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佛教慈善事业及其社会作用

近代上海的佛教慈善事业及其社会作用
　　传教石
　　佛教开始在上海地区的传播，时间较早。相传在三国吴赤乌年间二三一八——二五O），上海地区就有龙华寺和静安寺的建立。到了南朝梁代，上海已有了不少寺庙。唐代，佛教在上海的流传更广、寺塔更多。但是，上海地区的佛教，既没有像天台、曹溪那样，形成一独立的宗派：也没有像五台、峨眉、普陀、九华那样成为佛教圣地。它只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出现的名僧不是很多，能撰述佛教著作、弘扬佛教义理的也较少。在中国佛教史藉中，很少见到有关上海佛教发展情况的记载。因此，上海地区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始终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但是，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上海佛教得到了全面大发展，不仅寺庙林立、佛教徒众多，而且大批著名佛教学者，云集上海，讲经说法，举办佛教文化事业，著书立说，开展佛学思想研究。除此以外，上海的佛教团体以及佛教界人士，还举办了不少社会慈善事业，其内容包括对孤儿的教养，为贫病者治病，对贫民、难民的救济，举办火葬场、公墓以及戒杀放生等等。这里仅对近代上海比较著名的佛教慈善团体及其所办事业，作一简要的概述。
　　一、上海佛教慈幼院。这是上海佛教团体创办最早的一个慈善团体。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上海市佛教会创办。院址设在闸北共和新路宝莲寺内。发起人为关网之居士。他热心社会慈善事业。因鉴于当时社会上无父无母、无衣无食的孤儿甚多，乃在上海市佛教会的领导下，开办上海佛教慈幼院，收养孤儿，施以教育，既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又培养他们成为有用之才。当时曾得到印光法师的热情赞助，并作颂赞叹。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该院正式宣告成立，举行开学典礼。时招收院生三十七人。同时公推关纲之任院长，王一亭任董事长，李经纬任教育主任，邹憝心为训育主任。（《佛学半月刊》第四九期）入院的学生，既学习文化，又参加一定的劳动。通过一定时期的培养，使他们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后，每年都招收一些新生，由此渐感人多屋少，乃集资添建新屋乡间。一九三五年四月，该院举行庆祝儿童节，由院生表演游艺节目，并放映电影。附近儿童前往观看者，多达二百余人。（同上第一O一期）不久，该院又组织童于服务团，由导师带领，逐日出发到附近扫除街道，使之气象一新，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同上第一O四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又开办民众识字学校一所，推举曾逸公为负责人，招收附近失学儿童和青少年入学。（同上一O五期）
　　二、中国保护动物会。一九三四年正式成立。初由上海佛教界人士叶恭绰、王一亭、关纲之、黄涵之、施省之、朱石僧、李经纬、沈彬翰等二十三人发起，设筹备处于闸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内。一九三三年五月，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大会，决定将会址设在云南中路三五号仁济堂内。同时发表《中国保护动物会宣言》，指出当时国家多故，农村破产，都市萧条，经济垂竭，弥补为难，国计民生，不堪设想。认为倘能保护动物，各戢贪饕，不特有益卫生，实于国家、社会、经济三方获益。为此，特发起成立中国保护动物会。这次大会后，各筹备委员即分头进行工作，诸如会章的起草、会员的征求、工作的安排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廿五日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会章，选出了理事及各组负责人。根据简章规定，该会以仿照各国保护动物会之办法，阻止虐待或残杀各种动物为宗旨，不涉各教教义。其时规模初具，会员达三百余人。是年十月，该会举行动物节宣传大会，并于《佛学半月刊》发行《特刊》。当时决定，要广征会员，广设分会，以增力量，而利宣传。同时设立放生部，举办放生事宜。一九三五年十月，该会又在《佛学半月刊》发行《世界动物节暨征求会员宣传大会特刊》，撰文宣传保护动物。