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学术建设，创造先进文化

加强学术建设，创造先进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徐文明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中国佛教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完成历史使命，已经成为今天亟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一方面，真禅长老和玉佛寺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众所周知，真禅法师是一个一生重视佛学研究的当代高僧。他“始终认为，看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佛教是否发达昌盛，主要不是看佛教寺院的数量和信徒的多少，而是要看佛学研究者的多少和研究水平的高低”。应当说，具有这种清醒意识的人在今天依然很少，这就更加体现了真禅长老的远见卓识之难能可贵。
　　佛教主张出世间，但佛教本身不可能离开世间，还要受到世间种种因缘的制约，因而佛教的发达昌盛需要多方面的条件，绝不是单靠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平等、多元、民主的社会，也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在这个平民化、市场化的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消解，宗教也丧失了唯我独尊的地位。近来美国宗教学者斯达克提出“宗教市场论”，对开展宗教研究颇有启发，值得关注。
　　根据“宗教市场论”，在市场化社会中，宗教必须放下自己高高在上的架子，通过提供优质的宗教产品来占有市场份额，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要想提供优质的产品，技术领先是根本的前提，谁能掌握最先进的核心技术，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加强学术研究，推动理论创新，就成为佛教发展的第一要务。
　　从佛教发展史来看，佛教最繁荣的时候，恰恰是佛教理论最为领先的时候；佛教衰落的时候，也是佛教理论衰退的时候。凡是佛教大师辈出的时代、佛教在思想界独领风骚的时代，佛教就兴旺发达，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都是如此。佛教在印度的灭亡，固然有异教的武力入侵和破坏等因素在起作用，但最关键的不在这些方面，而是佛教自身失去了创造力，也丧失了自己的根本。中国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大师辈出，宗派竞起，中国佛教在充分消化和吸收印度佛教精华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不仅牢牢地占领了本土市场，还扩展占据了整个东亚市场，输出到韩国、日本等地，即便是在原产地印度，中国佛教也受到很大的尊重，不仅玄奘大师这样的留学僧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印度号称“大乘天”，拥有崇高的地位，即使纯在本土的智者大师也号称“东土释迦”，受到印度佛教界的尊重。
　　菩提达摩的东来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佛教重心从印度向中国的转移。作为第二十八代持法者，达摩祖师代表了佛教的最高理论水平，他的来华是中国最为成功的一次“人才引进”，而且是送上门来的人才，这表明当时中国佛教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有了大师发挥作用的平台，而且从发展潜力上讲更具有吸引力。达摩之后，持法者传承便完全转入中国系统，佛教的核心技术成了中国佛教的专利，这是后来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长盛不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领先的技术，多样化的产品，灵活的营销方式，使得中国佛教在与儒、道的竞争中占了绝对上风。从先天条件上讲，佛教是最为不利的，因为“外来户”的标签一直没法取消，虽然是本土制造，本土技术，却还要被征收高额附加税，在伪“爱国者”“抵制洋货”的叫喊中饱受欺凌。儒家对抗佛教的最有力的武器便是称其“非我族类”，出身不正。即使如此，佛教还是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依然独领风骚，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佛教拥有人才与技术优势。
　　据《佛祖统纪》卷四五：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三：
　　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自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孔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
　　这两段记载大意无别，只是后者的说法更加清楚直接。依后说，王安石认为孔孟之后便绝其传，无人能继，张方平的说法也更加明确，以为马祖等佛教大师“过孔子上”，孟子就更不足道了。这一故事本身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还须研究，不过也表达了当时一种流行的观念，即儒家没有了吸引力，因而第一流人才都归人佛门，最出色的思想家也都出现在佛门，这就成就了佛教独占鳌头数百年的盛势。
　　佛教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不仅超过了其他各家，还形成了能与世俗政权争夺人才的强势力量。据《祖堂集》卷四《丹霞和尚》：
　　丹霞和尚，嗣石头。师讳“天然”，少亲儒墨，业洞九经。初与庞居士同侣入京求选，因在汉南道寄宿次，忽夜梦白光满室。有鉴者云：“此是解空之祥也。”又逢行脚僧，与吃茶次，僧云：“秀才去何处?”对曰：“求选官去。”僧云：“可惜许功夫，何不选佛去?”秀才曰：“佛当何处选?”其僧提起茶碗，曰：“会么?”秀才曰：“未测高旨。”僧曰：“若然者，江西马祖今现住世说法，悟道者不可胜记，彼是真选佛之处。”二人宿根猛利，遂返秦游，而造大寂。
　　宗教与世俗争夺人才之事，古已有之。早在姚秦之时，姚兴就因道恒、道标“有经国之量”而欲令其还俗，据说后来唐太宗也曾想让玄奘参与治国，但这些都是个别的事例，而到马祖之时，“选佛”成了当时的时尚，其魅力超过了“选官”，大量的优秀人才进人佛门而不是官方，这实在是极为难得的事。选佛胜过选官，道场压倒官场，这种盛况恐怕很难再现了。
　　宋元之后，儒家不断吸收佛教与道教的优良成分，完成了创造性的转换和提升，从理论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又适应了封建专制不断强化的需要，成为制度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其创造力也不断萎缩，吸引力也日渐衰退，最后竟然形成了经忏佛教成为主流的局面。
　　近现代佛教的复兴和杨仁山开创的内学院一派重振佛教学术、开展佛教教育有莫大关系。历史证明，谁掌握了宗教的核心技术，谁拥有最高层次的人才，谁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加强学术研究，开展文化教育，是当代佛教发展的首要任务。
　　佛教本身是一个以思想性、理论性见长的宗教，历代祖师大德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充分挖掘和吸收历史资源的基础上，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的需要，创造出一种具有新的生命力的新型佛教文化，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搞好佛教学术研究，需要进行研究队伍建设，进行软件和硬件的投资。而最为首要的，莫过于真正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似乎很少有人公开反对研究学术，但大多是言之凿凿，行之寥寥，实际上并不重视。玉佛寺则是言行相符，真正落实了这一精神。玉佛寺坚持“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理念，发行《觉群》季刊，出版《觉群丛书》和学术论文集，成立编译馆，翻译佛教学术著作，实实在在地推动佛教学术建设。玉佛寺历代方丈都重视学术研究，重视人才培养，2004年还选送14名法师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外语，为对外交流和海外弘法做准备。
　　玉佛寺的特点是观念新，步子快。玉佛寺牢牢抓住都市佛教建设的特点，坚持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管理寺院，在全国率先聘请专业物业管理公司进行寺务管理，并与大学合作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使寺院的管理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台阶。
　　玉佛寺的实践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只要更新观念，勇于实践，寺院建设就会紧跟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要立足文化教育，重视学术研究，有了一段时间的积累，新的思想和理论就必然会产生，不仅使佛教自身重现生机，还会作为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引导社会进步，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