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

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
　　第十八章　佛法之金汤
　　第一节　孙总理与佛教
　　第二节　林主席与佛教
　　第三节　蒋总统与佛教
　　第四节　戴季陶先生与佛教
　　一、季公学佛的因缘及其写作
　　二、忠诚体国、悲心救世之宏愿
　　三、振兴中国必振兴佛教
　　四、改革宗教与救国事业
　　第五节　居正先生与佛教
　　第六节　吴忠信先生与佛教
　　第十九章　社会贤达之护法
　　第一节　程德全与张季直
　　第二节　王一亭与施省之
　　第三节　段祺瑞与靳云鹏
　　第四节　熊希龄与叶恭绰
　　第五节　陈元白与王森甫
　　第六节　蒋作宾与谢铸陈
　　第七节　李根源与王柏龄
　　第八节　陈静涛与李子宽
　　第九节　赵恒惕与屈文六
　　第十节　谢无量与李政纲
　　注释
　　第二十章　近代学人与佛学思想（上）
　　第一节　康有为与佛学思想
　　第二节　谭嗣同与佛学思想
　　第三节　章太炎与佛学思想
　　第四节　梁启超与佛学思想
　　第五节　蔡元培与佛学思想
　　第六节　胡适之与佛学思想
　　第七节　王小徐与佛学思想　附尢智表
　　附尢智表
　　第八节　梁漱溟与佛学思想
　　注释
　　第二十一章　近代学人与佛学思想（下）
　　第一节　熊十力与佛学思想
　　第二节　汤用彤与佛学思想
　　第三节　冯友兰与佛学思想
　　第四节　张君劢与佛学思想
　　第五节　景昌极与佛学思想
　　第六节　张仲仁与佛学思想
　　第七节　虞佛心与林黎光──附许地山
　　第八节　吕碧城与佛学思想
　　第九节　周祥光与佛学思想
　　第十节　附录　欧美佛教之发展
　　一、英国之佛教
　　二、德国之佛教
　　三、法国之佛教
　　四、俄国之佛教
　　五、美国之佛教
　　第二十二章　居士研究佛学之成果（上）
　　第一节　狄楚青与丁福保
　　第二节　梅光羲与欧阳竟无
　　第三节　黄树因与吕秋逸
　　第四节　韩清净与朱芾煌
　　第五节　王恩洋与张希声　　 附刘沫源
　　第六节　史一如与唐大圆　　附张化声
　　第七节　李俊承与达磨波罗
　　第八节　谭云山其人其事
　　附注
　　第二十三章　居士研究佛学之成果（下）
　　第一节　蒋维乔与黄忏华
　　第二节　高鹤年与胡子笏
　　第三节　范古农与吴璧华
　　第四节　李圆净与聂云台　　附许止净
　　第五节　周叔迦与高观如
　　第六节　夏丐尊与丰子恺
　　第七节　徐蔚如与江味农
　　第八节　罗迦陵与何东莲觉
　　第二十四章　缁众研究佛学之成果（上）
　　第一节　释大定与释冶开
　　第二节　释法忍与释魁印
　　第三节　释妙华与释明印
　　第四节　释月霞与释谛闲
　　第五节　释印光与释应慈
　　第六节　释海印与释岳峰　　附释明教
　　第七节　释慧明与释兴慈
　　第八节　释弘一与释慈舟
　　第九节　释虚云与释来果
　　第二十五章　缁众研究佛学之成果（中）
　　第一节　释妙莲与释转道
　　第二节　释圆瑛与释太虚
　　第三节　释转逢与释会泉
　　第四节　释古月与释妙月──释宝松
　　第五节　释性愿与释演本
　　第六节　释道阶与释觉先
　　第七节　释善因与释空也
　　第八节　释倓虚与释定西
　　第九节　释慕西与释妙阔
　　第十节　释宝一与释台源
　　第二十六章　缁众研究佛学之成果（下）
　　第一节　释守培与释智光
　　第二节　释常惺与释蕙庭
　　第三节　释范成与释霭亭
　　第四节　释华山与释意周
　　第五节　释会觉与释寄尘
　　第六节　释满智与释法舫
　　第七节　释大醒与释芝峰
　　第八节　释震华与释福善
　　第九节　释善慧与释妙果──释斌宗
　　第十节　释显慈与释宝静
　　第十一节　释妙善与释慈航
　　第二十七章　佛教对抗战护国之贡献
　　第一节　对抗战护国之言论
　　第二节　僧伽救护队之成立
　　第三节　各地僧伽救护工作之实施
　　第四节 海外佛教工作团
　　第二十八章　太虚大师在近代佛教史上之地位
　　第一节　大师思想的渊源
　　第二节　佛学思想的体系
　　第三节　革新僧制运动
　　第四节　僧教育思想
　　第五节　世界佛化新运动
　　第六节　佛教文化与宗教
　　第七节　佛学之意趣
　　第八节　议政而不干治
　　第二十九章　民国以来海外之留学僧
　　第一节　日本之留学僧
　　第二节　西藏之留学僧
　　第三节　印度之留学僧
　　第四节　锡兰之留学僧
　　第五节　泰缅之留学僧
　　第三十章　代表佛教思想之海潮音
　　第一节　觉社与海潮音
　　第二节　海刊历届编辑人员
　　第三节　海刊历届主要作者
　　第四节　海刊所负之时代使命
　　第三十一章　名存实亡之大陆佛教
　　第一节　佛教与马列主义
　　第二节　大陆沦陷前后之佛教
　　第三节　中共是如何摧残佛教
　　第四节　中共利用佛教作为统战工具
　　第五节　试看投机者的下场
　　第三十二章　结论──复兴佛教六要──
　　第一节　开诚信
　　第二节　杜私心
　　第三节　建制度
　　第四节　兴教育
　　第五节　广财源
　　第六节　选贤能
　　第十八章　佛法之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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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传入中国，迄今二千年矣。历代虽有多次法难，然必有王公巨卿，予以维护。民国肇兴，初挫于辛亥革命，再迫于新潮。在打倒迷信，庙产兴学，捣毁神像，反宗教声中，佛教虽受尽折磨与压迫，其所以未被狂风暴雨所摧毁者，端赖贤明当道及政界显要，不违佛嘱，力阻横流，主持正义，使佛法得安然度过。其护法之功德，犹如国家金城汤池，佛日重光，端赖斯人。
　　第一节　孙总理与佛教
　　武昌起义，民国诞生，政体改变，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政人员，每视宗教为迷信，或对某一宗教特有所偏，假借政治上地位，在民法上应有之权利，及约法上应受之保障，都不加顾虑一一予以剥削。于是革命浪潮风靡全国，掠夺寺产的风气尤盛。民国元年，江浙佛教寺僧会集于上海，由清末十七省僧教育会组成之“中华佛教总会”，公推八指头陀寄禅和尚为会长，熊希龄为副会长，呈请临时政府　孙大总统保护佛教，旋获孙大总统复佛教总会书。兹择录复书于次：
　　“敬复者：顷奉公函，暨佛教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
　　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扬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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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叹！近时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义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并发，复问道宏。　　　　孙文谨肃”（注一）
　　孙总理复书，虽仅二百五十个字，却明白地昭示政府对于佛教基本的政策，确认：
　　（一） 佛教融会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有助于世界永久之和平。
　　（二） 政教分别，教徒既不干涉政治，政府应尽全力保护佛教。
　　（三） 民国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
　　（四） 凡承乏公仆者，皆当力体奉行约法所规定之任务。
　　孙总理复书发表后，不仅使狂风暴雨中惊慌不安的全国僧尼，在约法上获得了有力的保障，奠定佛教的基础。自此，凡遇有掠夺寺产，迫害僧侣者，佛教徒众无不引用　孙总理复书及民国约法，作交涉的依据
　　孙总理不唯尊重人民信仰自由，并以法律平等待遇佛教。同时，孙总理对于佛教亦有相当的了解，他的三民主义与佛教的目的，都在解除众生的痛苦，并且都以仁爱慈悲为出发点，二者相通处很多。三民主义完全以牺牲自己，救人救世为目的。这与大乘佛法普济众生的菩萨心肠，完全一样，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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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致。因此，孙总理革命思想中实蕴藏了许多佛法的精义。孙总理言论中每多赞扬佛法；如军人教育讲词中，把仁爱分为三；一曰：救人之仁，二曰：救世之仁，三曰：救国之仁。而又下一定义曰：一切慈善家所为之善行，此救人之仁也。一切宗教家所行之慈悲事业，此救世之仁也。三民主义者，救国之仁也，故谓佛教为救世之仁。民族主义第四讲，谓“佛学能补科学之偏”。于此可知，孙总理之三民主义思想，不特贯彻中国五千年王道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并蕴藏了大乘佛教舍己为人，救人救世的宏愿。诚如戴季陶先生曰：“凡真正行奉行三民主义者，即能奉行释迦教义，而真正之释迦信徒，亦必能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也。”（注二）
　　孙总理虽信基督教，但确能尊重一切宗教自由平等。“民国元年　国父于大元帅府任所，有徐季龙君，因受基督教洗礼，特别热心宣传，遂在帅府开班讲经，　国父特令制止此事：‘决不可行。君欲讲经在教会或在任何处所，政府乃全国人民一切宗教信徒，乃至不信教者共同之政府，不能为一宗教所私有也。’徐君不明此义，疾声厉色向　国父曰：‘先生非基督徒耶？’　国父曰：‘然，孙某为基督徒，大元帅非基督徒也。’徐君终不解，乃移其讲经班于他所。”（注三）
　　于此可见　国父之公私分明，允为千古硕论；不偏袒任何一宗教的态度，足以为国家官吏中信教者之示范。民国五年八月间，　国父偕同秘书长周佩箴、胡汉民等多人视察象山、舟山军港，顺道趋游普陀山，至佛顶山巅，亲见观世音菩萨显现灵迹。国父颇感奇特，尝亲笔录以文，兹录其亲笔所记之游普陀山志原文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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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因察看象山、舟山军港，顺道趣游普陀山，同行者为胡君汉民、邓君孟硕、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君去病，所乘建康舰舰长，则任君光宇也。抵普陀山，骄阳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沙门道阶，引至普济寺小住，由寺主了余唤笋将出行，一路灵岩怪石，疏林平沙，若络绎迓送于道者，纡回升降者久之。已登佛顶山天灯台，凭高放览，则见寺前恍矗立一伟丽牌楼，仙葩组绵，宝幡舞风，而奇僧数十，窥厥状似乎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转行益了然，见其中有一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已过去处矣。既入慧济寺，亟询之同游者，均无所睹，遂诧以为奇不已。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然当环眺乎佛顶台时，俯仰间大有宇宙在手之概。而空碧涛白，烟螺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胜者。耳聪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无形化而意清。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已下佛顶山，经法雨寺，钟鼓镗铃声中，急向梵音洞而驰。暮色沉沉，乃归至普济寺晚餐，了余、道阶，精宣佛理，与之谈，令人悠然意远矣。民国五年，八月廿五日孙文志。”（注四）
