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

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
　　蔡序
　　自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中国佛教近代史之范围
　　第二节 近代中国佛教之特质
　　第三节 近代中国佛教之成就
　　第四节 近代中国佛教之护国
　　第二章 元明时代之佛教
　　第一节 元代喇嘛之兴起
　　第二节 西方宗教之东来
　　第三节 儒释思想之融和
　　第四节 经藏开版与西学输入
　　第三章 清代佛教之式微
　　第一节 清代之喇嘛教
　　第二节 诸宗思想之融和
　　第三节 大藏经之出版
　　第四节 敦煌藏书之发现
　　第五节 居士佛教之抬头
　　第四章 鸦片战争与宗教压迫
　　第一节 西方教士之狂妄
　　第二节 传教事业之发展
　　第一项 国人排斥教会之言论
　　第二项 西教违背中国传统文化
　　第三项 西教违背中国伦理道德
　　第四项 西教违背中国民族的习俗
　　第三节 查还教堂与迫害佛教
　　第四节 太平天国之荒谬与义和团之反动
　　第五章 维新运动与佛教厄运
　　第一节 变法维新与庙产兴学
　　第一项 庙产兴学之导火线
　　第二项 张之洞之“劝学篇”
　　第三项 上海县实施庙产兴学
　　第二节 自动兴学与自保寺产
　　第一项 扬州之普通僧学堂
　　第二项 金陵祇洹精舍
　　第三项 南京僧师范学堂
　　第三节 革命思想浸入佛教
　　第六章 民国肇兴与佛教新生
　　第一节 改革金山与革新运动
　　第二节 保护寺产与教团组织
　　第三节 三大革命与革新僧制
　　第四节 管理寺庙与信仰自由
　　第五节 三民主义与佛化思想
　　第六节 以佛法调和东西文化
　　第七章 佛教存亡关头
　　第一节 第一次庙产兴学运动
　　第二节 危亡中的佛教救星
　　第三节 破除迷信与摧残佛教
　　第四节 各省寺产遭受宰割之纪录
　　第五节 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
　　第六节 召开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
　　第七节 中国佛教会获准成立之经过
　　第八节 名流居士制造纠纷
　　第九节 如何健全佛教会组织
　　第十节 政府无意保护佛教
　　第十一节 假兴办慈善公益之名与扼杀佛教之实
　　第八章 丛林制度与僧教育
　　第一节 丛林制度的由来
　　第二节 僧教育之开创
　　第三节 僧教育的成功与失败
　　第九章 内政部所拟订僧教育及整理僧制办法
　　第一节 “佛教学苑组织大纲”之驳斥
　　第二节 教育部为办僧学事覆内政部咨文
　　第三节 如何健全僧教育制度
　　第四节 如何健全“佛教学院”组织
　　第十章 佛教文化事业之发展
　　第一节 佛教宣传刊物之发行
　　第二节 佛教弘法团体之设立
　　第三节 佛教经藏开版事业
　　第四节 佛教图书馆之设立
　　第十一章 世界佛教新运动
　　第一节 世界佛教联合会
　　第二节 中日佛教代表会议
　　第三节 各国代表之讲演录
　　第四节 日本佛教代表备受欢迎
　　第五节 东亚佛教大会
　　第六节 世界佛化大学之计划
　　第十二章 华北佛教革新运动
　　第一节 华北佛教之革新
　　第二节 佛化新青年运动
　　第三节 北京佛教会发表宣言
　　第四节 华北佛教之发展
　　第五节 华北佛教事业中衰
　　第十三章 西北佛教之复兴
　　第一节 朱子桥将军与西北佛教
　　第二节 康寄遥居士与西北佛教
　　第三节 巴利文学院之设立
　　第十四章 中原佛教之重建
　　第一节 毁灭佛教之冯玉祥
　　第二节 重建河南佛教
　　第三节 筹办河南省佛学院
　　第四节 泽被中原两大师
　　第五节 戴院长倡修白马寺
　　第十五章 西南佛教之重建
　　第一节 云南之鸡足山
　　第二节 重整云南佛教
　　第十六章 佛教与边疆民族
　　第一节 唐以后汉藏之关系
　　第二节 民国以来汉藏之关系
　　第三节 英俄觊觎西藏之野心
　　第一项 达赖班禅失和之原因
　　第二项 英俄觊觎之野心
　　第四节 西藏内部派系纷争
　　第五节 中央对西藏之政策
　　第一项 蒋主席派员入藏宣慰
　　第二项 太虚大师电请赴藏调处
　　第六节 中央对班禅大师之倚重
　　第一项 戴季陶院长分函规劝
　　第二项 特任班禅大师为西陲宣化使
　　第三项 礼请班禅大师主修时轮金刚法会
　　第四项 载院长奉命前往甘孜致祭
　　第七节 中央对章嘉大师之尊重
　　第一项 章嘉大师之传略
　　第二项 特任章嘉大师为蒙旗宣化使
　　第八节 中央对达赖大师之尊敬
　　第一项 达赖大师其人
　　第二项 中央派员前往致祭
　　第三项 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
