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四之三）[2]

（二）从本山到教界
　　大师的人生观“以众为我”，因为心中有大众，因此成就了今日的佛光山。大师更是“以教为命”，凡有所做，都是以佛教为第一，从来不曾为“我”或“佛光山”而有一己、一家之私。例如他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讲演三十年，从来不提佛光山，也不化缘：他每回主持皈依三宝典礼，总是开示信徒：“皈依不是拜师父，而是皈依佛法僧三宝，成为正信佛弟子。” （《佛教丛书·皈依三宝》）他强调，举行皈依典礼，是为佛教增加信徒，不是替个人收徒弟。他曾提出“把信徒还给佛教，把寺产归还教会” （《觉世论丛》）的主张。他所撰写的《怎样做个佛光人》不只适用于“佛光人”，其实每一篇都是在为佛教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不但指出为僧之道，同时也是健全僧团、兴隆佛教的圭臬。
　　此外，如上一章提过，凡是有功于佛教的法师、信众，不一定是佛光山的信徒，大师都尽力照顾、回韵他们。他说：“不要让阿弥陀佛代替我们报恩。”他成立功德主会，并于一九八九年召开第一届大会中，通过组织章程、品位办法，以制度、福利来回鹃信徒，这种代替佛教报恩的思想是佛教前所未有的创意。他尤其提出“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利益归于常住，功德归于檀那”的信条，做为僧信融和、兴隆佛教之最高精神依归。
　　大师一心只想兴隆佛教，他创办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人才；他从事各种佛教事业与弘法活动，接引社会人士学佛。他为佛教建立制度，并且为了树立典范，身先表率，于一九八五年毅然从佛光山退位。曾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中国文艺界联谊会会长何志浩先生说：“……星云大师过人之处，却并不在于创建这座雄大的名山和事业，而是在于他苦心孤诣，胼手胝足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基业，为了维持制度，毅然传法弟子，实践“十方来，十方去”的精神。”（《一代高僧星云大师》）
　　他感于过去基督教堂、天主教堂，都是建在繁荣的十字路口，而且金碧辉煌；反观佛教，走到穷乡僻坏、交通不便的地方，就会发现寺院到了。他不懂为什么佛教的寺院都要建在交通不便的深山陋巷?于是他发展都会道场，发愿要在大都会中为佛教兴建一栋办公大楼，甚至有心提供位于美国的纽约鹿野苑土地，设立佛教总部，就如天主教的梵蒂冈一样，成为佛教的中心。
　　他综观历代学者撰写的佛教史，多数是批评佛教、污蠛佛教，完全不去采究佛教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只是引用官方的公文书，而官方的档案资料正如现在的传播媒体，好事不报，所报者尽是坏事。其实佛教里不乏德学兼备，受到全国上下一致尊崇的高僧大德，这些杰出优秀的出家人，他们的行仪顶多只有高僧传记，并没有公文记录。由于官方的公文档案资料里，几乎没有佛教的好事记载，所以历代学者援引公文书研究佛教，而且肆意批判佛教，当中有的以偏概全，有的故意扭曲、丑化佛教，对佛教是一大不公，因此大师一再呼吁教界“我们要自己写历史”，他认为身为现代佛子，大家有责任还原事实真相，以为佛教讨回公道。
　　大师从初到台湾时，就一直希望促成政府将佛诞节订为国定假日，他除了在“觉世论坛”上不断撰文呼吁，每年佛诞节开示时更是一再重申此意。直到一九九九年，昭慧法师与沈智慧立委发起佛教徒向政府申请立法，并且亲自到佛光山请大师协助促成。大师欢喜允诺，立即与教界大德联络会商，发动信众集体签名，并且主动拜访道教会、一贯道、人事行政局及立法院。终于在当年的六月经立法院二百零七位立法委员连署通过，赞成佛诞节订为国定假日，并于八月三十日由总统李登辉先生亲自在佛光山为“佛光山梵咀赞颂团”欧洲行授旗时宣布，将农历四月八日订为国定假日，成为佛教东传中国二千年首度国定佛诞节。
　　大师一直心心念念的，是佛教的发展，而不是只为佛光山，不是只有国际佛光会。他欢喜与数界往来，彼此共生共存，例如慈济功德会的发展，他乐观其成，甚至自己捐款赞助，鼓励佛光会的会员参与：他看“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创设多年，却一直走不出亚洲，因此努力促成，终于在一九八八年首度在亚洲以外的美国西来寺举行第十六届大会；一九九八年则到澳洲假南天寺举行第二十届大会。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国际佛光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澳洲雪梨举行，会中印度代表僧伽先那法师当著来自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五千余名代表面前，与多位代表联名提议，推荐大师参加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大师予以婉拒。其实早在一九九三年，僧伽先那（Sanghasena）法师就写信给大师，希望去函挪威诺贝尔奖协会（Norweign NobelInstitute)，向陆吉尔（Geir Lunderstad)先生提出将诺贝尔奖颁发给大师的建议。当时大师回函，请僧伽先那法师等人集中力量，共同推荐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星云日记·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大师深知佛教徒要团结，佛教才有力量，所以一心想要融和佛教界。为了促进台湾各寺院道场的交流，从一九九八年起，每年举办一至三次的三口湾佛教寺院行政管理讲习会”：一九九三年起，连续于台湾佛光山寺、加拿大温哥华讲堂、澳洲雪梨南天寺等地，召开“国际佛教僧伽研习会”，每次都有上百位来自世界五大洲二十余国的佛教僧伽及居上参加。
　　一九八五年，由董树藩先生等人发起组成的“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公推大师担任理事长。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以“显密融和与世界文化发展”为主题，在佛光山举行一项世界性的显密佛学会议，对于显密佛教的融和，及对世界佛教文化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大师对南北传佛教的融和，也是尽其所能，二OO二年前往寮国、缅甸、柬埔寨、泰国等中南半岛及东南亚，展开一个月慈善弘法之旅，主持轮椅捐赠仪式，并为南、北传佛教做进一步交流。尤其为了恢复南传比丘尼教团，一九九八年假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戒会，计有二十余国，一百五十多位戒子参加，这是中国首次于印度传戒，也是佛教界首次跨越种族、区域、法脉传承的戒会。
　　其实，早在一九八八年美国西来寺落成时举行的国际三坛大戒，就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越南、韩国、大陆、台湾等全球十六个国家的二百六十余位戒子参加。其中出生德国的美国籍比丘尼阿雅·克玛（Away Khema)说，她在锡兰的一个岛上创了比丘尼僧团，但仍不能受三坛大戒，因为锡兰不允许出家女众受戒。由于星云大师的慈悲、智慧，让他有机会受戒。他形容那次的戒会是“一千年来的历史性大事，是南北传首次一同受中国佛戒的纪录”。他欢喜表示：“我今天受了戒，成为真正的比丘尼，回去后将传戒给其他女弟子，重新恢复锡兰比丘尼的传统。”事后《中国时报》记者卜大申报导：：这是世界教史和中国佛教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小乘佛教徒头一遭到大乘佛教寺院受戒，其中意义非比寻常。” （美洲《时报周刊》 “西来聚众，一匡天下”，一九八九年一月五日）
　　一在我出家的六十年岁门中，一再挂念的就是如何让佛教普及在世界各地，以获得信仰上的共识” 二九九八年“国际僧伽讲习会”卞致词）。为此人师终年马不停蹄的奔定于世界各地，进行交流访问。一九六三年，他与门圣法师等人组成“中苹民国佛教访问团”，访问泰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门本、香港等地；并会儿泰皇蒲美蓬、印度总理尼赫鲁及菲律宾总统马嘉柏皋等人。在印度还曾要求释放七百名被捕华人，并救出高雄渔船两艘（《海天游踪》）。
　　一九七四年，大师小任中闩佛教关系促进会会长，赴口访问。翌年再率领访问团访问门韩，在汉城成立“中韩佛教促进会”。一九七六年率领“小国佛教美国访问团”赴关访问，参加美国建国两百周年庆祝人典，由于这次冈缘，大师决定在美国筹建道场，闪而有了今闩被誉为“西方紫禁城”、“西半球第一大寺”的两来寺。
　　此外，有一段时期门本佛教一心倾向于大陆佛教，使得原与台湾佛教的密切关系渐渐疏远，大师感于日本佛教重视学术研究，应该互相交流，所以多次在佛光山举办学术会议，邀请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水谷车正、缣山茂雄等学术界的泰斗参加，使得台湾佛教与日本佛教之间又拉近了不少距离。
　　由于大师积极推动国际佛教之间的访问、交流，日前佛光山与韩国、泰国的各大寺院都往来频繁，互动良好。例如，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佛光山与泰国法身寺缔盟兄弟寺，希望在教育上互相学习，在文化上互相研究，促进彼此的交流，并在信仰问一软土，以及在共遵的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等教法下，互相尊重，互柑包容，携手发展佛教的未来。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口，佛光山与韩国通度寺缔结为兄弟寺；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拥有一千二百余年历史的松广寺传统讲院与佛光山丛林学院缔盟为兄弟院，双方协议未来推动参访观摩，结合两院特长共同推展国际性的人间佛教，同时互派教师或研究员进行短期讲学，定期举办佛教学术研讨会与佛学研究计画，为中韩佛教作实际性、建设性的交流。二OO三年九月十五日又与海印寺缔结“文化交流协议”，双方议定今后将积极从事文化、教育等交流活动，藉此推广国际佛教，期能透过佛教慈悲、平等、尊重、包容等精神，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大师一生不主张发展个人的力量，他讲究“集体创作”，希望佛教界能团结。但令大师感到遗憾的是，在台湾弘法五十多年，佛教界一直怕他以大吃小，从开办佛学院之初，大师就希望各个佛学院能互相观摩，促进院际交流，但一些道场深恐学生被佛光山吸收，始终不肯。甚至在“东方佛教学院”初办时，一名长老于召集教界人士开会中，把“如何打倒东方佛教学院”当成议案讨论，所幸席中有人仗义直言，说道：“耶稣教办圣经书院，天主教建立神学院，我们都没有想要去打倒他们，为什么却要打倒佛教人士创办的佛教学院呢?”
