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经历旅程的商榷

佛教传入中国经历旅程的商榷
　　关世谦
　　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其所经历的路程，传统上均采经由中亚西域的通说。南北朝以后，虽然也有部分西域或天竺高僧，经由南海的航路来华，但教内外的学者，一向都重视由于丝路（silk road）的发达，为我国带来文化与贸易的繁华景象。尽管中印交通当时也分南北两条路线，但许多悲愿宏深的高僧们，还是不辞辛苦，满怀冒险犯难的大无畏精神，翻山越岭，一心只想把佛陀的圣教，传播给东土的众生。
　　出土文物的新发见
　　最近几年，由于我国连云港孔望山的岩层面，挖出了一O五个石刻像，学者们据以考证作成研究报告，认为部分石刻造像，类似佛本生传的经变图，其中包括：涅槃图、舍身饲虎图、佛像、力士像、大象等。
　　认定孔望山的石刻造像，是属于佛教造像，其所持的理由是：头顶有突出的肉髻、右手结施无畏手印、两手置胸前、结跏趺座，以及全身有凹入型的身光等；此外，并有胡人侍立的坐佛像，以及御象人的石像，而且石像是脚踩莲花。
　　学者考证的论点
　　研究人员考证孔望山摩崖的造像年代，作成论文发表。据他们的考证，从摩崖石像的造型技法与式样，推断其制造年代，在造像技术上：
　　（1）其凸面线刻式样，很接近后汉桓帝朝代的武氏丽或沂南
　　画像石的式样。
　　（2）其剔地浅浮雕式样，与永初七年（一一三），戴氏画像
　　石，以及由两城山出土的永建五年（一三零）的食堂画
　　像石，或有“熹平十四年（一七五）四月十三日”铭记
　　的徐州茅村墓的画像石等，都很类似。
　　（3）其高浮雕技法，与山东安邱董家庄画像石慕中的雕刻很
　　类似。
　　（4）其单线阳刻的技法，与画像中单线阳刻的手法是一致的
　　而这种手法在俊汉到魏晋时期，都很流行。学者们凭藉上述的技法和式样，下定结论，认为是属于东汉后期的佛教造像。
　　他们在论文中指出，孔望山摩崖石刻中的佛教经变圃，其造像所采行的手法或式样，颇为类似后汉墓石像的造型，而且，其刻造佛像经变图的构想，也是从当时后汉佛经中得来的知识，从而据以作画，因此，断定孔望山摩崖的石刻造像，应是后汉末年所作。
　　佛教史举家的观点
　　但是，中国佛教史学家对于这项结论，则持具若干不同的看法。因为出现“舍身饲虎”故事的是“修行本起经”，这部经是由竺大力和康孟祥二人所合译。在译经年代上，很难说是俊汉时期所译出。原因是译经者竺大力其人，在道安的“综理家经目录”或“出三藏记集”中，都找不到他们二人的名字。虽然“历代三宝纪”中初次出现其人名，但那是引据从未一见的“始兴录”而转述其意。这是有关译经人的考证。另就“修行本起经”本身再加考据，在道安的“综理家经目录”，将之列编在“失译类”中处理，据此可见，本经的出处来历确实相当暖昧，准此，研究人员的上述论点，可谓相当薄弱。所以，这部寓意“舍身饲虎”故事的“修行本起经”，可能不是后汉时代所译出，依此论断，佛经中的“舍身饲虎”故事，在后汉时期，尚未传入中国。同样情形，亦即涅槃图的有关知识，当时亦未具备。这是就造像意义上所作的考证。译经人和佛经本身的情形既如上述，则孔望山摩崖经变图，即使考证属实，于其造像年代，仅凭其技艺手法及式样，谓与后汉画像石刻类似，断定其为俊汉时代所制作，不免有失轻率。如果，再就史实的各种资料来考量，似应将其造像年代，下降至三国或西晋时代以后。
　　遗像意识的成立
　　此外，孔望山石刻像中的第六六、六八第一像与第二、第三、第四号龛里的画像，看来与太平道的道教像颇为相似。就这一点而言，在俊汉时代，确然已有黄老信仰的神像在民间奉祖。由此所显示的造像功德的有关知识，固然可以藉而了解中国佛教与道教在当时的活动情形。
　　另就佛教像与道教像在造像化的意义上，其在佛教方面，实已具有启示信仰的作用。此在后汉时代，由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即有：“佛般泥洹后，念佛故作想，欲使世间人，供养得福。”明确的开示。按此经是二世纪时（一七九年）由支娄迦谶所译出。佛教徒由于这部经的启示，才了解到造立佛像之具有功德。据我们的揣想，此经译出的当时，引据经义传播知识，可能不致于立即就有造像的事实。迨时代演变下来，佛像由印度渐渐传播到中亚，即在二世纪后半，中国人犹未能以传统的技术，来塑造纯粹佛教型式的造像。准此推论，孔望山的石刻像，如果以其制作年代，作后汉来考量，那可能不是佛教像，而是道教像或黄老信仰的神像。假定，经过专家的实物评监，孔望山的石刻像确实是佛教的经变图。那么其制作年代，应该是在三国或西晋时代以俊的作品。
　　大胆的假设
　　即使是西晋的石刻像，到底是佛教像抑或道教像?于此且引三呙僧传”中“慧远传”所记述，当时在江苏的松江流域即曾发见过石像，而无法辨明其为何种教像的故事传留下来。基于三尚僧传”中的这项史实，我们认为应该大胆的把它联想到孔望山石像的问题上，甚至也把道宣的“集神州三资感通录”卷中的：“奉丘斗米道，黄老之徒”一并把它假设在道教像的事实上。因为东晋末年，由孙恩所领导的叛乱事件，亦即五斗米道的宗教活动与农民暴乱，其活动地区，即是从浙江而扩充到江苏北部，他们的水军，一度曾攻击郁州（江苏连云港东）。据此当可了解，孔望山摩崖地域、，即是当年孙恩叛乱活动的地区，换句话说，道教在东皆末年，即已在此一地区活动。
　　基于上述各项情节，孔望山的摩崖石刻造像，在认定上，我们不能排除那就是巫祝神像或道教神像，乃至黄老所信仰崇拜的神明等等，准此，孔望山造像或许就是西晋时代，以佛教或五斗米道的兴盛地区作背景，而造的佛教像或道教像；甚至很有可能不是后汉的造像，而是三国或西晋时代的遗物亦末可知。
　　经历路程值得商榷
　　如果，专家们考证实物所下的定论成立，认为孔望山出土的石刻造像，确是佛教门经变图无误；又是后汉时代的遗物。那么，问题将更为扩大，亦即对于佛教传入中国所经历的路程，有必要重新加以考证。因为，历来佛教学界的通论，咸认佛教是由中亚经西域而传入中国，这是自古以来经路的通说。但若把孔望山的石像，确认是后汉时代的佛教造像”那么，佛教传入中国，也可能是经由南海路线，老早以前即已流入我国东海岸的沿海地带，此亦不无可能。实际上，这条南海航路，在相当古老以前，即已相当发达，佛教通过这条航路，而流入中国东海岸，亦系充分可以理解的正常思念。于此，尚待学者专家进一步去发见历史文物与史料，以资佐证。
　　摘自《内明》第1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