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关于老子化胡问题的争论

佛道关于老子化胡问题的争论
　　汤一介
　　任何宗教都有排他性，在世界历史上因不同宗教信仰而引起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宗教战争是屡见不鲜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时虽然依附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但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渐多，信徒日众，它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日益明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除了表现为儒佛的斗争外，也表现在它和中国本民族的宗教道教的矛盾和冲突。
　　佛教和道教的矛盾和冲突在东汉时已经存在，例如《太平经》中就包含着排佛的思想。我们知道，《太平经》无疑是受到佛教的某些思想影响，这既表现为它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也表现为它对佛教的排斥上。在《太平经》中特别提出“守一”的观念，所谓“守一”实际上就是“守气”，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原来就有的，但为什么《太平经》中特别突出这一思想呢？这显然和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佛教小乘禅法有关。当时小乘禅法讲“安般守意”他们认为由于人的心神的活动而引起意念的产生，于是就有种种烦恼。如何清除这种种烦恼，就要注意修养心神。而修养心神要在“守意”，即专注一心，使意念不生。“守意”的方法叫“安般”，“安”指入息(吸)，“般”指出息(呼)。《太平经》中所提倡的“守一”，显然是吸收了佛教的“守意”思想。同时《太平经》中也有明显地批评佛教的地方，如在《天咎四人辱道诫》中所批评的“四毁之行”，文中说：
　　“今学为道者，皆为四毁之行，共污辱皇天之神道，并
　　乱地之纪，讫不可以为化首，不可以为师法，不可以为父
　　母。”
　　所谓“四毁之行”是指(1)不孝，弃其亲；(2)捐妻子，不好生，无后世；(3)食粪，饮小便；(4)行丐。此虽未明言所指为何种教派，但显系是批评佛教的。盖于其佛教虽已传入，但流传未广，故《太平经》尚未直指其教派而批评之。至于《太平经》的批评是否恰当，此又当别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之间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很多，但从宗教史的角度看有两个问题更为突出，一是佛道先后问题，即关于“老子化胡”问题的争论；二是生死问题，即佛教的“涅架”和道教的“成仙”的不同。本篇将讨论前一问题，下篇讨论后一问题。
　　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中说：
　　“民族神是能够容忍别的一些民族神同他们在一起
　　的——而且在古代也是一般的规律——但决不能让他们
　　高居在自己之上。”
　　捷万斯(E·B·Jevens)的《比较宗教学》中说，在巴比伦暴风雨神被贬为恶鬼的地位，为什么会如此得不到解释。但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则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在不少宗教史上，我们常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事实，就是一种旧宗教里的神，当这个旧宗教被一派新兴宗教战胜了的时候，这个旧宗教里的神便要被新兴宗教贬为恶鬼的地位。因此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巴比伦暴风雨神成了恶鬼的原因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像在巴比伦把暴风雨神贬为恶鬼的地位，这或者是一种民族神可以容忍别的民族神但决不能让它高居于自己之上的形式，但也还可以有其他的形式存在。中国的道教对待印度的佛教可能是另外一种民族神容忍别的民族神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的形式。在印度佛教传入后不久，中国本民族的宗教道教就建立了。道教的建立虽说是受到了佛教传入的影响，但它却是由我国这个民族自身文化传统中产生的一种宗教。道教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和佛教发生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表现为“佛道先后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道教提出了“老子化胡说”的故事引起的。所谓“老子化胡说”是说，道教的祖师爷老子曾到西方天竺国进行教化，而后天竺才有佛教产生。这个“老子化胡”的故事开始比较简单，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记载老子至西方教化而有浮屠之教的材料是《后汉书·襄楷传》：
　　“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
　　瑯琊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闻宫中立黄老浮
　　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这段记载只是说明当时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这种传说的引起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把老子和浮屠作为神加以礼拜之故。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道教尚未建立之前，已经有把老子和浮屠并列者，如(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说：
　　“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永平)八年(65)……诏报曰：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