　　大师一生尽力想要融和佛教界，却是一再受到教界的打压，诸如中国佛教会借故扣留资料，不让大师出国参加会议；各地教界人士多方阻挠佛光山在各地建设别分院等。尤其在大师六十八岁那年，本有机会当选世界佛教僧伽会会长，但有心人士临时修改宪章，规定为七十岁始得担任。其实大师原本也无意角逐此一职务，只是感叹以他戒腊四十八年的资历，若依军中的序级，早已是五颗星的上将，但大会却刻意修订为受戒五十年以上始得担任。由于主导者鄙陋的心态，让大师满腔为佛教奉献的热忱，倍受打压与阻挠。
　　但是尽管教界人士一再置大师于绝地，大师从不失望沮丧，也未曾以牙还牙，反而主动和他们广结善缘。例如，佛光山自一九七七年举办三坛大戒以来，每次都礼请佛教耆宿担任和尚阿阇梨；举行国际佛教会议时，也力邀各地佛教菁英共同参与。甚至大师自己无意当住持，因此婉拒多处寺院的托付，但为了让同道能发展长才，他曾主动向林务局争取阿里山的慈云寺，交给伦参法师：他介绍真华法师到罗东念佛会、推荐成一法师到头城念佛会、引介煮云法师到虎尾念佛会，并把亲手筹建完成的高雄佛教堂，从香港邀请月基长老担任住持。
　　大师不念旧恶，不计前嫌，他欢喜与人为善，而且从善如流，一心只希望佛法广被，众生受益。为了弘法，大师虽然受尽各种屈辱、讥讽、毁谤、打压；但是大师一生所受的荣耀，也是一般人所难企及。他得过的奖，举凡文化、教育、慈善、寺庙、社会软化等，不知凡几；颁奖的单位包括内政、外交、国防、教育，乃至憍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尤其在国际问受到肯定而得奖无数，分别有：
　　一九八八年：美国阿罕不拉市（Alhambra)市长彭克亲临佛光山颁赠“荣誉市民证书”
　　及二巾钥”。
　　一九九二年：荣获美国德州奥斯汀及休士顿两市市长颁赠“荣誉公民”暨“亲善大使”证
　　书。
　　二OO四年：荣获美国拉斯维加斯Oscar Goodiman市长颁发荣誉市民及市钥。
　　一九八六年：荣获高雄市长苏南成致赠二局雄市之钥”，并获颁为二局雄市荣誉市民”。
　　一九九五年：荣获“美国传记学会”选为二一十世纪年度世界杰出人物奖”。
　　一九八五年：荣任美国佛教总会首任会长。
　　一九八五年：荣任中华汉藏文化协会首任会长。
　　一九八九年：荣任“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蒙藏文化中心基金会”董事长。
　　一九八四年：荣获教育部颁发个人“社会教育”荣誉奖，为佛教界获得社教荣誉奖的第一
　　人。
　　一九九七年：获颁中华民国内政、外交壹等奖章。
　　一九九七年：荣获中国国民党颁发“华夏壹等奖章”。
　　一九九九年：荣获“第二届国家公益奖”。
　　二OO二年：荣获陈水扁总统颁发“中华民国第二届私校十大杰出教育事业家奖”。
　　此外，光是电视弘法一项，先后获奖的有：一九七九年首开电视弘法先例所制作的“甘露”，获得行政院新闻局及教育部颁奖；一九八二年“信心门”获颁“广播电视社会建设金钟奖”；一九八三年，“甘露”、“信心门”同时再获法务部颁发“软化功弘”银盾一面；一九八五年及一九九五年，“星云大师佛学讲座”与“星云法语”先后获颁新闻局“广播电视社会建设金钟奖”……。
　　佛光山及国际佛光会历年来所获政府颁发的奖项，也是不计其数，诸如：一九九二年财团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荣获第二届“和风奖”及“杰出社会风“改善奖”、“佛光卫视” (今人间卫视）荣获新闻局颁发九十年度优良卫星电视频道奖、二OO一年澳洲中天寺荣获昆省多元文化服务奖、西来大学于二OO二年获得“美国西区大学联盟” （WASC）准会员，成为美国首座由中国人创办，并且获得该项荣誉之大学。乃至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荣获教育部八十一年度（一九九二） “社会教育有功团体奖”，翌年起连续数年荣获内政部颁发“全国绩优社会团体奖”、国际佛光会美国佛州协会获颁亚裔传承奖、澳洲昆士兰佛光协会获颁昆省国际义工年团体银牌奖、香港佛光协会荣获香港政府颁布“公益金特别筹募奖”等。
　　然而，得奖之于大师，正如“雁过寒潭水无痕”，并不留任何痕迹，倒是二OOO年大师以世佛会荣誉会长身分，应邀在泰国曼谷文教中心举行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二十一届大会中发表演说，会中国务院总理乃川亲自颁发“佛教最佳贡献奖”奖牌一座给大师，感谢大师数十年来创办教育，培养人才，写书著述，在全世界宣扬佛教，接引当地人士学佛，增加佛教信仰人口等贡献。乃至一九九五年，全印度佛教大会在印度福利部部长克斯利先生及当地信众五十余万人现场观礼下，颁发“佛宝奖”给大师，奖牌上写著：“全印度佛教大会所有会员于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在印度马哈拉士达省那格普郡，特颁佛宝奖给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星云大师，以表扬尊座实现佛陀友爱与慈悲的理念，及建立世界和平的贡献。”
　　大师说：“我一生得奖无数，自觉都是虚名，并不放在心上，但独独为此感到欣喜，因为它代表佛教的祖国对一名中国比丘在“佛法”实践上的肯定。” （《往事百语·佛法所在》）
　　大师念念只在弘扬佛法，一生从来不为自己的利害得失而争，不为个人的荣辱毁誉而辩，但是如果关乎佛教的兴衰得失，他会挺身而出，绝不做沉默的羔羊。例如一九九四年三月发生“观音不要走事件”，当时因为台北市政府受到异教徒施压，欲将坐落在大安区七号公园内的观音圣像栘走，引起佛教徒强烈不满，而由大雄精舍的明光法师发起“绝食静坐护观音”运动。当时有昭慧法师与林正杰立委响应，在公园内绝食静坐以示抗议。然而佛教界的人士有人存观望态度，有人在一旁说风凉话，无法荣辱与共，团结一致。大师为了维护政府的公权力与佛教的权益，毅然在忙碌的行程中抽出时间，分别拜访灵粮堂牧师、联络市议员、和市政府协调、与佛光会员座谈。后来佛光会决议要发动三百余辆游览车北上陈情，当时台北市长黄大洲闻言大惊，邀请大师代表佛教界到市长公馆会谈，与会者还有议长陈健治、市议员江硕平、秦惠珠、牧师周联华等。经过深夜长谈，观音圣像终于可以留在原址，供民众瞻仰!
　　此事的原委始末，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及后面数日的《星云日记》里，有很详细的说明。不过在事件还在发展的当时，大师曾谈到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他说：
　　1、观音留与不留，过去各人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留，有人说不留也没有关系。不过到了这个时候，非留不可!因为现在已经诉之与论、诉之社会公众的力量，社会与论看准了佛教界不团结，没有力量。如果今天让观音像走了，佛教在台湾会慢慢没落，今后佛教徒就会被人看扁。所以为了佛教未来的形象，为了维护政府的公权力，大家要一起努力，非让观音留下不可!要达到“观音不要走”，就要看我们的实力、力量来自团结!
　　2、这次事件是给佛教徒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学习团结，学习表现力量，学习争取佛教应有的权益与地位。
　　3、“留住观音”不是一个社会运动，是我们的修行，是给佛教徒学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机会教育。
　　4、过去梵谛冈的教皇呼吁世界和平，在苏联莫斯科的史达林幽默的说了一句话：“请问教皇有多少军队?”意思是说，要呼吁和平，就要有力量，没有力量空谈什么和平?所以，今天佛教徒要紧的是，要表现力量；有力量，才有地位，有力量，才能和平!
　　5、当初越南政府不准佛教徒挂佛教旗，越南佛教徒游行示威，持续了好几个月：最近电视转播韩国街头运动中，也有不少僧侣参加：今天，我们也要让世人知道，中国有佛教!
