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四之三）[1]

“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四之三）
　　满义（《人间福报》主笔）
　　编按：迩来高倡“人间佛毅”者众，然非真正付诸实践者无法道尽其中之深义。星云大师不仅实践“人间佛教”有成，而且将之融入身心血肉之中，乃当今最能将“人间佛教”精微之处说得透彻，行之深远的人。然因其对“人间佛教”的体验丰富，事业庞多，著作等身，思想宏伟，以致入其门者多，而得其髓者少。今满义法师撰成（“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 一文，以“说法的语言” 、 “弘化的方式” 、 “为毅的愿心” 、 “证悟的目标”四个单元来论述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行仪之特质，颇能作为进一步了解星云大师乃至“人间佛教”之参考，本学报自第二十六期起分四期刊载，一期刊载一个单元，本期所刊载者为第三个翠元。
　　三、为教的愿心不同
　　佛教讲“愿无虚发”、“有愿必成”，愿力是促使理想成为事实的实践动力。世间上不管从事任何事业，如果没有宏伟的愿力作后盾，很容易在进行的过程中因遭遇困难就心生退却，终至半途而废，徒劳无功。所以，发心立愿是目标的确立，也是坚持到底的一股无形力量：发心立愿才容易获得成功，发心立“愿”才有“力”量。
　　佛教十分重视发愿，《劝发菩提心文》说：“金刚非坚，愿力最坚：虚空非大，／心王最大。”又说：“人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佛教里三世诸佛都是靠著愿力而成就佛道，即使菩萨也要发愿才能救苦救难，度众无碍；反之，《大智度论》说：“作福无愿，无所标立；愿为导御，能有所成。”学佛修行如果没有发大愿心，难以有所成就。
　　过去一般佛教徒常讲“随缘、随缘”，但是有时过分“随缘”而失去原则，甚至曲解了“随缘”的真正含意，导致随著外缘改变自己的初衷：一生奉献佛教，深体“愿力不可思议”的星云大师，对此主张：“学佛就是要学佛菩萨的愿力，应该转“随缘”为“随愿”，以愿力来庄严国土，成就大众。” （《大师讲演集（一）·我们求法应有的认识》）
　　星云大师十二岁时因为“一诺干金上栖霞”，之后由栖霞渡海到台湾，再从台湾把佛法分灯至五大洲，不但实现其“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远大抱负，也让“人间佛教”得以光照寰宇。
　　分析大师这一生的成就，其背后主要的动力，就是因为怀抱著一分为教的悲心弘愿。根据大师的传记《传灯》所载，大师十九岁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一次患了疟疾，全身长满脓疮，每回脱一件衣服需要二小时，而且如同脱了一层皮一样。就在九死一生之中，此事被住在南京的师父志开上人知道，请人送来半碗咸菜。根据大师形容：“当时接到半碗咸菜，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感动，想到这是慈悲的师父对徒弟的爱护，因此满含著眼泪吃下半碗咸菜，并且从心底强烈生起一股愿力，发愿将来誓必以一生来奉献佛教，以报师恩。”
　　因为当初这么一念感恩师父之心，发而成为他终生为数的不变愿心，让他从此在弘法的过程中，尽管遭遇困难、挫折、委屈、难堪，乃至讥讽、毁谤、中伤、打压等等伤害不断，都没有因此退失道心，反而愈挫愈勇，因为在他发愿报答师恩的那一刻，他已经将自己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所谓“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凭著这股为数的坚定愿力，他一路披荆斩棘，一步一脚印，终于为今日人间佛教开创出新的局面。
　　大师为数的愿心一方面是受其师父感动而萌发，其实大时代的环境背景也在无形中长养大师的菩提心，助长他激发弘法度众的悲愍情怀。大师的成长过程，除了从小就接受丛林教育的严厉磨练以外，尤其历经中日之战、国共之争，不但受过牢狱之灾，而且多次在枪口下游走生死边缘；由于身经战争的颠沛流离，以及大时代的苦难，让他深刻感受苍生之苦，坚信唯有弘扬佛法，才能解除世间疾苦。因此当他在一九四九年随著局势急转，率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当时虽处白色恐怖时代，先是被诬为匪谍而无端入狱，继而因为蒋宋美龄信奉耶教之故，佛教备受打压，但是大师弘法利生的信念坚定，他无畏于警察单位的取谛阻挠，仍然四处聚众说法，展开他在台湾的弘法之旅。
　　恶劣的客观环境固然可以凭著愿心克服，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其实也是一大考验。当初由大师带团来台的僧侣救护队，虽因参加人员日渐流失，最后无疾而终，不过当时在台南旭可营房的长官储一贯和刘凯英都非常欣赏大师，认为他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孙立人将军甚至鼓励大师，想要保送他进陆军官校，并且保证十年之内必能升为将军，然而大师却坚决的说：“我是出家人，我要把和尚做好，当将军有什么用呢?” （《普门学报·星云大师十二问》）
　　后来离开僧侣救护队，也曾有多家杂志、报社有意网罗大师担任采访记者、副刊主编，但是大师皆以“非佛不作”而断然拒绝。当时同道中有人屈就现实，易服还俗，或改宗他教，但是大师坚定其“做好一个出家人”的信念，丝毫不受外境动摇，甚至他说：“即使佛陀现身，亲自叫我易服改信，我也不从。” （《往事百语·有佛法，就有办法》）
　　大师一生，就是凭著他对佛陀的坚定信仰，以及怀抱一份弘法的愿心，因此面对各种威胁利诱都能不改初衷，终而不致从僧团里流失。甚至后来中国佛教会对他一再排斥、抵制，让他虽有满怀为数奉献的热诚，却始终无缘以中国佛教会为主力发展佛教。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馁，反而更加勇往向前，因为他相信“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境自可迎刀而解，而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往事百语·心甘情愿》）。
　　就因为大师有不怕苦、不怕难，不向逆境低头的坚毅性格，甚至不觉难、不觉苦，不以困难为障碍的胸襟器识，因此愈是无情的打压，愈是横逆排空，反而更加激发他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信心毅力，他一心只想到：佛教要改革，才能振衰起弊：佛教要弘扬，才能对人间有所利益。大师从一开始，他所发的弘愿，就是针对时弊，欲对佛教有所振兴而萌发：他的满怀悲心，也无非是感于世间疾苦，欲对众生有所利乐而生起。正如《华严经》说：“但为永灭世问苦，利益世间而发心。”
　　大师利济群生的发心，在《往事百语·不能不信因果》一文里大师谈到，一九四九年初来台湾时，挂单在中坜圆光寺，经常看到住持妙果老和尚写一首偈语送给信徒：“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施舍万文收，不信但看粱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当时敬信之余，心中亟思：“佛教本身固然是上好的福田，但身为佛子的我们如何将这块福田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后来我在世界各地创办佛教学院，期能绍隆佛种，报佛深恩于万一；我每年举办僧伽讲习会、寺院行政讲习会等等，藉此促进教内的交流；我设立佛殿讲堂、养老精舍、墓园设施、义诊医疗，希望所有对佛教有贡献的人都能往生佛光净土，让他们的善心好因能在此生就可以享受善美的果报。这一切，无非是我对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实践。”
　　另外，大师对改革佛教的抱负，在（星云大师十二问）里慈惠法师提到，大师早在年轻求学时，有感于当时佛教衰微，皆因寺院主管生活颓废，不想弘法利生，尤其一些长老牵亲带眷，安插私人关系，把持寺政，使寺院丛林虽为十方宝刹，但都是法眷关系，统一控制，丛林住持已经不是选贤与能，而是凭关系就任。因此当时大师发愿，不做住持当家，决心不与名位权利搅和在一起，他只想做一个弘法的法师，随缘讲经说法，假如有力量，他要从事佛教的革新运动。
