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人格特征与佛教文化

丰子恺的人格特征与佛教文化
　　张胜璋
　　丰子恺(1898~1975年)，中国现代著名的艺术教育家、画家、音乐家、散文家和文学翻译家，一生著作丰富，涉猎广泛，在文学、美术、音乐、书法、绘画(漫画)、艺术理论、翻译等方面，都做出很大贡献。丰子恺早年师从近代文艺先驱李叔同先生(出家后法号弘一法师)。1927年，丰子恺皈依“三宝”，在家茹素，成为佛门居士，和佛教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居士身份所意味的宗教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宗教化的倾向，使丰子恺对周遭事物时时保有宗教式的体认。如果我们论丰子恺却不及佛，便好比隔靴搔痒，难解个中三昧，而论丰子恺之佛却不能体认“居土”的特殊身份、生活方式和性格特征之影响，便很难把丰子恺之佛参透。
　　一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的“出家”思想一开始就与儒家的入世思想产生严重冲突，长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所排斥，然而仕途坎坷的知识分子又往往神往佛教世界的超脱。此时，大乘佛教的居士思想正好契合了中国文人处于外在现实失意与内在精神自由两难境地的微妙心态。特别是魏晋以后，佛教逐渐鄙弃早期禁欲、苦行与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投合世俗生活的方向发展，并打破“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不可得兼的困境。李贽不止一次地奉劝他人可在世学佛，不必投身佛寺，或出世之后不忘在世，认为释迦佛是“辞家出家者”，孔夫子是“在家出家者”，以破除人们在行为抉择时产生的以出世为佛、入世为儒的误区，将儒释统一于自心之中。这样，居士这一身份兼备了出世(释)与入世(儒)的关系，被中国知识分子广为接纳。
　　中国现代文学受佛教文化浸染的作家不乏其人，丰子恺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个。丰子恺一生追随弘一法师，纯粹而持久的崇拜之情使他自觉不自觉中效法老师的一切，丰子恺爱好艺术、皈依佛教可以说就是因崇拜而效法的结果。弘一法师以严持戒律、身体力行而蜚声佛界，被称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但丰子恺没有行大丈夫事(出家)，他不是佛教徒，而是一名俗世中的孝子慈父良师，这种选择是长时间思量与挣扎后自觉的文化取向，同时意味着他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必有别于其师。丰子恺接受佛教文化固然离不开其师的影响，但佛理与他对人生命运的种种切身体验相契而生的共鸣，也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往往一个人承受苦难过量的重压时，他就容易从心理情感上萌生对佛教的认同感，对人生皆苦的价值认定和命运无常的恐惧感，咸了丰子恺早期佛理散文的基调。
　　丰子恺幼年家中多变故，父亲中举不久祖母即过世，居丧期满科举又废，赋闲在家的父亲郁郁寡欢，不久即辞世。丰子恺姐弟众多，大半夭折或早逝。人生变故与多情善感的性情使丰子恺自幼年起就对无常命运产生疑问和困惑。儿时一次乘船，手中的不倒翁不小心掉入水中，丰子恺“心中黯然地起了疑惑与悲哀。我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究竟如何，又悲哀这永远不可知的命运”。他寄希望于长大后能破解这种疑惑与悲哀，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生阅历的增加，这种疑惑与悲哀愈加深厚： ”我仿佛看见这世间有一个极大而极复杂的网，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都被牢结在这网中……因之永远不能看见世界的真相。”丰子恺认为人生是“慢性的自杀”，自己“罹了疯狂” “颠倒迷离”， “一入人世，便如入了乱梦，得了狂疾，颠倒迷离，直到困顿疲毙，始仓皇地逃回生命的故乡。”特别是当他几十年来含辛茹苦的寡母未曾得到儿子的涓埃报答就病逝时，他陷入“无常之恸”： ”痛恨之极，心中充满了对于无常的悲愤和疑惑。自己没有解除这悲和疑的能力，便堕入了颓唐的状态”(《陋巷》)。
　　“诸行无常”是佛教的基本命题，指一切事物在永恒的流转中存在，迁流不息、瞬息即变、刹那生灭、无始无终，宇宙间不存在任何绝对与永恒的实体。 “无常”的体验既来自丰子恺个人的挫折，也与当时政局动荡、民生疾苦的大环境相关，情与境合时必然酝酿了他性格中遗世悲观的一面，他甚至萌生遁入空门以求解脱的念头。在这人生的转折点上，丰子恺所敬重的佛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开导他“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如醍醐灌顶般把丰子恺“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 “我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怪不得生活异常苦闷”。他决心对无常做长期的抵抗。丰子恺悟得”无常是常”、 “无我即我”的道理后，开始从无常的执着中解脱出来， “而安心立命地、心无挂碍、勇猛精进地做个好人”。