　　大师表示，他是个出家人，是佛教徒，他从事佛教教育、文化的弘化，一生都是一个佛教法师，并不愿当什么慈善家。他觉得佛教并非某一个个人所有，而是每一个信仰者的佛教；为了唤醒大家不要再作沉睡的狮子，因此他愿意打破沉默。
　　大师忧心佛教，毅然挺身护教的情操，正如乐观法师（太虚大师的学生）说：“我回国定居这十几年来，默察佛教中几位活跃人物，看他们有的成功，站厂起来，有的失败，倒下去了!……我看这成败之间，只是“公”与“私”一字之差，并无别种讲究，星云大师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处处为公，为整个佛教求发展……”(《春秋别集》第七十四页／（看星云法师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佛学讲座的一幕），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诚然，大师的心中，只要佛教界能融和、团结，共谋佛教的发展，他经常“宁可委屈自己”。因为大师心量大，能尊重、包容别人，所以助缘多，其成就大也是必然的结果。
　　（三）从佛教到异教
　　大师一生倡导“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于二不教融和”。他认为二不教信仰是跨越国界，具有安顿人心与促进和平的社会功用，因此世界上不管任何宗教，都应该共同致力于促进地球上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尊重、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期让许多不同的语言能沟通、文化能交流、男女能平等；尤其对于世界和平的促进，宗教应该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把这种“有容乃大”的胸襟，从宗教之间推展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各个团体，这是宗教界的责任，也是对现代社会应该提供的贡献” （《普门学报·当代问题座谈纪实·佛教对二不教之间的看法”》）。
　　大师对宗教之间抱持崇高的理想与寄望，为了结合宗教力量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多年来经常在世界各地与各宗教进行对谈，因此与各宗教之间一直有密切的互动，而且关系友好。例如：
　　一九八九年由《联合报》主办，邀请大师及罗光总主教做了一场“跨越宇宙的心灵”对话。这是首次由传播媒体主办之佛教与天主教间的对话。同年，美国西来寺举行“北美洲佛教基督教神学会第五届大会”，大师应邀与基督教领袖谈论宗教沟通与交流问题。
　　一九九一年，台湾省民政厅假世贸中心举行：口湾省宗教与社会发展研讨会”，邀请台湾十二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天理教、大同教、轩辕教、理教、天德教、天帝数、一贯道等宗教界领导人士，及政府官员、学者四百多人参加，大师特别应邀做了一场主题演说。
　　一九九四年，为庆祝台北道场落成，举办四十九天的“生命的活水——佛法与我”系列讲座，邀请天主教罗光总主教、丁松筠神父、道教总会副秘书长张圣、信奉回教的《中央日报》社长石永贵等各宗教界人士及学者专家演讲，展现佛教与各宗教之问的尊重与包容。活动期问大师并与各界人士举行上百场的“素斋谈禅”，其中一场由当时中央社工会主任钟荣吉所召集，与会人士包括回教协会理事马名正、理教总会常务理事黄天涯、天理教桃园布教所所长冯悟敏、轩辕教总部秘书赖燕凤、天帝教总会秘书詹彩珠、一贯道总会副秘书长廖永康、天德教总会理事胡福林、中华佛教居士会副理事长洪玉、基督教更生团契主任委员孙振明、天主教圣母军团团长何翠燕、天道总会秘书长洪祯甫、天道总会坛主王维新等三十人，他们都是各宗教的重要会务干部代表。
　　一九九五年，首届佛教与天主教国际交谈会议在佛光山揭幕，由时任宗长的心定和尚与梵蒂冈教廷宗教交谈委员会主席安泽霖红衣枢机主教、中华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单国玺联合主持开幕，共有来自日本、美国、泰国、义大利、西班牙、斯里兰卡、台湾等三千多名佛教与天主教徒参加。在五天的会议里，双方就“佛教与基督教之异同”进行讨论，为宗教交流写下了历史性的一页。
　　一九九六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和嘉义南华管理学院（后来升级为“南华大学”）宗教文化中心联合主办“一九九六年亚洲宗教与高等教育国际学术会议”，共有来自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尼泊尔及台湾等地的宗教与教育界人士与会，分组研讨：口湾宗教教育的现况与展望”、“亚洲宗教与高等教育”、：口湾佛教学育的现况展望”等主题。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大师应邀前往梵谛冈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誉为“世纪性的宗教对谈”。会中大师提出五项建议：请教宗登高一呼，联合世界各宗教成立国际宗教联谊会，并担任联合会主席：希望教宗回到亚洲牧灵访问时顺道访问台湾；加强佛光山与教廷之间的交流，相互研究教义及联络情谊：南华大学与梵谛冈或罗马的图书馆办理图书交换，两校并愿提供教廷或义大利大学推荐的学者或学生，做研究或选课就读的一切协助，包括免费提供研究、住宿、学费；两校可承办天主教委托的各项宗教会议，或二不教与高等教育”研讨会。教宗对于双方派遣学者进行数义的相互研究，表示高度兴趣。此次的对谈，对天主教与佛教后来的密切交流，助益甚大。
　　一九九八年，大师应邀至新、马弘法，并与信奉回教的马国总理马哈迪会面，为我国佛教及马来西亚回教史上留下新页。
　　二OO一年，大师在澳洲与卧龙岗市长Goarge Horrison及英国国教卧龙岗地区的主教Bishop pipen，针对宗教与文化交流，彼此交换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针对：不教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大师应邀与天主教瑞恩神父（Father Dr. Bill Ryan）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Dr. Wanda Deifelt）等人共同主持：不教对话”。
　　二OO三年十月六日，大师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与天主教枢机主教D。mdaudi。，针对宗教对本世纪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二不教对话”。
　　此外，美国西来寺于一九八八年落成后，二十多年来一直与相距五分钟路程的摩门教会保持友好关系，西来寺并且每年举办世界和平祈愿法会，邀请各宗教领袖以各自独特宗教仪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乃至大师创办国际佛光会时，特别成立“佛光之友会”，欢迎不同宗教人士参加。大师对国际佛光会的定位是：非属某一宗派、某一寺院或某一个人所有，它属于全世界的佛教有心人士：甚至异教徒只要能认同佛光会的宗旨，都竭诚欢迎加入。在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成立时，远在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克总统先诺勒爵士（Sir ClarenceSeignoret），不但亲自前往美国参加大会，并且担任“佛光之友会”的荣誉会长。
　　大师提倡“同体共生”，自称“地球人”；在他编著的十二册《佛光教科书》里，其中二不教概说”一册广为简介各个宗教，在在显示大师对宗教的“尊重包容”。由于大师长年弘化五大洲，提倡尊重包容，力促宗教融和，期以宗教的慈悲及博爱等精神，共同致力世界和平，因此在二OO三年十月九日获得智利天主教所办的圣多玛斯大学（Santo Tomas）颁赠“博爱”荣誉博士学位，以此表彰大师以佛法帮助人类提升生命价值，以及在精神与人文层面积极促进世界和平的贡献。
　　此事之外，大师提倡人问佛教，积极促进宗教交流的理念，已在各宗教问得到很大的回响与共识。例如，原本信奉回教的印尼政府不准佛教在佛殿以外弘法，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大师至印尼，竞特准在缇亚拉饭店大会堂公开讲演。乃至大师平时在全世界各地弘法，一直都受到佛教及其他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元首、重要官员，以及文教界的学者教授给予协助，包括印度的总理尼赫鲁、泰皇蒲美蓬、菲律宾总统马嘉柏皋、回教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中南半岛各国的政府领袖等。尤其大师与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台湾枢机主教单国玺、罗光总主教、丁松筠神父等，乃至佛教的达赖喇嘛，都成为朋友。二OO五年元月十六日佛光山举行第七任住持晋山升座典礼时，单国玺枢机主教特别亲临祝贺，并于会中致词表示，他与星云大师结缘已经三十多年，虽然彼此所相信的教义与制度不同，但宗教关怀人类的人间精神是相通的。他感谢大师一年前捐了台币五百万给真福山社福园区修道院，做为建设孤儿院、养老院、修道院、社会服务中心之用。他强调大师是以一个佛教团体捐钱给天主教的慈善事业，对于大师不分宗教，不只照顾佛教，而且兼及其他宗教的心量赞誉不已。