　　由于大师很早就萌发兴革佛教之心，他认为“要让佛教适应时代，必须有一番革新，才能适合大众的需要” （《星云日记·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因此虽然最初大师的人生规画是“以文弘法”，并无意于建寺当住持，他一心只想把艰深的佛法大众化、通俗化、文艺化，让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能拥有佛法；甚至他以当个佛教的评论家自许，在初到台湾时，眼看神坛充斥，而且打著佛教的旗号从事非法邪命，使佛教沦为迷信之流，于是他在《觉生月刊》写了一篇文章（回忆比现实美丽），叙述大陆佛教事业建设、人才运用等种种情况，期能唤起当时数界的觉醒。
　　后来主编《觉世旬刊》时，更是针对时弊，发表一篇篇评论时事的文章，包括抗议西班牙斗牛来台、呼吁政府订定国定佛诞节、建议中国佛教会派人出国布数以推动国际佛教、主张寺院住持与管理人应由僧众一人统一担任、提议佛教建立考试制度、探讨僧众置产的时代性等问题，并曾与《菩提树》杂志朱斐居士论辩，也曾撰文抗议顾正秋演出“火烧红莲寺”有损佛教形象。这些文章后来都结集成《觉世论丛》。
　　大师一向具有正义感，更有护教的情操，他认为做人要有道德勇“，卫教护法是每个佛子应负的责任，佛教不但要有声音，甚至提倡佛教徒要有殉教的精神。大师满怀弘佛护教的悲愿，一心想以文字针砭时弊，革新佛教：不过大师并不是一个空有热诚的人，他是既有理想，而又重视实际。如他说：“有的人先有理想，然后再有事实，我的生性不足先有理想，因为只有理想往往流于空想、妄想；我有目标，例如弘法利生、兴隆佛教是我的目标，但我是重视实际的人，有了实际的情况，才会实践理想。” （《往事百语·有理想，才有实践》）
　　生性务实的大师深知，写文章虽然可以畅所欲言，大发狮子吼，为佛教发声，但是如果只有批评建议，没有实际建树，还是无法达到兴革之效。尤其他分析太虚大师当初的教理、教制、教产“三佛改革”所以失败，主要是“六成就”不具足，其中尤以“众成就”与“处成就”不具最是致命，因此尽管他无意当住持，但顾及现实需要，早在一九四八年南京华藏寺请他担任住持时，就基于“革新佛教，必须要有根据地，总不能天天居无定所，站在马路上空喊改革的口号，这是没有用的” （《如是说》）。因此他与华藏寺前任住持荫云和尚商量，不要用住持的名义，而用教务长的称呼。
　　及至到了台湾，先后也有中坜圆光寺、苗栗法云寺、青草湖灵隐寺、嘉义天龙寺、台中佛教会馆等，都曾经想请大师担任住持，但他“不任一寺住持”的初衷未变。甚至从一九五三年到宜兰，五十年间他创建宜兰念佛会，二度重建雷音寺，也都不曾担任过住持。直到后来为了实现理想，他终于从创建佛光山僧团，健全组织制度：继而成立佛光会教团，结合僧信力量，共同弘扬佛法，希望以佛教的慈悲、平等、尊重、包容、无我、共生等精神，甚至结合世界各宗教的力量，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大师一路走来，如他在《往事百语·愿心的升华》一文中说：“回想这二十多年来，我虽然色身开刀多次，却未曾间断弘法工作；我奔走斡旋，终于让海峡两岸佛教的代表首次坐在同一个会议厅里商讨议案：我走访中国大陆，为两岸和平统一及福利众生而祈愿：我多次沟通协调，说服诸方大德，在印度佛陀成道处举行国际三坛大戒，恢复南传国家比丘尼僧团制度：我不辞辛劳，在世界五大洲遍设道场及佛光会，实现僧信平等，光大佛教的理想。清夜自扪：凡此艰钜使命的一一完成，若非蒙佛加被，以愿心为力量，何能致此?”
　　诚然，大师一生的成就，都是源于他有“兴隆佛教，舍我其谁”的发心立愿，并且从悲愿中获得信心、力量与勇“，他自己深刻体会发愿的重要，也经常勉励弟子、学生、信众，学佛要发大愿心。他在文章里引经据典，说明过去诸佛莫不由发愿而成。如：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而成就净土（《无量寿经》卷上） 、释迦牟尼佛发五百大愿而成就佛道（《悲华经》卷七）、弥勒菩萨奉行十愿而能当来下生（《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药师如来为灭除众生病苦而发十二大愿，终于成就琉璃佛国（《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等。乃至文殊菩萨十二大愿而成就般若智慧（《佛说文殊师利行经》）、普贤菩萨十大愿，愿愿归人华严愿海（《华严经》）、观音菩萨发十大愿而能苦海度生（《法华经》）、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地藏经》）等，可见每位菩萨都有无限的誓愿，才能完成他们的修行。（《普门学报·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
　　他平时对学生、徒众开示时，经常以玄奘大师到印度求法“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回东土一步生”，终于完成西域取经的大愿；以及监真大师的“为大事也，何惜生命”，终于将佛法弘傅于日本：乃至近代慈航法师的“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权乘，诸位菩萨，唯依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例，勉励大家要以古今高僧的行仪为典范，学习他们为“正法能久住，众生得离苦”的精神而发心立愿。（《佛教丛书·数理·发心立愿》）
　　他甚至认为佛陀证悟的宇宙真理是“苦、集、灭、道”，由苦、集、灭、道而展开广大无边的佛法：然而这只是佛陀就真理的本体而设定的义理层次，经过了世间的实践，就发展成为“四弘誓愿”。因为佛法不只以苦集灭道来解释宇宙人生的现象，佛法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宇宙人生的问题，所以他强调“光是说明苦集灭道的真理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愿力、修行、实践……” （《普门学报·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
　　他时时不忘把佛法落实在生活的实践上，所以撰写（佛光祈愿文），做为信徒每日课诵的教材，透过发愿，提升性灵与信仰，是一种最平时、最生活化的佛法。
　　他有时也以“同事摄”现身说法，说明自己最初是从发愿为自己祈求智慧、信心、力量开始：慢慢进步到为父母师友乃至一切有缘人祈愿事业顺利、福慧圆满：进而祈求国家富强、社会安乐、世界和平、众生得度。五十岁以后匆有所感，觉得：“学佛应该是效法诸佛菩萨“代众受苦，难行能行”的精神，为什么自己却总是祈求诸佛菩萨做这做那?”从此以后，他开始向诸佛菩萨作如是告白：“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请让我来负担天下众生的业障苦难，请让我来承受世间人情的辛酸冷暖，请让我来延续实践佛陀的大慈大悲，请让我来学习如来世尊的示教利喜。”他以此勉励大家“发愿也如读书，要不断升级，刚开始只发小小的愿不妨，但渐渐的要发大愿，要让愿力不断升华” （《往事百语·愿心的升华》）。因此他希望佛光人要从“信佛”、“拜佛”、“求佛”、“学佛”，升华为“行佛”；能够“行佛所行”，才是信仰的真义，能够“做佛所做”，就是人间佛教的实践。（佛光会理监事会议开示）
　　他举喻阐述发愿的重要：“学佛不发心立愿，譬如耕田不播种，船只没有指南针。种田不播种，如何能收成?航海缺乏指南针，如何渡向彼岸?所以学佛首先必须发心立愿。发心立愿有如时钟上紧了发条，汽车加足了汽油，便能产生前进的动力；又如船只装了罗盘，学生订了功课表，就有前进的目标。” （《佛教丛书·数理·发心立愿》）
　　他以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喻，说明学佛的人要如“春蚕吐丝”，把生命奉献给佛教；要有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以“牺牲小我，成就大众”的愿心为人间带来了光明。他以《华严经》的“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期许佛教徒要培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器识，要修持只求奉献不求报酬的梵行，要有为众生担荷一切痛苦，也能够甘之如饴的愿心。（《大师讲演集（一）·我们求法应有的认识》）
