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惠能对儒家报恩思想的吸收发展之因果

略论惠能对儒家报恩思想的吸收发展之因果
　　谭世宝
　　最近十年来，笔者先后发表了如下一系列论文研究慧能开创的南禅宗佛教革命：1．《略论慧能所创南禅宗风的前因后果》。2．《略论慧能开创的南禅宗与净土教的盛衰因果》。3．《慧能开创的佛教革命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意义》。’4．《略论慧能对玄奘的中国本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5．《菩提达摩的“佛祖西来意”与慧能的南禅宗创立发展》。6．《南禅宗的选佛制度源流及其意义初探》。7．《韩愈与大颠关系及其成因新考》。现再着重从惠(慧)能对儒家报恩思想的吸收和发展之因果来论述其对中国佛教的革命性伟大贡献。敬请方家指正。
　　一、惠能对儒家报恩思想的吸收之原因直接结果
　　陈寅恪对印度佛教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制度的矛盾冲突有如下评论：
　　……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佛老之玄风者也。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的确，印度佛教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制度的矛盾冲突在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先后导致了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和唐武宗会昌五年<84S)的三次大规模的灭佛政策的推行。并且先后引起了为维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制度的儒家和道教的人士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反对。而慧能开创的南禅宗之所以能会昌灭佛之后一宗独大，没有和其他宗派那样被打击得一蹶不振，就是因为其在惠能的引导下早己走上儒家化、大众化的革命道路。笔者在《略论慧能所创南禅宗风的前因后果》已经指出：
　　南禅所以产生的前因主要有：(1)印度本土佛教的衰落，(2)中国仿印佛教的危机与衰落，(3)来自中华民族传统文的儒道复兴强盛所给予仿印佛教的挑战与打击的日益严重，(4)南禅革命是佛教在中国寻求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此可以再对笔者以往和目前的研究要点作进一步概括说明：惠能开创的南禅宗佛教革命，首先是对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在佛教界中率先播下的中国本位的思想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而其发起佛教革命以后完全用本土的薪柴将佛教之火越烧越红火旺盛之时，也就是在印度西域早已衰竭的佛教之火逐渐薪尽熄灭之际。至于本文所要重点论述惠能对儒家报恩思想的吸收，主要是化解了中国的印度式佛教长期备受儒家攻击的矛盾焦点：出家为僧人是完全违反儒家的孝子忠臣之道。而这个矛盾焦点的化解，乃惠能开创的南禅宗的佛学理论与实践实现中国化的关键之处。请看，惠能在《坛经·疑问品》已有“无相颂”启示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这里说的“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等等的相反情况的抉择，既是针对个人而发，更是针对面临生存危机与革命转机的整个佛教的宗派或教派而言。在此偈颂之后，惠能又指示信众与听众说：“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其结果是：“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可见，惠能所指示的成佛之道，是完全反以往中国的印式佛教的教条而行，倡导只要按照中国平常人的心来行事，保持和儒家传统相同的恩、义、让、忍的伦理道德，就可以到达以往人们一直以为是远在天边，而实际上是近在目前的“西天”。而惠能本身，就是以一个行者居士身份，实践上述全新的南禅宗的佛学理论，顿悟得道成佛的。对于这样的新佛及其佛徒，中国的儒家卫道士就不可能再批评他们不孝不忠，并以此为理由发起反佛灭佛的思想政治运动了。笔者曾一再以冒死上奏反对皇帝崇奉中国的印度化佛教的大儒韩愈，后来与南禅宗大颠和尚建立友好关系的典型个案作这方面的研究分析。”