　　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是中国佛教胜地之一，其灵感甚多，绝非教外人所能深信者，诚如　国父所说：“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
　　以　国父之大智大仁之慧眼，尚不能辨别，何况等而次之者，焉能深信。同时，以　国父身份及博通古今东西科哲学说，不仅所言所见足以取信于国人，况　国父又是信督教者，绝不会虚构观音灵感为佛教宣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并有　国父亲书笔录为凭，又焉能不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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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三年，总理率师北伐，兵次韶关，北洋政府派许世英至粤，盖欲斡旋和议者，总理闻之，电令谭延闿、柏文尉、田桓、杨虎、许崇智诸人，护送许至韶关，距韶关二十里许，南华寺在焉。许至后，总理率以上诸人，及学生军数百人，前往游览。寺中有泉极清，田桓曰：“饮此可以清心，沐此可以清目。”总理信之。游毕，就餐于寺，总理问诸人曰：“汝辈亦知六祖相传之事乎？”田桓应声答曰：“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灿，僧灿传道信，道信传弘忍，至六祖乃有两人；得精义之传者曰神秀，居当阳广门寺。得衣钵之传者，曰慧能，居南华。”总理笑曰：“汝本青年，何能研究佛乘？所言得无妄耶？”乃举所用之饭碗示之曰：“汝知此为何物？”田恒视碗漆质而嵌以银底，知其出于印度也。乃答曰：“此即佛家所传之真钵，一在印度，一在南华。”命方丈取出，果相符合。总理乃笑谓田桓曰：“不谓汝小小年纪，乃精于佛典也。汝等须知，佛教平等，重博爱，余之致力于国民革命，亦是讲平等，重博爱，慈悲救世，主旨正复相同。彼堕入于迷信中之愚夫愚妇，安能与讲佛理哉。”（注五）
　　这篇有关孙总理谈佛学的掌故，是出于革命同志闲鹤先生手，载于民国十九年汉口光明报。此与民国五年　孙总理游普陀山所见灵境，都属千真万确的事。
　　同时，孙总理对佛法认识最为深刻，佛家主平等、慈悲，与孙总理革命思想平等、博爱，完全一致。这种博爱、慈悲救世的主义，不特一般愚夫愚妇不足与讲论佛法，即当时官吏中究有多少睿智深远明解佛法如　先总理者哉！
　　P.464
　　国父游普陀志奇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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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林主席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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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森，字子超，别号长仁，又号天波，别署青芝老人。生于清同治七年二月十一日（一八六八年三月四日），福建省闽候人──今改称林森县。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八月一日，在四川重庆逝世，寿七十有五。
　　林氏自幼受教会学校教育，故善英语。民国二十一年公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每与外国大使公使交谈，都用英语。林氏生平，极为俭朴，经常出巡各省，以慈祥和蔼的风度，抚慰军民，对各派系的同志，总以团结求安定为目的。在林氏任期内，实为政治上一大安定力。民国廿六年对日全面战争发生，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林氏移节入川，坐镇后方。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林氏等发起“护国息灾大法法会道埸”四十九日。戴传贤为法会会长，迎南华虚云主持之，法会极盛。
　　林氏生平的生活极为朴素，唯有三好：（一）好佛，（二）好古瓷古玩，（三）好客。同时，对立身处世又持三不原则：（一）不再娶，（二）不治私产，（三）不杀生，素食。平居生活俭朴，身为国家元首，犹如平民，毫无显要不可一世的气慨！
　　由于好佛，又素食不杀生，不再娶的操守，犹如修道的老僧。因其好佛，而喜爱接近僧人，谈佛法事。
　　民国二十一年，南京中山陵园前兴建藏经楼，发起影印龙藏十五部，除供陵园藏经楼外，并分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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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各大学图书馆，这是林氏对于弘傅佛法一大贡献。玆将“募建紫金山藏经楼疏”录于后，以供治史者参考。
　　“金陵自魏晋而后，佛法寖盛，毗卢楼阁，郁然相望。下逮有明，洪武肇兴，钟山楼建法会，拔济有情，太祖延见高僧咨询心要。融通儒释，翊佐治平，开国宏猷，往古未有。今国　府奠都南京，绍隆前轨，关于护持佛教，亦既垂为令典，昭示国人。尝考　中山先生遗训，推论仁之义，类有救人救国救世之不同。以佛教舍己利生，博爱无类，是为救世之仁。又谓佛教之说，足挽科学流弊。欧战后西方学者，多研究佛学，其眼光殊为远大。　中山先生对于宗教信仰，不执先入之说，能见其大若此。然则导扬大乘之佛化，所以辅党义之进行。当劫运凌夷之日，以救世淑民为己任，固仁人君子之所有事也。首都文化为全国风气所系，先识之士，既有内学院佛教会居士林等团体之组织，独末闻荟萃经典，蔚为钜规，以供多士研讨者，是亦修门之阙典也。同人等爰拟创建藏经楼于紫金山总理陵园内二道沟梅林之北，表高山之仰止，冀胜迹之长留。业经呈奉陵园管理委员会核准，并拨地一百亩充用。其地峰峦回合，林水映带，凭高则眼界廓然，远市则嚣尘隔绝，辟名山胜地，供法王之宝藏。清净庄严，龙天永护，其利益于斯世，岂浅鲜哉！惟是法不孤起，必赖众缘。伏冀　大德高贤，见者闻者，咸发宏愿，襄玆盛举。布施为六度之首，四摄之先，大乘功德，斯为至大。举一摄众，万德俱全。经云：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是斯一事，兼备二施，则凡随喜赞助与于斯缘者，其福德之多，有非算数譬喻所能尽也已。谨疏，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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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人：太虚、圆瑛、德浩、静观、体空、蕙庭、慧轮、若舜、印光、德宽、吉堂、本忠、现明、戒莲、禅定、章嘉、仁山、明道、大悲、圣钦、本舟、和修、诺那、荫屏、智圆、慧开、惠宗、慧莲、德峻、弘伞、源宠、智水、铁禅、容虚、法权、常惺、宝静、台源、证莲。
　　林森、孙科、朱庆澜、王晓赖、罗迦陵、范古农、赵士觐、蒋中正、叶恭绰、熊希龄、林康候、聂其杰、梁致庆、欧阳竟无、汪兆铬、陈铭枢、焦易堂、狄葆贤、李云书、胡子笏、许世英、戴傅贤、杨树庄、施省之、赵云韶、姬觉弥、黄健六、屈映光、于右任、王震、黄庆澜、林翔、关炯之、钟康候、徐平轩、胡汉民、闻兰亭、虞和德、梅撷云、李煌堂、胡毅、林大任。”（注六）
　　由此观知，可谓举国一致，共襄斯举。其所需经费虽曰募建，实系政府拨建，殆为民国以来，政府首以公帑兴建藏经楼及影印藏经。用以昭示国人，政府是如何重视佛教法宝，冀予重光！
　　民国十七、八年及二十年间，庙产兴学，闹得满城风雨，其主使者为内政部薛笃弼部长，及中大教授邰爽秋，江苏教育厅长周佛海，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等，互相勾结，利用职权，掠夺寺产。事虽经中央命令制止，但黄质夫仍不甘休，竟利用学生，实行强干，于民国二十三年间，率领学生，手持木棍，强占栖霞寺山地，并将该寺僧寂然殴成重伤，复利用职权，将僧寂然逮捕，关进监狱。如此狂暴，欺压僧徒，引起佛教公愤，因此，上书林主席呼吁求救。其书中有云：
　　“豪夺寺产，事之常也；寺侵豪地，事之异也。法循常则信，徒异则悖，今国事底奠，王化昌隆。京畿之内，俨有为人师表，如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者，勾官威胁，掠夺寺产，月之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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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带同阜隶，将本寺寂然监院，置诸狱中，迹近粪佛壅……民冤久壅于下，何以涵濡群生……伏乞宸断，戡彼横恣，以端政体，沙门幸甚！”
　　书上，主席赫然斯怒，敕有关部会会办。栖霞寺产，因赖以保；寂然监院，得获自由。自此，不唯黄质夫不敢再放肆侵略，及其他省分僧寺财产，亦赖　林氏维护，得以稍安！
　　不唯如此，林氏对当时佛教硕德，极为恭敬。民国二十二年，圆瑛法师至南京毗卢寺宣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出其讲义，请林主席撰序，林主席开宗明义第一句道：“圆瑛上人，吾闽产也。”仅此二句，不特显出林氏对圆瑛法师含有极亲切的感情，并寓有浓厚的乡情意味，其和平近人的风度，于此可见矣！
　　二十五年，夏七月，林主席出巡江西，至庐山大林寺访太虚大师，慈航法师适从仰光归来。这时政府正欲军训僧侣，以佛弟子持戒不杀生，然以外侮当前，出家人又碍难置身事外，因此，为此殊感困扰。先是训练监总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太虚大师乃电二中全会，并函训练监总监部社心如教育处长，转呈唐（生智）总监，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的训练，以符佛教宗旨，嗣得社氏覆函，得以四项变通办法辨理。（注七）太虚大师遂与林主席谈及此事，大师认为宜尃习消防卫生等事，以符佛教慈悲宗旨。林氏甚以为然，并举出近事以证。前福建共匪作乱，尸骸纵横，曾有佛教徒组掩埋队，其方法甚简单，用草席包尸，随意掘地埋藏，古云“大战之后，必有凶年。”盖尸骸失埋，野狗啖之，致传染瘟疾，故望僧徒本佛教慈悲方便，多作此种有益人生之事也。又谈及近来中央民训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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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之事，末卜其意如何。
　　林主席谓佛教与中国人民有密切关系，应该整理振兴，民训部周部长，亦甚和平也。又云庐中大汉阳峰顶，最好有人结茅修行其间，并谢慈航法师赠玉佛一尊，及询问缅甸、印度佛教之现状甚详。当晚又送太虚大师德州瓜，殷殷致意。
　　林主席尊贤重道的风度，诚足为中国民族将由衰乱而兴治庆也。（注八）
