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基督教“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比较）

读（基督教“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比较）
　　朱寰（南京大学博士生）
　　如果把宗教视为文明之核心的话，那么从不同宗教对同一理念的评价存在巨大差异这一点来看，执“文化不可通约”论者似乎很容易找到有利的论据。比如“爱”这一理念，在基督教中，爱既是上帝的属性之一，具有本体论上的绝对意义；作为上帝对人的赋予，又具有认识论上的先验意义；作为戒律之总纲，还具有伦理上的普遍意义。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是恰当的。然而在佛教中，“爱”却不是一种“好”的情感，它足“无明”产生的后果，又是引发“取”、“有”和“生老病死”的原因，所以是必须断除的对象。难道佛教是无情无义的宗教吗?
　　其实，从历史的眼光看，各种文明自始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越是高级的文明自我调节的功能越强，因此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融和是可能的。唯其如此从事文化比较研究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基督教“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比较） （见《普门学报》二〇〇一年第二期，以下简称（比较））一文试图阐明两大宗教在伦理观上的基本出发点，消除世人对佛教的某些误解，为两大宗教的对话搭建一个可能性空间。笔者读后深受启发。
　　（比较）首先想说明的是“爱”这一基督教伦理体系的核心理念何以遭到佛教的冷落。翟先生和尤女士认为，这是由于对“爱”的基本价值判断不同所造成的。在基督教看来，既然一爱”是上帝对人的赐予，因而具有了神圣的意义。情欲的爱和脱离了情欲的、宗教意义的爱只是爱的对象、目的不同罢了，其本质正如古代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所言，都是一种将我们和我们所爱的目的物连在一起的企图。所以二者的区分仅仅是义理层面的，对于人而言，所有的爱是一体的，也是神圣的。佛教由于否认造物主的存在，自然就不认为爱是出自上帝的赐予，既然爱是人所本有的情感，也就不存在那种能够脱离人欲、纯粹理念化的爱。所以爱是不值得作为终极伦理目标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佛教是冷漠的宗教。（比较）指出，如果把爱理解为脱离了一切以自我为对象的欲望、对一切众生的慈悲之心，那么佛教其实也是提倡爱的。作者引《大昆婆娑论》、《大智度论》和《大乘庄严经论》，申明佛教对爱的理解有欲爱、法爱之分。欲爱是有染污的爱，如贪欲、渴求、情欲等等隶属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感；法爱是无染污的爱，它只有一种表现，即对众生的慈悲喜舍之心。欲爱是自私的、有垢的、应该克服的：法爱则是无私的、无垢的、应该追求的。这样看来，佛教与基督教对爱的理解实际上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作者从语源学角度，指出希腊文《新约》中表达现代观念的“爱”的文字分别有四个：agapee、er〇s、phile〇、st〇r〇gee，分别表示：以他人为中心的爱、情欲的爱、对知识的爱和亲情关系的爱。这样四种爱可以抽象为两种：无我的爱和有我的爱，前者完全抛弃了自我，而后者终究指向自我。这和佛教对法爱、欲爱的区分是相应的。而且基督教以无我的爱统帅有我的爱，规劝基督徒以无我的爱来爱神并彼此相爱，则又与佛教对无我之慈爱的褒扬趋向一致。
　　从表层的不同进入内在的相同，进而揭示更深层的不同，（比较）一文循著这样的思路，逐步加深读者对基督软和佛教的认识。作者认为基督软和佛教的伦理观有两处重大差异。一处在于佛教比基督教的伦理追求更具理性和超越性。佛教强调欲爱与烦恼、贪婪、痛苦、盲目等负面价值的不可分，因而主张以智慧断除欲爱，从而从烦恼、贪婪、痛苦、盲目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理性对感性的超越：强调以无我之心慈爱一切众生，这是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是佛性对人性的超越。因此，正像基督教用比犹太教更广泛而深刻的“爱”超越了犹太教的血缘观念，佛教用比基督教更具超越性的“慈悲”完成了对基督教的超越。笔者以为（比较）一文的深意正在于此，而且作者的这一判断是有说服力的。
　　另一处重大不同在于基督软的“爱”是他律的、被动的，而佛教的“慈悲”是自律的、主动的。作者认为，根据基督教教义，“爱”出自上帝的赐予，否则人自身是无法具备“爱”的能力的，因此人的“爱”出自被动的领受；又因为人必须通过“爱”神及他人才能证明自己的选民身分，所以基督教的伦理观是他律的。与此相对，大乘佛教强调佛性本具，因此人人可发大乘菩萨心，行菩萨行。这一判断也是准确的。笔者想补充的是，在他律与自律之间，体现著基督教与佛教在著眼点以及人性问题上的深刻差异。基督教教义浸透著原罪的意识，认为每个人生而有罪，这罪不是一时一地的邪恶行为，而是贯穿人的全部生存状态，因此人是没有行善的能力的，必须靠上帝的恩典才能行善。佛教起初不以伦理问题为中心，更反对“十四无记”之类的玄想。佛陀关注的是人的生死问题，以生死为起点观照种种因缘，必然对人生得出一个基本评价——苦，除此而外的是非对立，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是以佛陀从不涉及罪的问题。至大乘佛教，“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大为阐扬，又受到中土思想的影响，心性染净的问题演变成心性善恶的问题，而且在儒家“性善论”的鼓舞下，大乘佛教对人性存有相当的乐观。罪与性善，否定与肯定，由此与基督教之间产生更大的差异，即使在对“爱”的认识中找到诸多相同之处，但是一旦触及理论基点的问题，基督教与佛教的鸿沟立即彰显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到翟先生和尤女士的见解，笔者认为是个遗憾。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基督教的“爱”从单一的希伯来文ahabh演变为多个希腊文字，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受到当时希腊哲学的影响。希腊哲学重视逻辑，强调概念的准确、明晰，最早地分化出不同的知识类别。基督教为了在希腊文化世界中得到传播，就必须使用希腊化的思惟方式。这不应被视为语言上的混乱，相反，这是基督教神学语言丰富化的一个表现。而且，在不同内涵的“爱”的背后，存在一个同一的认知标准，这就是《圣经》教义。《圣经》明确指示：男女和合、兄弟和睦以及像上帝爱人那样以他人为中心的爱，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这样不同内涵的“爱”都具有同一性，都是好的。有了这个认知前提，不同内涵的“爱一才不会相互产生矛盾，即使翻译为一个词如l〇ve也不会引起理解上的混乱。（比较）认为，如果感情、情欲都藉著爱的神圣名义自行其是，则势必造成对宗教神圣性的消解。笔者认为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基督教对爱的理解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是出自上帝的旨意，那些上帝旨意之外的情感及其后果，已不在“爱”的范围之内，坶宁说是爱的败坏，如同腐败的食物，不能说它原来不是食物，也不能说它现在仍然是食物，因为它现在已经变成毒物。同样的道理，情欲如果越出了夫妻关系，就不再是爱，而是淫乱。通过对“爱”的前提的设定，“爱”的神圣性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