其时，在陕西西安成立了中国保护动物分会，北京、长沙、苏州、如臬、东台等地则先后成立了分会的筹备处。为了广泛宣传该会的宗旨，又特地在《新闻日报》上刊行《护生专刊》。同时还筹设了动物治疗所和组织动物掩埋队等。（关纲之：《过去一年间会务简述》，《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二期）为了使该会的活动有充裕的经费，当时上海佛教界著名人士圆瑛、兴慈、赵朴初、王一亭，丁福保、黄涵之、狄平之、关纲之、蒋维乔等，特地发起成立劝募放生宏法基金会。这个基会，以放生及弘扬佛法为宗旨，以募足十万元经费为满额。此项基金，由上海佛学书局代收和保管，以后按年由书局提出利息一分，交给中国保护动物会，专作办理放生事业之用。（《劝募放生宏法基金简章》，《佛学半月刊》第二四期）此后，由于基金充沛，中国保护动物会的放生事业愈办愈兴旺。一九三七年秋，曾在吴淞杨行镇，建筑放生园一座，占地二、三十亩，作为该会放生的专门场所。
　　三、上海佛教公墓。一九三五年十月创设。位于宝山县真大路四号。办事处设在上海云南中路三十五号仁济堂内。时有上海著名佛教界人士圆瑛、远尘、可禅、容虚，屈映光，关纲之、潘时中，沈彬翰、李证性、陈立贤等十人，鉴于佛教同仁舍报后，应有一个共同的安身之处，以期仗佛光明，早登极乐世界，故发起创设佛教第一公墓。（《佛学半月刊》第二二期）当时决定筹募基金二万元，由以上十位发起人平均认足。同时推举圆瑛为董事长，远尘、屈映光为副董事长，李经纬为经理，陈立贤为副经理，潘时中为董事会秘书，其他四人为董事及监察。其后即在《佛学半月刊》上连续刊登《为创设佛教公墓谨启同仁书》，募集资金（同上第一二三、一二四期）未几，即将募得基金购到真大路公墓基地八十余亩，并随即绘制图样，订立章程，向上级管理机关注册立案。旋又在墓地上、栽花植树，并大兴土木，进行基本建设。经过八个月的苦心经营，终于建成了一座黄色灿烂的古宫式殿宇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办公室、陈列室、寄柩所、祭堂、念佛堂等。大门口还建有七如来幢一座。其他各处还建有茅亭数座，掘有放生池及堆砌的假山石等。在山门牌楼正中悬有朱漆金字“佛教第一公墓’六个大宇，为林森所题。规模初具后，即售出了一半以上的墓穴。正拟进一步加紧建筑，补购墓地，适逢日寇逼境，战火蔓延，致使预计建设中的大礼堂、纪念厅、地藏殿、殡舍、火葬场、如意寮等工程，均告停顿。抗战期间，佛教公墓由沈彬翰代理维持。由于经费困难，管理人员大都离散，经营惨淡，勉强维持而已。抗战胜利后，有关人员重行集合，即对佛教公墓进行改组，推举屈映光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远尘、沈彬翰任副董事长。本拟重整组织，加强发展，终因经济困难，未能如愿。建国后由李经纬任经理，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
　　四、上海佛化医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建立。创办人为陈其昌。他精通医学，曾办有观音救苦会及《大生报》。因得到上海佛教界人士印光、圆瑛、李觐丹、江易园、聂云台等人的赞助，决定成立佛化医院，以供养僧人、优待居士、救济贫病、普利大众为宗旨。院址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金神父路口乐善堂旧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开幕，聘请姚心源为名誉院长。当时院内设有内、外、妇、眼、喉、肺痨，戒烟、针灸、按摩等九科。每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六时全天应诊。前来就诊者络绎不绝。由于该院实行慈悲救苦精神，所以无论门诊、出诊，概不规定诊金，只收取挂号费以补助开支。（同上第一四二期）
　　五、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八月建立。早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上海各慈善团体负责人黄涵之、屈映光（两人均为上海的知名佛教居士）等人组织成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简称慈联会）。推举许世英为主任，黄涵之、屈映光为副主任。会址设在云南中路三十五号仁济堂。其时，赵朴初居上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在慈联会成立后，被推选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具体负责该会的救济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派了一些人到慈联会工作。