　　太虚大师建议训练总监部对僧侣改军训为救护队训练，因得林主席及多方支持，终获核准，实为一大快事。“八一三”上海战争发生，佛教救护队，首出现前线，实行救护工作，极为勇敢，深得军方赞许。上海撤退，救护队亦随之撤退，沿长江而上，至汉口重行整编。敌机大炸重庆时，佛教救护队，甘冒枪林弹雨的危险，不顾生命出现战场，实行救护伤患，其勇敢精神，获得最高当局嘉奖，及社会各界好评。
　　第三节　蒋总统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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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蒋公，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仁慈为怀的政治家。忠孝仁爱，乃我国五千年来传统立国之根本。孔子曰：“孝为人之本与！”蒋公奉母至孝，待人极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首对日本宣布不采取报复主义，以德报怨，使在华百万日本军民，安然而返，使日本千百万户人民重获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这种博大仁慈之至德，不特赢得日本全体国民倾倒，感戴不尽，实为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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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古今映辉，举世称誉！
　　蒋公秉承　国父遗教，领导全国国民革命，历经北伐、抗日、戡乱，不特为中华民族之救星，且为安定亚洲及世界和平之柱石。因之，　蒋公总统对国家民族之丰功伟绩，岂仅挽救了中华民族，并使佛教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历经打倒迷信，庙产兴学，反宗教运动，狂风暴雨中，能安然度过，而能茍延至今者，实赖　蒋公总统德力之维护；其维护佛教之德意，实导源于王太夫人之启迪。
　　一、母范坤仪　蒋公总统，礼贤优士，崇敬三宝，不让于先贀，而又以仁孝昭示天下。而涵濡薰沐，又得之蒋母王太夫人慈育之功。母范坤仪，古今罕伦。王太夫人生前不特笃信三宝，礼诵甚虔，而对诸多大乘经典，若楞严经、维摩经，都能熟读通背，深明大义。由于母范坤仪所启迪，不特奠定蒋公舍己为群献身于国家伟大事功之基础，且“现国王身”为佛法之金汤。故于佛法而有更深刻之契印。诚如　蒋公于“王太夫人事略”喟：先妣长斋礼佛二十余年，其所信仰老而弥笃，人尝谓先妣清素坚贞之操险难，不足累其心者，盖得力于释氏为多。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妣必为之谆谆讲解，教授精详。近年来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实先妣之所感化也。”（注九）王太夫人不特为一虔诚之佛弟子，且以佛家喜舍的精神实施于乡里间。
　　蒋公复曰：
　　“先妣素性慈悲，凡遇乡里有孤贫无告者，莫不周济而体恤之，其于亲属之游惰废业而来告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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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严词峻拒不稍假借。尤关心地方公益，环武岭二十里内外之桥梁路亭，其十之八九皆为先妣之所创建，迄卧病中尚出钜资捐助方桥之公益医院。倡办万丈沙之慈云寺及武岭之茶亭。临终惟命以遗产之半，自办义务学校，以教育乡里子弟之力不足以求学者，其对于社会事业之尽力盖如是也。”（注十）
　　修桥铺路，佛说为感人天之褔德，故知王太夫人必感天趣。
　　二、护法敬僧　蒋公总统，因受王太夫人之启迪，其于佛法颇多契印。唯以献身革命大业，无暇与佛教高人接触。民国十五年，　蒋公誓师北伐，民国十六年为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八月十二日辞职下野，回到奉化故里，特电邀太虚大师游奉化雪窦寺。太虚大师与　蒋公虽未谋面，但黄膺白先生时称道大师于　蒋公之前，遂有此约。大师抵雪窦，与　蒋公长谈竟日，因相偕（及吴礼卿、张文白）游千丈岩。翌日──十日──适逢“中秋佳节”，大师寓溪口文昌阁，相与赏月，为　蒋公夫妇（经国之母）及张吴等略说“心经大意”；大师即景赋诗，有“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句。国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从狂风暴雨下，复归安全，得以苟延残喘，确与此夜此人有关。（注十一）同时，太虚大师又以诗赠　蒋公云：
　　“党国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岂贻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
　　太虚大师获知于　蒋公，即赋诗奉赠，类多寓意，就中“他年缚海豨”，不啻为十八年后击败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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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来犯之日本军阀之预言！
　　大师返甬，随函申谢，并告以赴欧美弘化之意，蒋公因嘱果夫，以三千元为助。（注十二）
　　蒋公复职后，十七年春，游杭州之灵隐，又与大师、玉皇（却非）合影为之纪念（海刊一二）。
　　这时国内佛教正处于狂风暴雨之际，大有亡在旦夕之概！先是冯玉祥（十六年）下令毁灭河南佛教，驱逐僧尼，掠夺寺产。唐生智在湖南组佛化会，开办湖南讲习会，强力接收寺产，逮捕住持，枪杀武昌佛学院学僧素禅，全湘骚然。浙江省政府又有逐僧之议，内政部长薛笃弼，又有改僧寺为学校之议。（注十三）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有庙产兴学之具体方案，拟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僧界大受震动，极感不安。这时佛教又无统一的组织，陷入群龙无首状态。因龙天护法神不愿见到佛法灭亡，大护法神（蒋公）又电邀太虚大师晋京。大师由上海赴南京，寓毗卢寺，谒蒋总司令于司令部，翌日，偕游汤山，大师谈及：
　　“佛教为世界人类最高理想之表现，其救世之精神，非其他学术宗教所可及。必适应时代之思潮，国民之生活，方可推行无阻。际此训政伊始，百度维新之际，最好能组织一统一僧俗两界之佛学团体，俾收民富国强，政修俗义之效。”
　　蒋公赞同其说，因而作函介绍，往晤谭组安、蔡孑民、钮惕生、薛子艮（笃弼）、王儒棠（正庭）、李协和（烈钧）、张子珉（静江）诸氏（注十四），商谈结果，仅获准成立“佛学会”。这时尚不能揭出“佛教”名义，佛教当时的处境如何，于此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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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大师于十七年春出国后，圆瑛等由佛学会发展而成立佛教会。庙产兴学使全国佛教震惊，在惊惶之余，复由王一亭居士，面请于　蒋总司令予以维护。蒋公谓：
　　“一、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二、藉教育以造就有知识的僧徒，可以保存。三、寺院须清净庄严，不可使非僧非俗的人住持，且对于社会，要办有益的事业，可以保存。”（注十五）
　　蒋公不唯对于佛法有明确之理解，即对佛教之积弊，亦复了如指掌。王氏谒　蒋公后，对于中国佛教会虽获许成立，但佛教会章程，十八年，先由太虚大师与王一亭居士联名致书，再由王一亭居士亲谒　蒋主席，始得内政部批准备案，党部直至二十年始批准。　蒋公爱护佛教备至，予以如此新生之机。无如老上座、名流居土别有用心。（注十六）不唯殊负　蒋公爱护佛教之德意，更有负全国佛徒之期望！
　　三、资助弘化　太虚大师既获知于　蒋主席，复承其资助出国弘法。民国十七年春放洋，远赴欧美弘法，备受彼邦人士欢迎，太虚大师在法京接受欧西学者建议，在欧洲或美洲设立一世界佛学院，并计划筹集建筑费百万元，由各国赞同认捐，中国及华侨可认捐拾万元。因此，大师特自欧洲致蒋总统司令书，报告西行弘化之经过外，并请　蒋公认捐拾万元，以为各国人民出捐之倡导。其书谓：
　　“介公澄照：太虚至欧，本为宣扬三民主义所根据之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及佛学。来日在巴黎东方博物馆演讲，听者六七百人，皆各国名人，由该院院长翻译，结果大生效力。昨今两日，其学者名流纷来访问，遂提出在欧洲或美洲设立一世界佛学院，以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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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安乐为宗旨。由各国热心佛学者设立，以研究超国族之世界性佛学，大荷赞许。推太虚为创议人，签名发起，已得希尔法勒肥、费奴尔、伯里和、马斯博、德未爱威尔加、尔伯底女士、佛雪、普里流斯奇、哈根、马松阿塞尔、库郎、格拉乃、威努、爱斯克拉、腊尔哇、腊尔女士、布腊诃、古楼寒、巴士等大学院大学之教授院长，共议即在东方博物院，先设一世界佛学院巴黎通讯处，筹备进行。太虚先担任每月百元经费，不敷者由彼等共同担负之。已议草案缘起华文，译法、英、德文，印布各国，并提出国际联盟会议。预筹建设费连地基华币百万元，如各国佛学者赞同设在法国，彼承认即由彼等捐与地基，并由巴黎之里昂信托公司经理担任收款存款──此人与某美国女士，已声言当即捐款──。故中国及华侨方面，太虚亦告以可筹募二十万元之数。今英、比、德都亦已来信，约定太虚前往演讲，故一星期后，即至伦敦；三星期后，过比至德，预计筹得同样效果。唯设法、英、德之通讯处，既已增加太虚之费用，而建设费在中国亦不可不先付到一部，以为各国人出捐之倡导，然声明不受各国政府之款，以免政治捍隔；然个人名义，则无论居何地位，皆可收受。环顾中国，唯　公有此远大之眼光心量，故请　公先电驻法之中国公使馆，转示东方博物院，认捐十万元，作世界佛学院建设费，并先汇存巴黎之里昂信托公司一万元，以示倡导，是所切祷。
　　今欧、美最高学者，皆已有研究东方学术之倾向，老子、孔子及印度之吠檀陀等，虽亦有人研究，但皆看为东方学术之支流。除基督教、回教以外，公认为贯通东方各民族文学、哲学、艺术、政治、风俗之普遍精神，乃在佛学。且实唯佛学以具足西洋近代之科学理智，而更有最广大哲学可以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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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哲学驾出于其上。若令西洋人真个了解，必能敬服而欢喜领受。由是随佛学而各种东方学术以至中国之文化思想，遂能为欧、美人真正了解，而得望谅许不妨碍，且能协助中国民族之完全独立，共进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通路。三民主义以仁爱信义忠孝和平等道德为本源，在殴、美人未完全领受了解整部东方学术之根本精神以前，终难谅解。当察之欧人心理，不视为不可解──例吴稚晖先生言俄人以恨为革命出发点，而不了解中山先生以爱为革命出发点──即视为徒摭拾欧美之片段思想缝缀以成，遂生隔阂或鄙薄之意。此皆由根本不了解不接受“三民主义”所源之中国文化及东方学术而致。若能将公认为东方学术共通精神之佛学，引其由研究而深入普解于一切中国文化，即为三民主义大昌于世界之日。兹者，法、比诸报，已载日本外务省，通知欧、美各国公使馆，将派三千人至欧、美傅佛教，殆亦已窥及欧美已大有对佛学探究之倾向，故有此大举。然日本以其为帝国主义工具之为佛教，或反足引起西洋人反感，而使永不了解东方学术之精神，中国亦受其害。故中国如今　公之有远大眼光者，不可不急起直追，超日本而先之。今若得　公如太虚所请，则世界佛学院之基立。三民主义亦随佛学而飞腾矣。惟赐察俞允，中国幸甚！世界幸甚！尃此，敬颂政绥！太虚敬上。”（注十七）