　　大师认为宗教之间应该要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一，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体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对于宗教之间的往来，大师主张：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义各有所宗，应该各自发挥：教徒之间则可以彼此沟通往来。
　　大师认为现在是“地球村”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相互往来关系密切，所以应该保持良好、和善的关系，大家才能欢喜融和的共生吉祥。对于二OO一年二月间，由于宗教徒的信仰不同而发生“阿富汗毁坏佛像”事件，大师在美国接受《世界日报》记者张清芳小姐采访时表示：“佛像也是艺术品，是人类共有的资产，何况这些佛像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生命，应该受到保护，实在不容许少数人因信仰不同而加以破坏。”大师尤其谈到：二不数应该是与宇宙同行，与人民同在!各个宗教徒心中的本尊虽有不同，但认真说起来，不管是释迦牟尼佛，或是耶稣基督、穆罕默德、观世音、孔子、城隍、土地公、妈祖等，实际上都是我人自己心中规画出来的名词而已，本有共通性，却因我人心中的程度不同而有分别，但从道理上来讲，同样都是神圣的信仰中心。” （《星云日记·二OO二年三月三日》）因此大师呼吁，宗教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不可因狭隘的信仰不同而破坏文物，制造纷争。
　　“同体共生”的理念或许一时还难以普遍获得世人的理解、奉行，不过大师相信“融和绝非空想”，他期待人类能继续努力，因为有了理想，未来的世界才会更美好。
　　（四）从僧众到信众
　　“平等”是佛法的根本精神，现在社会也在高喊“男女平等”、“两性平权”，这是时代的潮流。其实早在四十多年前，大师早已提出“四众共有”的“平等”理念，在佛光山不但力行“男女平权”，而且“僧信平等”，早期佛光山的朝山会馆悬有一付对联：二山五岭天下少，两院七众世间稀”，就是最佳写照。
　　大师为了具体落实“男女平等”、“僧信一如”，他设立佛学院，让有心学佛的男、女二众，不论在家、出家，都能人学就读，而且订出规章制度，让比丘、比丘尼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在制度保障下，年度的职务调动，大家机会均等：平时的修道作息，男女各有区域：一旦全山集众，男女两序，分东西单排班，没有谁前谁后，谁大谁小，有的只是依学业、道业、事业考核而有序级不同，并无男女之别。
　　大师对“平等”的倡导，不但大大提升了女众在僧团的地位，同时也为在家信众开敔了为数奉献的宽广空间，让在家、出家都有加入僧团，参与寺务的机会，因而带动今日佛教的蓬勃发展。
　　但是，大师的悲智和愿心经常为他带来苦难，例如为了提升女众的地位，他曾被同道讥称为“女性工作队的队长”，不过大师并不以为意，他眼看五十多年前的台湾，比丘尼一向不被重视，只是佛教里出家的女众明显多过男众，而且女众具有耐烦细心的特质，做起事来丝毫不让须眉：不重视女众，大大减弱了佛教的弘扬力量，而且有违佛教“平等”的教义。
　　有感于此，大师开始著手训练佛教妇女从事各种佛教事业，例如成立三重文化服务处、创办慈爱幼稚园、送青年参加幼教培训班等，慢慢带动愈来愈多的女众出家，于是今日佛光山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比丘尼僧团。而佛光山的比丘尼也不负大师的苦心，长期以来，不管是建寺弘法、兴学设校、社教活动、编藏办报、著书立说，乃至在各大学任教等，都有杰出的成就。尤其佛光山教育院院长慈惠法师于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中，经大会推选为世佛会副会长，更是全体比丘尼之光。因为过去世佛会的干部大多数由南传佛教国家的信众担任，历年来一直是女性禁足之地，能让以南传为主的大会主动提名，并且一致通过，成为第一位比丘尼的世佛会副会长，证明大师奋斗了几十年，已经明显提升了女众的地位。
　　此外，国际佛光会秘书长慈容法师荣获中华民国总统颁给最高荣誉“和风奖”、耶鲁大学宗教博士依法法师荣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奖”。以及澳洲中天寺住持依来法师获颁澳洲联邦地区英雄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比丘尼；巴西如来寺住持觉诚法师因创办“如来之子”，收容青少年就学、救济贫困，获得巴西政府颁给Cotia市“荣誉市民奖”，此为巴西首次比丘尼获奖：泰国曼谷文教中心外事监寺妙慎法师，受颁为“泰国第一位比丘尼”，写下泰国佛教史上崭新的一页……，他们不仅为比丘尼争光，也让华人在海外扬眉吐“，为国争荣。
　　曾经在台湾电视公司制作“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名主持人凌峰先生，十数年前到欧洲走访一周后，他公开赞叹：“为欧洲华人写下辉煌“历史”的，是佛光山的比丘尼。”因为他亲眼目睹佛光山在欧洲各道场的出家女众，一人身兼数职，不但凝聚了华人的信心与力量，而且肩负起东西文化桥梁的重任。
　　大师突破窠臼，以制度保障僧俗二众的平等权益，让在家、出家“两序” “七众”弟子在佛光山共创“六和僧团”，这是大师的另一伟大创见。在佛光山的僧团，在家“师姑”、“教士”享有与出家比丘、比丘尼一样的权益，不但有宗委名额保障，而且发展各项事业，一样可以担任主管。
　　提倡师姑人道，这是佛教历史上一大贡献。大师感于当初台湾佛教没有出家人领导，都是靠著金幢派、兴田派、龙华派的斋姑主持。后来虽然由佛光山发展出今日台湾佛教的新风貌，但在家众对佛教的贡献，仍然功不可没，所以“师姑”在佛光山一直有其历史定位。尤其未来针对南北传佛教的融和，乃至到世界各地传教，都需要很多师姑、教士参加，他们仍将担负弘化的重责大任，自有其一定的重要性与意义，所以大师一再鼓励他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要有“弘扬佛教，舍我其谁”的担当。
　　由“师姑”、“教士”，大师继而在一九九二年专为在家信众成立国际佛光会，并且创设“檀讲师”制度，主张“僧众主持寺务，信众发展社教”，从此佛光会教团与佛光山僧团成为佛教发展的两大重要团体，如人之双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
　　国际佛光会是一个结合教育、文化、慈善、联谊、信仰等多功能的社团，与国际狮子会、国际扶轮社、国际同济会、国际青商会，同列世界五大社团之一；而国际佛光会是唯一由中国人创设的社团，并且已通过联合国审查，正式加入“联合国非政府组织” （NGO）。因为佛光会的成立，使得全世界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佛光人；另一方面，由于檀讲师的设立，不但提升了信徒的信仰层次，也让佛教的弘传增加了莫大的力量。
　　关于大师创设“檀讲师”的日的，一方面是感于不少信徒从年轻时就开始听经闻法，经过数十年，若以社会学者而言，早已具有“博士”资格，早就可以当老师讲经说法，但是佛教信徒没有这个观念，仍然以“弟子”自居，不敢自称“老师”，这不但有违佛法“人人平等、生佛不二”的真义，尤其翻开佛教史上，维摩居上是许多大菩萨的老师、胜鬘夫人常在皇宫为大臣说法、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同泰寺，并不时在宫中说法，乃至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除地藏菩萨外，观音、文殊、普贤皆现在家相度众，说明“檀讲师”的制度其实早已有例可循。
　　另一方面，大师戚于今日佛教的发展，光靠少数僧众弘法，力量有限。他觉得在社会上，一般大学聘请任何课程的老师都很方便，但要找一个懂得佛学的教授却不容易。目前各大专院校均设有佛学社团，可惜没有佛学老师带领。再者，若以台湾而言，全省有一千多个乡镇，如果每一个乡镇需要一个佛学老师，就需要有一千多人，以台湾目前僧众而言，实在不符需求。因此大师有心要将佛教弘传的责任，从僧众身上拓展到信众身上，也就是培养在家信徒成为弘法布教的檀讲师，让在家信众除了可以布施钱财以外，更可以布施佛法，尤其是具有檀讲师资格的信众。
　　大师此一主张，除了看出他的目光远大，瞻望得到佛教的前景之外，更可看出大师对“僧信平等”的坚持。尤其大师一生力倡民主、自由、平等，为了落实“僧信平等”，他不希望任何人享有特权。二OO一年四月十九日国际佛光会假南非召开理事会，在议案讨论中大家一致通过一条修正案：“总会长必须由出家众，且须出家受戒二十年以上始得担任。”唯大师当场力排众议，否决此案通过。他说若要保障出家众担任总会长之权利，有违自己“僧信平等”的本怀，因此极力否绝。他呼吁与会大众，不要树立个人的权威或利益，应该在民主时代的潮流下，让佛光会领导著划时代的佛教走上民主自由平等的未来。
　　由于大师对信众的重视，难免会有声音传出：大师对在家众比较好。对此，大师说：“其实我对出家众、在家众是平等的。不过，若说对在家众好，这也是应该的，因为佛法就是一种欢喜、一种结缘，对别人好，就是给人欢喜，就是结缘。” （《如是说》）在大师的心里，认为今天的台湾佛教，出家众固然有很大的贡献，在家居士也不可忽略。因此他提倡僧俗融和，相信唯有出家、在家彼此同心，共同携手，互相成就，佛教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五）从慈善到文教
　　社会上，从事慈善公益的团体向来容易获得好评与支持，过去佛教也一直被归纳为“慈善团体”，不但一般人认为佛教“慈悲为怀”，理所当然应该从事布施、救济：政府尤其对直接从事慈善救济的寺院道场，认为“功”在社稷，每年都会颁奖表扬，因此把佛教局限在慈善救济的框框里。
　　然而在大师的理念里，“佛教最大的功能，乃在于透过文化教育来传播佛法，净化人心，改善社会风“；甚至透过佛法义理来开启智慧，使人了解生命的真谛，从而解脱烦恼，获得心灵的升华，这才是佛教的本怀，也是佛教可贵之处” （《如是说》）。