　　他对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护主精神，深表敬佩与推崇。但是他说：“世间行道总有休止的时候，顶多以一生的精力从事于理想的追求；唯有佛教的愿心是无止尽的。”他认为普贤菩萨“虚空界尽，众生界尽……我此愿心，无有穷尽”之伟大长远的愿心，以及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度尽一切众生的愿心，是每一个佛弟子求法必备的条件。（《大师讲演集（一）·我们求法应有的认识》）
　　他强调“愿从心生”，发愿就是“发心”。世间上最宝贵的能源，最殊胜的财宝，不在地底下，不在深海里，不在银行中，不在荷包内，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心”如田，如地。农田必须经过开发，才能播种、耕耘、收成：土地必须经过开发，才能建造楼房，发展企业。我们的心田也必须经过“开发”之后，才能产生无限的功用。因此他鼓励大家要“发心发愿将慈悲开发出来，就能够人我一如，无怨无悔；将智慧开发出来，就能够深入法海，自利利他；将惭愧开发出来，就能够谦冲虚怀，不断进步；将欢喜开发出来，就能够利乐众生，永不退转”。甚至“发心”吃饭，就能吃得饱足：“发心”睡觉，就能睡得香甜：“发心”走路，就能走得长久；“发心一做事，就能做得起劲。生活上的一切都要靠“发心发愿”才能进步增上，圆满完成。（《往事百语·愿心的升华》）
　　他深体“发心立愿可以坚定信心与毅力，可以增长菩提心、提升信仰，使我们的道德、人格臻于至善” （国际佛光会主题演说——（自觉与行佛））。他认为“发心立愿不是佛教徒的专利，社会上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发心立愿。发心，才能把事情做好；立愿，做事才有目标”（《佛教丛书·数理·发心立愿》）。
　　他有感于“发心立愿是成就一切事业的重要助缘与动力，发心立愿就像开采能源一样，心里的能源是每个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大财富” （《星云法语》）。因此他指导大众每日要不断发愿，把发愿当成是一种修行的功课。例如：我愿意孝顺父母，和睦邻里：我愿意奉献自己，造福社会；我愿意牺牲小我，成就大众；我愿意促进世界和平，人民安乐。我愿意当一座桥梁，让大众通行；我愿意是一棵大树，供人乘凉；我愿意是一滴小水滴，滋润众生：我愿意当大地，乘载一切众生；我愿意如日月，给人光明：我愿意如和风，吹拂人心开意解。（国际佛光会主题演说——（自觉与行佛））
　　他曾为新春参加朝山的信徒开示，鼓励大家要发下“新年十愿”：一愿世界和平，二愿中国统一，三愿佛教兴隆，四愿黎民安乐，五愿社会繁荣，六愿人人有德，七愿大众慈悲，八愿恶人远离，九愿善缘相助，十愿福慧增进。（《星云日记·一九九O年一月二十七日》）
　　他把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改以现代的口语来作为自己的发愿：一者礼敬诸佛，我愿自今以后实践人格的尊重：二者称赞如来，我愿自今以后实践语言的赞美：……十者普皆供养，我愿自今以后实践圆满的功德。（《往事百语·愿心的升华》）
　　他效法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自己拟出四十八个大愿：第一，我愿作一只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第二，我愿作一泓清水，荡除垢秽，净化身心；第三，我愿作一个冬阳，温暖大地，成熟万物；第四，我愿作一盏路灯，照破黑暗，指引光明；……第四十八，我愿作一个菩萨，发菩提心，光大佛法。（《往事百语·愿心的升华》）
　　他勉励徒众，同时自我期许：“以菩萨心，发大愿行，常仿佛事，永不休息，只要做一天出家人，就要撞一天的钟，负起震声发啧的责任，上求下化。” （《大师讲演集（一）》）他甚至发愿来生还是要当和尚，他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当和尚，但愿来生，还能再作和尚，甚至生生世世我都要作和尚。” （《传灯》）
　　出家这条路，大师一路走来，始终无怨无悔，有的只是满怀度众的悲心弘愿；因为有愿力，所以他能突破重重困境，故能创建佛光山，继而兴办各种佛教事业。根据“愿心的升华”一文说，早在一九六六年刚买下佛光山时，信徒们看到满山都是野草刺竹，交通又不便利，不禁大失所望，个个都说：“这种地方，谁愿再来!”但是大师不管众人的看法，毅然率领出家弟子同心协力，搬石运土，栘山填沟，终于在愿力成就下，将刺竹遍野的荒山开辟成殿宇辉煌的道场。
　　大师对佛教事业一向有所坚持，从年轻时就希望为佛教办一份报纸、设一家电视台、创一所大学等，这些理想如今也都在愿力成就下一一实现。甚至不只一所大学，而是同时创办三所大学，另外还有十六所佛学院：不止一间电视台，另有多家广播电台；不但办一份报纸，同时又成立《法藏文库》，出版《普门学报》等。因为大师心中有愿，所以无事不成。如他自己说：“我一生弘化，从不强求；凡事只是随顺因缘，尽力而为罢了，从来不企求得到什么。然而世间事只要有心，只要有愿，必能因时因缘而成。” （《如是说·二OOO年十月二十九日》）
　　大师一生的事业都是因为愿力而成就，他为数的愿心也经常感动别人发心护持佛教。早年在宜兰带领青年下乡布教，经常乘坐火车到瑞芳、南方澳弘法，宜兰县火车铁路段段长张文炳受到大师及青年们弘法的热诚所感动，自觉净化社会之责自己也有义务，因此每回火车的启程、速度，都会尽量配合大师等人，让弘法团能顺利乘坐往返。
　　大师一生为数忘躯、为法忘我的故事，一直是他对大众最好的无言身教。例如有一年大师从台东到屏东布教，为了保护一部约二十公斤重的录音机，沿路一直把录音机放在膝盖上。经过五个小时路程后，双腿因此不良于行。后来到医院看病，医师诊断为关节炎，说明必须把双腿锯掉，以免感染致命。大师闻言，心中泰然安稳，毫不激动，反而觉得从此可以安住一处写作，未尝不好?由于大师不以为意，也没有再到医院复诊，后来竟然不药而愈。根据大师自己的说法，或许是常年穿棉毛裤的关系二一OO一年一月十日接受《浩瀚星云》作者林清玄采访，谈“对生老病死的看法”）。其实不管原因为何，此事说明的是，在大师的心中，只要佛法能弘扬，个人的生死何足挂怀?
　　然而尽管大师以无比的信心、愿力，甚至置生死于度外，一生献身佛教，一心只想兴隆佛教，广度众生；但由于外在的一些人为障碍、空间阻隔，乃至时机因缘未具等因素下，仍有一些事让大师感到无奈与引以为憾。
　　一九四八年，大师与一批响应人生佛教的青年学僧到南京华藏寺，住持荫云和尚不但慈悲接待，并将全寺交给大师等人管理。华藏寺原本是一个经忏道场，大师有心改革，因此为华藏寺订立“新生活规约”，明定寺中住众早晚功课正常，三餐饮食定时，不可随便外出。此举引起寺中数十名住众反对，而此时正好智勇法师本来发起组织僧侣救护队要到台湾，后来因故改变主意，大师因此毅然接下任务，率队到台湾。后来大师四处打听荫云和尚的消息，却遍寻不获，直到今日，大师心中一直感到无限遗憾。
　　大师从年轻时便一心想为佛教做事，但教界某些人士一再排斥他，认为有了大师就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尤其中国佛教会始终防著大师，不肯让他加入。实际上大师只想对佛教有所奉献，例如他举办寺院行政管理讲习会，希望促进教界之间的联谊往来：他创办东方佛教学院，有心把学院交给中国佛教会管理，希望为佛教多培育一些优秀人才。然而由于主事者心中的成见，始终拒大师于门外。曾经有人认为，大师一生没能当上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是一大遗憾!大师说，确是一件憾事，因为他有建设佛教的理念与理想，却始终无法一展抱负，确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遗憾。（《如是说》）
　　大师很早就呼吁，佛教要“团结、统一、动员、交流” （《觉世论丛》），才有远大的未来，至今未能实现，岂不遗憾!乃至四十多年前，云林县妈祖宫有意加入中国佛教会，遭到拒绝，大师基于“佛教应该为妈祖定位，就如关公、伽蓝、韦驮、天龙八部、四大天王一样，在佛教里都有属于护法神应有的地位” （《普门学报·当代问题座谈纪实·佛教对“民间信仰”的看法》）。因此挺身而出，但是说项未成，至今仍感遗憾；因为妈祖宫未能成为会员，致使台湾佛教减少四百万会员信徒。