　　二、惠能吸收儒家报恩思想的主要表现
　　惠能吸收儒家报恩思想的主要表现，首先在于其吸收了儒家慎终追远的传统，按照中国的世俗祖先子孙宗法制度建立南禅宗的乘传系统。《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的《付嘱第十》载：
　　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昆婆尸佛、尸弃佛、昆舍浮佛。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已上七佛，今以释迦文佛首传。接下来的传承如下：
　　第一摩诃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优波氇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第七婆须蜜多尊者、第八佛驮难提尊者、第九伏驮蜜多尊者、第十胁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昆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罗喉罗多尊者、十七僧伽难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鸠摩罗多尊者、二十阇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二十二摩孥罗尊者、二十三鹤勒那尊者、二十四师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菩提达磨尊者(此土是为初祖)、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璨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惠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
　　此后早期的禅宗各派的寺院，皆遵从惠能的最后“付嘱”，只建立祖堂(或祖师殿)和选佛堂(即禅堂)而不建以往印度化的中国传统佛殿——大雄宝殿，而且祖堂(或祖师殿)皆先列此七佛三十三祖为各宗派的共同祖师牌位，然后再列本寺庙所属的支派祖师牌位，其形式与世俗的宗族祠堂的祖先神主牌位相同。这种建筑风格的禅院至今在澳门的普济禅院和莲峰禅院仍有遗迹可以考见。同时历代南禅宗僧人所编撰的传灯录等，也大多以此方式排列其祖先子孙血脉源流图谱，其形式也与世俗的宗族图谱相同。这种祖先子孙血脉源流图谱的确立与不断发展，既是惠能发起的佛教革命所创立的新的禅宗佛国的确立与刁；断发展扩大的历史纪录，也是维系这个禅宗佛国继续生存发展的重要根枝系统网络。笔者最近曾撰文论及建于唐代南禅临济宗的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该文指出：民国《七塔寺志》卷五《志僧谱》的“法嗣线图”就“追远”祖至惠能所说的印度“七佛”。该庙与其他寺庙显著不同之处，是在庙前独建七塔，并且以“七塔报恩禅寺”为名，就是这种“追远”祖至印度的“七佛”的突出表现。印度的二十八祖转为中国的禅宗初祖，再传到南禅六祖惠能，从六祖又往下分支，其宗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民国《七塔寺志》有永嘉赵柏底(百辛)撰的《与寥士采泉同游七塔寺访溥常老人率赠》，其中有诗曰：“水有源头莲有根，砂盆无底养儿孙。分来滴滴曹溪乳，始信僧家解报恩。(小字注释：师方创宗谱，寺内设报恩佛学院即师所主持)”。说明七塔寺乃曹溪一脉相承之临济正宗，“砂盆无底养儿孙”，溥常法师创立宗谱并主持报恩佛学院，表明“僧家解报恩”。溥常。法师《报恩堂宗谱序言》云：
　　溯吾教主释迦牟尼佛，应机示现，诞生西域。……迦叶尊者领悟心宗。传持正法眼藏，为西天第一祖。直至二十八代菩提达摩大师，航海而来，宏扬教外别传之旨，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为东土第一祖。名曰宗门，传至六世，而有曹溪大鉴惠能禅师。其法特盛，分为两支。……传至三十九世，我先师慈运慧老人为本寺中兴。光绪间进北京请藏经，赐寺额，名报恩禅寺。自此报恩堂上传宏字四十八支法嗣，各各宏化一方，分灯续焰，绵绵不已。而报恩祖庭留名登记，为不可少之事，因立报恩堂宗谱。