　　大师认为，政府一味奖励慈善，将使佛教堕落。他坚持佛教不同于一般慈善团体，不能只是从事救济工作，应以文教弘法为重。所谓“文教是根本，慈善是方便”，尽管佛光山也做慈善工作，而且是从育幼、养老、疾病医疗，到往生后的骨灰安历等，可以说人的一生之生老病死都照顾得面面俱到，但是佛光山从来不标榜这些。因为“慈善人人能做，并非佛教的专业，所以佛光山只是随喜而作；文教是理想的发挥，并非人人能做，也非人人相投，但这是佛教的根本，是究竟解救人心的慈善事业，所以佛光山坚持以文教弘化” 二一OO二年一月十五日接受《中国时报》记者夏念慈小姐专访）。
　　大师对佛法软化与慈善教济之不同，有发人深省的分析和见解，他说：
　　“慈善救济虽然能够拯救肉身生命，济人燃眉之急，但是无法熄灭贪嗔痴三毒：唯有佛法真理的弘传，才能进一步净化心灵，拯救法身慧命，使人断除烦恼，了生脱死，其影响及于生生世世，是以佛教教育才是最彻底的慈善救济。” （《佛教丛书·教用·佛教与慈善事业》）
　　“慈善工作虽然也能以物质救人于一时，但是物质的救济有利有弊，而且有限：法布施才是无限的，一句好话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使其终生受用” （《如是说》）。
　　“佛教讲布施，有财施与法施。佛教的文教事业属法施，慈善事业属财施。财施有限、有量、有穷、有尽，能救人一世贫穷，无法救其生生世世的愚痴。法施无限、无量、无穷、无尽，从弘法利生、文化、教育著手，开启世人智慧的泉源，净化其心灵，则生生世世受用无穷，是最为究竟的救济” （《佛教丛书·教用·佛教与慈善事业》）。
　　“慈善是佛教的一环，甚至可以说佛教本身就是慈善事业；但是慈善工作并非佛教的全部，因此当一个人的信仰渐次升级以后，必定要从做善事修福中，进一步研究教义以求慧解，否则一个没有佛法的人，将如同迷失在汪洋中的舟航，找不到停靠的港湾：而佛法的重要，则往往一句话就可以给人生起信心，找到方向，终生受用不尽” （《佛教丛书·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事业》）。
　　“所谓的救济，应该是救急重于救贫，应该是救心重于救人。所以佛教应以弘扬佛法为本，以传教为重，因为慈善救济终非究竟，唯有宣扬软义、净化人心，才是宗教的主旨所在”（《佛教丛书·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事业》）。
　　基于这样的信念，虽然文教工作无法“立竿见影”，不容易受人重视，但大师本著度众的悲心，始终坚持以文教弘法。在大师初到台湾时，眼见同参道友大都热衷于经忏佛事，很少有人讲经说法，更遑论著书立说的佛教文化事业。当时大师就发愿以文教弘法，一心投入文化传教工作，他讲经说法之余，撰文投稿、编印刊物，虽然没有稿费报酬，也无丰厚供养，不但义务奉献，甚至还要倒贴车费邮资，但大师还是一本初衷，不改其愿。他为了带动佛教文化，经常“以文会友”，当时的文学家，如郭嗣汾、公孙嬿、朱桥、何凡、高阳、司马中原等，都是大师很好的文友。
　　大师平时勤于写作，一生笔耕不辍，如今已是著作等身，光是一九九三年一年之中就有希代出版的“琉璃系列”十册、皇冠杂志出版《星云禅话》四册、联经图书公司出版《禅话》一册、佛光出版社出版《星云法语》、《星云说偈》，以及《星云日记》四十四册。近年又陆续撰著《佛教丛书》十册、《佛光教科书》十二册、《往事百语》六册、《佛光祈愿文》四册、《迷悟之问》十二册等。此外，评论时事的短文，以及序言、学术论文、讲演稿、座谈纪实、语录等尚未结集出书的文章，不下千百万言。已出书的著作则分别被翻译成英、日、韩、泰、印、萄、法、巴利文等多国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随著佛光山组织全球性扩大，及大师对“人间佛教”理念的极力推广，相关著作日渐丰富，美国国会图书馆因此正式为“佛光山”及“星云大师”作品，在国会图书分类号（Librart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Schedule”之佛教分类号之下，设立单独的分类号BQ 9800．F63；并将“人问佛教” （Humanishc Buddhism）及“佛光山一 （Fo Guang Shan
　　Buddhist Order）正式编纳入国会图书馆主体标目（Subject ectHeading）之中。此新增之分类号已公布于今年五月四日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周刊》 (二OO五年十八期）上，并将成为美国正式图书分类号码而进入大专院校及其他各类图书馆编号系统中，可见人间佛教已然受到美国国会的肯定。
　　大师日常写作的题材极为广泛，举凡诗歌、小说、散文、说喻、故事、论文、经典等，无所不包。他一方面忧心“佛教的经典太多，阻碍佛教的发展；佛教的戒律太僵化，阻碍佛教的兴盛，因此重新结集经律论，是今后佛教发展势在必行的事” （《如是说》）。平时他尤其重视通俗佛法的传播，经常在各报章杂志发表生活性的文章，他曾为《讲义》写稿，也为《皇冠杂志》创刊四十周年庆为文祝贺等。
　　大师不但用文字让佛教走进社会，其创建的佛光山道场，除了具有一般寺院供信徒拜佛的功能之外，在“文教弘法”的前提下，每个寺院道场部有教室、会议室、图书馆、谈话室、滴水坊等。大师发现现在道场的活动，部是“子女上课，父母陪同”，这也是现在信仰模式的走向。因此他对道场的设备，主张要有读书、喝茶、讲话的地方，要让大人、小孩、中年、青年、男人、女人，都能各符所需。他尤其希望每个乡镇都有一所禅净中心或布教所，以方便社会大众就近学佛，他觉得佛教不仅应该“人山”，更要“人世”!
　　由于佛光山长久以来，积极以教育、文化弘扬佛法，不但把佛教推展到世界五大洲，落实人间佛教，尤其对国家社会，乃至对世界和平的促进，均发生全面性的影响与贡献，此与一般只著重推展慈善事业的团体，形成强烈而明显的分野，这也是大师不同于一般人的愿心所在。
　　（六）从人权到生权
　　“佛教是倡导平等的宗教，不仅人与人之间平等、众生之间平等，众生与佛也是平等。僧团中，“四河人海，同一咸味；四姓出家，同为释姓”。就是破除种族歧视的平等制度之落实” （《佛教丛书·仪制·问题答问篇》）。大师对佛教“平等”教义的实践，不仅表现在“男女平权”、“僧信平等”之上，他更从“人权的尊重”到“生权的提倡”，彻底落实“众生乎等”之精神。
　　大师对人的尊重，例如他以“三分师徒，七分道友”和徒众相处；他以制度领导佛光山，不以个人权威发号施令；他所主持的会议，不管身分、地位，大家都有发言权，都可以表达意见，但是一经决议，人人务须服从。
　　大师待人没有分别心，在教界，他八宗兼弘；在政界，他不分党派。他对国民党的官员首长蒋经国、李登辉、李焕、郝柏村等人上山，固然迎为嘉宾，民进党的许信良、黄信介、康宁祥、余陈月瑛等人造访，他也以贵客相待。他曾说：“不管哪个阶层人士，政治人物、经济人物、工商人物、教界人物，对我们而言都是有缘人。在我心目中，每一位众生我都有责任度化他们，所以我是属于大众的，我不归化在哪一类人中，我只不过是个出家人!” （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高蓁小姐的访问）
　　大师曾为佛光山的发展订定如下行事方针与目标，成为佛光山的宗风：
　　入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
　　学行弘修，民主行事：六和毅团，四众平等；
　　政毅世法，和而不流：传统现代，相互融和；
　　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佛光学》）
　　此中有著「法界融和、人我一如”的宏观思想，既没有地域、种族、党派、僧俗、男女之分，也没有阶级、身分、地位之别，充满了尊重人权的民主思想。
　　大师平时不涉及政治，但是他曾在自由中国十三全大会中表达，希望国民党应有恢宏“度，包容异己，对党外人士要容他、化他，因为开放、自由、民主，正是时代的巨轮，什么力量都挡不住，能够顺应民心，必能获得民众支持；他也曾对大陆领导人建议，本著尊重人权的民主精神，应该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
　　大师有感于“现在虽然到处讲究自由民主，但世界各地受到政治迫害、种族迫害、宗教迫害者仍很多，我们要普度一切众生，不能让人受到迫害” （《星云日记·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因此他本著佛法里“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胸怀，普门大开的接引各界人士同沾法益。甚至进一步提倡生权（保护动物），主张一切众生都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不但“不杀生”，而且要“放生”，继而提倡“护生”，以慈悲心怙护一切众生。
　　大师对生权的提倡，主要是体现“众生皆有佛性”的“平等”教义。因为人类从最早民智未开，对自然界神秘力量崇拜的“神权”时代，演进到对帝王绝对服从的“君权”时代，现今发展到民主社会的“民权”时代，大家提倡民权与“人权”，强调人的生命有无比尊严，举凡生存权、参政权、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文化权等均应受到保障。然而“人权”之外，佛教讲“众生皆有佛性”，既然“佛性平等”，一切众生的生存权利也应该受到保障，不容许轻易加以伤害。因此他从“以人为本”的人权尊重，到“佛性平等”的生权提倡，希望在“四生九有、法界平等”的精神，以及“天下一家、人我一如” （《佛光教科书·佛光数团的组织系统》）的理念下，建设人间净土。
　　大师对生权的维护，从他诠释“生命”的定义，可见其关怀层面之广。大师说：“不光是人有生命，动物、树木花草等植物也有生命，乃至山河大地都有生命，甚至时间就是生命，因为生命是时间的累积，所以浪费时间如同杀生。相同的，随便浪费物品也是杀生，因为物品是大众的资源，是聚集大众的因缘而成，所以浪费时间，破坏物质，都是广义的杀生。” （《普门学报·当代问题座谈纪实·佛教对“杀生问题”的看法》）
