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祐对建经藏、造佛像的贡献

僧祐对建经藏、造佛像的贡献
　　蔡惠明
　　僧祐大师（四四五—五一八）俗姓俞，建业（今江苏南京）人。他是南朝齐梁时代的律学大师，也是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幼年时随父母入建初寺拜佛，就欢喜雀跃，不肯同家。双亲依从他的愿望，允许他礼僧范为师。十四岁为逃婚到钟山定林上寺投法达和尚（当代高僧昙摩密多的弟子）。和尚“戒律精严，为法门栋梁”。随后出家受业于法颖律师，颖师是当时著名律学大德，因而僧祐刻苦钻研，精通律学。他曾为齐竟陵王宣讲律学，由于披释精详，深入浅出，听家常达七、八百人。后又奉齐武帝之命，往三吴（今湖州、苏州、绍兴地区）去试简僧家，并讲“十诵律”，传授戒法，用所得的供养修造建初、定林两寺，在寺内建立经藏。从此以俊，他经常广开律席。“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僧祐法集总序：一谓他“春秋讲说，七十余遍”。可见他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传弘律学。
　　大师讲传的律学，即萨婆多部（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当时“十诵”、“五分”、“四分”、“僧只”等四部广律，虽都已在中国译出，但以“十诵律”最为流行。法颖和尚是专研此律的，大师长期随学，继承和发展了和尚的弘律事业，他在“萨婆多部记序”中写道：
　　“年逾知命，仰前觉之弘慈，奉先师之遗德，猥以庸浅，承业“十诵”，讽味讲说，三纪于兹。”说明他师承法颖的律学。他的律学著作有“萨婆多部记”五卷，介绍“十诵律”由北印度厨蜜传来的经过。“十诵义记”则是他对“十诵律”义理的演述。可惜这两即占律学的重要文献早巳佚失，我们只能从“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和序文中领署其轮廓和大概了。
　　僧祐大师的著作还有：“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集”
　　十卷、“弘明集”十四卷等。其中以“出三藏记集”与“弘明集
　　”影响最大，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当时佛教的重要思想资料。“出
　　三藏记集”十五卷，记载东汉到梁所译经、律、论三藏的目录、
　　序记以及译经人的传记等。僧祐以前的经录大多散佚，现存经录
　　应以此集为最早，里面还保存有道安大师经录的原文。“弘明集
　　”共十四卷，辑录了从东汉到梁赞扬佛教的论著，但也保存几篇
　　反对佛教的撰作，如范镇的“神灭论”等。作者一百人，其中僧
　　伽十九人。卷一所载牟子的“理惑论”是研究佛教博入中国初期
　　的重要资料。唐道宣律师编的“广弘明集”是“弘明集”的续编
　　，但体例稍有不同。僧祐在“弘明集后序”中写道：
　　“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通人雅论，胜士妙说，摧邪破惑之冲，弘道护法之堑，亦已备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导以深法，终于莫领，故复撮举世典，指事取征兰百非荣华，理归质实，庶迷途之人，不远而复。总释家疑，故曰“弘明”。”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义敢于将反对佛教的论文同时引录，让读者从正反两方面审辨是非，这种宽宏的治学精神，为今后佛教学术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大师的佛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大乘性空学说。在“出三藏记集序”中，他提出的“真谛玄凝，法性空寂”，在“弘圳集后序”中，又阐明“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观”的论点，就是讲离法性空的道理。他认为，虽然“道法性空”，伹“等观三界，则神之化理常照”（“弘明集”后序），所以因果三世，轮回受报就在于人的性灵下灭，驳斥了范镇的“神灭论”，赢得了当时名士王宏、王伟、刘勰等的拥护。
　　在大师以前，中国佛教典籍传译虽已不少，但没有建立经藏。法颖和尚首先提出“施造经像及药藏”，大师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事业。他先后枉建业城内建初寺和钟山定林上寺营建般若台建立经藏，得到临川王宏的全力协助。著名文艺评论家，“文心离龙”作者刘勰也随从整理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梁·慧皎在二南僧传·僧祐传”中称赞大师“造立经藏，搜集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坠”的功绩。