　　由此可知　蒋公与太虚大师相契之深，而太虚大师不啻为　蒋公之尃使，赴欧美弘扬三民主义所根据之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及佛学，故深得欧美学术界人士拥戴，共同发起世界佛学院，以昌明佛学，陶铸文化，使彼邦人士得普遍深入于中国文化，有三民主义大昌于世界之日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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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敦请住持　唐太宗优礼玄奘法师，乃请其住持大慈恩寺。奉化雪窦寺为四明首刹，其于宗门地位极高，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八日（重九）太虚大师，乃应奉化　蒋公迎聘，住持雪窦寺，行进院礼，营照、宽融、玉慧观等均上山观礼。（注十八）奉化雪窦寺，系浙东名刹，其与　蒋公亲族渊源颇深，名山得高僧，其因缘实非偶然！
　　奉化雪窦寺为四明第一山，其远古之历吏，不甚详悉。据说晋代有尼曾结庐于山中。唐会昌元年（八四一）修改，光启年中（八八五）罹兵燹。景福元年（八九二），宜城常通（南岳五世）来住持，从事复兴。改为十方禅院。后周广顺二年（九五二），永明延寿来住。北宋初顷，清简、行缘二师住此。淳化、咸平年间（九○○—一○○三），赐资圣寺额。乾兴元年（一○二二），明觉重显禅师住此三十年，即著名之碧岩录原著者雪窦禅师，大弘云门宗，扩建寺基。
　　重显禅师，尝博究教典，百则公案，以韵语颂出禅之秘奥，为丛林参学资料，名为雪窦颂古。禅师辩才天纵，一代文豪，具超格正眼，为古今罕睹之高僧，其颂语江湖相传，称天下绝唱。然语简意深，不啻银山铁壁，参学者苦于钻研剖解，如蚊子咬铁牛，没有下嘴处。禅师寂后六十余年，即宋徽宗政和年间，圜悟克勤禅师住醴州夹下灵泉院时，学者迷而请益，就颂古百则，一一注释，每则初为重示，后于公案（本则），颂古句下，各附著语而继以评唱，剔抉渊泉。剖析底理，发挥玄微，当扬直指，岂立知见。然而发挥单傅直指之宗旨至矣！尽矣！自此，代有传人，不胜枚举！
　　太虚大师应邀接任住持，升座之日，缁素名流数百人来贺，大师升座说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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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门绝称雪窦颂，海外犹傅碧岩集，今日当埸拈出时，清风匝地起何极。”旋告于众曰：“雪窦以清苦澹泊，朴实宁静为本，量入为出，就寺了寺，凡百兴建，悉随世缘。太虚如太虚，本来无一物，无可资济常住，然决不侵损常住，除住寺食用而外，涓滴归公，是可宣告于龙天圣凡者也。”
　　太虚大师宗尚弥勒菩萨唯识学，愿升兜率内院，故定其寺为弥勒道场，而与普陀、九华、峨媚、五台为天下五大名胜道场也。昔宋仁宗梦游雪窦，理宗因御书“应梦名山”四字赐之，刻石犹存御书亭。民国十六年，当今　蒋公易为“四明第一”，不唯名实相符，而因以交通利便，风景培养，飞雪亭、千丈崖、观瀑桥等胜迹，亦重修创建，大增林泉之美。
　　五、盛德庇护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军兴，太虚大师随国府撤至重庆，二十八年奉命组织佛教访问团，自任团长率团员出国访问东南亚佛化民族，至印度与圣雄甘地及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及诗人泰戈尔等会谈，呼吁中印两国国民精诚团结。就中有“中国在　蒋先生领导下，不久便可得到胜利”之语，大师出国访间，为国宣劳，历经五月始回国，举国钦崇！
　　民国三十一年，各省为藉征警粮及藉办乡镇中心小学，拘逐僧侣，占用寺产，黔湘暨川东各县，纷恳援救者已百数十起。太虚大师乃“呈请行政院维护寺僧”，大师并拟办法五项，务使于僧得安，于国家民族得益……三十年度占夺者概还原状，三十一年度起再有侵优者，依法惩处……那知三十二年行政院批准内政部修改之“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与大师原意全异，不特引起外界误会，而内政部反谓参考大师前年“呈行政院文”意而订，不肯撤销，大师迫不得已，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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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主席。作悲怀之陈词；其文曰：
　　‘介公主席兼院长睿鉴：去春太虚呈行政院令主管官署督导各级佛教会健全组织，以现存僧寺财产──佛教教产──十分之二兴办慈善公益，引生一般国民对于佛教寺僧之好感，以十分之二兴办僧教育及各种振兴佛教之生产事业等，俾中国佛徒追随中国民族同时复兴。由僧自办慈善公益，则即可依办理慈善公益而获取生活；办僧教育及僧生产等，则更可提高改进寺僧之地位。其为改善僧寺振兴佛教之意义，了然可知。当蒙行政院饬交教育、内政、社会三部审议，而有所修改，并由行政院秘书长以三部改内容函答。当对内政部之议改内容，表示异议。再呈声明，未获函答。而本年内政部忽颁行八月三十日修订之“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实施办法”，概由县市政府主组委员会征收兴办，又于各僧寺每年收益在五万元以上者，即须征百分之五十。以今之物价论，则五万元仅敷五人最低生活费耳。复全由县市政府主组委员会征收，不惟非寺僧自行兴办，且殆无过问参预之权，此其与太虚前呈行政院之文意，适成北辙南辕之舛驰；一系健全僧寺振兴佛教，一系掠夺寺产毁灭佛教，诚有霄壤天渊之别者也。乃傅闻内政部主管司科，竟谓由参考太虚呈行政院文意而为此，抑何刺谬之甚耶？因是，不得不迳陈公而有所恳求者：一、由主管官署督导各级佛教会健全组织，尤须由社会、内政二部督导中国佛教会在首都组织健全。二、由主管官署督导各级佛教会，整率所属僧寺，节衣缩食，竭力兴办“僧教育、僧生产等佛教教务”，及“难童教养、抗属工厂、医院、学校、壮僧救护队等慈善公益。”俾佛教寺僧能配合抗建之需要，成为复兴中华民族中健全发展之一部门。此二请求之于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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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犹三民主义之于中国民族，乃合自力更生以争取平等自主之地位者也。若本年内政部所修订办法，则由县市政府、乡镇保甲为刀俎而寺僧为鱼肉，可立致全国佛教于摧灭者也。而整兴僧寺发扬佛教以利益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太虚第一生命，数十年来，太虚对于中国文化世界学术之贡献非浅；而抗战以来在国民一分子之佛教徒立场上，提倡僧侣救护队，访问缅印，发展边疆教育，及医院、学校等，对于抗建之努力，亦不为少。乃未蒙中枢之佛教主管司科及一分省县中乡保当局之谅察，时有摧夺僧寺，危亡佛教以斩绝太虚第一生命之举动。则太虚无负于国人，而国人实有负于太虚也！太虚自审获知于　公之友谊既非泛泛，而敬佩对于国族之功劳伟大，随时随处在国内外宣扬盛德者，亦与日俱深！然佛教实为中国国民道德及世界平和文化之要素，今全国佛教达于危亡关头，亦即太虚生命临于濒绝之际，对国家民族、世界人类、个人友谊，均不能不向我中华民国唯一领袖为此剀切之申述。前二项请求，如荷矜察，而令由主管官署贯彻施行，则太虚自当在佛教徒立场上，倍加努力以赞襄复兴中国民族之盛业。不然，则绝不能坐视寺僧摧剥，佛教危亡，而再腼颜茍活于斯世也。涕泣陈词，不遑择言，惟大仁大智者察裁焉！不胜屏营待命之至！肃颂尊绥。太虚稽首上言三十三年元月二日’。（注十九）
　　书上，遂获　蒋主席饬令停止实施。（太年谱五○八）
　　胜利后，政府还都，国民政府，承受美国之意旨与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代表，开始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政党趋势，势非经一番改革不可。大师深觉佛教需有一政治性组织，以代表佛教立埸，维护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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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利益，认为佛教僧徒应配合政治革命运动，故有组织政党之意，尤望知识青年僧伽，能与革命行动相配合，乃作“知识青年僧的出路。”
　　“中国的国家社会，深深地陷在贪官恶吏，土豪劣绅的操纵中。当政的民权民生主义的施设，势将成为贪恶土劣的假民权民生政治。且无论何党何派起而当政，亦必仍为贪恶土劣的政治。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朝野各政党，虽都有相当好的政策，和少数正洁的人才，但是从乡村至都市，充满著土劣贪恶，任何实际的政治，非通过了贪恶土劣不能施行。及至通过了贪恶土劣，任何的主义政策，在实施中都成了操纵于土劣贪恶的伪政治。
　　所以，若要中国能够好起来，无论如何，要由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公正的知识分子，产业分子，联合教导资助著贫苦劳动工农，共同意识著警觉著土劣贪恶的毒害，自身困死饿死也不肯变为土劣贪恶，并专以土劣贪恶为革命的对象，坚毅强劲地，巧妙委婉地，渐渐根治尽绝附于国民背上的土劣贪恶瘫疽。然后当政的民权民生主义的政治，才能实际施行，才能走上现代国家社会的大路。
　　由此，知识青年僧，不用对腐恶的寺僧和国人歆羡或惊怖。须知这都是在贪恶土劣操纵下使然。只要认清了土劣贪恶的革命对象，加入公正的知识分子、产业分子，和贫苦劳农联合阵线，勇猛前进，则以无家室之私的青年知识僧，无疑在公正知识中，可为最公正最强毅的知识分子，待土劣贪恶一经肃清，现代佛教也随著现代国家社会而涌现。”（注二十）
　　太虚大师组党的用意，本大乘济世精神，俾佛法得以遍入各方，“袪滞释疑，于融和进步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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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世界大同为鹄。”（太虚年谱语）无如政府歧视此一拥有广大信众佛教的集团，不唯大师组党未能实现，即国民大会代表，本经“中国宗教职谊会”于斌之推荐，经　蒋主席同意，圈定大师为国大代表，以陈立夫力持异议，致其中变。　蒋主席与大师之友谊，久为陈布雷等近侍集团所碍，日以疏远。二十余年来，佛教为拘于理学窠臼之中国本位文化者，及凭借美国路线之基督福音者所扼抑，处境日艰，大师于国民政府领导者于执政之初，未能高瞻远瞩，求中日之协和，谋以东方文化，复兴全亚民族，却招来东方文化、亚洲民族之大苦难，每不胜其感慨！（注二十一）