　　大师对生权的维护，实践在他“慈悲爱物”的悲心之上。大师从小就对动物爱护有加，凡是家里养的鸡鸭狗畜，一概不准别人鞭打贩卖，或烹杀煮食。他对家乡的习俗，一天只能给狗子吃一餐饭，总是不忍其饥，经常偷偷与狗分享饭食，甚至自己省著不吃，也不忍见狗挨饿。
　　九岁那年，大师亲自饲养的小白鸽飞失，好几天不见回家。大师挂念鸽子乏人照顾，挨饿受苦，竞至伤心欲绝，投河自没。后来因深谙水性，顺著水势浮到彼岸，但回家后食不下咽，达数日之久。
　　一九五六年大师在宜兰开设慈爱幼稚园，为培养小朋友的爱心而饲养猴子、鸟儿。畜园的老板一再劝大师不能给猴子喝水，否则会很快长大就不好玩。但是大师将心比心，想到口渴的难过，于心不忍，还是每天喂它喝水。没多久猴子果然长得比半个人还要高大，后来大师见它终日关在笼子里，心生悲悯，于足放它同归山林。
　　大师不只爱护小动物，甚至对花草树木都爱护有加。早期开山后不久，每逢台风天，从外面打电话回山，第一件事就是关心树木有没有被风吹倒?他关心树木甚于房子。在佛光山宝桥与龙亭之间，有一棵菩提树曾被台风吹倒，当时虽然只有枝干并没有根，大师仍加以种植，并且细心照顾，不久竟然发芽，甚至绿树成荫。大师对此相当得意，而且满心欢喜，他认为植物也有生命力，所以都应该加以爱护。
　　这些故事都记录在《我的人间佛教性格》及《人间佛教的人情味》中，大师也经常用来当成教材，教育徒众要关怀生命，救度众生，要本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及“佛性平等”的根本教义，尊重生命，维护生权。
　　从“以人为本”的人权尊重，到“生佛平等”的生权提倡，此中对生命的关怀，以及“佛性平等”的闽扬，都是大师人间佛教特有的理念与实践。
　　（七）从国际到本土
　　掌握时代脉动，不断与时俱进，使得佛教能“现代化”于当代，并且走向“国际化”，这是大师推动人间佛教能成为今日普世价值的思想主流之重要因素。
　　大师自一九五三年应邀到宜兰，正式踏上弘化之路。之后陆续在罗东、头城、虎尾、龙严、高雄等地成立念佛会，领导地方性的共修。后来发展到台北，成立三重文化服务处，以及在高雄创建高雄佛教堂；及至一九六五年创建佛光山，到了一九七八年建立台湾佛教史上第一座大楼道场——普门寺，从此大师更加忙于南北往来，以及在全省各地弘法。不过这段时期都只是区域性的本土弘化。
　　直到一九七八年，大师在美国成立“国际佛教促进会”，随即著手筹建西来寺，前后历经十年的艰辛过程，一九八八年西来寺竣工落成，成为国际弘法的第一个据点。接著又相继在美洲、欧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过头来在亚洲的日、韩、马、菲等各地建设百余所佛教道场及事业组织，渐次把佛教由地方扩展到世界，展开国际弘化。
　　“国际化”是大师早已设定的弘法方向与目标，大师的“国际化”弘观萌发很早，根据《往事百语·有理实，才有现实》一文，大师谈到“一九三八年，太虚大师远赴欧美弘法，并且在各地倡导组织“世界佛学院”及“佛教友谊会”，但终以后继无人、经费缺乏，而未能克尽其功。年少的我由报章杂志中获知此事时，虽已是走入历史的陈年旧闻，但仍在心中引起无比的震撼，“佛教需要现代化，佛教更需要国际化”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脑海，成为我永世奋斗的目标”。
　　国际化的思想在大师的心中蕴酿多年，直到创建佛光山以后才正式由本土发展到国际。在佛光山的十大性格中，“国际性”就是其中之一 （余为：人间性、大众性、教育性、文化性、慈济性、喜悦性、菩萨性、融和性、包容性），乃至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成立，大师更揭橥“以世界观弘扬佛法”为四大宗旨之一 （余为：以人间性建设净土、以慈悲心普利大众、以正觉智引导信徒）。可见大师对“国际佛教”一直积极在推动、发展。
　　大师认为“国际化”是时代的潮流，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他推动国际佛教，除了希望弘扬佛法遍全球，让“佛光普照三干界，法水长流五大洲”以外，同时希望透过国际交流，促进地球村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借助国际弘法，替国家拓展外交空间，促进两岸交流互动，进而推展世界和平。
　　大师提出人间佛教的国际观，主要也是感于一般人的爱，都是有缘、有相的慈悲，尤其有亲疏、爱僧、人我的分别，故而有比较、计较，继而有人我纷争。因此他以“国际弘观”来打破人我的界线，希望人人有“同体共生”的认识，互相包容、尊重，彼此平等、融和，如此才能共荣、共有。（《普门学报·人间佛教的蓝图》）也因此在创立国际佛光会之初，他就殷切希望每个佛光会员都能发愿做个“共生的地球人、同体的慈悲人、明理的智慧人、有力的忍耐人、布施的结缘人、清净的修道人、乐观的欢喜人、融和的佛光人”，共同建立佛光净土。（《佛光世界·会长的话》）
　　大师对“同体共生”的“地球人”思想，有很深切的感受，他说自己年轻时离开大陆，当他再度回到久别四十余载的故乡时，乡人称他为：口湾来的和尚”，而在台湾住了四、五十年，台湾的本地人称他是“外省人”、“大陆和尚”，甚至走遍世界各国，也没有人承认他是美国人或澳洲人……，后来他自谢做个“地球人”，他说：“只要地球没有舍弃我，我就做个同体共生的地球人!” （《星云日记》）
　　大师“地球人”的开阔思想，让法国佛光会第三分会会长江基明先生感动莫名。他在法国佛光会成立大会中发表感言，说道：“我原本是高棉华憍，在高棉沦陷后，由柬甫寨逃到法国巴黎，但是中国大陆不肯承认我是中国人，回到高棉，高棉也不承认我是高棉人，到了法国，法国也不会承认我是法国人，我曾为此痛苦旁徨。直到听了大师的“要做一个共生的地球人”，让我豁然开朗，从今以后我要做个心胸开阔、慈悲喜舍的地球人。”
　　大师所有的作为，都有他的思想理念；有了想法，也必然会付诸实践。为了推动国际佛教，他著手培养语言人才，先后于一九八三年成立“国际学部”、一九八六年成立“英文佛学班”、一九八八年成立“日文佛学班”。
　　此外，因应国际弘法需要，特别成立“国际佛教促进会”，专门负责国际语言的推展、国际留学生出入境事宜、国际别分院的弘法事业、国际佛学院的教育等；后又成立国际翻译中心，透过佛典书籍的翻译，希望能将佛法传遍寰宇。尤其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成立后，十余年间与佛光山在全球不同地区不断举行各种讲习会、座谈会，培训各种人才；乃王举办国际佛教僧伽会议、世界佛学会考、国际儿童夏令营、世界佛教青年会议、世界佛教杰出妇女会议、佛光学学术会议等，以及设立国际弘讲师及檀讲师制度、发起佛教委托研究、召开国际佛教学术会议、国际禅学会议、世界显密会议、国际僧伽讲习会、国际佛教金刚会议、国际佛教妇女会议、国际佛教义工会议、国际佛教青年会议等，不但促进了世界佛教徒之间的团结合作，尤其让国际佛教的发展因此向前迈进一大步。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生前曾说：“星云大师把佛教国际化，佛光山僧信二众背负行囊、经书，在全世界建寺弘法，刻苦耐劳，精神毅力可嘉。”正由于佛光人有“为佛光跑天下”的精神，目前国际弘化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例如：
　　1、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带出亚洲，走向国际。
　　2、在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
　　3、澳洲移民局在中天寺举行移民宣誓仪式。
　　4、澳洲南天寺假雪梨达令港举办浴佛法会，并于会场升起佛教教旗。
　　5、澳洲、荷兰、南非等国政府相继送地，捐钱建寺，马来西亚总理也曾捐款，赞助马来西亚佛光山道场的弘法事业。
　　6、美国西来寺建寺公听会中，天主教牧师支持赞成，寺院落成后更有牧师加入僧团，参与弘法行列。
　　7、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市市长姜国粱订定五月十六日为“国际佛光日”，以纪念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于西来寺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8、南非黑人出家，体现种族平等。
　　9、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
　　10、佛光会不断举办活动，在世界各国融和、凝聚各社团，带动移民联谊，增进情谊，并与各宗教交流往来。
　　11、佛光山五大洲道场在当地教育、照顾新移民，成为移民信仰中心。
　　12、来自全球的佛光山青年，学历高，人才培养多元化。
　　随著佛教国际化的推动已在世界各地获得肯定、认同，因此二OO一年大师又提出“本土化”的主张。所谓“本土化”，就是要让佛教依各地的文化思想、地理环境、风俗民情之不同，发展出各自的特色。大师希望未来在佛光会员共同努力下，二十至三十年之间能把分布在全世界的百余所寺院道场与弘法事业，交由各国的人士负责，以落实；寸院本土化”的目标。
　　寺院本土化”是大师于二OO一年四月十九日在南非举行“国际佛光会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议”中提出的“四化”之一 （余为：佛法人间化、生活书香化、僧信平等化）。大师认为，佛教不是用来做为一个国家侵略他国文化的工具，而是要同体共生，共同发展，共存共荣，所以佛光会奉行人间佛教，只要在人间，都要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本土化佛教。
　　大师举例，当初佛教从印度传到东土，印度比丘到中国都只是从事经典翻译，建寺的责任则让给中国比丘负责，因此才有现在的中国佛教；如果当时印度的迦叶摩腾、竺法兰等人都不回印度，而移民到中国建寺弘法，何来现在中国佛教的特色?
