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慈善：佛教慈善事业的理念

东林慈善：佛教慈善事业的理念
　　镜义法师
　　观无量寿经云：佛心者大慈悲心是。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积德培福，六度万行，修集菩提资粮都是从一念慈悲心开始的，因此大乘佛教佛教以慈悲济世为本怀。普贤菩萨行愿品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砂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由此一切修行皆因慈悲心而的建立，一切行皆是慈悲之行。“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闇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这种对苦难众生身心的慈悲救助便是以大悲水饶益众生佛教的慈善事业，因此依广义而言一切佛法都是佛教的慈善事业，但从狭义上讲即是对于人道众生，通过给予物质生活和身体的关怀救助，进而引导趋向轮回的解脱，这种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教富济贫，偏向对现实生活特别苦难众生救助的以人为本菩萨行是为佛教的慈善事业。“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的离苦”是大乘菩萨的行愿，也是佛教慈善事业的宗旨精神。
　　佛教慈善事业即是布施利生的具体行为，是一切菩萨圆成佛道的修行过程。 无论小乘佛教还是大乘都是以布施利生为修行的前提条件，布施不但可以对治我们的悭贪，更是引发我们菩提心的缘起善巧，而布施即是对苦难的民众的物质生活以及身心予以关怀和帮助，从而引发行人内心的慈悲心和菩提心，亦能止息烦恼，增长善根，成就解脱。普贤菩萨行愿品云：“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因此佛教以利益众生为根本，修行从利益众生为开始。，离开布施一切佛法无从建立，无有慈悲事业一切菩萨难以圆成正觉。《佛说像法决疑经》云：我念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救济贫穷困厄众生。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六波罗蜜皆从布施以为初首。善男子。譬如有人双足俱折。意欲远步不能得去。比丘亦尔。虽行五波罗蜜经恒沙劫。若不布施不能得到涅盘彼岸。善男子。不行施者则戒不淳。戒不淳故则无悲心。无慈悲者则不能忍。无忍辱故则无精进。无精进故则无禅定。无禅定故则无智慧。无智慧故常为无量客尘烦恼之所得便。善男子。此布施法门。三世诸佛所共敬重。是故四摄法中财摄最胜。因此慈善事业是修行佛法的根本和基础。
　　从佛陀的原始佛教到近代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都是倡导佛教慈善事业的。佛说法时常常说到布施的功德和重要性，并且专门说了《佛说布施经》和《佛说分别布施经》等，即是教导众生用慈悲之心行慈善之业。佛教从传入中国的初期开始，就在济贫赈灾、治病救人、戒残杀等方面做了许多服务于社会的慈善事业，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有了无尽藏这种慈善性质的金融机构，专门用以救济贫穷等。自北魏创“僧祗户”始，至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宋朝的“福田院”，乃至近代的佛教慈善组织，名称虽有不同，但性质却是一样的，即有系统地进行社会慈善事业，其中包括养老院、孤儿院、养病院、救灾、济贫、为无业人员传授技艺以及难民收容等等。
　　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界逐渐自觉地认识到，要振兴明清以来极度衰落的佛教文化，唯有继承和发扬释迦创教以来的优良传统，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这其中，继承和发扬佛教的六度布施精神，积极兴办服务于社会人群的慈善公益事业，成为比较普遍的共识。民国时期长期领导中国佛教会的圆瑛大师他在一次演说中就积极提倡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我等僧界，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体如来平等之心，立菩萨坚固之愿，融通真俗二谛，成就自他两利。法华经云，治世语言，资生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第当视其人之知见为何如耳。佛教之理，本极圆通，向来因僧界不预世事，流为习惯，世出世间打成两橛，不知佛有三乘，小乘自度不给，无暇及他，中乘虽有利他，功行亦寡，大乘力量充足，利他为先。”正是从这一大乘利他精神出发，圆瑛后来相继领导成立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等颇有影响的佛教慈善机构，谛闲大使也支持宝静开办佛教义务学校等公益慈善事业。圆瑛大师曾经说“诸方同道，当大发慈悲，广兴饶益，到处提倡，建设佛教孤儿院，教养兼施，即是修行，即是精进。昔有人责我曰：此慈善事业，乃社会之责任，出家人何必为此？我答曰：子但知慈善事业为社会之责任，不知慈悲之道，为佛教之宗旨，与乐拔苦，固佛子之天职”，认为开展佛教慈善事业是佛教本分事情和应尽的天职。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慈悲济世的宗旨得到了弘扬和发展，中国也成了以慈悲利他为宗旨的大乘佛教的国土，各种慈善以人为本的慈善组织也得以创立，自北魏到民国时期佛教的慈善事业一直得以发扬和延续。民国政府以后极左势力一度使中国的宗教得以消亡，中国也进入集体贫穷的时代，中国各种不同慈善慈善亦复不存在。但是随着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经济得以飞速发展，整个社会进入一个高科技的转型时代，年轻一代知识人士得以相继富裕起来，甚至成为亿万富翁，同时年长一代人无法学习现代的高科技术，渐渐失去了劳动谋生的方式，成为贫穷的阶层；山区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得不到良好教育的民众，一直处于贫困失教和失教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当今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越来越悬殊，富有者花天酒地，贫穷者无米下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阶层的对立也引发了各种各种社会矛盾以及道德败坏、伦理丧失、人心冷漠、偷盗抢劫、仇杀害命等种种不和谐社会现象，令社会民众人皆自危、惶恐不安，因此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主题。