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思想与现代世界经济

佛家思想与现代世界经济
　　刘楚华
　　歌隆为著名法国经济学家暨佛学思想家，著有十多部社会科学专论。一九八二年出版“快乐与自由——佛家真义与现代世界”，他说：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不过是他的技艺，佛教才是他思想的支柱。对于歌隆来看，只有佛家思想才能帮助西方世界解救危机和面对现代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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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经济是社会科学，而佛学是心灵哲学，你在这两种研究之间找到甚么关连。
　　歌隆——经济思想和佛学之间有互相补足之处，两者同样是改善现代世界命运的基本要素。
　　首先看“幸福论”所追求的快乐问题。经济学所关注的，即使不是直接涉及“快乐”，至少是关乎物质制造的问题。至于佛教基本义是“苦”的寂灭，也可以说是“困扰”、 “不满”的情绪的消解，正是负面义的幸福论。佛学与经济学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具有重理性和重科学知识的倾向。进步义的佛教，是一套知识、心理哲学，而非只是一般人所知的宗教层面。而这两种学问闾的关键处，也是共同处与分歧点之所在，是“欲”的问题。
　　尽管经济学者有时委婉地、或嗔重地偏向使用“实用”之类的字眼，说到底他们是谈“欲望”。简言之，经济学者所说的“快乐”就是“欲望”的满足。佛家对欲望的生成和活动提出了一贯的理论解释，而经济学者在欲望之形成方面至今尚未有完整的理论，单就这一点，我们可说经济学不过是极不明确的引导，不能为人类提出究竟的贡献。佛家思想在人际问题上有莫大的建树，却缺乏经济知识，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现代世界的难题。问——你在佛学方面的研究是否企图在世界危机之根本处找寻心霞的解救方法? 歌隆——佛家不止涉及心灵的问题，首先，它是心理学的理论。“佛”本义即“觉”，指人遇到善知识的指引，经修行达到超意识，即使自己全部精神、心理活动到最清明状态，并由此而改造自己的人格。这方面，佛家正好补足现代世界最严重的缺失，更正现代世界“自我”中心过度膨胀的弊病。佛教“无我”的理论反对自我中心，“自我”是虚妄的。这不是排斥个体的存在，而是指出“我”不过是因缘结集而虚的一串现象、素材。问——可是，除了你所说的深义佛教，还有各类不周的佛教，即是作为信仰的通俗义佛教，它们之间是否一贯?
　　歌隆——不同佛教派别也许有不同的重点，比方禅宗强调直觉，其他教派有些重分析，重心理知识，或重利他修行，然而基本的教义是一个。
　　问—你以为佛教那一方面最直接关涉现今世界的危机问题?
　　歌隆——我认为现代北与佛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点，而佛家更能补前者之不足。
　　在我们西方文化中，常视“快乐”与“自由”为不相容的，要得自由就要放弃快乐。在佛家则以为两者不独全无冲突，且是互为因果的。我们又常在因果律与自由的矛盾上作无谓的争论，佛家并不用我们所说的科学因果观念去解决这问题，深义佛说彻底理解“自由”，并对“自由”与“心理知识”之间关系具有深刻的认识。佛家说的“无我”，控制“欲望”，消解“不能满足的欲望”等理论，都直接紧扣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问：你企图在多位西方哲学家如休谟、斯宾沙、沙特等思想中找寻佛家的根源或者来自佛家的灵感。你又说佛教教义中原有一个基础思想，不过后来发展分歧，逐渐退化。人家岂不可以指责这本义佛教之外存在的许多佛教支派?
　　歌隆——西方哲学史，若以最主要学派为标准来看，可说是一段堕落的历史。举个例，西方哲学中发展至最高峰时的史多葛派和其他同时代的哲学，他们的理论源自中东，今日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来自涵有印度和希腊文化的Seleucide帝国的政论。经过考察，我们可证实希腊思想确曾受佛教的影响，它的痕迹可能留存在史多葛理论中。后来某些观念，如“个人”观念，又演成为现代世界之基本思想。 “个人”与传统社会、集体义的社会相对，“个人”成为解释世界，和对世界作价值判断的基本单元。
　　史多葛派又影响到后来成为世界性宗教的犹太教派，他们很清楚地说:“一个犹太人以为善的，于世界亦必是善。”这句话变成了至理真言，因为伊斯兰教套用了这句话，甚至我们中非教徒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无我”观念来到西方失去了原义，变成了“自我”、“个人一，并为我们带来不少苦难。其实，“无我”本来与“自我创造”有内在关连，“我”不是被造的我，若我能自称“我”!则我可以创造自我。“自我”观念之变质，可能是发生在与希伯来宗教中“创造”者接触之后。到了西方，这幸福论的“自我创造”变成了“超越道德”。回到原始“苦灭”的标准来看，这个变化是倒退了。在佛教徒来说，道德的“超越升华”不外是一种醒觉，即对我们自己知识限制的一种高度觉识。
　　问——佛家批评我们的信仰和自我。它的特殊吸引力是在于非教条主义及理论之有灵活可塑性，因为它既叫宗教又非哲学，而是近似无政府主义。我们可否设想一种“佛家的社会主义”或“佛义的基督主义”?