“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慈联会工作人员看到难民遍地，即组织十辆卡车运送难胞，并设法安置。但在第二天，大世界上空落下炸弹，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派到慈联会的工作人员，惊惶失措，纷纷逃跑，置广大难胞于不顾。赵朴初居士等在人力不足、人心不定的情况下，临危不乱，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夜之间，设立了十几个临时收容所，暂时把难民安顿下来。八月十五日，慈联会负责人黄涵之、屈映光等都来到仁济堂，对于国民党对慈联会撒手不管，非常气愤。于是召集上海佛教界知名人士赵朴初、关纲之等及各界人士，进行讨论。经过商议，决定在慈联会下面增设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以佛教界为主。当时推定屈映光为主任，黄涵之为副主任。下设收容、给养、总务、遣送、医务五股。赵朴初居士任收容股主任，负责所有收容事宜。在他的努力下，当时所有市民包括工人、文艺界、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都很关心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出钱出力，捐献衣物，从各方面支持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屈映光离开上海，慈联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工作，主要由黄涵之负责，而难民的收容工作，则主要是赵朴初居士在奔走。在黄涵之、赵朴初等人的努力下，该会先后设立了五十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数十万，除供给衣食、医药外，并进行救亡教育，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战。该会的这一工作，得到社会上各方面的一致好评。后来，该会还负担中国佛教会在上海组织的僧侣救护队的一切费用及物资。
　　六、佛教医院。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成立。时有中国佛教会鉴于当时上海时疫流行，贫病者求医无门，特设立佛教时疫医院（简称佛教医院），以救济贫病。院址设在牛庄路七六四号。院长为正道法师。该院成立后即开始应诊，每日上午八至十二时，下午一至六时，施诊给药。重病者则随到随诊，并视病状之程度若何，得医师许可，可以住院治疗，供给饮食，一概免费，不取分文。（《佛学半月刊》一六一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施诊给药的病人达到八千余人。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佛教医院假上海功德林素菜社招待新闻界，由院长正道法师报告该院成立后的办理经过、现在状况及将来发展计划。目的是因为经费困难，希望社会各方面给予捐助，以便继续施诊给药。（同上一六三期）
　　七、上海佛教同仁会，一九三九年成立。该会由胡松年、乐慧斌等发起，得印光法师赞助。当时推定范成为董事长，胡松年为总务主任。会所设在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四一八号佛教净业社法宝馆。根据《简章》规定，该会“以体佛慈悲，学行施度，绝不参与政治工作为宗旨’。一开始所办事业有二，即酌量补助来沪贫穷僧尼和支持有志弘法的僧尼学佛经费。（同上二O一期）其后则办理施粥票、施棉衣、施诊给药及临时灾赈等。一九四四年改组后。另选兴慈法师为会长、范古农居士为副会长，胡松年继任总务主任。
　　佛教同仁会历年所办慈善事业、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其重要者略有八项：
　　（一）办理施粥票。该会自一九四O年二月起，即办有施粥处。其办法是筹募经费，即印就粥票（票面开始为五分、六分，后物价飞涨，不断有所调整，一九四三年为二兀五角，最后为每张中储券一五O元），向各界善士劝募认购。同时又特约全市热心善举的粥店，作为施粥的供应点。全市贫民或流落街头者，由该会发给粥票（亦可由施主向该会购买粥票后，直接施给贫民本人），然后持票到特约的粥店吃白粥一豌。此举创行后，全市贫民受惠非浅。前后五年，得免费吃粥的贫民，总数达千余万人。后因物价飞涨，不得已于一九四五年停办。
　　（二）赈济灾区难民。一九四O年，皖南各县发大旱灾，灾民流离失所，情况悲惨。该会有鉴于此，即筹募经费，由董事长范成法师率西竞、白圣、宽明等，携带大量赈款，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前往皖南灾区施赈。先后三个月，共用去赈款六、七万元。范成等放赈时，看到该地区疫病流行，缺乏药品，即返沪筹募，然后运往皖南灾区，进行救济。