　　大师一心想办一次世界宗教领袖高峰会议，透过宗教力量来解决恐怖分子的问题，共谋世界和平，至今也是未能如愿，更是遗憾。多年前，大陆因为对大师的不了解，曾经拒绝他到大陆，大师虽然遗憾，但是从不灰心，也不会失望：倒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生前一再希望大师对大陆佛教有所贡献，最终还是没能实现，这是赵朴老的遗憾，也是大师的遗憾。
　　趟朴初居士一生倡导人间佛教，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尤其致力于佛教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推动，他对兴隆佛教及促进两岸交流的理念和愿心，与大师不谋而合。两人于一九八六年同时应邀参加泰王六十大寿庆典中结缘，彼此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三年后二九八九），大师在趟朴老邀请下，率领“国际佛教促进会中国弘法探亲团”，踏上阔别四十载的祖国乡土，展开台湾佛教界第一次在大陆的公开弘法活动。此行不但为海峡两岸的宗教、文化、学术交流做了一次很好的开端，两人更因此成为莫逆。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满耕法师曾在《普门学报》第二十二期发表一篇（星云大师与赵朴老），文中对于两人的相知相惜，以及对两岸佛教的推动，有很深入而生动的描述。
　　在佛教里有谓“莫嫌佛门茶饭淡，僧情不比俗情浓”，实际上大师一生，由于他有与人为善、从善如流的性格，欢喜结缘，加上满怀为教的热忱、悲愿与理想，因此从年轻时就受到教界多位长老如慈航法师、妙果老和尚等人的赏识、爱护：走逼世界各地，更与各国的教界人士结下深厚情谊。例如，日本佛教会国际部部长岩本绍典，他与大师在一九七四年大师率团到日本访问时结缘，当时虽只短短几天的相处，但当大师结束行程，即将回国临别之际，他把身上所有能掏出来的东西，二送给大师，可见两人之投缘。大师与曹洞宗的馆长丹羽廉芳也是交谊深厚，每回大师到日本访问，或是他本人到台湾，两人相见时的欢喜之情，已经毋须言语表达。
　　二OO三年大师到汉城弘法，松广寺住持菩成老和尚不畏强烈台风，从顺天搭乘五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汉城与大师会面，一见面两人就相互行礼，虽然语言不通，久别重逢的欢喜之情尽在不言中。
　　大师与菩成长老、丹羽廉芳、岩本绍典等人的情谊，不但不受语言障碍，而且超越国界与年龄的距离，他们彼此相知相惜，结下生死不移的法缘。由于他们都有为教的共同理念，因此在一九七八年日本主办第十二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时，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因办事人员疏忽，没有完成报名手续，本来已被排除在参加团体名单之外，后来大师与圣印法师到日本接洽、补救，就因大师与岩本绍典熟识，因此得以重新报名通过。当时消息一传回台湾，未等大师等人回台，中国佛教会已决定好参加社会人员的名单，其中没有圣印法师，也没有大师。圣印法师因此语带戏嘻的对大师说：“我们在前线作战，他们在后方分赃。”然而大师一点也不计较，他说：“我不懂日文，不必参加也很好。” （《如是说》）
　　大师凡事以大局为重，不念旧恶，不计前嫌，凡事往好处想，他总觉得人生的路很多，此事不能做，还有其他许多事可以发心。在大师的心中，只要佛教能兴隆发展，个人的委屈又何足挂齿。只是对于佛教界一直无法团结合作，他认为“同归于尽”、“玉石俱焚”，这是思想上的愚痴，应该改进，因此撰文呼吁“不要同归于尽” （《往事百语》）。
　　大师为了弘法，不但不计个人得失有无、荣辱毁誉，尤其他不怕困难，一生都在与困难挑战。一九八O年佛光山指派慈庄法师与依航法师代表常住到美国建寺弘法，因久久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弘法工作陷入胶著，大师于是与心定法师亲自到美国，每天开著车到外面寻找，后来终于在加丁那地区找到一间教堂。当时身上仅有五百美元，根本买不起，但大师运用智慧克服困难，顺利买下，成为佛光山在美国弘法的第一站，并且展开美国的弘法之旅。
　　之后筹建西来寺时，因经济窘困及受美国法规的种种限制，尤其先后经过六次公听会、一百三十五次协调会，可以说历尽千难万苦，最后终于一一克服，成就了第一座佛教国际化的十方丛林。
　　大师勇于突破困难，尤其勇于革故鼎新，如他在《往事百语·勇敢的一面》一文中谈到，初到台湾时，感于佛教需要提升素质，才能广度众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发展创新，才能与时俱进，福利社会；佛教需要青年参与，才能发挥光热，照亮世间；佛教需要创办事业，才能培养人才，自给自足。但当时老人当权的软界不能忍受这些主张，保守闭塞的民风也无法理解这些观念，于是信徒扬言不资助他以求自保，教界人士放话要杀他以杜绝后患。但大师深信佛祖不辜负人，尽管没有人支持，他还是“敢”于口宣笔书，主张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艺化、生活化；尽管自己没有饭吃，他“敢”于开办免费的国文补习班、歌咏队、佛教学院、大专佛学夏令营，吸收优秀的佛教青年；尽管蛮不讲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于他，他“敢”于付诸行动，破除佛道不分的陈年积弊：尽管不明情况者唇枪舌剑问难于他，他“敢”于出面应对，怯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阴霾；尽管没有地方安单，他“敢”于各地行化，宣扬妙谛；尽管身无分文，他“敢”于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为他“敢”于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因此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宝岛开花结果。所以他说：“敢，是发心，也是担当；敢，是勇“，也是智慧。”
　　所谓：“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无上道。” （《大方便佛报恩经》）大师的勇敢，其实代表的是一分为数的愿心与理念。他曾说：“有理念就有愿力，有愿力就能成功。”大师成功的理念，诸如：
　　（一）不作焦茅败种。
　　（二）“无用”不要紧，但不能“无明” 。
　　（三）不要向别人要求什么，要问自己能给别人什么。
　　（四）对不悦不喜的人，要懂得“珍惜” ，就如打篮球，要感谢有对手，球赛才玩得起来。
　　（五）做人要如滚雪球，不要如吹“球；做事可以失败，做人不能失败。
　　（六）世界是属于勇者所有，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的事，就要敢说、敢做、敢想、敢为，才能突
　　破难关，有所作为。
　　（七）一个人的心量有多大，成就便有多大；愿力有多坚，力量就有多强。
　　（八）过头的饭可以吃，过头的话不可以说；凡事讲清楚，说明白：“假相”要能随来随遣。
　　（九）人可以不同意他人的意见，但是不能不倾听他人的心声。
　　（十）拒绝要有代替。
　　大师认为“观念就像种子，播了什么种，就结什么果，所以学佛修行，建立正确的观念最为重要” （《如是说·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大师有很多很好的观念与性格，例如他主张：
　　（一）有钱是福报，用钱才是智慧：凡事不一定要用金钱去堆砌，要用智慧去庄严。
　　（二）要明理，不要光足说理：明理才能从善如流。
　　（三）人要守信，许下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四）受冤枉委屈要想当然尔，受苦受挫也能不以为意。
　　（五）不计较别人的伤害，只要对方肯认错，总想吃亏就是讨便宜。
　　（六）小事要能随缘随众，与人为善：大事要坚持原则，顺势应理。
　　（七）对任何成败不要太介意，要能举重若轻。
　　（八）弘法度众不可灰心，要有锲而不舍的性格，越是困难挫折，越要视之为逆增上缘。
　　（九）凡事不一定非我不可，但当好事别人不做时，必要直下承当，舍我其谁!
