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的开端——《中国佛教的复兴》第一章（下）

复兴的开端——《中国佛教的复兴》第一章（下）
　　霍姆斯·维慈（Holmes Welch)著
　　姚育红译 王雷泉校
　　革新派僧侣
　　在杨文会开办的学堂中，有一位学生法号太虚。正如杨的经历使他成为早期佛教复兴的代表人物，太虚开创的事业，使中后期的复兴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太虚，一八九O年一月八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他之所以出家，据他说是因为“仙佛不分，想得神通”。一九O六年，即他受戒两年以后，他开始认识到道教神仙与佛教不是一回事。在得戒和尚八指头陀的指导下，他学习三藏，练习坐禅作观。太虚不断参究一个玄妙的问题，他在自己的第一张照片背面写道：“你!你!我认识你!我认识你!你就是你!你自题。”在一九O七—一九O八年之间的冬天，由于读《般若经》而开悟，这使他体验到了喜悦、永恒及肯定的感觉。由此可见，他的早期生活
　　一九O八年春，他遇到一位名叫华山的僧人，如《太虚自传》中所说，“华山盖开僧界风气之先者。”华山给他讲国内外的新趋势，并说除非佛教界能自我反省，著力于提高僧伽的教育水平，否则它将变得无足轻重。这些观点对太虚来说既新奇又陌生，两人争论了十几天，最后华山给了几本有关政治革新的书，让他阅读，其中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的《天演论》以及谭嗣同的《仁学》。读完这些书之后，这位年轻人完全被说服了，“改趋回真向俗的途径”，并决心以佛学入世救世。
　　一九O八年夏，太虚结交了一位新朋友，这位僧人不仅仅是位革新派，而且是位至叩者。他叫栖云，来自湖南省。年轻时也曾作过八指头陀的弟子，后来留学日本，在那里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在一九O五年组织的革命团体。他和徐锡麟、秋瑾一道回国“潜图革命”。徐和秋策划了一九O七年七月的安庆起义，但起义失败了。多数情况下，栖云总是西装革履，俨然一副绅士模样，然而一旦有特殊情况，他就披上僧衣躲藏在寺院中。太虚在浙江南部的小九华寺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很可能就躲在这里。年轻的太虚对刚刚从华山那里吸收来的新思想，似乎还有些迷惘，此时遇见栖云这样一位更加激进的人，栖云借给他一些诸如《民报》和邹容《革命军》的革命书刊，太虚很快成为一位热心革命的激进分子。一九一O年他到广东，在那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革命派，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他们的秘密集会，学习他们豪放不羁的风范。他读了巴枯宁、普鲁东、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的著作。栖云一九O八年曾因被怀疑有革命行动而被捕，一九一一年五月因广东起义失败再一次入狱。在搜查他的文件时，发现其中有一首太虚写的诗，颂扬在起义中捐躯的烈士。政府派人搜捕太虚，但他逃脱了。一九二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和宗仰都住在上海。
　　宗仰是一位声名喧赫的僧侣，当时已五十岁了。他的经历与太虚相似，开始时也是相当传统的，唯一不同的是，据说在落发为僧以前，他已学过梵文、日文和英文。一八八O年他在著名的禅学中心金山寺受戒，后来被推选为金山寺方丈。他不仅因在佛教界的名望而受人推崇，而且还因精通诗、画而为人称道。在他的门徒中有一位西莱斯·哈同夫人，她是巴格达一位百万富翁在上海的妻子。一八九二年，在他给哈同夫人授在家戒之后，不顾方丈的任期还很长，离开金山寺，搬到了她在法租界的巨大产业哈同花园。在那儿他开始热衷于新的政治活动，并同活动的领导人保持接触。他认为救国的唯一途经在于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故在一九O二年聚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华教育会，并当选为会长。最初目的是为学生们准备和提供更新更好的教科书。然而不久，他们又和一群激进的学生携手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爱国学社，由哈同夫人提供经费。一段时间内，一切都很顺利，但到了一九O三年六月，学生们认为教育会太保守，决定与之断绝关系，因为教育会要求他们更多地关心学习，而不是政治辩论。宗仰在六月二十五日的《苏报》上发表文章，表示接受学生们的决定。显然这一次他不完全同意学生的革命观点。