社会各阶层开始转向和谐社会发展，各种和谐社会的方式和组织得以建立，各种慈善机构也重新得以成立，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府也提出了要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佛教当然有和谐社会的责任，佛教慈善事业更是有它不可估量的意义。佛教的慈善事业以它重视因果，慈悲济世、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精神，则会赢得广大的社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教富济贫、解决民众疾苦，引发民众的仁爱慈悲之心，提升伦理道德、和谐社会各个阶层等方面更是有着不可代替积极的作用，因此在当今时代须大力倡导佛教慈善事业。
　　同时要使中国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需要发展佛教的慈善事业。恢复宗教政策后，佛教在中国得以复兴，在文革后得以幸存的僧人重新穿上僧服主持佛教的恢复事业。文革是中国佛教遭受毁灭最彻底的一次，寺院被摧毁殆尽，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同时由于文革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国家工程项目尚无力兴起，寺院重建更是举步维艰，一代老和尚为兴建寺院历尽艰辛苦难，十方筹集善款，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终于将中国佛的寺院恢复起来。但是由于文革使中国佛教中断了二十年，佛法的人才和法脉被截断，佛法的教义的更是难以恢复，一些僧众出家后对佛教的基本缺乏认识，不以追求解脱为目的，而以经忏佛事谋利为要务，一些寺院为了寺院建设也大力倡导经忏佛事，致使当代许多佛教徒迷失了学佛的方向，更也不能向民众弘扬佛法的教义，使社会民众认为佛教就是向社会募捐要钱的组织，佛教的形象在社会民众得不到正面的评价，佛教的地位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佛教的价值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因此佛法在当今时代弘扬和发展是同样是举步维艰；同时寺院也只有在城市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得以恢复，在农村和许多边远地区很少看到寺院，有的省份两三个县城没有一个正规寺院，民众的信仰得不到满足，而中国目前十三亿人只有三亿人有信仰，而有十亿人尚待选择，因此社会民众亟需待提供信仰的空间和启发信仰的途径；而且虽然中国民众一部分虽然富裕起来，但是大部分民众还是处在不富裕或贫困的状态，许多民众没有经济能力到寺院烧香拜佛和供养三宝，没机会接触和闻信佛法，这需为他们提供闻佛法的机缘和条件。由此佛教在当今时代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
　　如果佛教在当今社会发展慈善事业，以佛教慈善为本怀，以菩提心为动力，以利生为事业，积极入世，为众生做不请之友，开展扶贫济困，敬老恤孤，助学扶教，赈灾克难等利益民众的公益事业，则能够赢得广大的社会民众的赞扬，提高佛教的形象，提升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亦能使广大的民众接触佛法，了解，认识，选择，皈依佛教，使广大民众亲近和接受佛法，将佛法弘传播到最基层的民众，救助那些最苦难的众生。因此在当今时代积极开展佛教慈善事业，将满足广大的民众的信仰的需要，同时也是佛教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和关键。
　　积极参与佛教慈善事业亦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宗教追求。“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为报佛恩”。奉献是每个人佛教徒具有的最基本的品质，同时也是每个公民应有的道德修养。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乎个人的名声的大小，财产的多寡，官位的高低，而在于个人对社会奉献和对他人的利益。人生的价值不是由自己来衡量的，而是由他人评价而决定，因此对社会奉献越大，个人的价值越大。而佛教的慈善事业是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行愿，以无我之心服务一切众生，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拔苦与乐，将身心毕生奉献于社会大众，则必能得到社会民众的称赞和高度评价，个人的明德得以显发出来，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同时以菩提心积极开展佛教慈善事业，将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同得无上菩提，那么一切善行皆为菩提资粮；回向净土，则为往生正因，而为净土资粮。因此，用菩提心积极开展佛教慈善事业，即是修行菩萨行，则能圆满菩提资粮，庄严佛土利乐有情，实现菩萨的宗教追求。
　　当今人类虽然处于和平时期，但是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火灾、车祸等天灾人祸常常降临，造就了世间太多的苦难，这就需要人类的爱心的救助；同时人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疑邪见等烦恼，驱使身口意造作无边的恶业，造成了众生无尽的轮回，更需要佛法的去止息。因此佛教的慈善事业是这个世界一个永恒的主题，大悲大愿的菩萨在无尽的行业中将成就无上的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