　　（十）不叫苦、不喊累、不怕难、不灰心，要善于转化逆境为力量。
　　此外，大师心中不著相，他觉得“什么都是我的，什么也都不是我的”，他把光荣归于佛陀，把成就归于大众。他不比较、不计较，不怕事、不诿事，矢志把欢喜布满人问。对于世问的有和无、穷和富，在他看来都是一样。初人丛林时，一封家书几年都寄不出去，因为没钱买邮票，但他不以为苦；来台后，唯一的一件长衫，欣然送给煮云法师，他也不觉得自己贫穷。他给得起，也受得起；他不怕吃亏，觉得吃亏就是占便宜，甚至主张“给人利用，才有价值”。他是新文丰出版公司最初的股东之一，却被另一名股东将权利让赠他人，他从来不计较；他是智光中学创办人，却一再被排挤，甚至想将他从董事名单中除去，他也随缘无争。他坚持理想，想做的事，必定努力培养因缘，矢志完成。
　　他“不要钱”，信徒供养红包，他宁可他们购买佛书，流通佛法：他从来不想沾别人的光，也没有想过要人家的钱，一心只想布施，跟人结缘，他说：“我跟别人结缘，人家自然也愿意跟我结缘；我没有别的本领，只有用感动、用佛法、用真诚的心跟人家结缘。” （《星云日记》）他看到别人有了困难需要帮助，总是不求回报的尽力资助，而且钱一旦出手，就当成是布施，从来不曾有“再要回来”的念头。
　　他一生没有假期，也没有专用的办公室，经常路上办公，分秒必争，所以提倡“人生三百岁一。他善于创造因缘、随顺因缘，懂得顺势而为，但是也很有耐心等待因缘成熟。设大学、办报纸、成立电台等理想，都是年轻时就定下的目标，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成就，但是他一以贯之，不曾改变。
　　他凡事以大局为重，做事有组织、有计画、有前瞻性、有魄力，识大体而且很实际。一生虽然自期做个佛教的评论家，不以建寺当住持为愿，但因现实需要，还是建立佛光山僧团与佛光会教团，成为实现理想的后盾。
　　他从来不曾骂过信徒，待人亲切有礼，凡事替人设想周到，给人有充分被尊重、受礼遇的感觉，因此一生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争著希望为他服务，甚至以能和他一起工作为莫大的荣幸与快乐。
　　他自谦自己没有什么才华，但自觉自己有慈悲、有发心、有耐力、有勤劳、有随缘、有坦诚、有合群、有惜福、有惭愧、有感恩、有明理、有担当；相对的，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压力、有危险、有困难、有忙碌、有是非、有寒热、有荣耀、有委屈、有时差、有空距、有灰心、有缺乏。
　　他有“与时俱进”的思想，他所提倡的“现代化”，无非是希望布教方式能适应时代潮流，所以主张传统佛教和现代佛教要能融和起来。尽管有人批评他太现代化，但是他认为“现代”是适应、进步、契机、美好的意思。他举例：南、北韩的往来，海峡两岸的交流，欧美各国经济上竞相发展科技、政治上讲求自由民主：乃至过去中华民国政府提倡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甚至中国大陆也提倡“四个现代化”，无非都是为了走向现代化。太空梭把人类送到月球，更是现代化的成就；苏联的戈巴契夫所以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因为他的政策朝向自由民主的现代化发展；东、西德的统一，都是具有现代化意义。（《星云日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在“现代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避免的潮流下，他积极致力于南北传佛教的融和，以及显密融和、禅净融和、僧信融和、两性融和、出世人世融和等，而且都已获致具体的成果。
　　他的眼光永远瞻望未来，他能综观全局，洞烛机先，他对当代的现况有意见，对未来的发展有看法，尤其能提供整个大时代的发展方向。今年二一OO五）四月，他应大陆国家宗教局之邀，到海南岛参加“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成为大会指定发言人之一。会中提出四点建言：以共识增加团结、以包容促进统一、以会议发展交流、以政策强化整合。与会大众闻言，咸表此乃一针见血之高论。另外针对四月问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应邀出访中国大陆的“和平之旅”，他在接受凤凰卫星电视台专访时表示：“这是中共的开明，是国民党的春天，是民进党的转机。”
　　他的身心血液时时与时代的脉搏共跳跃，他创办《人间福报》固然是为了弘法，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藉此让佛光山的弟子能掌握时代脉动，懂得关怀人群，培养国际宏观。
　　除了思想的开阔、眼界的宏观以外，大师尤其具有识人之明，而且很肯给人因缘，让人发挥所长，因此一生成就许多人才。早期在宜兰弘法时，有位宜兰通信兵学校军官朱桥先生，皈依大师后不仅执弟子礼，甚至视大师如父亲。偶然的因缘，大师发觉他有编辑才华，因此主编《《千日佛教》、《觉世旬刊》时，特别请他帮忙。每次到道场，大师亲自为他倒茶送水，有时编到深夜，大师亲自为他准备点心，同时陪在一旁，直到工作完成。朱居士对美工编辑有其独特风格，例如版面适度留白，呈现空间的美感；利用花边设计，增加视觉效果；透过字体变化，突显文章内容的重要性等，这些创新的手法对当时的杂志编辑都是一大突破。后来朱居士被政府挖掘，主编幼狮文艺杂志，带动当时杂志界的编辑水准随之提升，朱居士贡献很大，而发掘人才的幕后英雄就是大师。
　　名画家李自健先生尚未成名之前，在美国因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会长吴剑雄先生介绍而认识。大师第一次看到他的画，觉得很温馨，很有人情味，与人问佛教同样有人间性，因此请他画一百福“人情味”系列画作，不但事前提供住所，让他安心作画，事后还协助他开画展，因此一炮而红，一夕成名。至今李先生仍感念在心，他总说：“若无大师，就没有今天的李自健。”
　　大师爱惜人才，对于弟子凡有所长，无不鼓励并给予因缘继续深造。甚至对于社会上一些学有专精，但未被发掘的人才，也无不全力提拔，除了李自健以外，大师也曾提供画室给高尔泰作画，并为他开画展，让他的才华得以受到世人肯定。此外，大师提供中国大陆奖学金、赞助有心研究佛学者之研究经费，乃至接受美国钱思度博士安单在佛光山，并请专人指导其论文写作等。
　　大师很有慧眼，很会识才、爱才、用才、惜才，而且“用人不疑”、“充分授权”，总能给人空间尽情发挥。他请龚鹏程先生当南华大学校长，事前并不认识，只打了一通电话就讲定。后来陈淼胜先生继任南华大学校长，之前也不认识，后来才慢慢有了接触，但是一旦讲定，大师就会放手让人去做。西来大学聘请陈乃臣先生任校长时，大师也一再叮咛时任西来寺住持慈容法师，一定要全力支持陈校长。
　　大师善于“给人因缘”，也乐于“给人因缘”，他说一般人讲“放生”，最重要的是“放人”，能够给人生路、给人因缘，这才是积极的“放生”，也是最大的“护生”。（《普门学报·当代问题座谈纪实·佛教对“生命教育”的看法》）
　　大师一生，除了愿心大，他乐观喜悦、积极进取，他有很多一般人所难具备的人格特质，这些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大师宽以待人，对自己则是刻苦自励，精进不懈，他每日忙于弘化之余，不忘读书、写作。二OOO年《人间福报》创刊，他在头版发表（迷悟之间），连续三年后又以（星云法语）继续至今；他为《普门学报》撰写论文，出版各种著作，并为报章杂志写稿，平均日述万言，从未间断。
　　大师的毅力更是异于常人，他于一九九五年心脏开刀后，遵照医师所嘱，每日步行一万步，不管写作、讲说、会客再忙，仍坚持完成日课，对自己要求甚严。
　　大师不管做任何事，无不全力以赴，例如二十一岁担任白塔国小校长，一个月的时间就让整个学校焕然一新，令人刮目相看。他说当时的心态是：“既然要做，就要做出一番成绩来!”这也是他数十年来从事弘法工作始终不变的坚持。
　　有一次，大师的同学煮云法师对他说：“你好像足一块大磐石，哪个人想动你是不容易的!”大师说：“当时听了，心想，真是这样吗?那么我就来做个大磐石吧!” （《如是说》）
　　大师善于转化，遇到困难挫折、屈辱难堪时，很能转境。例如当初到宜兰雷音寺弘法，寺中有位林松年居士，能力强，做事效率高，是大师工作上的好帮手。但是为人强悍无礼，每次到寺里找大师，从来不曾敲门，总是一脚踢开房门，看到大师在里面，就说：“喔，法师在啊!”