　　大师相信“本土化”只会增加力量，唯有“本土化”才能更深耕，才能更扩大，才能更发展，所以他提出“本土化”，主要就是为了帮助佛教的发展。他说：“给人就是给己，佛光山就是从“给”里成就出来的。” （《如是说》）
　　为了落实寺院本土化，目前迫切需要积极著手的是外籍僧众的培养，现在佛光山分布在南非、澳洲、印度、马来西亚、香港、巴西等地的十六所佛教学院，都在负起接引当地青年学佛之责，以为未来落实“本土化”储备人才。尤其一九九四年大师在南非南华寺亲自为非洲原住民郭拉、福度、毕甘度等十人主持剃度典礼，这是非洲有史以来第一批黑人出家，不仅为佛教弘传非洲的历史展开新页，也为非洲佛教的“本土化”走出第一步。
　　五十多年前，大师从宜兰的地方小镇，一步一步把佛教带向世界五大洲，如今又从国际定向“本土化”。此中，“国际化”说明大师的远见宏观，“本土化”则是大师恢宏器度的展现。
　　（八）从统一到和平
　　海峡两岸由于政治因素阻隔了五十多年，曾经造成无数美满家园破碎，骨肉至亲乖违。两岸未来如何发展，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举世所关心。大师虽是一介僧侣，但是他关怀国事，心系大众，他把“两岸统一”视为“身为中国人应尽的责任”，更把“世界和平”当成责无旁贷的使命。为了尽此弘法度众的两大要务，他云游世界，到处弘化，尽心尽力，无怨无悔。二OOO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陈水扁总统上佛光山，在对大众公开讲话时，他说：“如果两岸有和平使者，星云大师绝对是最好的一位代表。”
　　数十年来，大师为了两岸的交流往来，的确做过许多事，不过他完全没有政治色彩，虽然过去有人称他为“政治和尚”，但其实大师一向主张“问政不千治”，他关心政事，但不涉人，他与政治划清界线，但不放弃度化政治人物学佛。他一生的信念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一，他与政治人物来往，是自然的人际关系，当然也不刻意回避对他们讲说佛法，甚至期许他们以佛法的慈悲智慧从政，希望能带来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安定、世界的和平、人民的安乐。
　　大师一向坚信，“佛教热爱和平，佛教徒为和平福祉付出的努力，已经成为世界人类的模范；尤其在今天全世界都在渴望真正的慈悲与和平的时刻，只有佛陀的慈心悲愿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与希望” 二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佛光山寺与法身寺缔盟兄弟寺典礼致词）。因此长期以来，大师本著宗教家“淑世救人”的情怀，一心弘扬佛法，宣导“同体共生”的理念：他透过宗教交流，努力为两岸开创和平往来的契机：他把握每次建言的机会，为两岸的未来提供方向。
　　大师对两岸之间的发展，一贯立场足主张“和平统一”。但是他认为：““统一”并非你统我、我统你，也不是你大我小、我有你无；统一的先决条件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尊重”之上，因为“平等”才能互相尊重包容，才能“同中存异，异中求同”，才能“平等共尊，和平共荣”；如果不能平等，就无法和平。” （《如是说》）
　　“自由”、“民主”、“均富”是统一的基础，因此大师认为统一之前，必须先要做到：
　　1、在经济上要互助：透过经济互助，创造均富的社会，统一的愿景自然容易实现。
　　2、在文化上要交流：文化有了交流，思想有了共识，统一就不为难。
　　3、在宗教上要尊重：世间上的各种主义、学说，可能随著时间变迁而淘汰，但是宗教不会被毁灭；一个强大的国家，宗教的发展必定是多辨多姿，所以两岸对宗教要尊重。
　　4、在政治上要民主：民主是统一的先决条件，政治不民主，就难以统一。（《星云法语·统一的条件》）
　　大师对两岸的和平统一，有努力，也有期待。然而两岸未来是否真能统一?大师肯定“统一是时代的潮流，是必然的趋势，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他在二OO三年十月九日到智利接受天主教圣多玛斯大学（Santo Tomas）颁赠“博爱”荣誉博士学位时，新华社记者王洋特至智利佛光山独家专访，针对海峡两岸的“统独”、“战和”问题，请大师提出看法。大师认为，现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和平，就是统一。在教育普及，人类往来密切的时代，很多国际问的问题都可以透过谈判协调，不必用战争来解决；战争是丑陋的，两国之间互相开战都为世界所不容，何况一个国家自己内战，更无法被世人所认同。
　　当记者问及两岸隔阂多年的原因时，大师表示：“主要是彼此的看法不同、思想不同、主义不同；其实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只要是人民所需要的，都应该让他存在，能够“同中存异，异中求同”，中国的未来会更大。”
　　由于中国福员辽阔，各地的“候、地理、经济、文化，甚至风俗民情、饮食习惯都不同，大师主张统一的方式可以效法美国的“联邦制”，军事、外交由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其余由地方自主发展。
　　至于两岸如何才能统一?大师说，其实很简单，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大师强调，二十一世纪是人间佛教的世纪，也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应该团结、争“。他戚于过去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今日正是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的时候，他期许两岸应该互相往来，建立友谊，尤其要认同彼此都是中国人；二个中国”，这是历史不可改变的事实。
　　在大师的心中，：口湾与大陆虽因一水之隔而分成二岸，实际上是同根同种，有著共同的文化、语言、生活习惯，彼此如兄如弟，应该互相交流往来，不能互相抵制残害”。他希望未来“两岸人民能心手相连，大家与时俱进，共同发心立愿，开创未来属于中国人的时代，属于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 （二OO三年到大陆参加“两岸佛教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致词）。
　　大师虽然自谢为“地球人”，但是对于两岸之间，他有“中国心”，也有三口湾情”，他说：“我没有大陆的意识，也没台独的观念；我的心中只有佛教的“慈悲为怀，和平第一”。一他在二OO三年应台北驻智利经济文化办事处孙大成代表之邀，于庆祝台湾双十国庆的午宴上开示时坦言：“我爱台湾，也爱中国，更爱世界。”他戚于“中国五千年来战乱连年，人民需要佛法给予精神上的抚慰，更殷切盼望长治久安的世界和平早日实现”。因此他确信“海峡两岸能够和平统一，才是十三亿人民的福祉”。
　　为了促进两岸的和平往来，他曾在中国国民党十三全大会中，建议当局要“包容”、“开放”；他对一九九七年李登辉总统提出“戒急用忍”的大陆政策，撰文表示：“两岸之间，有时候“一国两制”、有时候“两国论”，有时候“海峡两岸不可分割”，有时候“特殊国与国的关系”，……“戒急用忍”既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非国家根本大法，便应随著时栘势易而稍加修正来因应时局!”他强调“人民需要善法、善制，希望海峡两岸都不要强势立法，强行订制；是快是慢、是缓是急，其中需要有很多的因缘来助成决策，一切均应以全体人民之利益为前题。”（《迷悟之间》）
　　他也曾向陈水扁总统建言，希望他宣布台湾不会独立。他更以男女谈恋爱为喻，说明用爱才能感动女方下嫁，天下没有任何新娘愿意在刀枪胁迫下答应求婚，呼吁中国大陆应该以柔性对待台湾，不要动不动就用飞弹恐吓，唯有大陆放弃武力犯台的意念，才能够打开两岸的僵局。他希望两岸互相往来，建议开放探亲，以及在学术研究上进行文化交流，甚至开放媒体参观，由记者实地采访，回去报导，让人民了解、认识，这比武力征服更为有力。
　　由于大师在台湾向来被推崇为“意见领袖”，认为凡事只要大师一句话，就能提供一个方向；也有学者教授表示，大师是未来中国的希望；甚至大陆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生前一再表示：二生有个心愿，就是把棒子交给大师!”其用意无非也是为了促进两岸和平。但在一九九O年因许家屯事件，造成大陆对大师产生误解。然而大师并未灰心，也没有改变他“愿为天下苍生尽心力”的初衷，依然把促进两岸和平当成要务，他相信“慈悲包容是促进人类和乎的良方”，他说：“我愿为海峡两岸的互尊互重，甚至和平统一而努力不懈。” （《往事百语·勇敢的一面》）
　　近年来大陆数度主动邀请大师前往弘法，同时成就了诸多两岸盛事。例如：
　　二OO二年，以“星云签头，联合迎请，共同供奉，绝对安全”十六字联合台湾佛教界共同恭迎法门寺佛指真身舍利莅台供奉，期间共有五百万名信众瞻仰礼拜，不仅写下两岸宗教交流史上崭新的一页，尤其港龙航空从台北经香港直飞西安，创下飞航首例，更为两岸和平交流跨人新的里程碑。
　　二OO三年佛光山梵咀赞颂团应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之邀，首度到中国大陆演出，分别在北京、上海参加两场“中国佛乐道乐精粹展演”公演，开创台湾佛教团体正式与大陆进行音乐艺术交流的先例。此举在佛教界、学界、文化界造成轰动，咸认是继二OO二年佛指舍利莅台后，又一次两岸盛大的宗教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两场梵暝音乐会由于学者与会热烈，因此演出当天又同时举行两场学者座谈会。一场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由大师亲自主持，当天出席的学者有：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导王雷泉、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陈士强、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郑伟宏、复旦大学历史系韩升、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允吉、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导赖永海、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导洪修平、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汪维辉、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曹虹、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亦平、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杨维中、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月清、四川大学宗教所博导陈兵、四川大学宗教所讲师罗同兵、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彭肜、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导麻天祥、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林国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暨主任严耀中、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夏金华、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元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剑英、华东师大法政学院副教授姚南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屠友祥、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业露华、东南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董群、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暨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陈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中心副所长陈永革、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邓子美等三十余人。