　　大师悲天悯人救世之心怀，及睿智深渊之远瞩，体国爱民之精神，固无负　蒋公仁爱之知遇；以其毕生致力于福国裕民之事业，及抗战期间致力于中国文化与佛学之宣扬，更无负于国人，而国人（官吏）时欲斩绝佛教生命，实有负于大师也。唯期今后治中国近代政治史者，对太虚大师献身于文化抗战之史迹，应多予留意焉。
　　第四节　戴季陶先生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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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研读戴季陶先生文存，在佛学部门发现有两篇重要演讲稿，未被列入：一、是民国二十一年在河南佛学社所讲之“振兴中国与振兴佛教”（文存有致开封众大德书，内容大致不异）。二、是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中央广播电台所讲之“中国之宗教改革与救国事业。”那两篇讲稿都刊在当时出版之海潮音月刊。也许未被发现，或因易题，而未列入。还有一篇“敬告隆昌寺诸僧书”，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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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内。
　　那两篇讲演稿，都在国难紧急关头所讲，虽属佛教性质，却有关于国家根本问题。季公身为中央大员，他的言论观念，至少可反映出当时政府对佛教政策。因之，我把季公生前有关佛学的写作，从文存中抽出影印，定名曰：“戴季陶先生佛学论集”。俾国人得明了这位忠诚体国悲心救世的伟人！
　　戴传贤，又名良弼，字选堂，又名季陶，笔名天仇，法名不空，不动，晚号孝园。一八九一年一月六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广汉。民国三十九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殁于广州。
　　季公道德文章，早为世人所景仰，其于佛教尤具信心，他表现在理论和行动方面，即政治与佛教及广大社会方面，曾发生重大的影响。北伐以后，力阻横流，护持正法，使佛教于狂风暴雨中（庙产兴学）安然度过。九一八事变后，悲心救国，运用佛法广大方便法门，会同蒙藏佛教领袖，修建法会，促其内向。抗战期间，中央无后顾之忧及边疆之患，实赖季公融和边疆佛化民族，有以致之。其对班禅大师，尤为崇敬，情如兄弟！
　　我们从季公遗作中，不唯可窥击见其高尚品德，在字里行间，无不显出其赤诚之大悲心，无一语不关心国家民族，其忠诚体国的宏愿，至足感人。因之，他的佛学写作，不在说明佛学深奥的理论，而在以身作则，现身说法。以此争取边疆佛化民族的信仰，并富有重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一、季公学佛的因缘及其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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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中国，几乎成为家家户户传统的信仰，季公当然不能例外。他说：“余家自祖母以来，奉佛敬神，尊祖孝亲，备极虔诚，而我慈母黄太夫人信佛尤笃。余自幼受此感化，对释迦教义，若具夙根。”（季公文存一一七一页）
　　季公奉佛另一因缘，就是民国十一年，奉孙总理之命，回川联络各将领，主张和平统一，兵工救国，发展四川实业，为各省之倡，藉此归家省亲。乃抵汉口与四川各将领代表，面商此意，格格不入。愤慨至极，搭招商局之快轮船，直赴宜昌。夜静更深，顿下决心，投江自尽。其所作八觉云：“下水之后，两边离岸太远，从黑越越的当中，一点也看不出甚么。只觉急流的江水，从肩头把我往下送。江水冷风，一阵阵的吹来，侵入肌骨，我自己完全冻僵，不省人事。这个时候，忽然望见在我的四围，有一圜很圆圆的白光，从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浓，越远越淡，此光离我有好远，不得而知。我从小随著母亲，就有佛教的信仰。虽然在人事当中，时时把信仰忘却。当此信仰的时期，深刻的信心，又自然地发现出来。看见这个白光，心中忽然感动。确实这个佛光，是我的生机，我一定不死，应该要生。后果浮至下游，被一个农人捞起，而不致死。夫以身无缚鸡气力，素未习泅之一介文人，竟入长江滔天之水，而得免于难者，岂非佛力强救哉！”（注二十二）
　　如此勇于轻身，投江自尽，以死呼吁川省各将领和平统一救国的精神，足以震天地而泣鬼神，终蒙佛力垂救得获重生。这不特奠定他日后二十年献身国家丰功伟业的基础，亦复为他现宰官身作佛门干城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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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公德配钮氏有恒，法名莲花，自幼即发菩提心，修持觉道，念佛持诵大悲咒及阿弥陀经。曾一度出家，终以母命难违而返归。辛丑之年与季公结婚，民国十八年起，即素食长斋，二十年从班禅大师受观世音菩萨灌顶授记，法名莲花。二十五年于宝华受满分五戒，二十六年对日战争发生，即发愿祈求众生安乐，国运昌隆。日礼千佛，并礼拜大乘经典，一字一拜，至三十一年逝世，拜毕华严经、法华经、药师经、地藏经及梁皇忏共逾百卷。夫唱妇随，季公于觉道修持，能有如此成就者，赖夫人相助的功德实不可忽焉。
　　季公从“民国十五年，以至二十六年，约十年间，以善因缘亲近大善知识，于显密觉道，略窥门径”（致张秉三先生书“文存”）（注二十三），这十年间，正为国家最艰苦的时期，由北伐，而剿匪，而抗日，也是季公悲心救国用力最多，写作最勤的时期。他的佛学写作，十之八九，都在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写成。二十年以前的写作，见其他文集，或多散失而未著录。二十六年以后，进入大后方，经常有病，所谓“一病十年”（致张秉三先生书语）。由于战场转移，长期抗战，其重心任务，则在融和清康、蒙古、西藏、印缅，暹罗各地佛化民族，二十七年至甘孜祭班禅大师，二十九年应邀访问印度，朝礼八圣地，目观圣地荒烟蔓草，废瓦颓垣，去圣时遥，弘道无人，正法净戒，与时同衰，悲感交集，及至“迦叶阿难尊者结集经藏之金刚窟中，五体投地，失声大哭。”（注二十四）如此真情流露，至足感人，遂与印人缔结神交，是为蒋公伉俪三十一年访印铺路，自此中印两国友谊日增，提高中国在亚洲领导地位，争取最后胜利。季公于佛学攻究，显密兼通，依英日译解学习梵书，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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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解识数百字，精读奘师六百卷大般若译本，深入般若，并造十四颂，称扬般若，其所藏儒释典籍逾三十万卷，均毁于首都寓所。当其出首都时，随身御寒衣物，随从已携置车上，因体贴多数遭难同胞无法登车，又严令随从将衣物送还原处，使留余隙好让难胞，如此慈悲爱民，实为一大心菩萨再来！
　　二、忠诚体国、悲心救世之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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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党领导阶层中，季公是以理论家和实行家著称。三十而后，学究佛乘，悲智双运，政教兼施，实为当世名公巨卿中，独开生面者。平生写作之勤且富，多达五百万言，民国以来，季公与吴稚老拥护中央，宏扬三民主义，实为指导舆论两大巨擘。
　　“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痛心，这时京中信佛徒众，“发菩提心，虔请百师，修仁王护国法会于南京宝华山，同发十愿，期全国一心，共图自救以救国，救国以自救。”（文存一三二四页）其愿文流传极广，并经译成边强语文，分发蒙古青康西藏各民族阅读
　　自此而后，季公即以诵仁王护国五大部金刚菩萨陀罗尼为常课，每感激流泪。“而知国之所由衰，民之所由困，无不由过去生中大众所共积之业所感召。后之挽救，端赖痛切忏悔！更痛切认识本师释迦文佛，教吾人确信十方三世诸国土世界中，皆有佛菩萨降世，说法度生，现诸法身，以接引有情者，绝非妄语。”（注二十五）
　　于是痛下决心，求哀忏悔，率领全国善信，发菩提心，先后修建仁王护国法会，药师佛七法会、时轮金刚法会，发愿救国，撰写般若波罗密多颂文，称扬般若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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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般若波罗密多门论颂（民国二十一年作）
　　二、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颂（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六日作）
　　三、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颂（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作）
　　四、 仁王护国法会发愿文（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作）
　　五、 药师佛七法会发愿文（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作）
　　六、 报恩十八颂（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一日作）
　　就中以仁王般若法会发十愿文及药师佛七法会发十二大愿，最为恳切，感人甚深，仁王十愿中，一至六愿，期与全国人民共同坚信，刻苦忍耐，承担救国救民之大业。七八两愿则在中央地方官吏与国民党同志，共体时艰，其文如次：
　　7愿中国国民党全体同志，亲爱请诚，团结一致，抛弃嫌怨，互相扶持，念先烈创业之艰难，知国民责善之殷重，虚心平气，矢信矢忠。奉信主义……容全国之人才，以尽其救国之责，成其建国之功。
　　8愿国民政府，上自主席，下迄僚属，中央地方文武官吏，履行誓言，奉行法令。……体总理天下为公之心，继先烈舍身救国之志……忠于国家，爱护人民……共济时艰，同成大业。
　　药师佛七法会十二大愿中，七八两愿内容，则与仁王法会七八两愿，大致相同。唯第九愿，“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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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满蒙回藏以及苗疆，乃至西南诸省山间民族，共存天下为公之十二大心，同发团结国族之大愿，以三民主义为依归，则共信斯立。”第十二大愿，则有“千秋万世，善业昭垂，四海五洲，仁风永被，中华巩固，民国万岁，万邦协和，正法永住。”（注二十六）