　　当时大师以客请身分应聘到雷音寺，每月支薪三百块，每次领到薪水，大师以一百五十元买卍项链，送给来寺发心的年轻人，因为当时信仰基督软的青年几乎人人佩带十字架项链，大师为了弘扬佛教，因此也买卍项链送年轻人。剩下的一百五十元就资助当时尚未出家的慈惠、慈容、慈嘉法师等三人到台中进修幼教。
　　一日，大师到林松年家谈事，林松年问：“你是不是有拿钱给优理（慈惠法师）她们?”大师据实回答：“有!”林松年一听，生“的往桌子上大力一拍，并且骂道：“你要死啊!你怎么可以给她们钱。”
　　大师当下只觉得为佛教感到难过，因为当时基督教组织“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正大力裁培青年，为何佛教连资助三个年轻人进修幼教都不行。因此回寺后动念想要离开宜兰，他觉得宜兰的佛教没有办法。就在此时，台南有位慧峰法师，因与信徒意见不合，愤而远走新竹，事后台南信徒请了四部小包车，热闹轰轰的到新竹把他接回。大师心想：“我不能也让宜兰信徒雇四部小包车把我请回来啊!算了，为了佛法，就忍一下吧!”因此打消去意。
　　大师说，这一忍对他的修行功力至少增加二十年!因此他很感谢宜兰信徒给他的磨练，比起当初在大陆所受的丛林教育对他的帮助还要更大，因此他总对徒众开示说：“在修行的路上，唯有忍，忍，忍：不忍，则道业无以成!愿，愿，愿；唯有发愿，才有未来。” （《如是说》）
　　大师自承：“从小我就自我训练忍耐力，忍之再忍，愈挫愈勇。从忍中忍出了担当，忍出了化解的方法，忍出负重不推却，忍出如何排解不平等。” （《星云日记》）又说：“学佛就是在学忍耐力、信仰力、慈悲力、道德力、惭愧力、智慧力，有了这些力量，世间上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事。” （《星云法语》）
　　大师待人“慈悲厚道”，欢喜“与人共享”，处事“公平公正”，随时“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一生“守时守信”、“有情有义”、“不拒不求”、“无我无私”，他的人生观是“以无为有”、“以空为乐”、“以众为我”、“以教为命”，他奉行“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对我错”、“你乐我苦”的人生哲学，他对自己“不忘初心”、对社会作“不请之友”、对同道“不念旧恶”、对社会“不变随缘”，他以“平等观”提倡“男女平权”、“僧信平等”，大大提升了比丘尼地位。他一生做事都是先求有，再求精；不是有了才去做，习惯“以无为有”，他凡事“做时全力以赴，结果随缘无求”。
　　大师尤其善于利用“零碎时间”，他早年经常在宜兰、高雄往返来回的火车上写作、编辑，尤其他总是利用夜间乘车，以便隔天回到寺院又可以开始工作。大师一生都是如此善于利用时间、争取时间，以便从事更多的弘法工作。
　　《缁门崇行录》说：“如非拜佛，不妄行一步；若非看经，不多点一灯。”大师一生，若非弘法，平时不肯轻易走出山门一步。但因为目前佛光山在国内外有二百多所寺院道场，以及佛光会有二百多个协会，乃至各国的大学、社团等，也经常邀请大师前往弘法，所以经常在一个月之中，不只台湾南北往来好几次，甚至北半球、南半球来回二、三趟。作家林清玄有一回心血来潮，根据大师的日记，把他一个月的行程在地球仪上标示出来，他说：“如果每一期把大师的行程画成地图，就会发现，历史上没有一位师父为了弘法，曾走了那么多的路。” （微笑与感动——星云大师讲演集／《普门杂志》，一九九三年一月）
　　大师每到一地，都是行程紧凑，一站接一站，经常还来不及喘一口“就要上场，有时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就已被人推上台。但由于大师从小在丛林里受过“不见不闻”的教育，练就他善用身体感受、用心灵体会的功夫，他善于察言观色，一到现场，只要眼睛稍微看一下，就已知端倪，一件事，别人大略叙述一下，他已能知道其中原委，所以每次都能及时进入状况，绝非胡混过关。
　　大师有很多说法、想法、看法、做法，都颠覆过去一般佛教给人的印象，例如，主张寺院要对信徒添油香。他认为南传佛教主张法师不可以对信徒布施，有违“财法二施，等无差别”的教义；佛教基本上能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为何不给?他举譬：能干的主管，什么都OK，因此希望奉行大乘菩萨道的人，要什么都能。大师对生死观有很积极的诠释，他形容死亡如同搬家，再换一个新的身体，“乔迁之喜”，应该感到高兴才是。他把过去一般人以为苦的、难的、不欢喜的，说得让人觉得很有希望、很有未来，即连死都不再是悲伤的事，这就是“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
　　大师一生倡导“尊重与包容”，尤其在宗教信仰上，其本身从来不曾因苦或难而动摇过对佛教的坚定信仰，但是他主张对其他宗教应该尊重包容、交流往来，甚至对于具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都能从“净化”、“提升”的立场给予定位。他认为信仰宗教能够“正信”最好，不能正信时，“迷信”也不错，迷信至少还有个信仰，连迷信都没有的人空无所有，最为贫乏。所以他说：“正信”比“迷信”好：迷信比“不信”好：不信又比“邪信”好。
　　大师甚圣主张一个人可以信仰两种宗教，他的想法有时候看起来很另类，但其实大师所有的创意，都是希望佛教能干年万古的永远流传，都是为了正法能亘古不灭的恒住世间。大师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透过佛教化导世间，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恶人、没有欺骗、没有恐怖的世界。他曾说：“自由民主诚可贵，和平与幸福安乐更重要。”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接受《朝口新闻》记者吉田实访问）他觉得太虚大师五十岁寿诞的自叙“……我寿如海腾一沤；愿令一沤撄众苦，宗亲国族咸遂求；世人亦皆止争杀，慈眼相向凶器丢；沤灭海净普安乐，佛光常照寰宇周”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愿心与自己很能相应共鸣，所以几十年来每逢母难日，总会习惯念它一遍。甚至为了实现此一愿景，大师用一生的时间力行实践，从愿心的实践中，大师的人生因此更加扩大、升华，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余子先生说：“星云大师的愿心是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躬身实践中逐步升华的，这同时也升华了他对佛教的理解，坚定了他弘扬人间佛教的信心。” ；曰门学报·遍布欢喜的人间佛教——读《往事百语》）
　　其实，佛教讲“信心易发，恒常心难持”。愿，人人都有，只是有的人“发长愿”，有的人“常发愿”，有的人发大愿为国家为人民，有的人发小愿为个人为家庭。《楞严经》说：“因地不正，果遭迂曲。”发心立愿要合于《大乘起信论》的“大” 、 “正” 、 “圆” 、“真”，要能不受世间物欲、名位、权势所诱惑，甚至不管遭遇任何艰难困苦，即使攸关生死，也绝不忘失自己的誓愿，一心只为求证无上菩提，只为救度众生出离生死洪流，如此发愿，才不会偏离正道。
　　大师一生，只要对佛教、对众生有利的事，一经决定，即使碰到挫折困难，也永不改变。他曾经处于一无所有，万分苦难的窘境，但从不悲观、不失望，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一时的，只要目标确立，现实总有改变的一天。因为他有为数的愿心与毅力，所以能“心甘情愿”的忍受各种委屈、不平，进而转化为力量，成就各种事业；因为他有弘法的愿景与热忱，所以遇到障碍、阻挠时，总能坚此百忍，更加勇往向前，因此能够突破困境。大师一生的事业，可以说都是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成就的，从中亦可见其勇敢坚毅、乐观精进、奋发向上、教厚宽容、慈悲智慧、愿深量大／／水不灰心、锲而不舍等等人格特质。
　　以下试从几个方面，说明大师不同于一般人的为数愿心：
　　（一）从个人到大众
　　大师提倡人间佛教，人间佛教“以人为本”，因此凡是对众生有用的法门，无不努力弘扬，只要对大众有益的事，莫不尽心去做。今日佛光山所有的弘法事业，举凡道场、大学、电视台、报纸、图书馆，乃至养老育幼等各项文教、慈善、活动，无一不是针对信徒大众的需要而创办，而且只要是为佛教、为众生，大师无论做什么，都要求很好、很大、很多、很美。
　　曾经有人问大师：“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这么卖力?这么精进不休息?”大师说：“不为什么!只因为：我为佛教、为众生，要大、要好、要多、要真、要美，凡是我想要的，无不全力以赴。” （《星云日记·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相对的，有些人做事不要求好，不要求真、求美，大师为这种人取名曰“半人”。意思是不健全，只有一半像人；因为不健全，所以才会寺院不要大、度众不要多、做事不要好!