　　二
　　在洞察世事幻象与不可执着后，丰子恺走上了一条委运任化、随缘自适的道路， ”随缘”并不是丧失主体性的随波逐流，而是参悟后主动应对的人生策略，透露的是一种高明的智慧。丰子恺把故乡的宅第命名为“缘缘堂”，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称作《缘缘堂随笔》，后来， “缘缘堂随笔”几乎成了他所有散文的代称。
　　缘起论是佛教的基本思想特征，它认为自然界与人生中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是五蕴(色、受、想、行、识)集聚而有，缘起而生，缘散而灭，一切事物的生灭都由因缘决定，一切事物都处于因果相继之中。对于世间缘的奇妙与神秘，丰子恺无限感慨： “仔细想来，无论何事都是大大小小，千千万万的‘缘’所凑合而咸，缺了一点就不行，世间的因缘何等奇妙不可议!”他也由此找到解答压抑多年的“疑问与困惑”： “我仿佛看到一册极大的大帐簿，簿中详细地记载着宇宙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自原子之细以至天体之巨，自微生虫的行动以至混沌的大劫，无不详细记载其来由、经过与结果，没有万一的遗漏。于是我从来的疑惑与悲哀，都可解除了。”既然一切世事天注定，那么“随缘任运”是再好不过的应对了，有缘则事成，无缘则勉强亦是徒劳。丰子恺寓居外地时常常思念老家而焦心，后来他想通了： “我现在是负着四大暂时结合的躯壳，而在无始以来种种因缘凑合而成的地方暂住，我是无‘家’可归的。既然无‘家’可归，就不妨到处为‘家’。上述的屡次的不安心，都是我的妄念所生。想到那里，我很安心地睡着了。”文革开始后，丰子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一次又一次被拉去批斗、游街、坐牛棚、劳动改造，但达观的丰子恺并未因此惊变颓废自弃，佛教的思想始终影响着他。他视坐牛棚为参禅；戏谑过黄浦江游斗为“浦江夜游”；为纪念母亲蓄了几十年的长须被“造反派”剪去，他引白居易的诗自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以委运任化、随缘自适的方式来应对时代的惊涛骇浪，在静观其变中守护具有个体意义的生命旨趣，不愧为佛家的大智慧。佛家看来，般若智慧正是觉悟者与芸芸众生的区别所在。20世纪初的居士佛教复兴运动推崇“悲智双修”的佛家大人格， ”悲”是慈悲，大慈大悲， “智”是般若智慧，是对人生无常的参透， ”悲欣交集”就是指以“智”的态度观照人生时产生的悲喜交加的复杂情感。佛法认为苦谛当知不当断，烦恼不可逃，转言之，苦就是人的生存状态，是进入涅架的必经之途。承受苦难的意义在于超越苦难，虽然人生皆苦、命运不可抵抗，但仍要以直面人生的勇气不懈追求，在苦难中谋求救世度人。生命主体和宇宙客体的一系列人类所面临的矛盾，都是佛家精神所要超越的对象。
　　对于丰子恺，佛家“悲智双修”的人格修养和居土的特殊身份使他既可以沉浸于当下的日常状态、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又可以以智性的高度观照众生的悲哀，也即是说，他既不能逃避苦难，又要超越苦难，既要体会生活的滋味，又要能洞明人生幻象。这种人生观、价值观与性格特征的二重性在丰子恺身上体现出复杂的矛盾：他是个年方30便”觉得生死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的悲观者，又是个钟情于人伦世态的入世者；他是个”对外间绝少往来”、 “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超尘脱俗的隐士，又是个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对人间不平不时发出愤怒呐喊的抗日爱国主义者。王西彦先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丰子恺身上确有二重人格： “一个是出世的，超脱物外的，对人间持静观态度的；另一个是入世的、积极的，有强烈的爱憎感情的。”丰子恺自己也承认这两种性格”总归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对峙和：中突带来丰子恺精神的苦闷，他把苦闷诉之文学，文学便成为”我的二重人格的苦闷的象征。”
　　三
　　丰子恺对佛教的接受不是钻研佛理、潜心修行，而是以自己全部的人生实践来体验和理解佛理(丰子恺法号”婴行”，“行”也正是此意)。所以，当他从佛法中找到人生答案后，便安心立命地做起知足常乐、知命无忧、潇洒达观的现代居士来。丰子恺好写儿女之态、家庭之乐，他的“子恺漫画”和(缘缘堂随笔》常常叙述孩子的童真童趣、师友的真挚情感、缘缘堂的幸福生活、街边路旁的四季小景，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但缘缘堂不是世外桃源，丰子恺也非隐士，人间社会种种“顺从、屈服、消沉、虚伪、险恶与卑怯”的丑相时时令他痛感众生之苦，因而忍不住要”现身说法”（“居士实在就是深入世俗社会里去现身说法的和尚”)。在丰子恺的散文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在种种的世间相面前，丰子恺立刻化身为二人。其一做了这社会里的一分子，体验着现实生活的辛味，另一个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些状态。