　　如此赤诚体国，真心忏侮，无一字不在国家；无一句不在民族。字字恳切，句句真诚，更无一语不契合圣教。诚如季公自说：“虔诵般若，心有所感，因撰仁王护国般若颂，其义至浅，而其语则自来未经人道，敬录之于册。所谓千秋万代全国一切宗教信者，澈底了解，并知非余之私见，而实为佛祖所定，先圣所教，余所以能表此文者，乃余心所潜藏之佛菩萨种子，即古圣所谓良知良能之自然透露。”（注二十七）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季公又于重庆修建护国法会，率领全国军民，及中央地方官吏，蒙古王公，康藏大族，千五百余人，“普请显密诸宗大德，修建无遮道埸，虔求抗战胜利，怨敌降伏，宇宙清宁，人民安泰。”（注二十八）
　　民国三十一年又于重庆修建护国息灾法会四十九日，其发愿文曰：“自倭寇横逆。侵我中华，今逾十载。业因所诱，举世罹难。中国受祸者及二十五省，世界遭难者逾二十余国。因是全国佛教信众共发菩提大心，启建护国息灾大悲道场。至诚斋戒，冀感天心，忏悔修德，望回人心。”（注二十九）
　　季公位居中枢要职，每以未能救民为憾，引咎自责！“传贤奉职中央，既不能化导于民，齐其心志，以建立民国巩固之根基；复不能领袖群僚，竭其忠诚，以挽救国家衰危之时运。抚躬自问，愧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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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如？”
　　复谓：“贤奉职中枢，不能为国家固强圉，为同胞致太平，致令国权益多，国士多殇，清夜自思，尤深惭悚涕泣也。”（文存一二六四）今日国步艰难，国际逆流，尤甚于抗战时期千百万倍，而中央地方官吏，忠诚体国，固多卓越的贡献，然表现于字里行间，以身作则，罕有若季公之赤诚感人也。
　　季公自三十三岁奉佛之后，礼拜尤诚。每以东北至西北二万余里之边强国防，唐宋元明清千三百年之统一，实赖佛教同化力量之维护，征诸国史，诚不虚也。于是锐意奉佛。九一八事变后，举国悲愤，共赴国难。季公独开生面，致力蒙藏诸大领袖间修建法会，祈求民生安乐，国运昌隆。不解其用心者，每多讥为迷信落伍行为。二十三年，杭州时轮金刚法会，报章评论尤为激烈。季公为国家前途计，皆甘受之，未尝有一语置辩，对于喇嘛王公蒙藏番回子弟个人之供养照料，其热心则与日俱增，其致河南李主席电云：
　　“今后吾国为亚洲民族领导，已为世界所共认。内则蒙藏青康，外则印缅暹罗与南洋诸地，其民族结合，实以佛教为中心。天下事贵乎以身作则，我不尊佛，人孰尊我，孝经所谓敬一人而千万人悦者此也。十余年来，贤埋头独干，不求人知，亦不敢使人知。昔年功行，其在国家民族乃至世界有何关系，今日世界人或渐体会。当知贤之所以苦心致力于蒙藏青康新强诸地，乃至越雪山而与印度缔至诚神交者，绝非无故，更非为个人修福德也。然宗教事属信仰，其本身即目的，功在万世，德及千年。若视为手段，不独无益，而且有害。”（注三十）季公用心之苦，于此可知矣！
　　八年抗战，其所以能嬴得最后胜利，全国军民，同心一德，艰苦奋斗，牺牲几千万生命，功居第一。而季公独开生面，率领全国善信，同发宏愿，恳祷诸佛神灵，降伏怨敌，感动天心，用意之深，用功之勤，其功亦不可忽焉。
　　季公深信佛法，而矢志革命，每以总理革命宗旨与佛家六度教义，并无歧异：“不仅存道并行而不悖之心，实确信诸法圆满，真理无二之义，况乎出世之教，必藉入世之法而后能通，救世之功，必藉救国之德而后能具。‘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堤，犹如觅兔角，’旨哉斯言。”（注三十一）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日本因飓风，死亡小学儿童竟达数千。以彼国一般人之罪，与无知儿童无关，季公乃以同体大悲心，请宝华山大清众修大悲忏，为横死之诸儿童祈祷，实为以德报怨之端。自奉佛后，身外之物，多用于为善德、为众生，其救世之切，于此可知矣。
　　三、振兴中国必振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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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年，日寇侵占东北，举国悲愤，忧患重重，无不以发扬中国民族思想为急务。所谓中国民族，乃泛指汉满蒙回藏五族而言。五族中除部分回族之外，其余四族百分之八十，都是信奉佛教，而西藏青海蒙古西康诸地，都以佛教为治世唯一正道。二十一年，季公奉命考察西北军政，对边疆政策，多所建议，复提倡修葺白马寺，复兴中原文化，用力最多。并应河南佛学社欢迎，讲，“振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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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振兴佛教”。开宗明义的讲出：
　　“现在要振兴中国的国家，振兴中国的民族，当然要从振兴这最大要素的佛教上去努力。以全国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民所共信的佛教，如果不能振作，正像是一个汽车没有汽油一样，诸般事业都不会成的。有些不明白宗教性质的，他们以为宗教和国家是不相容的，或者以为信仰宗教，是反革命的，这自然是很大的错误。总理在军人精神教育上，把仁爱的作用，分为三类。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之仁，慈善家所作的工夫，是救人之仁，宗教是救世之仁。
　　这一个见解，就是把宗教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地位和效用，很简单明了的表现出来。国与人不可分，国与世亦不可分。则三种的仁爱，应该是其用虽异，而其体则同……做政治工夫的人，断不可轻视了宗教……做传教工夫的人，断不可遗弃了国家……”（注三十一）。
　　季公慧眼独具，虽把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分析得十分清楚，但有些人“以为别的宗教如耶稣回教等，都是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佛教则无益有害。说这话的人，是拿印度和中国来做证据，这更是一个很明显的误解。世界的历史，不容拿一两件事，和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盛衰成败──来总括一切。佛教是否于国家的文明无益有害，只要看日本的历史，便可明白。并且中国唐清两代的发展，也是刚刚说明佛教与中国国势的关系，是有益无害……”总之，他的结论，是要振兴中国，不可不振兴佛教。“因为佛教是中国三万万几千万人民所共信，而且有二千年历史的一个大教。”（注三十二）
　　历史上告诉我们，佛教对于中国国势之发展，则有百益而无一害，中国最盛时代为汉唐两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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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皆盛，元明清三朝皆特重佛教，国威远振。“绝不仅如六朝五代偏安之局，衰乱之世，乃有佛教。”（季公语）试读季公所举的证明：
　　（一）中国自晋唐而后，国力日以衰微，而民族之力，则有加无已。秦汉以来，素为中国外患之民族，今皆次第与中国混合而为一，岂中国之兵力财力，足以统一之哉？佛教慈悲和平之感化，实为唯一的功用。彼蒙古覆灭中国而统治之时，若无佛教一方沟通两民族之精神，调和两民族之情感，则其悲惨残酷，正不知伊于胡底（注三十三）。
　　（二）自喜马拉雅山脉一带起，青海伊犁蒙古满州，其地之大，数倍于内地，民族之复杂，语言各殊，风俗各异，文字之发达尤迟。其强暴好战之性，犹是上古之蛮风，千年以来，能以和平而自然之程序，成就其互相敬爱互相融洽之关系，以成中国今日之大者，政治之力欤？军队之力欤？中国文字哲学之力欤？佛教感化之力耳。（注三十四）
　　（三）满清一代之政教，其伟大与精密，均优于既往历代之成绩，而征其最大之成功，则为宏护佛教，与励行和亲两事。三百年间，中国之边患渐次消灭，而民族之形成渐臻巩固者，实由于此也。满州民族今已于中国民族完全混合为一矣。其贡献于中国民族史者，实不可没。（注三十五）
　　佛教于国家民族为有益乎？为无益乎？唯有季公体察最为明确，亦唯有季公才能道出。于是又大声疾呼，要振兴中国，必要振兴佛教。他说：“我三民主义之信徒，以实现总理之遗教，完成民国之建设为责任者，岂可忽视此一最大之根本问题乎？至若以毁灭宗教为科学政策，以寺庙兴学为救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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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者，此实不明历史，不通政治，智识浅薄狭隘者之所言，情亦可感，义实堪悲。盖治国宏化之道，绝不若是，而救中国之危亡，兴中国之民族，其道更不应若是也。”（注三十六）。
　　于此可知季公对每一重大问题，必经慎重考虑。以上所言，不仅为振兴中国民族的根本，亦且为千秋万代治国之原则。
　　“二千年来，国人不悟，于诸佛所，妄立知见，于诸佛法，妄生分别，而于必要认识之善恶邪正，反漫不加察；其必要实行持之自度度人之大道，反不信不解不行。由是之故，唐乃衰亡而为五代矣；宋乃终不能建树，而亡于辽金蒙古矣；明乃依然不能恢复，而覆于东胡矣！”（注三十七）。
　　佛教于中国为有益乎？抑为无益乎？于此可知之矣！
　　四、改革宗教与救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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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传入中国，便与中国历史相互为缘。所代中国社会变迁，非常迅速，直至现在依旧在溃裂中，使国家陷入存亡关头，这是一件可痛心的事。在这一个悲惨现状社会里的佛教，却与我们国家同样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在这个不健全的社会里，道德沦亡，人心惟危，要想建立一个康强新中国的社会，必要经过一番努力。因此，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季公在中央广播电台提出“中国之宗教改革与救国事业”。他说：“目前国家固有许多重要问题，应行讨论，但同时亦有许多根本问题，尤须注意。倘不研究，国家即难有相当进步，故吾人应努力解决此项国家根本问题。”（注三十八）