　　宗仰经常为之撰稿的《苏报》，在很多方面与政府持不同政见。尽管政府一直想查封它，由抄报社设在上海这个国际性半殖民地城市，可以公开大胆地发表意见，似乎不受清政府的制约。一九O三年六月底，官方终于取缔《苏报》和爱国学社。有两个领导人被捕，其余都逃脱了。宗仰在哈同夫人帮助下逃到日本，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他们成了朋友，共同策划革命行动。从那时起，每当孙中山需要资金时，宗仰总是想方设法，从海外华人的富有佛教徒中筹借钱款，如一九O三年秋，他为孙提供了去夏威夷的经费。
　　五年以后宗仰从日本返沪，回到了哈同花园。他的首项任务是开办“上海爱国女校”，接下来筹措编辑、重版全部大藏经，这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工作，从一九O九年开始，直到一九一三年才完成。有三十位僧人和学者在他的指导下从事这一工作，把频伽精舍版汇编整理成四一四册合订本，耗资十五万元，哈同夫人提供了其中大部分经费。
　　因此，当太虚于辛亥革命前在哈同花园遇到他时，他正专心从事这项了不起的学术工程。许多年以来，宗仰一直不穿僧衣，”使用俗名黄中央，当袁世凯纂夺了革命成果之后，宗仰大感失望，再次遁入空门。回到金山寺后，他不再担任方丈之职，因为他的师兄弟们认为，把寺院交给一个曾经还俗，并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管理是不妥当的。一九二八年起，他在金山寺闭关三年，与世隔绝，到一九一九年才复出。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年，全部用于修复南京附近著名的寺院——栖霞寺。
　　在那个时代，倾向革命的僧人不只宗仰、栖云和太虚三人，还有一位曼殊（1884－1918），他生于广州，长于日本。我们无需详述他的生平经历：他始终在佛法和革命、僧衣和西装之间徘徊。像宗仰一样，他经常使用俗名，因而人们都知道他叫苏曼殊。多数时间他根本不住在寺院里，而是靠当记者和教师谋生，他曾在杨文会开办的祗洹精舍教授英文。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杨文会不是至叩派，但他毕生都是反对清朝的。他十一岁那年，曾国藩曾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初级科举考试，杨回答说：“我为什么要在异族人那里扬名?一这异族他显然指的是满族。他t生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即使担任政府官职也是临时性的，因为他需要钱。他的学堂里，培养出了太虚、曼殊和谛闲等倾向至叩的僧人：他的儿子与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有间接关系：他的一个学生就是这次变法中名扬天下的义士谭嗣同。一八九六年，年轻的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官职，但他不进身仕途，却转投杨文会门下专攻佛学。这些佛学研究为他日后的著作《仁学》奠下了基础，这部著作在道德、政治等问题上提出了鲜明的、离经叛道的观点，指出“清王朝自始至终没有平等”。一八九八年，慈禧太后镇压了维新运动，他本可以逃走，却留下来，被捕遭杀，使这次运动有个殉道者。佛教徒或许会问：他的舍生取义是不是受到菩萨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
　　还有其他在俗佛教徒参与了维新变法和革命。章炳麟是因《苏报》案而被捕的人之一。在上海服刑的三年期间，他沉浸于佛学，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他还向狱中的难友邹容讲解经文，他对邹容说：“如果你能读懂这些书，掌握其真义，就不会因在狱中度过三年时间而悲哀”。戴季陶是另一位推动一九二年革命的重要人物，那时他还不是佛教徒，一九二二年自杀未遂后，才皈依了佛门。这次变法维新的重要领导人梁启超，一生都对佛教哲学感兴趣。