　　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看来在东汉时帝王常把老子和佛看成同类的神，而后道教又把老子神化作为他们的祖师爷。据《史记》上说，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看到了周朝的衰微，于是西出关(据说是函谷关)，这时函谷关的长官尹喜请老子为他著书，于是老子就作了道德上下篇五千言，而后西去，莫知其所终。由于原来就有老子西去的传说，于是道教徒们就附会说老子西去入夷狄为浮屠。道教是中国所自出，佛教乃外来文化，中国素来持“华”、“夷”之见，把自己看成是华夏的文明地区，而把其他民族都看成是没有开化的夷狄之邦，尊华夏而贱夷狄。从道教的观点看，它自己是华夏民族的宗教，而佛教是外来的夷狄宗教，这两种宗教怎么能并列呢？于是创造了“老子化胡说”，把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但《襄楷传》所载，仅仅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并没有明确讲到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虽然我们可以分析说襄楷所说的话包含“老子化胡”的意思。到三国时，不仅出现了老子到西方教化胡人的说法，甚至有了老子是佛的老师的说法。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说：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按：鱼豢魏明帝(227—239)时为郎中，卒于晋武帝太康(280—289)之后。《魏略》大概作于曹魏之末。“《浮屠》”指佛教的经典《当为当时的某一经典》，此处所说的“《老子》经，”很可能就是指《老子化胡经》之类的“经”，当然不是指的《老子道德经》，因唐道宣《归正篇·佛为老师章》的注说“出《老子》、《符子》”，或此处《老子》指《老子西升经》。
　　与鱼豢大约同时有杜挚作《笳赋》，在其序中说：
　　“昔李伯阳避乱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造
　　斯乐。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
　　《后汉书·窦章传赞》章怀太子注说：
　　“茄，胡乐也，老子作之。”
　　《魏略》述老子化胡之说，杜挚《笳赋序》说老子入西戎作笳乐，可见三国时老子教化胡人的故事甚为流行。在汉末至曹魏这一时期，虽已有“老子化胡”之说，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佛教徒方面对这种说法提出的反驳。推究其因，或因为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在当时仍依附于中国原有的道术，而老子不仅是两汉以来黄老之学推崇的对象，而且也是魏晋玄学所推崇者，其在人们心目中之地位当在佛之上，所以还没有对“老子化胡”这一说法提出异议。
　　至西晋初年，“老子化胡说”仍很流行，如作《高士传》的皇甫谧尝说：
　　“老子出关，入天竺国，教胡王为浮屠。”
　　皇甫谧大约生于汉末建安年间(215前后)，死在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晋书》有传。皇甫谧的这段话较之襄楷的话就明确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晋时出现了一本据说是由道士王浮所造的《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早已散失，后于敦煌石室得《老子化胡经》残卷，据大忍渊尔《敦煌道经目录》所载，有《老子化胡经》序，第一卷、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残卷。但敦煌之《老子化胡经》残卷据考证已不是西晋时的原本，而是经过后人加工扩大而成的。关于记载王浮造《化胡经》以及他和僧人法祖关于佛道二教正邪的争论的材料，在此一时期有东晋末竺道祖撰的《晋世杂录》、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梁裴子野的《众僧传》等。记载“老子化胡”故事的书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传》、东晋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等。但最重要的材料应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法师传》中的记载，其文说
　　“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后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争正邪。浮屡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
　　慧皎《高僧传·帛远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帛远字法祖，是晋惠帝时(290—306)的人，这时已是西晋中期了。从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西晋时道教不仅有“老子化胡之说”，而且创造出了《老子化胡经》这样的书，用以证明佛教是出于道教；第二是，西晋中叶后，佛教势力渐盛，不再能容忍道教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因而与之争辩。但是王浮与法祖争论的内容不得其详，大体上是争论哪一种宗教是“正道”，哪一种宗教是“邪道”，似乎也还不是直接争论佛道先后问题。
　　《弘明集》卷一有未详作者的一篇《正诬论》，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佛道先后的问题，，其文说：
　　“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经云：闻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语，晋言无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称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讲道德之经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众圣之元始也。”