　　所谓根本问题，就是改革佛教问题。佛教何以会成为国家根本的问题呢？国家的基础为民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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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救国，必须救民族。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特殊宗教，此一宗教对于其国中文化教育政治，必有其特殊影响，故宗教亦为民族成立的一个重大要素。季公曰：“我国四万万人，完全不信宗教的恐怕是很少。新近人士虽有反对宗教的，但是为数极少。百人中至少有九十八九，必于各种宗教中信奉其一。尤其我国边疆各地，一百人中就有一百人信教。如新疆、青海、西藏、蒙古，不但信奉宗教，且宗教占有特强地位。西藏之宗教，不仅于文化上，即在政治上，亦掌特殊权限，占特殊地位……现我国办事者，各有信仰之教，见解遂有不同，且因不易获得一致，故凡在政治上工作者，皆认宗教最好不讲，放在一边。”（同上）
　　抱这种态度的人，显然忽视佛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广大社会群众的重大影响。因此，季公明确的指示说：“凡一事物，如与我们有关系者，若是不去管他，不把他整理，他就会来阻碍我们的进行，这是一定的。试想宗教，在人心中，支配的力量是多大？我们教育的力量能有多大？政治的力量能有多大？倘不把宗教问题解决，使之改良，则教育、政治、实业均不能推进，而有绝大的阻碍。”（同上）
　　这是一针见血的说法，国人信奉佛教的，既占绝大多数──五分之四──试问佛教不能改革，不仅佛教衰退，且必于国家民族有不良的影响。但一般人对于宗教，所抱的态度不外为：
　　“（一）信仰宗教的办法，因为信仰故，事事必归到宗教，乃守旧，而不改良，这一路是不通的，（二）反对宗教的办法，以为立刻可铲除宗教，这又断不会成功的。即因一时力景，把某一宗教压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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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若干时也许再起，并再占有政治上势力，故反对的一路，亦不通的。（三）放任不管的办法，即除政治以外，不去管宗教的事，须知政治为管理人群而设的。宗教对于人类关系之重大，而欲放任不管，又是不对的。以上三种办法，既均不对，所以只有一法，即是把宗教改革。”（注三十九）。
　　季公所举三种办法，至少也代表了当时中央政府少数人对宗教的态度。其实，直至今日，我们政府对于佛教的政策，仍不出这三种办法范围。一二两项既然行不通，只有采取第三项放任不管的办法，听其自生自灭的政策。这固然贻害了佛教，同时也遗误了国家。季公最后提出五项根本问题，要政府注意：一、宗教之存在问题，二、宗教由行政机关主管问题，三、宗教之管理问题，四、宗教本身之学术问题，五、边疆宗教问题。这五项问题，不仅关于宗教前途的发展，同时，也关于国家的进展。在法律上既准许宗教存在，就不能听其自生自灭，不加管理。宗教以教化众生为职志，宗教徒本身即为教育家，故对于宗教教育应特注意。不能让宗教徒无知无识，听其胡言乱语，而影响国民教育发展。宗教应归教育部管理，不应属内政部，世界各国之宗教，均归教育部。因为宗教关于人心，明明是一种支配人心管理行为的教育，理应归于教育机关管理。
　　边疆民族，不仅为宗教问题，且为政治问题，西藏佛教的达赖、班禅，不仅为西藏人民精神上的领袖，并为内外蒙古、青海、西康人民精神上的宗主。在第五世达赖以前的西藏佛教的达赖班禅，是唯一施行佛教教化，是民众精神上最高权威者。唯自第五世达赖，兼政治行政权，显然便与佛教自觉相违。所以今日西藏佛教问题，不仅丧失黄衣派祖师宗喀巴的原意，且牵涉政治问题在内。究竟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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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阻碍政治，抑政治影响了佛教，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结的说：“守旧、反对、或放任三路，均不通的，只有改良，乃系我国唯一根本的问题。救国虽不止宗教一端，然宗教为民族五大要素之一，却不可不改良。”（注四十）
　　我们的政府果能注意佛教，因势利导，改革佛教，使其制度合理化、现代化，佛教僧徒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担当弘化的责任。到那时佛教僧徒，不特不会阻碍教育、政治、实业的推进，并且能使国家教育文化猛力的进步。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有重大的影响，即对中国政治上之辅助，亦有其重大之贡献。唐宋元明清以来，边疆国防，由东北至西北，东西两万余里，千三百年来，在政治上能顺利统一成功，实赖佛教感化力量。假使我们政府对本部佛教能予充分支援与改革，则边疆佛化民族，自然会顺利归向中央，只是我们政府始终对本部佛教，不特未予充分支持，使其组织健全强大，而竟采取放任政策，听其自生自灭。汉族佛教既没有希望，则自然会影响到边疆佛化民族的归向，更会影响了国防及政治上的安危。
　　季公虽已逝世三十余年，但我们根本的问题，依然存在。他致力于边疆问题研究，所提出改革佛教的主张，实为千秋万代著想，仍不失参考的价值！
　　民国二十五年，中央民众训练部，拟订计划改革佛教，实受季公言论的鼓励。唯改革方式，不无研究余地。经过多方商洽的结果，正欲颁布施行，上海名流居士屈文六、闻兰亭等致函时在巴黎的季公，而季公亦采取不管政策，“电请中央党部，勿过问佛教，”（太虚年谱四一三页）。至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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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了解：究竟是佛教阻碍政治？还是政治阻碍佛教？明眼人自然会清楚。
　　今日国事艰难，尤甚于三十五年前千百万倍，而佛教腐败，日益加甚，唯有希望我们政府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拿出最大的勇气，使佛教达于尽善尽美，以为光复大陆，重建国家的楷模！
　　第五节　居正先生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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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觉生先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但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时间最长，达十六年半之久（民国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锐意革新中国司法，以建立法治观念与习惯，为恢复司法权的完整与独立，作准备工作，其对中国司法革新，是有其不可忽略的功绩。
　　公姓居，名正，号觉生，初名之骏，别号岳崧，又号梅川居士。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八日（清光绪三年十月初四）生于湖北广济县。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十一月二十三日，逝世于台北！
　　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旋加入同盟会，一九○七年毕业。又考入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专攻法律。一九一一年计划于武汉起义，因费用不继，居先生与焦达岸特往故居之乡，企图盗取达城庙之金菩萨变卖，成为革命史上佳话。居先生献身于革命，率领国民革命辉煌之历史，已成定论！
　　居先生对于佛教关系，显然是受了他太夫人的影响。在“梅川谱偈”中，曾有这样的记述：“灵隐天竺遍烧香，九涧三山祈福祉。”这是记述太夫人生前对佛教的信仰。“弥留遗言神志清，一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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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恼若散失；诸根悦豫报安祥，正念分明伴不退。儿媳啜泣念弥陀，侄孙跪地焚冥纸。”这是记述太夫人临终的瑞相。太夫人生前修持精进，中年每月持斋三日，晚年发愿往生，则持八斋，朝夕念佛，故临终示现，如有弥陀经所说：是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同时，居先生长兄酿香公，于母丧中，体梁皇忏，诵金刚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竭尽孝道，经常习灭尽定，于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无病而终。因此，居先生因受太夫人及长兄信佛修持，临命终时，都有安祥瑞相的启示。所以对佛教信心，从此深植不疑！
　　民国十八年，居先生在龙华狱中，初诵金刚经，每日三五遍。则知佛法无边，不可思议。意欲所求，无不称道。旋有人赠送善本金刚经，因此书偈奉答，其偈曰：
　　“虽眼前万法森然，不取不著，自然不见有生相，也不见有灭相，更不见有垢净增减之相。”其“忆季陶入世观”一文谓：
　　“舍己为群，原为佛家绝我而不绝世之精神，被流行滥用，因而埋没真义。但持此态度最明显者，惟有释迦牟尼。其一生皆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业。佛教降至末流，只能绝世而不能绝我。亦即不能为群，复不能舍己，与释迦恰相背驰。此为释迦之所不及料者，然而古今不少哲人、宗教家、革命家，如墨子，如耶稣，如甘地，皆从舍己出发至为群之路。”（注四十一）由于先生于诸法空相，甚有领悟，故于己丑自题肖像曰：“观身想像空无我，认影迷头过在谁？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六尘随。”故知先生于佛法之心得，实非一般佛徒所可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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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以后，京中佛教徒众，经常启建法会，祈祷国运昌隆，世界和平。先生主持杭州莫干山法会时，开坛之晚，卧于坛后静室，梦见汪精卫、陈公博来乞超度，卧榻动摇，霹雳有声。次晨起视卧榻折其二足，而未倾倒，此于法会圆满回京，告诉李子宽居士。这是民二十六年之前事，汪陈尚未有叛国行为，但其思想早有叛国的打算，显然其罪行已定，故有哀求超度不可思议的预感。
　　居先生京中寓所设有佛堂，雅洁庄严，供玉佛一尊，及龙门大石佛像，刘根尘所献之舍利二粒供养佛前，迁渝、廷沪、迁台，都亲携供奉，虽家人亦不轻易出视，其虔诚恭敬于此可见矣！
　　先生对于维护佛法，力所能及，无微不至，四众函商，如响应声。综其一生，处世淡泊，以正智和光同尘，处浊世而不染；以等慈心，待人接物，于世无得失心，故处处自在！
　　大陆撤退，先生来台后，其修养功夫更进一层，生活简朴，犹如平民。台北市佛教界所建消灾法会，仁王法会，两次发愿文，皆出于先生手笔。其于忠诚体国之弘愿，溢于言表，其于生死之际似行无所事。其修养工夫达到上乘境界，终于无疾而终，安祥而逝，实非常人也。其佛学著作有“梅川谱偈”，民国以来，名公巨卿中奉佛，居觉老与戴院长，实为护持三实两大干城！