　　歌隆——佛陀早巳说过：“我不是教而是说”。佛家没有任何教条，甚至叫人学习怀疑佛说而亲自去探究和证现真相。
　　我们可以将佛家和无政府主义作比较，佛家并提供“无我”的理论作补充。对着不同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想，佛家却会提醒大家：解决社会问题，基于改善个体，并强调要注意种种不同的精神后果。佛家也是和平、反暴力主义的先锋，其后的甘地、托尔斯泰的思想即近似佛家精神。
　　谈到佛家和我们传统宗教的协调问题，佛家只提出一条“苦”时解脱的途径，即使某些教会视之为劲敌，它并不排斥基督教。有重视默想的基督徒对佛教尤感兴趣，并将佛教静坐法引入他们的教会。这两派思想有着极近似的价值观点，它们早期的发展可能有过相互影响的关系。已经有学者提过，说佛教义可能透过犹太教“一赐乐业”教派—Esseniens和基督教的施洗约翰圣者而介入西方，这些人都具有若干佛教精神面貌。以上说法仍较空泛，最明显的是稍后的叙利亚教会，对佛陀崇拜至笃，并封之为约瑟圣者。间卜—你在著述中说过：“现代化思想，必须追随深义佛说”，又谓：“佛家思想是现代的前途”。这是个人的信念?是预言?还是有严谨理论支撑的断语?
　　歌隆——深义佛说具备了多种现代世界最迫切的需求——包括从苦集灭而得永恒的幸福；自由与快乐、自由与科学之间的协调关系，自我创造精神；对社会与个人，精神与科技之关系钩”种高度警觉。我们甚至可以将佛教和精神治疗法、心理分析等联结。他们在多方面有共迩处，譬如治疗目标、专家知识的协肪?回忆法、潜意识理论、欲望活动的理论等。而佛家要来得更有系统，有理论化和具一般性，要来得更丰富和深入。
　　还有是历史感的问题，即谓找寻历史发展方向的方法论。西方人片面地把知识和自由问题在历史发展上孤立来看，比方黑格尔，马克斯他们视整个历史为导向自由解放的进步发展。现代世界随着这条路走，在物质和社会自由方面逐步实现了不少进步，可是在心理及精神自由方面则全无或几乎没有补偿。到现在，我们发觉这大家所缺乏的“自由”却是要实现、补足其他理想之必要条件。而佛家所定义的“自由”正是这精神的自由。
　　问—现代佛教可能以什么面貌去应合我们的世代?
　　歌隆——现代世界是科学化的、宇宙性的，就这点，我们说现代化的特性是非文化的。深义佛法最能接应世界的固然是它的分析性、哲学性，也是它的非文化和非形上学的特色。
　　在法国，我所见的佛学者在他们自已文化领域中介绍的佛学方向、止于禅学、喇嘛教义等。一如佛教本身的看法，这些修练不外是一种精神辅助。我怀疑这册特定的路向是否能将佛教基本观念广泛地推广到社会去。我以为，应先有一个能融汇佛教知识与其他社会、经济、宗教观点的基本取向，它不必与一切取向都相同，然而，具有广阔的包容性，那是可能的。
　　佛学的另一个现代化面貌，将是来自它对社会问题的适应。我们活在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觉中——一直以为改变社会就可以改变人。我们没有看到一点，对于某个特定的个人来说，社会就是许多其他的人。结果，我们所得着的是革命带来的失望和恐惧。改善个人，及佛家式的解决社会问题，都需要时间，在我们等待期间，应该从事革新。
　　问——然则，好像笛卡儿所谓F临时遵守的道德”般，应有“临时政治”。
　　歌隆——当然，我们可把政治的最终目标和手段暂时分开。比方，可以先藉强制手段实行利他主义，借现有等级制度谋求平等。理想的教育当特重个体的改善，且要有多种不同程度的教育，要提供余暇的时间。种种方法最终目的在使个体各自随着个性，透过有关“我”的修养方法进行人格之自我塑造。至低限度，无论对社会与个人，这种知识的积累和生理卫生，都是同样重要的。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破裂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个人自由与统一，都成了互不相容的敌对面。佛家的“无我”可打破这一道障碍。
　　摘自《内明》第1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