　　第四项 亲汉派之热振被毒死
　　第九节 中央对诺那大师之优礼
　　第十节 佛教与边疆民族之文化
　　第十七章 东西密教之弘传
　　第一节 我国密教之传承
　　第二节 唐密法脉之重返
　　第一项 大勇与持松
　　第二项 显荫与曼殊揭谛
　　第三节 权田雷斧与王弘愿
　　第四节 谈玄与台密
　　第五节 弘扬藏密之尊者
　　第一项 白普仁与多杰尊者
　　第二项 诺那与贡噶尊者
　　第六节 入藏求法之汉僧
　　第一项 留藏学法团之组织
　　第二项 大勇阿阇黎之传略
　　第七节 汉藏文化之沟通
　　第一项 入藏艰苦之备尝
　　第二项 汉译藏文经论之创举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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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中国佛教近代史之范围
　　中国佛教近代史，应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先决的问题。一般史学家讲中国近代史，却有多种不同的主张：有主张自明初起；有主张自清初起；亦有主张自鸦片战争起；甚至有主张自明清之变起；这些主张显然是以西方学术思想开始东来，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为依据。
　　佛教中国近代史上，因受外来文化思想及本国政治变迁双重影响的关系，所以研究中国佛教近代史，在、社会史有所不同，但也不能完全背离史学家所规划的范围。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近代中国佛教史，应从元代或明末为起点，以迄于今。我们所持的理由，约有以下四点：
　　一、佛教虽来自印度，但传入中国将近二千年，早与中国文代结成一气。佛家的慈悲精神，与孔孟仁义思想，几尽相似，相行不悖，所以佛教不特为国中之大教，且为多数国民所共信。并使远及邻国，若韩国、日本，以及越南多数民族，同奉一教，于是构成佛教为东亚民族信仰的中心。但自元世祖远征欧洲后，导引义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东来（一二七五）。罗马天主教皇，又因马可波罗牵引，先后派遣柏朗嘉宾（一二八五）、隆如美、罗伯鲁诸人东来，传播耶稣福音。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描写中国的富庶，遍地黄金，夜不闭户，无异耶教所说的天堂，于是勾起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自此，西方海盗、商人、教士分向中国作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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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不特以孔孟为本的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衰落，也使佛教遭受西方宗教无端攻击与排斥。对中国社会道德及民智启发的影响，逐渐降低，日甚一日；这是佛教受西教影响的第一期。
　　二、降至明末，（一五八一年），利玛窦（Matte Rico）东来，不唯传播耶教，并翻译数学、天文、几何、水利等学。利氏东来的目的，并非仅为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他是位传教士，其目的欲在东方世界，传播西方宗教。利氏深知佛教深入社会民心，中国人十之八九都是信奉佛教，欲使西方宗教得在中国发展，非排斥佛教，夺取民众信仰不可。于是利氏专以攻击佛教为能事，由于西方宗教，违背中国伦理文化的传统，初有礼部侍郎徐如珂、侍郎沈[水+隺]，相继排斥天主教；黄宗羲、张尔岐等亦呵斥天主教。及至顺治年间，佛教与天主教又发生剧烈的冲突，由民间而进入宫廷。后因罗马天主教皇，公开反对中国人祭祀祖宗，否认人伦道德行为，于是有康熙禁教及雍正驱逐教士的谕令，这是佛教受西教影响的第二期。
