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

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
　　杜继文
　　佛教通过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从印度进入中国，一开始就带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气派。它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只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并经过这种传统的改造，才得以实现。由此形成的中国佛教，把整个佛教的发展推向了一个绚烂多彩的新阶段，从中形成汉藏两大系统，又以同样的文化交流的方式，影响着周围的邻邦。本文只谈汉语佛教系统的情况。
　　作为文化交流的产物，佛教的传人首先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先是出于新异，后来有了疑惑或需要，从来者不拒到多方求索，恿想活跃，无所禁忌。因此，尽管不断发生夷夏之辩，佛教的大小乘经典和各派学说，仍然经陆(北)、海(南)两道，挟带着沿途各地的不同色彩，纷至沓来，可说历久不衰。从东汉辑成的《四十二章经》开始，经安世高的翻译，小乘思想即成雏形；至于南北朝，小乘三藏全面传播进来，包括四《阿含》、诸种戒律和众多的阿毗昙在内，其著作之富，篇幅之巨，在中国从未有过。大乘比小乘尤甚。从汉末支娄迦谶，经三国支谦，西晋竺法护，东晋鸠摩罗什，南北朝真谛、菩提流支，一直到唐代玄奘、义净、不空，而延续至于北宋，译家辈出，都着重传译大乘三藏。般若、宝积、大集、法华、涅槃、华严等诸类大乘经典和相应的释经论，陆续被介绍进来。印度流行的中观、瑜伽行和密宗等庞杂的大乘派别，也得到相当系统的介绍。据唐《开元释教灵》统计截止到开元十八年(730)，传译者达176人，人藏佛典1076部，5048卷。
　　佛典大批量地持续传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兴趣也趋向广泛而细致。从最初传进的禅数学和风行约二百年的般若学，到南北朝已发展到对各类经典的专题研究，所谓毗昙、成实、俱舍；摄论、地论、楞伽、涅槃、三论、四论、十诵律、四分律、净土等各种师说，纷然竞起，呈现百舸争流的形势。到了隋唐，以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作背景建立起来诸大佛教宗派，也是各找外来的译典作为自己立宗的旗帜和判教的依据，象三论宗崇奉《中》、《百》、《十二门》等论，天台宗崇奉《法华经》，贤首宗崇奉《华严经》，慈恩宗崇奉《瑜伽师地论》；即使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作标榜的禅宗，也要抬出《楞伽经》或《金刚经》来传宗。在这方面，确实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那种宽厚博大，对于各种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能够兼容并蓄的胸怀。显然，这也是一种民族自信力和生命力强盛的表现。
　　但是，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佛教又严格地受着中国古代封建主义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制约。它的教义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所谓研究，就是咀嚼①，就是消化，既会有吸收，也会有排斥，最终目的，在于营养这封建主义的机体，形成属于这机体自身的血肉。从这个意义上说，传人的所有佛典和繁杂的宗派体系，只是为中国固有的文化提供比较、筛选和溶解的材料。
　　两汉以来，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思想支柱，是事君至上，孝亲至上的政治伦理观，为国效力、扬名显祖的价值观，以及以祖宗崇拜和天帝崇拜为核心的宗教观。由此而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血缘第一、国家本位的普，通观念，同佛教的原始教义有着极大的差别。原始教义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苦”的主要原因是有“欲”。因此，它视家庭伦理为牢笼，崇尚与王者抗礼；追求个人解脱之路，轻蔑对社会的责任。这些，在社会动乱、政治危机的年代，或个别人处于极度悲观消极的状态，还可以流行一时，但在国家相对稳定、人们的精神健康进取的时期，就很难得以传播。经过汉末至东晋的反复论辩，佛教的上述原始教义，在根本内容上被改变了。弥天道安、庐山慧远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为佛教取得了威仪形式上超尘脱俗的独立地位，在思想实质上则让它完全隶属于“王法”的要求。所谓“协契皇极”、“道洽六亲”，就是中国佛教为自己规定的社会义务，从而使原始教义全面改观。后来，接近原始教义的佛教思想，被贬为“小乘”，它的“无我”而“利己”的主张和中道“涅槃”的理想，受到普遍的谴责，以致在中国佛教中声名狼藉；相反，以“自利利他”为己任，倡导“方便”世的“大乘”思想，最终地成为中国佛教的正统和主流。这种现象，与佛教依附于儒家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三国时的康僧会，着力于把孟子的仁政学说同佛教的菩萨行联结起来，就是用儒家思想改造佛教的一个最早的卓越代表，而后慧远、法瑗等更以谈《丧服》、《孝经》闻名于时。至于以“五戒”配“五常”，则成佛家通式。
　　不过，在远离基础高耸云霄的佛教哲学方面，却受到另外的礼遇。禅数学着重探索人生的本原问题，力图从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分析中，解释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继起的般若学，着重探索人的认识能力问题，特别是语言概念的性质和作用，以及运用它们的艺术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固有的哲学中，尤其是两汉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中，是很少系统触及的；它们的传人，显著地推动了古代哲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当禅数学被隐遁者当作道家清心寡欲的同调而接受时，它的禁欲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理论系统，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般若学．同《老》、《庄》、《易》的许多个别命题近似，因而能在魏晋期间与玄学交相作用，但不久，它即以自己富实的理趣，成了佛教第一个挤进上层社会的显学。以支遁的《逍遥游论》为标志，佛教在纯思辨的领域，实际上已占居支配的地位。名士以与名僧相交往为时髦，士大夫纷纷拜名僧为师，东晋以来的文人思想，几乎无不受佛教义理的洗礼。