　　大师认为，学佛的人要发菩提心，有菩提心的人一定喜欢圆满。如何才能圆满?要“上品上生”，要“究竟涅槃”，才是圆满!过去诸佛菩萨之所以能成为诸佛菩萨，是因为他们“不成无上正等正觉，誓不离此座”、“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因为他们要大、要好、要多，故能成佛。因此大师勉励弟子，要胸怀法界o／心中要有佛教、有大众，不能有住小山的思想，不要做个小根小器的焦芽败种。（《星云日记》）
　　大师经常打趣：“人是一个、命是一条、心是一颗。”意思是说，为了佛教、为了众生，他愿意奉献自己的身心生命，因此平日所做，无一不与大众有关，凡是有利于众人的事，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好坏、有无。例如今年四月应马来西亚国家画廊之邀，前往举行““觉有情”星云大师墨迹世界巡回展”，事前大师一再谦称自己的书法写得不好，还是不要丢人现丑的好。后来徒众告诉他“有些句子对现代人很需要学习”，他一听是大众的需要，也就欣然应允。
　　大师一心二葸只想为人服务，例如一九八九年率领“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探亲团”回大陆，虽然是探亲，实际上他在扬州老家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与久别的母亲讲话不到五分钟，可以说完全没有私人的时间。正如他所说：“每天我都是以他人的需要在过日子，没有一分钟属于自己；而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奔波”只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满足大家的愿望。”（《星云日记》）
　　其实，大师不只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一生尤其不喜欢给人留有遗憾，凡事给人欢喜；为了让每个人都欢喜，因此不得不经常“委屈求全”。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台北道场为大师安排一场“素斋谈禅”，台中的东海道场则请大师主持“记者招待会”。两个地方同时安排在中午十一点开始，因为时间冲突，彼此相持不下。大师向来给人欢喜，所以决定两个活动都参加。他先在台中主持记者招待会，吩咐台北道场的素斋谈禅十二点报到，十二点三十分之前带客人参观，大师预计用餐时间赶到，与大家讲话。终于，中午十一点四十分大师在台中跟记者讲完话，随即驱车北上，下午一点半抵达台北道场，圆满双方所愿，大家皆大欢喜。
　　大师多年来一直有个观念：“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他说：“因为“你很重要”，所以我必须迁就你；如果“我很重要”，我就不会迁就你，如此就会有纷争。所以常常有人说我很忙，就是因为我不重要之故。因为我不重要，大家都很重要，所以我必须为大家而忙。也因此我一生都在“别人重要，我不重要”中而忙，但是虽然我不重要，却很有价值。尤其我倡导“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就是不分你我，因此即使别人的事，我也乐于参与，率先以身作则。” （《往事百语·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
　　大师一生不但没有个人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大众；尤其他没有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只要有益于佛教、有利于众生，即使不喜欢，也会去做。例如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的日记上，大师自问自己一生究竟对什么最有兴趣?于是他作了如是一番回顾——
　　在文化方面，二十岁还没有离开佛学院，就经常舞文弄墨在各报纸副刊投稿。离开佛学院后，和智勇同学用油印编印了十八期《怒涛》月刊，曾获大醒法师编的《海潮音》誉为“佛教又多了一支生力军”!徐蚌会战前，还一度为徐州的《徐报》编过“霞光”副刊。到台湾，编《觉群》，为《觉生》、《菩提树》、《自由青年》、“中央电台”写稿，前后主编《人生》月刊六年，每期都写两三万字文稿，及至《《“日佛教》 、 《觉世旬刊》 、 “佛教文化服务处”、《普门杂志》、《佛光学报》、“佛光出版社”、“佛光大藏经编纂处”等。写稿的辛苦，改稿的烦人，多少的晨昏，多少的深夜，没有拿过稿费，没有得过鼓励，这是为佛教文化兴趣呢?还是不得已为佛教的一片热心呢?
　　在教育方面，自从二十一岁担任白塔小学校长后，二十五岁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由台湾省佛教会主办的佛学院）教务主任，而后创办光华文理补习班、民众补习班、智光中学、普门中学、寿山佛学院、东方佛教学院、丛林大学、中国佛教研究院，而至佛光山丛林学院、台北男众佛学院、国际佛学院，甚至在美国创办西来大学。
　　为了办教育，三更半夜在山门口等北部外请的老师驾到，经费不足，甘愿到殡仪馆通宵诵经来增补学院的开支，学生没有恒心，退学，甚至溜单。多少的叹息，多少的无奈，数十年来，是对教育的兴趣呢?还是只想尽量为佛教成就人才的心愿呢?
　　弘法方面，从乡村到国家会堂，从军营到监狱，从工厂到学校，从寺院到讲堂，从家庭到机关，从国内到国外，从广播到电视，至少讲了干余场以上。从小读书不多，为了佛法大众化、通俗化，多少的深思，多少的揣摩，有时拜佛，祈求佛陀加被智慧：有时静坐，以期思虑清明。可以说为了弘法讲座，海陆空行脚无定：为了上课讲演，搜索枯肠，食睡难安，这是为弘法的兴趣呢?还是尽一点弘法利生的责任和荷担家业呢?
　　慈善方面，自觉自己有慈悲的性格，一九五二年的花莲大地震，自己连公共汽车都乘不起，却到处为花莲震灾而劝募；韩战时，募集医药送往韩国；越战后，支援购买难民船，抢救越南难民；多少次台风之后，和黎元誉先生抢先到灾区运送食物。就如去年二一OO四年）孟加拉和大陆水灾，除了发动佛光协会会员捐助外，自己也倾其所有，各捐了一万美元；和潘孝锐先生合作，在美国帮助大陆留学生的奖学金，奖助的名额已不止一百名以上，甚至慈济功德会初创，那时佛光山开山不久，在万分拮据下，仍慨然捐出新台币十万元。
　　在佛光山，先后创办救济院、养老院、孤儿院、诊所、云水医院、公墓等，多少的诚心，多少的奉献，点点滴滴，血泪的输诚；片片依依，馨香的祝福。这是对慈善事业的兴趣呢?还是尽一些佛子的慈心悲愿呢?
　　行脚云游方面，多年来到过许多地方，日韩佛教的访问不止十次以上，星马泰弘法也有多次，八去欧洲，六朝印度圣地，十去澳纽，三去非洲，走遍美加的东西南北，也看过中国大陆的壮丽河山。每到一地，虽不够自许是散财童子，行大布施，但广结善缘，随喜功德，确能做到。所到之处，不是建寺度众，就是成立佛光协会，加强信徒联谊。你说欣赏风景，但大都外出，花了机票，旅途劳顿，只是陪人照相，供人摄影，多少的牺牲，多少的委屈，心愿已供养十方，酸苦却藏于心底。这是对旅游的兴趣呢?还是盛众妙华供养十方佛国的性格呢?