　　三、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开五口通商，准许西方教士来华传教。一个崇尚伦理道德的安宁社会，因受不敬祖宗、不讲人伦的神教的分化，从此也就不得安宁了。咸丰十年（一八六○）中法北京条约，又准许查还教堂，及在中国购地设立教堂。自此，各教士利用治外法权，不仅传教事业，突飞猛进，而教士态度益发蛮横不可收拾，甚至干涉诉讼，包庇教民，攻击佛教。于是激起国人反对风潮，不是攻击教堂，就是杀死教士，各地不断发生教案。就中以天津教案，最为严重。在查还教堂，又以教士百般刁难，发生许多波折，威迫地方官吏，竟欲以重庆长安寺抵还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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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以打击佛教，摧毁民众对佛教的信仰，这是佛教受西教影响的第三期。
　　四、以洪秀全、杨秀清等为首，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仇恨帝国主义的情绪，及一般人迷信洋教的心理，以西方宗教为背景，上帝为幌子，构成神教与巫教的组织，却在中国推行上帝共产制度。道光三十年（一八五○），自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旋即挥师北进，于咸丰元年（一八五一），攻占永安，建号太平天国。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占领南京，正式定都，并继续北伐。
　　一八五四年，以曾国藩为首，痛恨洪杨残暴、烧杀、掠夺，为保卫中国历史文化而战，终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把祸国殃民的太平天国打倒。洪杨之乱前后历经十五年，所历之地，无庙不焚，无像不毁，江南佛教文物图书，遭毁殆尽，这是佛教受西教影响的第四期。
　　西人东来，无论为传教，或经商，虽属个人行为，但内多奉有其本国政府的命令，从事间谍工作。道咸以降，我国一败于鸦片之战，再败于英法联军，三败于甲午之役，四败于庚子拳匪之乱。中国百年来所受帝国主义压迫及不平等条约剥削，外患日亟，国势日非。究其原因，无不以西教东来为导火线，迨及赤焰弥漫中国大陆，而臻斯极，这是史无前例的悲惨剧变。所以我们主张中国佛教近代史的起点，远则溯至于元代，近则起自于明末清初。
　　第二节 近代中国佛教之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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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佛教，虽处于内忧外患，最艰难困苦急剧变化的时代，其所以未被此一伟大时代巨浪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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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无可否认的，乃有其特殊的因素存在。
　　一、佛教在这一个内忧外患史无前例急剧变化的时代，其所以能绵延以迄于今，并非人力。二千年来的佛教，其在中国不仅有过辉煌的历史，对促进中国文化发扬，在六朝三唐时期有过伟大的贡献，其对发扬中国历史王道文化精神上，也曾担任过重要角色，尤其是将大乘佛教精神，推广至邻国，以及边疆民族。东至东海，西至葱岭，北至沙漠，南至南海。东西长达叁万余里的边疆国防，唐宋以来迄于明清，千三百年来，在政治上能顺利归于统一成功，并非军事力量，亦非金钱财力，实赖佛教同化的力量所致。降至今日，佛教于此广大地区，仍具有极大之影响力。由于上述种种特殊的因素，孙总理之所以放弃汉族优秀的传统，主张五族共和，意在争取这一广大地区民族内向。因此，佛教赖以延续不绝，其于国民政府统治下未被否绝者，此其特质者一。
　　二、近代中国佛教，无可否认的，外受西教东来，及西方文化及机械科学的影响，内受打倒迷信及反宗教运动，以及庙产兴学的迫害，激起佛教徒警觉，一面打破以往历史传统的观念，革新佛教制度，一面接受新世界知识，以期迎头赶上时代，建设适应新时代社会所需要的新佛教。领导佛教革新运动最积极者，当推太虚大师及其门人。其革新佛教主张为：
　　（一） 整理僧伽制度—建僧运动。
　　（二） 创办僧教育—培植兴教人材。
　　（三） 创办佛教刊物—发扬佛法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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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要使佛教世间化—建设人生佛教。