　　迄于鸠摩罗什传播的中观派学说，使般若学发展到了顶点。这种般若学有极强烈的怀疑论倾向，同风靡一时的《维摩经》相配合，非常适用于自我陶醉、放荡不羁的贵族生活。然而久困于苦难之中的广大民众，却憧憬着一个安乐幸福的环境，要求解决切身的实际问题。当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时，人们就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哪怕是渺茫的彼岸世界也好。这样，作为彻底的怀疑论的般若学，终于从动摇走向瓦解。代之而兴的，除了弥勒、弥陀等净土信仰之外，是以“常乐我净”为理想王国的涅槃学和佛性论。
　　从般若学向涅槃学和佛性论的转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转变，由此开辟了对唯识学的广泛研究。在肯定世界本体存在的前提下，探讨这一本体的性质及其与世间和出世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了此后佛教理论的基本方向，这样的本体或者被归结为“理”，或者被归结为“智”，或者当作“心”，形成多种庞大的宇宙观体系，这就大大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孟子的哲学在唐代被重新发现，对《周易》哲学从“生生之为易”的角度作新的解释，以《老》、《庄》为基本谈资的年代已成过去，儒家的哲学观念，以全新的面貌再现于世。隋唐佛教各宗派的哲学，相互糅合而又各成体系，但它们的共同灵魂，无不充塞着儒家的精神，尤其是以人性论为指导，干预现实生活，重视道德践行的那种精神。影响深远的《起信》和《圆觉》等经论，在隋唐时候出现，并终于成为佛教哲学的最后形态，不是偶然的。
　　儒家哲学的重新兴起，特征之一，是“五经”的地位逐步由“四书”所代替，而“四书”的核心则是贯彻思孟学派的主张。即以孟子而言，他的基于性善说的社会伦理学和以“仁政’’为中心的政治观，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论，本来是为改革社会现状服务的，所以充满着热情洋溢、积极‘主动的战斗风格。但是在新的解释中，却被当做抑制情欲的自然需求和摆脱大干世界影响的一种消极自制的学说，它的顶峰就是用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取代对现实世界的客观研究，用改变世界观的方法，让人们苟安于自己所处的现状。儒家思想的这一变化，佛教的唯识学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加上佛教唯识学各种本体论的组织规模和精致的构想，也直接为儒家所吸取，最后形成了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庞大体系。儒家和佛教在哲学领域上，基本上合流了。
　　在纯宗教领域里，情况也差不多。佛教最基本的宗教观念是因果报应，但它的原始教义激烈抨击“神我”的存在，有轮回而无轮回主体，因而长期处在矛盾中。因果报应的朴素观念，在中国早就存在，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行为者和受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显得支离破碎。然而魂灵不灭是祖宗崇拜的前提，在中国却很容易找到轮回的承担者。这样，用“神不灭”来统一三世因果，加上三界六道天堂地狱等虚幻的想象，就使中国古老的自发宗教转化成了完整系统的人为信仰，完善了佛教最主要的宗教观念。佛教以后还发展出对佛菩萨鬼神的崇拜，这同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和万物有灵等多神主义混杂起来，突出了人格神在左右人的吉凶祸福方面的作用，从而于自我业报的法则之上，又增添了外在异己力量对人的统治和支配。这两种宗教观念，前者着重内心约束，后者着重客观监督，构成了中国佛教独具的宗教特点。
　　外来的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消融，不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伦理观或宗教观上，都变异了内容，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六朝志怪到明清的神魔、因果，几乎没有哪一部伟大的文学创作不与佛教的影响有关。从东晋以来，佛教也显著地渗透到诗歌、音乐、雕塑、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同时促进了艺术形式的多方面的长足发展。在佛教传教的带动下，兴起了佛教史、目录学、翻译学、逻辑学、语言学，以至讲习方法等等，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的宝库。在遍及全国宏大壮丽的古代建筑中，属于佛教的为数最多。佛教的各种庙会，往往成为全民族的节日，丧葬典礼，必有佛教法律。中国佛教作为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同民众的日常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民间风习、民族心理的重要因素。
　　总之，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建设上，是有历史功绩的。它开拓了民族的视野，丰富了民族文化，促进了民族成长。它的宗教哲学，引导人们去揭示宇宙和人生的奥秘，对提高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发展认识的能动性一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它的神话和寓言，以及多样的宗教构想，在增强人的想象能力和锻炼人的形象思维方面，也有不少有益的成分。不论是思维能力还是想象能力，都是发展人的智慧和认识能力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佛教的大量译籍和著述，成为中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在整个人类认识史上也是有贡献的。
　　在引进外来的佛教过程，以法显、玄奘为杰出代表的求法者，起了重大作用。他们为了探求人生真谛，摆脱苦难之道，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挠，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他们功成归国，为祖国献身创业，反映了一种豪迈无私的气魄，这也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方精英，一直波及到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追求真理的热潮。
　　当然，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深入民间，同听天由命的宿命论结合起来，成为束缚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精神绳索。作为多神主义的组成部分，使人们迷信奇迹和神祐，降低了对人自身力量的信心。尤其是它的内省的哲学路线，把人们紧紧拘束于自满自足和自我克制的保守境地，助长因循苟且，忍辱卑屈的恶劣品格一面，迷失了改造客观环境的正确方向。这些阴影同它的光泽一样，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也为灿烂的整个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所共有，是不宜单独苛责于佛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