　　最后大师所下的结论是：“文化、教育、弘法、慈善、行脚云游等，都不一定是我的兴趣，回想起来，那只是责任感罢了。” （《星云日记·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
　　大师不但以身作则，为法奔波，为众而忙，他也一再开示弟子：二个人可以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但是心里不能没有大众。” 二个人如果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水远不会快乐。” （《往事百语·不要同归于尽》）他以《维摩经》的“佛道在众生中求”，希望佛光人要做到“佛教第一，自己第二；大众第一，自己第二”。他认为：“凡是具有圣贤“质的人，都是把大众的存在建立在自己之上；凡是自私的俗人，才会忽视大众，注重自己。” “大众就是我们的法侣，没有大众，不能办事；没有大众，不成僧团。爱护大众的人，才是尊重自己的人。” “没有大众，就没有佛光山；没有大众，就没有个人。佛光人应尊重大众，不可匆视大众：应容纳大众，不可排除大众。” （《怎样做个佛光人》第一讲）
　　进一步，他期勉：“佛光人的作为，不可以只为个人的福乐打算：凡有所作，总想到团体。佛光人不能孤芳自赏，应该顾到团队精神：佛光人应有大我的观念，应有共同的法则、制度，共同所信，共同所依，才能共创“人间佛教”。” （《怎样做个佛光人》第十五讲）
　　由于大师“心怀度众慈悲愿”，时时以众生疾苦为念，为了解除众生的生老病死苦而创办文化、教育、慈善等各种事业及活动。但是相对于为佛教、为众生而求大、求好、求美，大师个人平日生活则崇尚简单朴实。多年前大师接受《中央日报》访问时曾说：“生活中，只要有一张桌子、一杯茶水、一份报纸，人生就满足了。”后来《中央日报》一直将这句话做为广告
　　大师生性淡泊，自奉甚俭，但是他待人热忱，处处替人设想，凡事给人欢喜。大师平易的处众行仪与俭朴的生活习惯，一直让弟子、信众感动，而且传为美谈，例如：
　　1、大师一生对“吃”很不著意，三餐经常以茶泡饭，一饭一菜一汤，一生一以贯之，即使再丰盛的一桌菜，他也只是简单的吃前面一、二样：酱瓜、豆腐乳，是他一生所爱。平时从不要人煮什么菜给他吃，总是“你煮什么，我就吃什么”，但对道场的斋饭，他认为这是度众的法门，因此要求徒众不可轻心慢心。大师其实很精于烹调，从小家乡有人请客宴会，父亲总会受聘前去帮忙，因此大师对素食弘法，不但有理想，而且有家传。
　　2、大师生性不好买，东西愈少愈好，而且简朴，只求适用就好。在佛光山刚开山的二十多年中，大师客厅里的椅子，都是捡自信徒搬新居后不用的旧家俱，他一用就是几十年。一生奉行“清贫生活”，自己直到二十六岁才拥有第一个皮箱：但一生有一个所好，每次经过机场，总会想要买个东西送人，总计不知买过多少皮箱跟人结缘，但从未想要自己留下一个。
　　3、大师在一九八五年从佛光山住持退位时，很多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记者，大家莫不好奇想要知道大师退位后住在什么地方，结果发现竟是住在走廊上。甚至平时睡的地方，一遇有师友如月基、实泉法师等人来访，大师总将床铺让出来供他们安住，自己却睡在阳台上。
　　4、大师所乘的车子都是国产车，有一次参加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的告别式，车抵现场，负责接待的赖处长不敢向前开车门，因为他不敢相信星云大师所乘坐的是这种车子。
　　5、大师平时在国内南来北往，到处弘法，他不劳驾信徒接送，都是自己“限时专送”，甚至“快递” （守时）而到。走遍世界，所到之处，尤其不喜人到机场迎接，也不准请吃饭，他曾立下“四不”：一不迎接，二不送花，三不拉布条，四不请吃饭。成为佛光山派下道场的戒律。
　　6、大师的鞋袜、衣服，经常有补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寒热温带，走遍世界，只要一件夹袄，就是全部的家当。
　　7、大师平时云游世界弘法，所到之处，信徒都是安排总统套房，但除了晚上睡觉的一床一被之外，其余都是原封不动。在大师六十岁生日时，信徒送了一张床，大师放著不睡，宁可睡在地下。
　　8、大师一生不喜物累，从栖霞山到焦山佛学院读书时，原有的东西一样也没带走，悉数送人：从焦山到大觉寺，依然就地结缘。正如徐志摩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孑然一身，潇洒自如。甚至从南京到台湾，虽然此去前途未卜，但是他毫无挂碍，身边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带走，只是交待：所有方的，送给弟弟；所有圆的，送给同学。
　　9、大师一生不注重个人拥有，从来没有自己的房门钥匙与私人抽屉，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他只求有一个桌面，可以用来办公、看书、吃饭、会客。
　　10、大师从创建佛光山到西来寺，再到南天寺，都不是为自己而建，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寮房在哪里”?直到心平和尚担任宗长数年后，才想到为大师建一问开山寮。但他一生总是不断在为功德主设想，让他们回山有地方可以活动、休息，所以建檀信楼、功德主会等，甚至为回山的徒众设想，让他们回山有个地方可安顿，所以每人有一张桌子、一把钥匙。
　　11、大师天生有“给人欢喜”的性格，对于信徒上山，总习惯要给人一些佛法，一些欢喜带回去：“大佛法语”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设立的。
　　12、大师指示，佛光山派下的道场不能只有佛殿，还要有客厅；不能只有客厅，还要有教室；不能只有教室，还要有阅览室……，道场要成为信徒的人生加油站，更要让信徒到了寺院有“回家”的感觉。
　　13、大师心中有人、有时空，每次集会，自己早早就张罗好场地、排好桌椅。带人参观，人还未到，总会叮咛主其事者要开灯、开门。
　　14、大师从小养成的习惯，晚问洗澡时，为伯水声吵人，总用一条毛巾包住水龙头，让水顺著毛巾流下，以减低声音；走路说话，也总是轻声慢语；只要一出房门，穿戴整齐，一生极重威仪。
　　15、大师欢喜与人分享，有东西绝不会自己独享；自己所有，不吝喜舍，尤其欢喜送人好
　　圭曰。
　　16、大师一生奉行“对人好”，只要用餐时间看到徒众进门，不管大小，总会招呼用餐。讲演时，看到有人没位子坐，心中就挂碍，总要想办法让大家都能坐著，他才安心。
　　17、大师一生守时守份，不肯接受信徒送红包，要供养可以，请他们订报纸、买佛书，或参加百万人兴学活动。有时信徒送再大的红包，转个身就忘了；买他一本书，几十年后依然记得。他总告诉信徒，送红包就等于减弱了自己的地位，表示没有办法来往，只有靠著送红包来做为桥梁。他鼓励信徒与他之间应该重在佛法的来往，重在接心，尤其为了佛法的流通，他所有的著作，只要出版社有意愿，总是不计个人权益，充分授权出版。
　　18、大师早期所买的车子，都足大型车，主要是为了弘法，为了大众需要而买，所以他是如实在实践“以众为我”的人生观。
　　总之，大师一生从没有想过自己“要什么”，凡事以大众的需要为前提，而且他一生的成就可以说都是“不要而有”，尤其“不要钱”更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创办人间卫视不播广告、南华大学初办时不收学费等；甚至创建佛光山也不是有钱而建，而是在“没有钱”，是“不要钱”而建设起来的。如他所说：“因为我不要钱，不拥有钱，钱来了，觉得都是十方信施的，要把钱用了，才能发挥钱的价值；反之，如果有钱，人都有贪心，就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就要积聚，就不能创建事业。” （《普门学报·星云大师十二问》）
　　“不要钱”的性格并非人人都能养成，有的人不要钱，是因为没有钱，当然不要；大师的不要钱，是有而不要。例如，五十多年前大师在宜兰弘法，有一次过年信徒供养十万元的红包，大师只象征性的收下一百元。甚至早期的在家弟子，如林清志居士等，也像儿女一样，每月、每年按时寄奉供养，大师都把功德款悉数转交给常住司库处理。
　　过去常有人说大师很有钱，这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实际上大师不是很有钱，而是很会用钱，而且很舍得用钱，大师说“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他经常捐助各宗教、慈善、公益团体，如爱滋病防治协会、阳光基金会、心路文教基金会、善牧修女会、财团法人基督教晨曦会、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花莲基督教门诺医院、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园区修道院……等。
　　大师一生都是“给人”，因为舍得“给”，所以大家也愿意护持他发展各项弘法事业，因此他诠释六度的“布施”：“看起来是给人，实际上是给自己” （《普门学报·六波罗蜜自他两利之评析》）。大师对金钱的看法是“受得起”，也“给得起”，他觉得自己不曾富有过，也不曾贫穷过，一生总跟佛教、大众生活在一起，他认为人不一定要拥有金钱、感情，只要拥有信心、悲心、大众、人缘，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如是说》）
　　他对于用钱的哲学，觉得钱要用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例如他创办多所大学，就是要把钱用了。他在该花钱的时候，很大手笔，绝不吝惜；不该浪费的，一张擦手纸，用了再用。他对佛光山在全世界所有的建筑，一向不喜欢用金钱去堆砌，他的名言是：“要用智慧庄严，不要用金钱堆砌。” （《往事百语·以智慧来代替金钱》）他经常告诫弟子要“储财于信徒一，他认为佛教要有办法，必须让信徒有钱。
　　大师的生命中，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大众，都是希望佛教更好，希望众生能获得幸福安乐。因为他“无我无私”，心中只有“大众”，所以能“大”其心量为佛教开创未来。如大陆名作家余秋雨先生说，他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总的印象可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大”。他说：“大师形象大，格局大，“魄大，心胸大，理想大，秉持慈悲，心怀天下，所以能把东方佛教在西方发扬，这是创造历史的不朽功业。”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第五O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