，时常发怒，动辄撕人衣物、抓面咬肌，这就与猿的本性一模一样。由此可见佛道两家在人兽观上的差异，即道教在对待异类上采取的是“斥”的态度，区别于佛家的兼容态度。
　　道教法术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捉妖”。妖怪指的是各种自然物变成的精魅，这源于上古流传下来的万物有灵观念。依据这个观念，不论是动物、植物乃至石头都会变成精，变为妖怪。所以道教法术中相当部分为镇妖、斩妖而设。基于动物成妖的思想，所以道家极力排斥异类，让兽类与人类的区别泾渭分明，不得逾越。故《张寓言)让道士把入室盗窃、扰民生息的害人猿就地正法，而《薛放曾祖》中的猴精则是“使君积世深冤，今之此来，为祸不浅”，是作为害人的精魅物的形象出现的，只会扰民生息，使得人心惶惶，最后由道士作法除去。
　　从猿猴形象本身塑造方式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佛道两家观念的差异。即佛教的悲天悯人的平等观对应道家斩妖除魔的“斥兽观”。佛教极力把猿人化，强调修行的重要，即使不是人类，同样也可以达到人的修为。而道教则是丑化猿猴，总是把它们放在与人相对立的情势下，更多突出猿猴的动物性，从而让道教劾神役鬼，捉妖禳解的法术有可用之地，宣传了道教的影响。
　　佛道两家在对待等级次序上的态度也是有差异的。佛教的“众生平等”，首先是取消世俗的等级差别，认为君臣、主奴地位都是平等的，佛教僧团也是如此；其次便是取消了世俗等级观念在天国的反映，所以三界诸神均为平等众生，这就与现实人间中的等级制度相距甚远。与佛教不同，道教非常重视等级的排列，存在着森严的神仙等级。道教的神仙队伍很庞杂，地位也有高有低。所以，道教的神仙系统尽管是幻想虚构的，但却有着十分现实的基础。神仙的等级，实际是封建等级观念的体现。在{张蜒》一文中，张鋋所进入的这个猛兽团伙实际上存在的等级次序与人类世界无异。由于小说中出现了“善卜者”——洞玄先生，以及后来巴西侯被打回猿猴原型时后悔”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我们可以认为它或多或少带上了道教的倾向。在这篇传奇里，每种野兽都幻化为人间的将军，而猿猴即巴西侯是它们的首领。它们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上下级的界定，官职的大小与拜见的顺序都有讲究，就连入席的座位也是有规定的：“巴西(侯)南向坐，蜒北向”，由此可见，这里体现了道教关于等级制度的特点，并移植到异类的世界里。而在佛教的猿猴故事中，我们就没有发现等级次序思想的投影，不管是“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的游僧，还是“能别形骸，善出尘垢”的住持，或是“结茅临流，别无所有”的渔父，都本着平等之心，不因穷乏而形绌，不因高位而睥睨。人与异类和谐相处，使得一度忘记其何处是猴，何时为人，达到了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
　　这样比较中可以发现佛道两教在各自教义、思想体系上的重大差异：佛教讲“无我”，讲“一切皆空”，以彼岸的净土为最终的归宿，所以它对人间的那套等级制度、统治方式是不予齐同的；而道教却是有自己的神仙信仰，并同时具备了相应的得道成仙的修炼手段，所以道教更多的是指向于外部的现实世界，更具有真实性和基于这个世界的可操作性。由此，道教就在教义上体现了与佛教不同的等级观念。
　　综上所述，唐代传奇中的猿猴故事固然体现小说家们“托讽喻以纾愁牢，谈祸福以寓惩劝”的目的，或者作为一种政治上影射或攻击的手段。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猿猴形象在另一个层面上所折射出来的宗教色彩。唐代是个思想上兼容并包的朝代，在儒、释、道三家的态度上更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么在文坛上用传奇这种文体来阐发各宗教思想也并不为怪，猿猴形象的差异在解释佛道思想的区别上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反映了佛道两教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小说会不断提出佛道孰优孰劣的问题，并把现实中的佛道的争论表现在文学中。这里面有作者个人对僧道的好恶，也反映了社会上对佛道的看法。当然这是从更为广泛的范围而言的，就佛道思想差异在现实世界中的折射这个方面，我们在总结这些传奇中的猿猴形象时，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吧。
　　(作者为福建师大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