　　该卷还详细记载了七塔寺从光绪十六年的本来法师到民国二十一年的指南法师之间的历任住持，可谓宗派源流详尽。可以说，禅门宗谱与世俗的族谱、家谱有异曲同工之妙，虽无世俗宗族家庭的肉体血缘关系与观念，但是却以同类的方式建立起宗教的宗族家庭精神法脉关系与观念，正如《祭慈运先师文》云：“凡弟子辈入吾师之室者，能不酌水思源，报功颂德于万一耶?”‘释子除了出家、修行、成道，无非报父母恩之外，多了一层报“师恩”，这样首先保证佛教内部和谐，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
　　其次，惠能吸收儒家报恩思想的主要表现，还在于其以中国儒、道两家人士乃至民间习俗通行的传统方式——“叶落归根”，不但将家乡的故居捐出建成报恩寺，并且坚持回故乡建造供其涅架之塔，这是把生命的最终结果，直接回报其父母和故居乡亲。《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的《付嘱第十》载：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开元。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众哀留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惠能坐化后不学印度佛祖火化遗体，而是保留全形真身，乃直接模仿其师五祖弘忍，而远承中国儒家一贯倡行保留全形遗体的传统习俗。惠能对后事的上述安排，赢得了以儒家为主导的皇帝和朝廷机地方官员的认可表彰。正如姜伯勤先生早已指出：“国恩寺和报恩塔的建立，以及惠能在涅槃前向故土的回归，具有一种重要的象征意义。”他还指出：“武则天为惠能赐法泉寺额，以及唐中宗为惠能舍故宅建寺赐国恩寺额，说明禅宗南宗在宗教伦理上，已认同于回报皇恩国恩和回报父母之恩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又据六祖故乡的学者黄灿兴说：“惠能为报父母恩，他在宝林寺弘法时，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也命门徒回新州(现为新兴县)龙山将自己的故居改建‘报恩寺’。神龙三年(707年)十一月十八日，‘唐中宗为褒奖六祖惠能弘扬佛法之功，敕赐‘报恩寺’为‘国恩寺’，是为国恩寺命名之始，至今，已近1300年的历史。”‘而新兴县政府的宣传资料更进一步说：“惠能‘身在宝林心在家’，’为报佛恩、父母恩、国恩和众生恩，他于公元683年派门人在故乡新兴龙山建报恩寺，后又建报恩塔。”“其实，这里说的“报佛恩、父母恩、国恩和众生恩”的“四恩”名实与次序的排列，乃近人所编排，与惠能本来的思想例如其“无相颂”中所突出主张的“恩则孝养父母”有相当差别。因为惠能本身已经顿悟成佛并已获得广大门徒信众公认，他应当不会把“报佛恩”提出来并将其列为自己带头进行的“报恩”行动之首。况且传统的印度式中国佛徒无需惠能指点，也都懂得报佛恩。惠能的革命性创新，就在于把以往印度化的中国佛徒缺少的报“父母恩、师长恩、国王恩”等等提出来，作为新兴的中国化佛教徒所要注意实行的首要任务。目前所见年代及思想皆最接近惠能的“无相颂”思想的禅宗“四恩”说，为宋释道诚所撰《释氏要览》卷中《恩孝》的两说之一，其所载两说如下：
　　凡释氏，晨暮祝香礼佛，乃至作一毫善事，皆回向四恩三有者，盖是广大心报恩申孝之至也。恩有四焉：一、父母恩：二、师长恩：三、国王恩；四、施主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佛言世间恩有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主恩：四、三宝恩。
　　这两说应以第一说为合符惠能所主张的理论和实践。因为第二说明言是出于《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显然不是惠能创新之说，而且惠能本身已经成佛作祖，其言论行动的集中记录就是新的禅宗佛法经典——《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就其门徒而言，本身就是“三宝”之一的僧宝。而且按照《坛经》倡行的新佛教理论和实践，人人皆有内在的自性“三宝”，所以，其一再强调说：“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各须归依自心三宝。”由此可见，六祖不可能在其倡行的新佛教的报恩说中主张报“三宝恩”，正如上文已经论证其不会主张报佛恩。已经成佛作祖的惠能尚且要带头把“父母恩”作为自己要尽力回报的“四恩”之首，何况其他徒子徒孙呢?所以南禅宗人行世俗之孝者、义者大师辈出，世代有传人。直至近代的佛教革命家太虚大师仍然把报父母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说：报父母恩以人类的生存，比其它动物来得艰难：譬如一个小孩子，须在母怀胎十月；生出后由婴孩而童年而青年，又须父母的抚育；不若其它动物，如鱼、虾等遗子后，即可不管；而人须由十余年的教养，故一个人的成人，须由父母费去很大的辛苦劳力。所以佛教教人第一要知父母恩，报答父母，亦即世间所谓之孝道是也。而近代宁波七塔寺溥常法师就是成功实践“世间所谓之孝道”的一个典范人物，民国二十三年(1934)，曹作昭撰《溥常老和尚七秩大寿序》云：