　　（三）对本市火灾区居民进行临时救济。一九四O年以来，本市沪西等地棚户区多次发生火灾，该会二子以救济。如法华东镇陆家路棚户区，白日起火，多数贫民均外出营生，回来时住宅已成灰烬。于是天寒露宿，苦不堪言。该会即施放食粮粥票，并制发棉被六十余条，以济眉急。一九四二年冬，沪西金家巷栅户区又不慎失火，烧毁棚屋甚多，无家可归的难民达百余户，计三百余口。该会当即发给粥票，予以临时救济。旋又设法募款，为搭瓦顶竹屋二一五间给予居住，该地区即命名为同仁邮。当金家巷房屋尚未全部搭好之际，其后边上天殡仪馆东隅又失火，烧毁五、六十家，该会又给予粮食棉衣，先行济急。一九四三年，沪西余姚路牛奶棚西首棚户区又发生火灾，灾况较金家巷尤甚，被灾难民四、五百户，男女老幼总数达一千余人。该会仍照金家巷灾区救济办法，发动大规模劝募，所得款项，即就该处 建瓦顶竹屋二五O间，并设立义务小学一所，招收四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余人，使之免费就读。直至一九四六年，因经费不足，义务小学才被迫停办。
　　（四）收容外地来沪难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该会在金家巷设立苏北孤老院，收容难民七十余人。又在徐镇路之西方寺，收容难民十余人。其费用均由该会负责。后因粮食不继，该会乃向联合救济总署上海分署申请救济。经查明核准，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七年五月止，联总上海分署按月发给米、面、衣、布等物品，从不间断。一九四六年冬，联总上海分署还委托该会代办施粥三月，每日领粥难民，多达五百余名，并施棉衣三百套之多。后联总上海分署办理结束，难民的食粮又发生困难，只得向社会各方进行劝募。
　　（五）对日军封锁区难民进行救济。日军侵占上海后，常封锁某一地区多日，一切交通断绝，以致常有难民饿毙。一九四一年八月，上海南市难民被日军封锁七昼夜，沪上慈善团体备粮前往救济，均遭拒绝。佛教同仁会想尽一切办法，向日宪兵交涉，经一再要求，始允许送干粮入区。于是各界人士纷纷募集馒头、大饼、面包、饼干等一切干粮，交该会集中送往南市分发赈济，一日之间，即有四五卡车之多。每日受赈者达七、八千人。直至封锁解除，尚有余款三千余元，继续救济南市难民。
　　（六）每年冬季施送棉衣，该会从一九四O年起，即于每年冬季施送寒衣，均多至千套。一九四六年，苏北灾情严重，经该地人士之请求，商得施主之同意，当即拨出寒衣二四O套，转至该地施放。第二年又拨出寒衣五O套，施送给苏北灾民。
　　（七）设立施诊所。该会自成立后，即办有佛教施诊所，为贫病者施医给药。一九四一年七月，又在南市另设佛教施诊所，全日施医给药，常年无间。一九四三年起，再在金家巷设立施诊所，每年夏季开办，聘内外科医师四人，施诊给药，每日就诊者，平均一五O人以上，迄秋末结束。其他如救急药品、时效丹方等等，均长期施送，不收分文。
　　（八）开辟放生园。该会于一九四四年冬，即于会内设立放生园，收容鸡、鸭、鹅、兔。后因来数较多，棚小不敷容纳，挤在一起，常易患病，以致死亡，殊负放生之善意。该会乃于一九四五年，成立第二放生园于浦东杨思桥之海会寺后院内。该园面积阔大，棚窠宽畅。至一九四八年，该园已收容有鸡百余只，鸭二O余只、鹅三O只、猪一头、牛两头，每月所需食粮约十余石。其后又拟于沪西徐镇路再建第三放生园一处。后因经费没有落实，未能成为事实。（胡松年：《上海佛教同仁会近年工作报告》，《弘化月刊》第八三期）
　　此外，该会还曾救济杭州各寺庙年老及贫困之僧尼。从一九四三年起二刚后三年总共支出救济费数千万元，均由该会向海上各界劝募。
　　八、上海佛教火葬场。一九四一年二月创建。场址在南市康衢路新桥路东首。上海佛教界人士，为了使佛教徒在逝世后有一个专门的火化场所，乃决定择地建立佛教火葬场一处。经过一般时期的筹备，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举行落成典礼。是日到会有各庙住持及四众弟子百余人。同日举行荼毗，焚尸二具。该处建有火窑三只，与龛棺柩，均可焚化。设备先进，手续简便。为方便死者家属联系火葬事宜，特于法藏寺设立佛教火葬场接洽处。（《佛学半月刊》第二二五期）
　　此外，上海海会寺方丈慧开曾于一九五O年创建了海会火葬场一处。一九五三年后，因营业清淡，难以维持，由上海市佛教协会经手交给市民政局接管。
　　九、佛光疗养院。一九四三年八月正式成立。院址在马斯南路二三一号。先是上海佛教界人士鉴于上海的医院，由各国教会办理者居多，唯独完善的佛教医院街不可多得，乃决定捐资创办佛光疗养院一所，以弘扬佛法、救济疾苦为宗旨。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正式开幕，公推李思浩为董事长，吴蕴斋、诸文绮为副董事，方公溥为名誉院长，马问我为院长，于分正、严克绍为副院长，丁福保、谢利恒、蒋志新为医药顾问。该院设备完密，中西各科，应有尽有。上午门诊，施诊给药。凡遇必需疗养之症，确系赤贫，得捐款人及慈善团体之保送，可以免费住院疗养。由于地处清幽，风景明朗，花园优美，空气充足，加上院内附设安心念佛堂、饬终助念团及佛光图书馆等，既是天然疗养之胜地，也是身心并治的特有医院。