　　大师曾把自己八种著作总名为“释僧祐法集”，他在“自序”中写道：
　　“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家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序释迦之谱；区别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辐源，故撰法苑之编；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既禀义先师，弗敢堕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一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借于来津。”这八种著作，现存的仅“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种。可见僧祐大师作为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值得一提的是，僧祐大师不仅在建立经藏、撰制经录、编写佛教文史等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还对佛教工艺创造了光辉的业迹，他撰的“法苑集”中，搜集了许多有关佛教音乐、梵呗、法乐、歌舞、遗像、雕塑等资料。反映了他对佛教艺术的甚深造诣；。慧皎“高僧传·僧祐传”载：．
　　“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
　　这里所说的光宅寺铜像是梁·天监十二年（五零九年）大师奉旨监造，耗铜四万三千斤，铸成文九佛像，因庄严精美，被誉为“东方第一”（高僧传·法颖传”）。摄山大佛和千佛岩，则创始于齐·仲璋年问，当时的豫章王、竟陵王等都发心施资依山造像；，大师常为之规划与监造。至于剡县石佛就是现今浙江省新昌县的石城弥勒大佛。据一九八四年四月，新昌县王月冶、工杏浅用光学经纬仪测定，大佛身高十三·七四米，座高一 ·九一米，头高四·八七米，发际至顶一 ·八三米，发际至愿三·零五米，口广一 ·二八米，两膝咖肤距十点六一米，系石胎敷泥，图绘装裱而成，眉、睛黑色，眼球白色，发髻青色，唇与顶珠作朱红色，额嵌圆珠为发光品体，全身其他部份均为金色。五宫端正，身段秀美，氯度娴雅，如含哲理，有慈祥超脱之感，号称“东南大佛”。刘勰在为石城大佛建成撰题的碑记中称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其艺术魅力足以使“梵王四鹄徘徊而不去，帝释干马踯躅而忘归。”大佛始凿于齐永明四年（四八六）至梁天监十五年（五二八年）完成，最早由僧护发起，后来由僧祐续造，最终由僧祐完戎，世称“三生石佛”。僧祐大师的建造技巧，经现代雕塑专家监定，认为有这样两点创新，艺术上独到之处就是：（一）头身此例适当。一般人像塑造，总是按人体各部实际比例进行，头部占全身七分之一或上身四分之一。但如画、塑比人高大几倍或十几倍的巨像，就不能死扣这一比例，否则就会形成“细头伟人”。北方石窟中造像有意放大上身，恰又出现了“头大身小”的不协调。僧祐大师是在宠下向石壁构图，“目准心计、准画仪则”地先在心里拟好稿，站在宠下“遥控”，指挥工匠定位，把心中的图像镌刻到石上去，因此比例匀称，造型优美。（二）眼晴设计奇妙。大佛双目半开，两耳垂肩，嘴合唇启，流露出慈祥与容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人们站在宠下不论从那一个角度瞻望都觉大佛隐含微笑，令人杂念顿收，肃然起敬。据研究，其主要原因是眼睛设计的奇妙。原来表现喜、怒、哀、乐，关键就在于眼睑和眼球配置的调节上，立体雕塑的表达更有一个深度问题，眼睑张大，眼珠突出，成圆睁状，就成为惊愕、凶煞之相；反之，眼睑闭合，遮住眼球，便构成入定或打吨之状。大佛眼睑开张适度，微启不展，眼珠藏在眼睑内有一定深度，内藏而不昧，可见而不突，才形成微笑、慈祥、超脱的容貌。这不能不说是僧祐大师匠心独运，巧夺天工的创造。
　　明彻、窦唱是大师的弟子，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僧祐大师的优良传统。“续高僧传·明彻传”载：“彻因从祐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移业经论，历采家师，备尝深义。”“续高僧传·宝唱傅”则载：“唱投僧祐出家，咨禀经律，先后撰集“法宝联壁”，“续法轮论”、“法集”、“华林殿经录”、“经律异相”、 “名僧傅”等。宝唱自称：“律师释僧祐，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顶班二落，礼诵余日，抚拾遗漏。”可见大师道德学问，影响深远，化导门下，身教为先，驰誉法门。刘勰也随大师同住十余年，对他推崇备至。
　　僧祐大师圆寂于梁天监十七年（五一八年）五月建业建初寺，世寿七十四岁，葬于钟山定林寺。弟子正度立碑，刘勰为撰行状。
　　摘自《内明》1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