　　释子溥常，原籍湖南湘乡人士，……年少参禅，离乡远游，四十余年。际古稀时，垂念先人丘墓，扶杖南旋。家严原少同里居，长同学游，晤谈时，均须发颁白，两不相识。杜工部诗云“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者，可作三老注脚也。小住旬日，邀家严周览邻封名胜几遍，苦心孤诣，卜定乃祖乃亲宅兆，皆厚封而铭志之，不遗馀力。旋奉先人栗主入族祠享祀。族中亲而困穷者，温恤之：老而贤明者，分润之，不少吝。生妻下堂，已垂老矣，呼来话旧，馈赠多金，俾终余年。凡兹行谊，揆古来仁人孝子，何以加焉。世俗每称佛门中，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今释子反此，较墨名而儒行者，有过之无不及也。盖通则仁，仁则亲，亲亲仁民，所自来也。其获高年，享遐龄，而康宁考终，可左券操也。总之，不出乎尼山氏所谓仁者寿，近是。
　　可见溥常虽为佛门高僧，但并未抛却父母之恩、宗族亲友故旧之情，有力地澄清了世俗以为佛门中皆为“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的不忠不孝、无情无义之人的误解。其实，这都是对惠能所创的南禅宗风及其典范行为的继承发扬。因为惠能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最成功地同时从世俗和佛教两个方面回报了自己的父母恩以及祖先恩、乡亲恩、国君恩等等之典范楷模。乾隆本《新兴县志》卷十六《山川》载：“卢氏墓在龙山，六祖惠能之祖父及父母。唐神龙间赐额。”对此，姜伯勤先生曾正确指出：“……则唐中宗赐国恩寺额时，又赐六祖惠之祖父及父母的茔墓之墓额。”’佛教中人的祖父及父母的茔墓能获皇帝赐额，应以六祖为首，至于是否有后来者，则有待进一步的考究。
　　三、惠能对父母、乡亲报恩产生的各种影响
　　前述惠能成佛后对父母祖先、家乡亲友报恩的事迹，其实是向世人宣示，以往汉译印度佛典所宣传的佛菩萨不生边地，只会降生在印度的中天竺国，并且佛菩萨也只能降生到高贵的刹帝利及婆罗门二种族之中的说法已经被完全打破。惠能以一个出生在中国岭南极为蛮荒之地的罪官贬犯的儿子，地位极为卑贱而被称为“猖獠”的山野樵夫，不仅自己首开被印度人甚至中国人都视为边地之边地的最卑贱者顿悟成佛的先河，而且使自己属于极为蛮荒的边地之边地的家乡取代印度古天竺迦维罗卫国成为新的佛国中心圣地。这在中国佛教和民间产生了兼具现实和历史的，象征性与实质性的巨大深远的影响。由此留下了一连串的禅宗僧人、儒家官员文人的纪录以及很多民间故事传说。
　　(一)属于禅宗僧人纪录的，较早有《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的《机缘第七》云：“…．。·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邂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这种特殊的现象，与法显所记述的印度辟支佛情况相似：“此中有辟支佛食处、泥洹地大如车轮，余处生草，此处独不生。乃晒衣地处，亦不生草。衣条着地迹，今故现在。”这一记述，还与后来广东文献集县志记载的惠能故居草不生之说有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1688年)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卢村》条云：
　　新兴卢村，乃六祖生身之所，至今屋址不生草木，近其居者，毛发稀秃，此地之不幸也。约雍正八年(1730—1731年)或以前范端昂撰《粤中见闻》，则把“此地之不幸也”句改为“此亦地之奇也。”而乾隆本《新兴县志》卷十六《山川》沿用屈说稍加具体，但删除了“此地之不幸也”之说：
　　六祖故居，在仁丰都下卢村，离村二十五里，去龙山国恩寺前一里。唐索卢县地。为六祖生身之所。师祖、父初来居此，至今屋址不生草木，近其居者毛发稀秃云。而同是乾隆时檀萃录，黄焘芗编的《楚庭稗珠录》卷二《六祖之生)条，则明确反对屈大均“此地之不幸也”之说：