　　以崭新佛教的姿势，树立佛教革新的作风，以适应时机，引导社会青年归向佛宗，并于各大学公开宣讲佛学，改变社会学者对佛教的观念。社会贤达，博雅学人，若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相继潜究佛学，并有佛学著作多种问世，使佛学成为近代学术中最实用的学问。
　　在近代史上的中国佛教，虽经过种种挫折，然由于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辉煌的贡献，已获得国人普遍认识与信仰。自门禁大开以后，一扫以往闭聪塞明的政策，打开国际佛教门户，促进佛教国际化，以佛教融和东西文化，增进世界和平的气氛。一九二四年，太虚大师首于庐山举行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世界各国佛教徒与会。一九二五年，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日本主开之“东亚佛教大会”。一九二八年又赴欧美各国宣扬佛法，在法国接受彼邦人士要求，创设“世界佛学院”，并于中国首都南京成立“世界佛学院总院”，遂使东方文化主流之佛教，一跃而荣居世界文化领导地位。英、法、德、美各国佛教团体相继设立，赢得世界学术界普遍的拥戴，咸认导致世界永远和平之主力，唯有佛教，此为其特质者二。
　　第三节 近代中国佛教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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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在近代史上，虽呈现一幅衰象，但亦有其兴隆的一面．就佛学而言，以往研究佛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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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于出家众，及少数学佛的居士，社会名流学者，很少触及佛学的研究，而僧界又拘于形式主义。时至近代，日本既因信佛而强大，泰西历史上之英雄豪杰，能成其大业，轰轰一世者，其得于宗教思想者多，因此，清末民初之间，我国学者、政冶家，无不竞相于佛学研究，并著书问世，担荷如来救人救世之大使命，可谓盛极一时。若康有为之“大同书”，谭嗣同之“仁学”，章太炎之“五无论”固多受佛教思想影响，发出他们的创见，成为历史上的名作。其所以能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甘犯大不韪，力主维新，震撼全国，其得力不在儒家，实得力于佛学思想的激发，尤以谭嗣同，慷慨就义，牺牲小我，而为大我国家民族壮烈的精神，尤为明显。此其成就者一。
　　佛学博大精深，非宗教而宗教，非哲学而哲学，非科学而科学。且为哲学中之哲学，科学中之科学。以往我国学者讲哲学，仅知讲孔子哲学，或诸子哲学，或希腊哲学。由是讲印度哲学，必讲佛学。民国三年，由于日本要求来华传教的威胁，不独欺中国无佛法，更欺中国无传佛法之人。于是，激起国内知识份子，相继研究佛学。邓伯诚、张克诚首于北大文学院哲学系列印度哲学而讲佛学。许季平、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等接力于后。蒋维乔于东南大学，开讲百法明门论。唐大圆、张化声于武汉大学，开讲唯识三十颂。景昌极、李证刚于东北大学宣讲唯识论。梁启超于清华大学开讲佛学。刘沐源、王恩洋于成都大学开讲佛学，遂使佛学发展成为社会大学中最实用的科学。
　　古老的佛学，经过现代学者竞相研究以后，不谨提高佛学价值，而对近代学人思想更有激发的作用。由此梁启超讲中国学术史，要讲佛学；胡适之、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也要讲佛学。无论赞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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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摭拾，著书问世，驰誉当时，成为一代学宗，由是而使佛法成为人文科学中实用的科学，此其成就者二。（请参阅本书“近代学人与佛学思想”）