　　这里所说的“经”是《老子西升经》，在《广弘明集》卷一中也引有这句话，即说出自《老子西升经》。《正诬论》这篇文章虽作者不可考，但文中说“晋言无为”云云，大体可断定为西晋或东晋的作品。由此可知，在晋时佛教徒已可以把佛提高到老子之上，来为佛教争取地位。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难道道教的著作《老子西升经》会自己说他们的祖师爷老子是佛的弟子？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仔细读所引《西升经》的文字根本得不出老于是佛的弟子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书中“古先生”是指谁并未明言，何以见得是指佛呢？据史料内容看，《老子西升经》大概也是西晋时的作品，而今存《西升经》有多种版本，据《道藏》中所收宋徽宗注本《西升经·西升章第一》说：
　　“老子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善入无为，不终不始，永存绵绵。”同本末章《戒文章》第二十九说：
　　“老君曰：吾重告尔，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将返神，还手无名，绝身灭有，绵绵常存。吾今逝矣……忽然不见……喜出庭中……即仰睹悬身坐空中，其状如金人。”
　　这段文字大概也不会是晋时原本的文字，但《西升经》既为道家著作，决无以“古先生”为佛是老子之师的道理，因此大义应是不差的。前面引的一段《西升经》所说的“古先生”自然只能是指老子，并说他去天竺开导其地。后一段更说明老子悬身空中，状如金人，即变化为佛。晋时的佛教徒改《西升经》只改了个别字，加了一句“善为泥洹”，使文意不清，而解释说“古先生”是佛，是老子之师。到唐初道宣的《归正篇·佛为老师章》就改为：“老君曰：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云云，成为老子自己说他的老师佛“化游天竺”了。
　　原来道教徒伪造“老子化胡说”，作《老子化胡经》，后来佛教徒又纂改道教经典，把本来是“老子化胡”的意思改为佛是老子师“化游天竺”。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为了信仰的目的，要把自己的宗教派别抬高到其他宗教派别之上，不惜造假，用以骗人，也骗自己，这种事在宗教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这一“老子化胡”问题的争论越演越烈，佛道二教双方都大量伪造历史，把自己祖师爷的生年越提越早，越来越神化。东晋著名的和尚支遁作《释加文佛像赞》其《序》中说：
　　“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呈百使以为粹，导庶
　　物以归宗，拨尧孔之外犍，……络聃周以曾玄……”
　　这样一来，佛不仅是老子的老师，而且是他的祖师，老子和庄周只是佛的曾孙和玄孙辈了，连作佛的弟子的资格也没有了。还是这个支遁又作《月光童子赞》，文中说：
　　“灵童绥神理，恬和自交忘。英姿秀乾竺，名播赤县乡。”
　　月光童子是佛弟子，支遁说是月光童子来中国教化了中国，而不是佛自己来教化。不仅中国僧人的作品中说“月光童子教化中国”，而且这时翻译的经典中也出现了所谓“月光童子教化中国”的说法，如《佛说申日经》中说：
　　“申日有子，名旃罗法《原注云：汉言光明童子》……佛告阿难：我般涅槃千岁以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泰国，作圣君，受我经法，兴隆道化。”
　　这部经收在日本《大正大藏》中，题为西晋竺法获译，但据唐智升《开元录》卷二，在法获译《月光童子经》下注说：“初出，名《月光童子经》，或名《申日经》。”然查今存法获的《月光童子经》，其中根本没有上面引的一段，因此上引今本《申日经》中的一段显然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还有一种《灌顶经》也说佛派遣了所谓“三圣化导中华”，文说：
　　“佛语阿难：……阎浮界内有震旦国，我遣三圣在中
　　化导，人民慈哀，礼义具足。”
　　所谓“震旦”，是当时印度人称中国之名，或译为“真丹”。“三圣化导”指佛派遣三个弟子化导中国。上引文显然也不会是原来经文所有的，而为翻译的人对抗“老子化胡说”而增加的。
　　佛教在南北朝有很大发展，帝王、大族信奉者日众，此时道教虽同样也有很大发展，但毕竟赶不上佛教的发展。因此，到刘宋以后道教本身也逐渐受到佛教的影响。如前所言刘宋道士陆修静已在一些问题上接受了佛教的影响，于是在道教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向佛教让步，调和佛道的趋势。宋齐之际有道士顾欢作《夷夏论》，仍持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的观点，以华夏为礼义之邦，而佛教为外族之教，“下弃妻子，上废宗祀”，是夷狄之法。但在《夷夏论》中有下面一段反映了道教一定程度上向佛教的让步，文中说：
　　“夫辩是与非，宜据圣典。寻二教之源，故标二经句。《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割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兴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欢论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无方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
　　这段话中所引用的道经《玄妙内篇》仍持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但所引佛经又似言佛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不过这些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顾欢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照他看，从国师道士方面说，最高莫过于老庄；从儒林之宗方面说，最高莫过于周公孔子，所以老、庄、周、孔的地位就相当于佛的地位。上述二部经典的说法无非是说：老子可以是佛，佛也可以是老子。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顾欢得出一个折衷的结论“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佛和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和光同尘以明近，或者是灵光照耀以示远。佛道的真理都是为的拯救天下，所以在任何地方都应适用。佛道的大圣人的智慧普及万物，对任何事物都是一视同仁的。可见顾欢所强调的是佛道二教同有教化济世的功用，老子和佛对世人说有同样高的地位，他不再强调老子是佛的老师了。但是，此时佛教方面并不因为顾欢的让步而妥协，他们还继续坚持要在佛道中分一高下，有和尚慧通者作《驳夷夏论》，其文说：