　　六祖产于新兴。今其故宅不生草。翁山因谤之，此侮圣贤之甚也……自曹洞之说一开，而其法大行，亦足以洗蛮荒之陋。仆在新兴，见其《(法)宝坛经》，直捷爽快，平易近人，无彼家迂诞气习。其答韦刺史云：“东方人造罪，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求生何处?”此言最警。其中明白洞达处，多近儒者之言。在回龙寺见其像，但老头陀耳。
　　此说深得六祖的儒家化的新禅宗佛教精神。但是，前人皆忽略了，六祖“故宅不生草”之说，实与前引法显所记述的印度辟支佛情况以及中国一些神话故事有关联。例如，中国古籍多载“琥珀在地，其上及傍不生草木”之说。又神仙居住的五台山“不生草木”说：“代州东南五台山。古称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极巉岩祟峻。有五台上不生草木。”还有，禅宗等佛教论著有很多关于法堂上、禅院门前皆“寸草不生”之说。由此可见，“草不生”或“不生草’’乃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乃至佛门禅院重地之表征，故六祖“故宅不生草”之说其实也作为其地为禅宗最重要之圣地的表征。笔者几年前到六祖故居参观时，就曾向当地有关人士建议保留一小块“寸草不生”之地以存故实。只是一直无暇做有关考证，故难以让当局相信和施行。其实，清代所以能保持“六祖故居，在仁丰都下卢村，离村二十五里”的情况，应是村民自古就对此一禅宗圣地保持高度的敬畏崇拜之心，纷纷搬离以保持“二十五里”的距离。而非害怕靠近会“毛发稀秃”也。现在故居处于一般村民的民房包围之中，自然就没有长草的空地了。有关“故宅不生草”之圣迹旧貌，就完全消失了。其实，只要有一小块空地，就可以保存有关圣迹旧貌。因为惠能当年的“猫獠”的山野樵夫之故居，其面积应是仅可容身的一间小屋而己。现在将会能故居搞成大型的纪念建筑，完全违反历史的真实，失去了其原有的伟大革命意义。
　　(二)附于《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之后的《六祖大师缘记外记》载：
　　大师名惠能。父卢氏，讳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梦，庭前白华竞发，白鹤双飞，异香满室。觉而有娠，遂洁诚斋戒。怀姬六年，师乃生焉。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二月八日子时也。时毫光腾空，香气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谒，谓师之父曰：夜来生儿，专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济众生；能者，能作佛事。
　　这一记载显然是因应惠能已经成佛做祖的事实，而为其诞生补述各种相应的祥瑞预兆和预言。其中值得我辈研究历史者注意之点，乃在其含有一些属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内容。例如，所述其父姓氏名讳及简历，以及其母之姓氏等，使之流传至今，不至于成为孔子所说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稻焉”的对象。达到了世俗孝子的“扬名声，显父母”的功效。又如，记述其出生时所安名为“上惠下能也”。这是首开中国佛教典籍记述僧人以中国儒家传统的“二名不偏讳”的方式来为人安二字之名的先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汉魏以来，中国僧人流行的对佛、菩萨、师父、法师等皆毫无避讳地直称其名号的印度西域习俗。从此至今，称呼僧人二字之名号时，皆用上某下某的方式以表敬避其二名之讳。这显然是学习和回归了儒家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在佛教的宗教派别家庭内部，实行了“严家讳之禁”的结果，也就是实行了“严师讳之禁”。这与建立祖堂(或祖师殿)结合，都可以说是惠能禅宗倡行的报师长恩的表现。
　　(三)属于较后的禅宗僧人纪录的，有宋僧希渭撰《景德传灯录》卷第五《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法嗣四十三人》首载：“西印度堀多三藏”。印度人来华正式拜中国人为师学佛，当以此为首开风气之先。其蕴含的现实与历史的意义非常重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俗语所谓风水轮流转。以往是中国人仰慕天竺而前赴后继去印度学佛求法，自惠能开始，不但中国人没必要再去印度学佛，反过来印度人要来中国岭南学佛求法。在此之后，印度人来华学佛者当有不少。虽然大都为史书失记，但是从现存的一位唐朝时来中国巡礼学法的梵僧所作诗偈，仍可推断有关情况。这就是法国巴黎所藏敦煌写卷P．3644号中的《礼五台山偈一百二十字》，它是一位唐朝时来中国巡礼学法的梵僧所作。偈云：