　　第六节　吴忠信先生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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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以来，政府对于佛教采取两种政策，一是对内地佛教采取抑制态度，由民国四年管理寺庙条例，至民国十八年监督寺庙条例，一连串的抑制佛教，此为最显著者。一是对于蒙藏佛教，则循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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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例，采取怀柔、褒扬、优待、赐封，乃至以钜额金钱供养，诱其内向，殆为政府一贯的政策！　孙总理领导国民革命，虽以打倒满清政府为号召，但对边疆民族，却遵循满清政府的遗策，以怀柔代替征服！民国十三年，第九世班禅喇嘛与第十三世达赖政见不和，被逐出后，来到南京。自此达赖与班禅教下人员，形同水火，不相融洽。中央政府既尊重班禅。西藏地方政府攻击越来越烈。民国二十二年冬，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中央特派黄慕松致祭，企求有所调协。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中央又特派专员护送班禅回西藏，民国二十五年秋，班禅行抵青海玉树，西藏表示反对，英人又从旁干涉，遂使班禅西行遭受阻碍，中央与西藏关系，又陷入低潮。国民政府为打破此一僵局，特任礼佛极诚的吴忠信先生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吴忠信，字礼卿，别号守坚。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五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十八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十二月十六日在台湾省台北市逝世。
　　吴氏早年参加　国父同盟会，献身革命，一生为求国家统一与团结，努力不懈，其对国家最大之贡献，即在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八年（民国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推行中央政策，以安定边疆，团结抗日，使中央政府于抗战期间无后顾之忧，厥功至伟！吴氏任内对西藏佛教，最大的政绩有二：
　　第一：就是护送班禅回西藏。民国二十六年夏，班禅继续西进至龙喜寺，适值抗日战争发生，政府为安定边疆计，不得不令班禅暂退驻玉树，不幸班禅大师竟于十二月一日圆寂。使中央政府于西藏政策上不啻折损一大支柱。这时吴氏正与戴季陶先生等取道赣、湘、桂、黔各路入川，惊闻噩耗，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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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中央与戴氏代表国民政府前往甘孜致祭，当蒙慨允！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儿，已由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在青海西宁附近觅得，名拉木登珠，吴氏接获此一报告，以此事对中央与西藏关系重大，而在民国时期又属创举。此时中央政府既决定长期抗战，当以团结蒙古安定西藏为施政两大政策。而西藏对中央政府关系，近三十年来殊多隔阂。亟应乘机谋求调整，于是吴氏制定原则，（1）中央对西藏固有主权决不放弃，（2）中央与西藏间诸多政治问题，此时暂缓进行。（3）调整近年来各项悬案，解释误会，融洽情感，增进合作。这是吴氏主持蒙藏委员会期间的基本政策。
　　第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决定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特派吴氏为特使，会同热振呼图克图（西藏摄政）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当时后方交通甚不方便，乃决定取道缅甸、印度前往西藏。并经我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与英国洽商（当时印度尚未独立），至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始得英国政府同意。吴氏一面派员经香港前往上海采购礼品，一面派员取道西康入藏，期能与青海灵儿同时到藏。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吴氏本人自重庆飞香港，俟礼品自上海运到，则于十一月二十二日飞抵缅甸仰光。其他取道黔滇随行之人员，亦先后到达，遂分别乘机轮船前往加尔各答。当时我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黄朝琴，陪同吴氏游历大吉岭。十二月十五日转往噶林堡，八日后抵达锡金首邑冈多，受到锡金欢迎。二十一日继续北进，山途险峻，既无舟车，仅恃骡马与人力作交通工具，每日仅行十数英里，至二十九日，始抵达海拔一四七五○英尺帕里，空气稀薄，至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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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江孜。五日前往拥有僧众约七百人之江孜大喇嘛寺布施，每人藏银三两。十五日到达西藏首府拉萨。
　　当时西藏政府曾选得两个灵儿，拟按旧例齐集拉萨掣签抉定。迨吴氏抵达拉萨，始悉西藏政府所选之灵儿，仅青海拉木登珠一人到达。余一人则寂无所闻。但西藏僧俗官民咸认拉木登珠为达赖真正之化身，希免予掣签，经吴氏电呈国民政府核准。于是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麻，遂行确定，当商订二月二十二日举行坐床大典。
　　大典举行后，二月十五日吴氏代表国民政府锡封辅国普化禅师之热振呼图克图，中央各方纷纷致电道贺。达赖亦覆电答谢，更于三月八日上电林森主席与蒋委员长表示“感戴无既”，并谓：“至于中日战争，现正　三大寺及各寺喇嘛大举祈祷，祝祷中央胜利。”
　　由于吴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大典极获成功，中央对西藏关系益有增进，遂决定派孔庆宗组织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是民国元年清代驻藏办事大臣取销后，国民政府首次在西藏设立的正式机关，中央政府在西藏重振声威的具体表现，这是吴氏访问西藏的最大胜利。
　　吴氏在西藏为使僧众普沾利益，除亲在拉萨三大寺及前藏各寺院布施外，并特派员前往后藏各寺院布施。一切事务完成后，仍经印度返国，曾作友谊上访问印度诗人泰戈尔，及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这对于日后中印两国邦交，以及安定西藏，争取最后胜利，实有极大帮助。
　　由于这一段的史实，足以证明中央政府对于一国之内的佛教，施行两种政策：对内地的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对蒙藏佛教，采取褒扬态度，这在政治上，固属于不得已的事，但使内地佛教人士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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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为化外之区，特殊阶级，犹如西洋人在国内享有法外治权一样，民国十八年颁布监督寺庙条例，既不适用于蒙藏喇嘛寺院，民国二十一年中国佛教会拟订“佛教学院组织大纲”；遂将同一国族蒙藏文字，列为外国文，内政部斥为“不识大体”。（注四十二）
　　其实“不识大体”，实由政府开其端，并非始于佛教，由于政府对佛教施行两种政策，蒙藏佛教领袖，三番五次锡封德号，俨然为化外的民族，对内陆佛教，由庙产兴学、拆寺毁像，种种限制与压迫，不一而足。要是认为中国佛教会把蒙藏文字列为外国文，认为“不识大体”，则政府首应修正对于佛教的政策，因为对一国之内的佛教不应有所区别，这不特违背孙总理五族共和政策，且违背了约法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的大原则。
　　其余，中央大员中，若张溥泉、邹海滨、邵元冲、张默君、于右任等，对于佛教都有相当的信仰。只是不肯表现于形式，唯恐人们讥为迷信份子！其实，迷信二字也有深刻的意义，不是随便可以运用的。要知迷信的反面，就是正信；正信到了极顶，就是迷信。譬如我们现在信仰　国父伟大人格的精神，当然是正信，可是到了三百年之后，国人依然崇敬　国父，并且建庙塑像供奉，烧香膜拜，敬之如同孔子、关公、岳穆王，不也就成了拜偶像迷信份子吗？可是这种行为是由三百年前正信演变而来，又怎能说是迷信，因此。信仰宗教，崇拜真理，不可说是迷信！
　　注一：见“佛学丛报”
　　注二：见“戴季陶文存”一二六Ｏ页
　　注三：见“戴季陶文存”一三Ｏ一页
　　注四：见“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
　　注五：见海刊十一、二期
　　注六：见海刊十四、一“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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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七：见“佛教日报”八月份
　　注八：见海刊十七、八“史料”
　　注九：见蒋公之“王太夫人事略”
　　注十：同上
　　注十一：见“太虚年谱”
　　注十二：见“太虚自传”二十二
　　注十三：见海刊九、四期
　　注十四：见“太虚自传”二十一
　　注十五：见海刊九、十
　　注十六：见“太虚年谱”
　　注十七：见海刊九、十期
　　注十八：见海刊十三、十二期
　　注十九：见“佛教新闻”
　　注二十：见“太虚年谱”五二二
　　注二十一：见同上五三一
　　注二十二：见上海三民公司出版之“戴季陶集”
　　注二十三：见“戴季陶文存”一二一一页
　　注二十四：见同上一二九六页
　　注二十五：见同上一三二四页
　　注二十六：见同上一一八○页
　　注二十七：见同上一一三九页
　　注二十八：见同上一一八二页
　　注二十九：见“戴季陶文存”一一八二页
　　注三十：见同上一二九三页
　　注三十一：见同上一一七二页
　　注三十二：海刊十四、一期
　　注三十三：戴氏文存一二八页
　　注三十四：见同上一三一一页
　　注三十五：见同上
　　注三十六：见同上
　　注三十七：见同上一三一二页
　　注三十八：见同上一三二四页
　　注三十九：见海刊十四、五
　　注四十：见同上
　　注四十一：见“居觉生先生全传”
　　注四十二：见“民国百人传”吴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