　　“论云：‘老孔非佛，谁则当之？”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经云：‘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光净童子，彼名仲尼’；将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
　　此外驳顾欢之《夷夏论》者尚有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袁粲、僧愍、明僧绍等。其中除袁粲托为道士通公作驳之文见《南齐书》者外，他文均见《弘明集》中。如宋释僧愍作《戎华论》以折顾欢《夷夏论》，其文说：
　　“……是以如来使普贤行西路，三贤并导东都。故经云：大士迦叶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诡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缘既尽，回归天竺。故有背关西引之邈，华人因之作《化胡经》也。”
　　这里僧愍不仅肯定地说老子是释迦的弟子，而且说明为什么会有老子西出关之说。他说，先是佛派老子教化中华；在老子对中华进行了一番教化作了“五千言”之后，他的任务算完成了，于是西出关回天竺。于是有人就造出所谓“化胡经”的问题。僧愍的这些说法当然也是毫无根据的，不过他总算为“老子西出关”问题找到一种有利于佛教的解释。在道教在这个问题上节节退让时，当时的佛教徒却毫不退让。可见当时佛教的势力是大于道教的。上述几篇佛教文章除论佛道先后问题外，更主要的是说佛教的教理高于道教，这就不是本题所要讨论的了。
　　不仅南朝有“老子化胡”问题之争论，同期北朝也在佛道两教中存在着这一问题的争论。北魏道士寇廉之集道教方术之大成，假托神人，依傍佛典，制作伪经，造浮屠为三十二天延真宫主之说，以抬高道教，据《魏书·释老志》言：
　　“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
　　这里所谓“经云”当然是指某种道教经典。道教的寺院多称“宫”或“观”，“宫主”指某一“宫观”的主持者，这里说“佛”是“延真宫主”自然不会是指道教中最高级的神仙。按：《道教义枢》认为“仙人”的位业有三等：一三清位、二九宫位、三十转位。所以“宫主”之位在“三清位”之下。寇谦之把佛排在“宫主”之位，也就是把佛教排在道教之下。魏太武帝信奉道教，以至于有毁灭佛法之行动。至孝明帝时，有佛道争论于朝延之事，而所争论之焦点仍为佛道先后问题。据《续高僧传》载，正光元年(520)，孝明帝请佛道二教上殿议论。有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人昙谟最对论。此事《广弘明集》卷一亦载，其文尤详：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门人殿前斋讫，侍中刘腾宣教：“请法师等与道士论议，以释弟子疑纲。”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最对论。帝曰：“佛与老同时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时以充侍者，明是同时。”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按《老子开天经》是以得知。”最曰：“老子当周何王几年而生？周何王几年西入？”斌曰：“当周定王即位三年(元前605)……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至敬王元年(元前519)……年八十五，见周德凌迟，与散关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元前1029)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元前949)二月十五日灭度。计入涅槃后经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几经四百二十五年，始与尹喜西遁。据此，年载悬殊，无乃谬乎？”斌曰：“昔佛生周昭王时，有何文记？”最曰：“《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并有明文。”
　　这一段记载虽说明至北魏孝明帝时“老子化胡”之争仍在继续，所谓《老子开天经》，乃上接寇谦之谓浮屠为三十二延真宫主之说，而佛教徒伪造《周书异记》及《汉法本内传》以驳道教，亦当作于北魏中叶。至北周时，武帝曾于建德二年(573)又集群臣沙门道士辩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儒教为先者，乃帝历来之宗旨。而先道后佛很可能是由于武帝受到卫元嵩的影响所致。于是佛道之争又盛。有僧？著《十八条难道章》，又作《释老子化胡传》一卷，驳斥“化胡之说”。兹不详述。
　　佛道两教关于“老子化胡”问题之争论一直延续到隋唐以后，可见这一问题对两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样的辩证，我们看本无意义，都是在假造自己的宗教历史，神化其祖师爷，争来争去只能使其教派陷于鄙俗也。但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佛道两教的信徒们都那么认真地引经据典的为自己宗教争高下。这就说明，有时为了宗教信仰往往可以不顾事实，不讲道理，甚至伪造历史，信口雌黄。我们研究这类问题，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对待，研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特殊性和社会作用。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说本章开头引用恩格斯的那段话是合乎实际的，对我们研究宗教史是十分有意义的。
　　(原载《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