　　天长地阔杳难分，中国众生不可闻。
　　长安帝德承恩报，万国归投拜圣君。
　　汉家法用令章新，四方取则玉华吟。
　　文章绎绍如流水，白马驮经即自临。
　　故来行检远寻求，谁谓明君不暂留。
　　修身不避关山苦，学问乃须度百秋。
　　’谁知此地却回还，泪不沾衣不觉斑。
　　愿身死作中华鬼，来生得见五台山。
　　、
　　充分反映了唐朝已经完全取代印度成为全世界的佛教与佛学的新中心。
　　(四)属于儒家官员文人纪录的，较早有盛唐著名官员诗人王维所撰《能禅师碑》，确认惠能是出于边地的卑贱家庭而成佛者：“名是虚假，不牛姓族之家；法无中边，不居华夏之地。”还指出其佛法之影响广大，不仅中国上下四方，以及及远方的世界各国人士皆来惠能之户外床前求师学法：“……慈宏济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声普闻。泉馆卉服之人，去圣历劫：涂身穿耳之国，航海穷年。皆愿拭目于龙象之姿，忘身于鲸鲵之口，骈立于户外，跌坐于床前。林是旃檀，更无杂树：花惟薝卜，不嗅余香。皆以实归，多离妄执。九重延想，万里驰诚；思布发以奉迎，愿叉手而作礼。”其对惠能涅的描述，等同佛陀：
　　佛尚德贵物，异代同符。至某载月日，中忽谓门人曰：“吾将行矣!”俄而异香满室，白虹属地。饭食讫而敷坐，沐浴毕而更衣；弹指不留水流灯馅，金身永谢薪尽火灭；山崩川竭，鸟哭猿啼，诸人唱言。人无眼目。列郡恸哭，世且空虚。某月日，迁神于曹溪，安座于某所。择吉祥之地，不待青乌：变功德之林，皆成白鹤。呜呼!大师至性淳一，天姿贞素。百福成相，众妙口心。经行宴息，皆在正受。谈笑语言，曾无戏论。故能五天重迹，百越稽首：修她雄虺，毒螫之气销；跳殳弯弓，猜悍之风变：畋渔悉罢，蛊酞知非。多绝膻腥，效桑门之食：悉弃罟网，袭稻田之衣。永惟浮图之法，实助皇王之化。
　　又同上《六祖大师缘记外记》所载中唐着名儒家官僚刘禹锡撰《大鉴禅师碑》之铭云：“至人之生，无有种类。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杰异。”同样是代表当时的儒家官僚主流认同和表彰惠能是出于边地的卑贱家庭而成佛者。还有就是同上《六祖大师缘记外记》所载地位与刘禹锡相同的柳宗元撰《赐谥大鉴禅师碑》之辞曰：
　　达摩乾乾，传佛语心。六承其授，大鉴是临。劳勤专默，终挹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阴。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越百有六祀，号谥不纪。由扶风公，告今天子。尚书既复，大行乃诔。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万亿，同悼齐喜。惟师化所被，泊扶风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图是视。师以仁传，公以仁理。谒辞图坚，永胤不已。
　　更具体记述了惠能所创儒化的佛教拥有信徒“万亿”，与朝廷的皇帝、大臣以及地方各级长官都建立了目标一致的良好互动关系。
　　(五)属于民间故事传说的，主要如下：国恩寺的右侧，有六祖父母坟。相传在唐贞观年间，有一风水大师寻龙穴来到新州，受到惠能母子的热情接待，惠能不仅把床让给大师睡，而且还在半夜里爬进床底把床凳垫稳，避免摇动，让大师睡好觉。惠能的真情令大师十分感动，于是把寻得的“万佛朝宗穴”赠给他母子安葬先人，并问他们，要“九代状元”还是要“万代香烟”?惠能的母亲感怀身世，说：“不求九代状元，但求万代香烟，世世平安!”于是风水大师便按其母子之意，把惠能父亲的骨骸按一定的方位安葬于龙穴内。后来惠能学佛出家，得道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受人敬仰，正合当年风水大师所言“万代香烟”之说。母亲去世后，惠能大师又将其骨骸葬于此穴内，故后人称此穴为六祖父母坟，并立碑纪念。“文革”，墓顶和碑文均遭到破坏，仅保留墓基和碑文图案。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重新修复供人瞻仰。对于诸如此类的故事传说的意义，限于时间和篇幅，容后又便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