　　另外北京的一场由慈惠、慈容法师主持，与会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张风雷、何建明、副教授宣方、讲师魏德东，以及北京大学讲师（现职副教授）李四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方广铝、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周贵华夫妇、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博士俞学明等人。
　　两场座谈会均对人间佛教的现况及未来发展热烈讨论，而且出现共同的特色，就是学者一致肯定星云大师长期努力弘扬人间佛教，已对当代社会人心发挥了正面的影响与贡献，因此他们纷纷表明心意，希望未来能在学术研究上，为人间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奉献一己之力。这样的成果其实是来自于佛光山多年来经常在各地举办佛教学术研讨会，邀请两岸学者与世界各国学者参加，他们因此对人间佛教有了深入的认识，并且心生向往。从大陆学者如此一致的反应，亦可见大师平时透过学术交流，已在两岸之间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沟通了两岸之间的往来，也凝聚了两岸人民的思想与共识。
　　由于佛光山梵哏赞颂团到大陆演出的因缘，同时也促成了另外一件美事。那就是大陆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先生在北京、上海两场演出时都亲临盛会，他深受感动之余，提议两岸共同组成梵咀团到各国演出，因此促成了二OO四年结合两岸佛教之藏传、南传、北传佛教梵呗音乐的“海峡两岸佛教音乐展演”，分别到台、港、美、加巡回演出，在海外造成极大的轰动，这不仅是海峡两岸佛教界同心协力发扬中国佛教音乐的第一步，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历史性的一刻。
　　二OO三年四月，发生严重的全球性S》RS疫情，造成举世恐慌，大师应邀到厦门参加“两岸佛教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会中致词表示：非典肆虐，此乃众生的业力所致，由于业乃身口意的行为所造作，所以降伏非典的重要武器，就是净化身心，也就是人人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内心有了善的力量，即能消除恶业。
　　大师举譬说：衣服脏了，水洗就会干净；心理有病，有了佛法滋润就能心开意解，此诚“有光明就能去除黑暗，有佛法就能求得平安”。大师希望举办祈福法会，大家在诵经祈福之外，更能确实奉行“三好运动”，如此不但全厦门的人民能受到佛光庇祐，甚王全中国人都能因奉行二二好”，人人心中有佛法的慈悲智慧而得到好的果报。
　　大师的开示赢得与会的宗教局叶小文局长及僧信大众一致赞赏，认为大师的开示充满智慧，是安抚人心的及时雨。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更将这场祈福法会及佛指舍利莅台、两岸佛教梵咀联合到国外表演，认为是近年来对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二件事。
　　其实，大师为了打开两岸的僵局，增进彼此的亘动往来，早在一九八八年当海峡两岸还在为运动会上代表国名称争执不下时，大师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所举办的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创纪录地使两岸具代表性的佛教团体首度同在一个会议厅里，与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八十几个佛教团体代表一起开会，此次大会被称为比奥运模式更具意义的“星云模式”。由于大会的成功与突破，不但拉近了两岸佛教界的距离，更因此进一步促成翌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具函邀请大师率“国际佛教促进会弘法探亲团”到大陆弘法，不但中共领导人杨尚昆、李先念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代表团一行，大师更应邀到北京、清华、人民大学讲演，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佛学院、现代文学馆、北京中国文化书院座谈，不但促进两岸佛教文化、学术研究的交流，更超越政治现实，使两岸的交流从此跨出一大步。
　　此外，佛光山历年来在大陆所做的事，还包括：
　　1、与国际佛光会副总会长严宽祜居士合作，捐献希望工程小学一百多间。
　　2、透过严副总会长的福慧基金会，在各地颁发奖学金。
　　3、捐印《法藏文库》，并将荣获金鼎奖的七钜册《佛光大辞典》以不收版权费的方式，交由中国佛教协会在大陆发行。
　　4、邀请大陆各大学学者撰写《白话经典宝藏》计一百四十二册。
　　5、鼓励青年到中国各大学留学，例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6、鼓励信徒到大陆投资。
　　7、所有佛光会员均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因此国际佛光会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每有会议，均邀请当地中国驻外使节参与，例如二OO三年在巴西召开的理事会议中，沈庆总领事应邀与会；中国大陆外交部长钱其琛、巴西大使沈尤熬等官员，也曾造访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二OOO年世界奥运会在雪梨举行，期间佛光山在澳洲的南天寺与两岸代表团都有接触，彼此也培养了很好的因缘关系。
　　8、二OO三年大师应邀到大陆扬州参加“监真大师东渡成功一二五O年纪念大会”，并受扬州市长之请，将在扬州建一座具有多功能、国际化，且有教育功能之图书馆。大师认为，华人未来的出路，就是大家要多读书、受教育，让中华文化成为主流，华人就会受到世界的重视。
　　大师一向超越政治立场，他透过宗教交流在两岸之间低调的扮演著穿针引线的工作，无非是为了促进两岸的永久和平。他衷心希望两岸能本著佛法的“同体共生”之理念，携手连心，共创中国的未来；他认为“佛教虽然传自印度，却在中国扩大弘传，中国可以说是佛教的第二祖国，而佛教不但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内涵，也让全世界人士对中国刮目相看” 二一OO三年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因此他希望今后大陆的领导人，能够好好运用佛教，让中国的国威再度远播。
　　大师时时心系两岸的和平交流，念念在于佛法的弘扬，希望透过佛教能为两岸带来“共生和解”、“和平共存”的最好结局。建立两岸佛教的交流，一直是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的工作之一，为了争取佛教在大陆有更大的弘传空间，大师曾多次会见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乃至国台办陈云林主任等，希望大陆在经济起飞、科技发达、政治稳定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的同时，应该在宗教文化等人文精神方面，“与时俱进”的开放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师认为，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他们需要佛法做为精神依靠，而未来他们也能将佛法带到全世界，帮助中国扬名世界。
　　大师数十年来云游在世界五大洲弘法，他不断传扬中国统一的思想，也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统一的条件，最终的目的，除了希望两岸能早日统一，他更希望世界能和平。但大师平日所做的贡献，由于没有政治光环的烘托，其实并不容易为人所知道，不过在大师心中，只要佛教能兴隆，只要众生能得度，其个人的得失有无、荣辱毁誉，根本无足挂怀，这也正是大师超然不凡的地方。
　　“愿，就是一种理想，有理想，才有实践，两者相辅相成，才有丰硕的收成” （《往事百语·有理想才有实践》）。大师为数的愿心之所以不同于人，不只在于他无我无私、念念只为佛教；更重要的是，大师有理想，更有实践!如他所说：“四弘誓愿，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真能实践者几希!” （《如是说》）大师一旦立下志愿，从发心到实现，渐次完成，诚所谓“解行并重”、“悲智双运”。因此，尽管到目前为止，仍有些未能如愿的遗憾，但他永不灰心，而且愈挫愈勇，始终一本菩萨发心，“心甘情愿”的将一切困境都“想当然尔”的坦然接受，继而转化为力量；因其“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终于为佛教开创新机，也让他从栖霞山的一个沙弥，成为今日国际知名的佛教大师。
　　名作曲家李中和教授曾称誉大师是“继玄奘大师后，划时代将荒芜变良田而能独当一面的大德”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在佛光山大众集会中致词）。近代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则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认为历史上每五百年出一伟人，二干五百年前是释迦牟尼佛，二千年前为耶稣，一千五百年前有穆罕默德，一千年前是玄奘、惠能，五百年前是马丁路德，现在是星云大师。（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成立大会特刊·佛教的今后五百年）四川大学陈兵教授也说：“从弘法愿力、革新创意、经营才干、辉煌业绩及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看，星云大师起码可称佛教史上的“千年来一人”。” （《普门学报·正法重辉的曙光》）
　　然而，一个人给人的评价，往往是信者当佛，不信者当魔。大师如此弘愿，一生只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念，一心只希望透过佛法的传扬，促进世界和平，创造人间净土，让人人现世都能过著幸福安乐的生活。但是喜欢他的人说他愿心大，不喜欢他的人则说他野心大，认为佛教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一个人做了，所有的荣耀、功德，也全部让他一个人独占了。
　　其实，大师不是野心大，而是愿心大，如他于一九九二年名画家李自健为其作画，请他于画像上题字时，大师写下：“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似法海不系舟；问我平生何所似，佛光普照五大洲。” “佛化全球、净化人间”，这是大师毕生努力的目标，也是大师一生的写照。如此“悲心弘愿”，岂是一般“野心者流”能及乎!
　　摘自《普门学报》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