　　洪杨以后，我国佛教得以迅速复兴，发扬光大、其得力于在家居士发扬者多，就中以杨仁山居士所领导之一系，初由金陵刻经处，发展而有“祇洹精舍”，而有“支那内学院”，乃至“法相大学”，专以校勘经论，弘扬唯识。其师资才华，则以欧阳竟无、梅光羲、王恩洋、吕秋逸、缪凤林，最为卓越；不仅使绝响千余年之唯识学，得以重光。而社会名流学者，若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入室执弟子礼，叩示法要。其引诱时流学者，潜究佛学，启发颇大。次为华北韩清净居士所领导之“三时学会”，武汉唐大圆居士、史一如、张化声，于武昌佛学院，上海丁福保、狄楚卿、范古农、蒋维乔等居士，无论于整理经藏、发行佛刊、阐扬微言，成绩斐然。而于佛学之修养，均达上乘，形成新型佛学之一流，此其成就者三。（请参阅本书“居士研究佛学之成果”）
　　中国佛教在近代史上，开宗立说，虽远不及隋唐时代，但对求适应时机，开设学院，培育人材，发行刊物，阐扬微言，派遣海外留学僧，沟通国际佛教文化，却又为历史上所仅见。
　　就留学僧言，大勇、持松、显荫、谈玄，先后东渡日本，修学密乘，使唐密法脉重返中土。大勇又率领法尊、严定、密吽、密悟等二十余人，入藏留学，修学藏密。法周、惟幻、法舫、白慧等赴锡兰、印度，专学梵文、巴利文，以期校勘汉译原典。其中以入藏学法团法尊成就最为卓越，其于极短年月内，不仅将西藏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全部之杰作，若“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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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善慧大师造“菩提道次第修法”、“密宗道次第”（克主造），月称之“入中论”，弥勒之“现观庄严论”、“辨法性论”等均译成汉文。法尊在我国佛教译经史上实为唐以后之第一人，即在汉藏文化关系上，亦复为文金两公主以后之创举。其对沟通汉藏文化，及融和边疆民族，以及对国家民族之贡献，实难以估计，此其成就者四。
　　锡兰达磨波罗居士，以复兴印度佛教为己任，乃于一八九五年来上海，会晤杨仁山居士，共约复兴印度佛教，杨仁山居士因而于光绪三十三年成立祇洹精舍，招集缁素青年研究佛学，实导源于此。民国十三年泰戈尔来华访问，倡导中印文化交流于前，遂有民国二十四年，以戴季陶先生为首，继之于后，创立“中印学会”，并捐赠大批汉文经书予泰戈尔之“国际大学”，成立“中国学院”，谭云山任院长，宏扬中国文化。抗战期间，太虚大师、戴季陶先生相继访问印度，不独对中印文化交流，即对我国抗战建国政策，争取最后胜利，都有很大的贡献，此其成就者五。
　　我国佛学一向偏重于理论，忽于历史的考证，近代因受西方及日本佛教学者治学的影响，遂渐趋向于历史的研究。
　　民国十一年，武昌佛学院教授史一如居士，首译“小乘佛学概论上下编”、“中华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国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均列入武昌佛学院教材，并自编“因明入正理论讲义。”由于国人于佛学研究，一向缺少历史观念，史氏所译几乎全属历史方面，正可补救中国佛学之偏差，对佛教思想界发生极大启发作用。尤以因明学早经绝响，今得史氏讲义，使世人得重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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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实五里雾中获睹光明，其有益于斯学之研究，实非浅鲜。
　　自此，治“中华佛教史”，或“印度佛教史”，无不采取史氏的译著。蒋维乔之“中国佛教史”，即脱胎于史译之“中华佛教史”。梁启超之“大乘起信论考证”，即取材日人望月信享之“大乘起信论考”，由是而成名著，传诵当时，此其成就者六。
　　凡此种种，皆为中国佛教近代史上最显著之成就。
　　第四节 近代中国佛教之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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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对佛教，本不甚了解，往往说佛教为厌世，为消极自利。殊不知，此仅对小乘佛教而言，大乘佛教则否；我国所奉行者，多属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则以无人无我、舍己救世为目的。舍己即是无我，无我即不自私。救世即不绝世，不绝世就是不厌世。近代的中国佛教，尤其在八年抗战期间，佛教徒所表现实践大乘佛教舍己为人救国救世的精神，比诸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特别出色。