　　一九四三年冬，该院院长马问我医师，因鉴于市民生活日高，沪上各医师出诊费昂贵，大都需百元左右，一般贫苦病家，每因限于经济，坐延病机，甚至不救。及决定于佛光疗养院门诊部以外，另行创设义务出诊部，免费服务。凡八区居民，确实贫病，可于每日上午向该院挂号处登记，该院即指派专科医师前往治疗，下收诊金。（《佛学半月刊》第二八二、二八六、二八九期）
　　近代上海的佛教慈善团体及其事业，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街有一些办理时间较短、影响亦较小的，其中如：
　　一、佛教慈悲会。一九二六年成立。它以慈悲为念，仁德为心为宗旨，以救灾恤难、和解纷争为任务。总会设在上海玉佛寺内。它成立以后，曾开展过一些慈善救济活动。
　　二、僧办感化院。一九二八年成立。由上海市内各寺院发起组织，并得到各居士的赞助。它以收容无业贫民，施以佛法感化，俾知为人之本分，并教授浅近文字、算术及工作技能，以资维持生计为宗旨。院址设在龙华寺内。
　　院内组织分设总务、工作、感化三部。当时确定暂收艺徒二百人。该院成立后，曾办理了一段时间。
　　三、苏北灾区救济伤亡委员会。一九四六年成立。由上海市佛教会；、红卍字会等共同发起组织。推李天真为主任委员，止方、范成、朱警辞为为副主任委员。内分掩埋、医药二组。当时苏北灾荒严重，时疫流行，患病、伤亡者甚众。该会成立后，即派员到灾区，对贫病者进行救济、治疗，对死亡者负责掩埋。灾区群众，获益良多。
　　四、佛教平民诊疗所·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正式开幕。由上海市佛教分会与静安寺合办。自开幕以来，一般平民前往就诊者亦很多。
　　五、苏北邳县急赈委员会。一九四八年春成立。时苏北邳县发生特大灾荒，哀鸿遍野。该会成立后，即推举屈映光、黄涵之为正副主任委员，窦存我、胡松年、海山、忠实、皖峰等为查放委员，携带款项二刚往灾区调查、发放，赈济灾民。
　　六、慈光施诊所。一九四九年成立。由法藏寺创办。聘有中西医师四人，常驻寺中为贫病者施诊给药。
　　此外，还有一些佛教慈善团体，如上海佛教保婴院，负责人李恩浩：净业孤儿教养院，负责人闻兰亭、赵朴初；上海佛教救寒会，负责人张咏裳、钟伯廉。这些慈善团体成立后，在收养婴儿、孤儿和救济贫穷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资料不全，只知其名，已不详其创办年月和活动情况。
　　近代上海佛教界所举办的这些公益慈善事业，在苦难深重的旧上海，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但是，对于那无家可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病者来说，这些慈善事业，或多或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暂时的利益和好处。例如，上海佛教界人士所参加组织的慈联会，在“八一三”事变后，以佛教界为主成立了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先分设了五O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数十万。对于这些难民，除供给衣食、医药外，还向他们进行救亡教育，动员青壮年难民参加抗战，从而增强了抗日力量。又如上海佛教同仁会，所举办的佛教慈善事业，有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救济本市火灾区居民、收容外地来沪难民、救济日军封锁区难民、施送棉衣和施诊给药等，受益的贫病者、难民和灾民，数以千万计。这些都表明，近代上海佛教界所办一些慈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给那些于水深火热的贫病者、灾民和难民，带来一些好处，从而在社会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这些公益慈善事业，都是在佛教教义“积极救世’、“利乐有情’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它在净化广大佛教徒的心灵、转变社会的不良风气等方面，亦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自《内明》第2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