　　除了这些杰出的僧伽和居士，还有许多下知名的佛弟子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一九二年革命爆发时，一些地区的僧侣自发地组织了“僧军”。上海玉佛寺的却非是这件事的主要发起者。据说上海的僧侣参加过攻打南京的战斗（一九二年十二月二日）。绍兴开元寺德高望重的铁严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僧军，“他把寺产充作军饷”，让当时戒珠寺的方丈谛闲担任统领。在武汉，僧军不是自发成立的，而是遵照民军总司令的命令组织起来的。至少有一个叫月霞的僧人逃到上海，避免卷入革命行动。革命一结束，僧军也就解散了。
　　尽管这方面我们了解得远远不够，但这些事件说明在共和革命前中国可能有几百个革命僧伽。然而夸大佛教与中国革命的联系是危险的，许多在俗的革命者反对佛教，从心底里支持接收庙产用于开办新学。对于僧伽来说，或许他们中大多数一直认为政治行动是危险的，且违背他们的戒律。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推翻帚制。因为皇上历来是佛教的资助者和保护者。一些著名僧人，如八指头陀和虚云，与皇室及官府高层往来密切，他们在政治上、教义上都很保守。
　　刻经处、佛学堂、与国外联系，以及政治活动，本章所述的各种发展，都不能归结于大部分保守僧众乃至其他佛教组织自发的首创性，母宁说来自对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反应，每一个事件由于不同的原因，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著不同类型的佛教徒。例如，杨文会与其朋友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办刻经处，其原因在于五十年代周边许多佛教图书馆都毁于战火。这不仅仅是猜测。当李提摩太于一八八四年问杨为什么要重印佛教书籍时，他说：“是为了补齐那些在太平天国起义中被毁坏的书籍。”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重印佛经是在南京开始的，因为太平天国的总部也设在南京。其时寺院香火旺盛，杨不是因为看到佛寺在衰败才致力于佛教发展的（因为他看到许多佛寺正在重建中），而是来自一种传统的愿望，即补齐短缺的佛教经籍。
　　即便杨文会和他的朋友没有意识到佛教的衰落，他们也一定意识到了它与基督教的强烈对照，自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O年条约签订后，越来越多的基督教传教士涌入中国，触目皆是。正是在杨开始从事印经事业的一八六六这一年，第一个传教差会“内地会一，利用欧洲各国在中国刚刚获得的特权，逾越条约所规定的地方，强行进入内地。他们对四福音书了如指掌，站在街头向普通百姓宣讲基督教教义，而不是在教堂里向教徒们宣讲。有多少佛教僧人这般熟悉佛经?即便少数人娴熟经文，又有多少人会向世俗的听众宣讲?而佛教的传统使命就是向一切有情众生弘扬佛法，这些想法肯定激励著杨文会发愿印刷佛经，使之广为流传。
　　一八七八年杨到英国后，看到欧洲和日本的佛教研究处于领先地位，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难道中国在自己典籍的研究上也落后于他国吗?一八七三年他与达磨波罗会晤时，后者向他提出派佛教代表团到印度和西方讲学的可能性，起初他似乎无动于衷，但两年后中国被日本打败，像许多同胞一样，杨为祖国的落后而气馁。此时很自然地扪心自问：至少中国在佛教方面应该是他国的教师，而不是学生吧?但这需要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员，因此他开办了学堂，为到海外弘法的代表团准备僧才。
　　僧众都是怀著下同的动机，一九O四年第一所僧学堂建立时，不是为代表团做准备，而是为了防止没收庙产，如今已很难推测他们开办僧学堂是否出于自己的最终动机——弘扬佛法。但有一点很清楚，创办学堂时，他们是下得已而为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学堂要在没收庙产时开办，并且只有在没收的危险增加时才得以发展壮大。同样的情况也可用来说明一九二一年以后僧伽建立的佛教会。他们迫切需要政府对庙产的保护，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证这一点。这些事实并不意谓著僧伽投身佛教复兴运动的唯一原因是自我保护，从一开始起就有几个僧人在思考改革措施本身的好坏，随著复兴运动的发展，考虑这些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佛教复兴在某一方面成了自愿的、深思熟虑的现代化运动。但是，这并不构成最初的动力。
原载《内明》第2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