　　一、对日抗战之谠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太虚大师，首以佛教立场，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台、朝、日三处佛教徒秉佛遗训，一齐起来反对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并提出预测的警告，谓“甚而引起欧美各国，相率来此东亚以作战场，发生二次世界大战，”均不幸而言中，可谓有先见之明。
　　“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太虚大师又作“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列举“战则必致两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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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则得相助之益。”大声疾呼，将解铃系铃之议（请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陈之日本当局，而将孙中山先生对于中、日之遗策（大亚洲主义），“献之中、日国民”，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舍己为国的精神，“如得中日大仁大智之士，察择施行，则余宁将万死亦所乐焉！”否则，“不归美，即归俄，恐中日非复东亚之主人矣！”这种舍己救世的精神，为厌世乎？为救世乎？不幸未为日本当局所采取，而结果“不归美，即归俄，”又不幸而言中！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进入全面战争。太虚大师为中、日两国人民自相残杀，不胜悲感。二十八年，太虚大师奉命组织佛教访问团，访问印、锡、缅等佛化国家，宣传我国抗战政策，在印度并与圣雄甘地、及尼黑鲁交换意见。对促进中、印合作，争取最后胜利，颇多贡献。在八年抗战期间，太虚大师以佛教立场，到日本发动宣传战、心理战、精神战，发表不下数十次的宣言，促醒日本国民自觉自救！使日本国民于精神上陷入瘫痪状态！
　　二、救护队训练 抗战不仅对敌人要作宣传战，并要负起实际作战工作。因为佛教僧徒誓行戒杀主义，虽不能直接负起枪杆上前线杀敌，但可秉持佛陀舍救人的遗教，乃将全国僧侣，改编救护训练，既发扬了佛教救人救世的精神，又尽了国民救国救民的责任。“八二三”上海战争发生，僧侣救护队随即出现在前线，不分昼夜，冒险抢救伤患官兵，经其救出者，共达八千二百七十二人之多。赢得当时舆论赞扬，并以“战神之敌”播扬。上海撤退后，上海僧侣救护队，又随军队撤至汉口解散，复于陪都又重行组织“僧伽救护队”，参加陪都各界救护工作。二十九年七月九日，大批敌机轰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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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时，该队僧侣表现得甚为出色，无不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精神，不顾敌机危险，出生入死于敌机下抢救难民，经该队救得一百二十五人，轻伤二十人，获得地方各界好评，并蒙最高当局颁给银盾奖章三十六枚，奖励该队出力人员等，该队先后出动救护伤患不下二十余次，救出轻伤男女共达三千余人。
　　由于该队救护成绩卓越，赢得各界赞誉，旋又获准成立海外工作队，参加远征军服务。民国三十二年十月，由悲观率领二十余僧，随军出发，经云南滇缅公路，步行至缅甸，在“密支那”一场战争中，该队队员有印安等三人，在敌人无情炮火中殉难于战场，这是他们为国家民族流下了最后的一滴血，这是何等壮烈的精神。其次，直接参加游击队的僧侣，不知凡几。就中以宜兴恒海和尚牺牲，最为壮烈。他所率领一支僧侣游击队，号召不少僧青年参加行列，经常在苏、常、锡一带活动，他的部队袭击敌人，屡挫凶锋，后于苏州洞庭山，遭日寇包围，死于战场。这是直接参加抗战行列，牺牲的一位佛教英雄（请参阅本书“佛教对八年抗战护国之贡献”）
　　中国八年抗战的精神，就是大乘佛教舍己为人的救世精神。因有这种伟大的精神蕴藏在民族思想中，所以我们的抗战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