　　随缘自适、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让丰子恺得以细品寻常生活的韵味，佛学智性的精神超越法又使他心不动念，对世事冷眼旁观，洞察”可惊可喜可悲可晒”之情。这种独特的二重视角在丰子恺观照儿童时尤为鲜明。丰子恺寓居上海时，每天办公回家，妻子总牵着儿女在弄堂口等着： “两岁的瞻瞻坐在他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I’六岁的阿宝拉住了她娘的衣裾，在下面同了和唱。”一旦从人群里认出了带羞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儿女们便欢呼雀跃起来，他们的母亲就笑着喝骂他们。 “自己立刻化身为二人。其一做了这社会里的一分子，体验着小别重逢时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人呢，远远地站了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丰子恺的二重视角对人生智性的观照正是佛家”悲智双修”的大人格之体现，有了这种慈悲的心性，丰子恺的作品显然不再局限于他那“为四事所占据”(神明、星辰、儿童、艺术)的世界，更加贴近现实、悲悯人生。1934年写的{肉腿》充满了忧患之情，作者把踏水车农民的肉腿和舞场、银幕上的舞女的肉腿作对照，慨叹“近来农人踏水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场里、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岸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
　　丰子恺喜欢艺术，但在民生涂炭的战乱岁月，书斋里的丰子恺也难“恬然自得”，抗战期间他携一家老小逃难四方。缘缘堂不久毁于炮火，多年的积累与营造付之东流。当家人们纷纷为家中财物惋惜时，丰子恺“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虽然成人社会的虚伪狡诈令丰子恺异常厌恶，逃难途中的艰难险境、歧途彷徨更让他饱尝人生从未有过的“恐怖、焦灼、狼狈、屈辱的滋味”，但他乃以佛家博大的胸襟、悲悯众生的大人格包容了趁火打劫的茶店老板： “我瞥见他的棉袄非常褴褛。大约他的不仁，是贫困所强迫而成的。人世是一大苦海!我在这里不见诸恶，只见众苦!”丰子恺虽长期闲居避世、待人接物不拘小节，但并不代表他心中没有是非爱憎，正如唐弢在抗战期间所说，佛的心里也有是非、也有善恶。抗战中，丰子恺表现出“勇猛精进”的一面性格，他作词日“誓扫匈奴，雪此冤仇”，缘缘堂被毁，丰子恺“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 “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仇恨所激发的力量与强烈的民族尊严伴他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丰子恺的人生观从悲观遗世到达观适世，从无常之恸到慈悲为怀的转变体现了佛家“悲智双修”的大人格。
　　“悲智双修”的佛家人格同时涵养了
　　丰子恺开放的文化态度，他继承了传统佛教理论的精髓，又不拘泥于对教义的生硬理解，朱光潜曾赞道：丰子恺“真正能了解佛家精神”。当然，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在于它本身存在着许多可以与现代意识相沟通的文化原型，况且对精神的追求、对理想世界的探索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共通性。丰子恺自小随其父茹素，但他并不劝大家茹素，反而视那些念佛吃素全为个人私利，无关人间痛痒的佛教徒为“反佛徒”；丰子恺的童心的礼赞与现代文学史上“儿童崇拜”思潮存在隐性的联系，同时暗合了西方文化反对人性异化、回归自然的主题；他对佛教生死问题的讨论具有对人类群体精神终极关怀的意味；他提倡文艺大众化、平民教育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抗战时期，丰子恺提出的“护生”说引来不少误解， “护生”一说固然基于佛教大慈大悲、爱护生灵、众生同体的观念，但丰子恺由“护生”而“护心”，将佛广大慈悲、能仁博爱的大人格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意识相结合。“爱护生灵，劝戒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小节)，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由此不难判断，丰子恺的这些言行思想与时代主潮亦有息息相通的一面。
　　居士佛教文化对家常生活的热衷和精神上对世俗的超越赋予丰子恺二重人格和二重视角，但这“二重”并不矛盾对立，而是相溶互补，它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铸就了丰子恺独特的人格特征：佛教的广大慈悲、众生平等的思想使他养成了对万物浓郁的爱心，佛教中的无我无私的思想，使他处世待人虚怀若谷、豁达洒脱，佛教文化与现代意识的融汇又使他更加切近现实人生，同时把自我的利益同国家利益、芸芸众生的利益密切相联。
　　(作者工作单位为闽江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