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中国化和儒学的衰微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中国化和儒学的衰微
　　慧 云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结合体。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经历了各种不同文化思潮的交织、冲突和筛选，最后形成了一个以多元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东汉末年传人以后，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抗衡、依附和融合三个过程。相应地，中国本上文化亦对佛教采取了排斥、影响和吸收三个阶段。这种由抗衡和排斥走向对话和融合的结果终于使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说—中国佛学，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化。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两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的结果，致使该时期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刺激了道教的发展，并和道教一起成为这一时期的显学，而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却于此时转入低潮，处于衰退的状态。关于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衰微的局面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在这些原因中，如果将佛教的因素排除在外，似乎显得有所欠缺。在魏晋南北朝中后期，真正起到抑制儒学作用的我以为佛教是一种主导力量。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拟图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
　　佛教是一种宗教，“出世和解脱”是它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同时也是它最根本的特点。遣一特点恰恰与务实性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抵触。正是这种本质上的差别，所以佛教输入后不久便与中国固有文化，特别是与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发生了冲突，此后这一冲突愈演愈烈，乃至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几乎达到了顶峰。柬晋成帝时，名士蔡谟首先从政治上向佛教发难，攻击佛教所谓“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道教在与佛教相争的过程中也拾出了这一思想，争论中佛教被说成为“入国破国，人家破家，人身破身。”《三破论》。他们认为佛教是一种外来夷教，它不仅对国家不利，而且也有害于正统伦理。道教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以此而暂时与儒家联手，共同抵制和排斥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由文化上的排斥所造成的不利环境给佛教的传播带来一定的困难。东晋道安大师在弘教中不得不感叹道：“八佛教v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三逗一感触实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转折点。因为自此以后，佛教在发展中一直注意和世俗王权关系的紧密结合，以取得世俗政权的认可。其中较早注意到这一点，并首次加以实施的应首推五胡十六国时的高僧佛图澄。据史记载，佛图澄深得当时后赵政权的器重，尤其石虎更是“倾心事澄，有重于勤。一他曾特别下韶称赞佛图澄“和上（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高僧传·佛圄澄传》。佛教和世俗王权的紧密关系由此可窥见一斑。但是，综观全局，真正给以后佛教和世俗政权的结合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应归功于魏晋之际的来华高僧康僧会。
　　康僧会是中国佛教史上率先从理论上调和儒佛两家矛盾的高僧。这是一种大瞻的尝试。其结果一方面给以后佛教与世俗王权的紧密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教起到了一种冲击作用，抑制了儒家学说的复兴。康僧会在一次与孙皓争辩时说：“《易经v曰：“积善有庆。”《诗咏》曰：“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典之明训。”这种调和儒佛的色彩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这种调和观念的指导下，康僧会便开始潜心研究儒家的政治和伦理学说，他特别重视战国时期孟子的“仁政”学说。他根据孟子的“仁政一学说，再结合佛教的理论，而提出了他自己的“仁道”理论，并用这一理论劝谏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要施行“仁道和菩萨行”，慎勿大行霸道暴政。这种有助于封建王权的政治理论很快被当政者所采纳，从而为以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康僧会首次调和儒佛两家思想的成功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更重要的是，此次调和的成功，无疑给当时已经摇摇欲坠、再也不能维持人心的儒教以致命的打击。其结果动摇和削弱了儒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加速了儒家伦理学说的衰微过程。
　　儒学早在先秦时期已成为显学，这和它自身的内在特点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言，就是它的“内圣外王”的务实性学说。其中，“内圣”学说里充斥了大量的伦理纲常与人文学说，而这套人文理论发展到汉朝的董仲舒那里则走向了极端。原有的一整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伦理不仅原封不动地传承了下来，而且经过董仲舒的神学化运动的改造，发展成一种极端僵化、毫无生气的理论。这种僵化的理论一方面成为儒家学说呈现衰微的原因之下，同时也阻碍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当佛教传进后不久，旋即便和这种理论发生了正面冲撞。“今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威仪无盘旋之容止，何其违貌服之制乖摄绅之饰也。”《牟子理惑论》。从史的全局加以考察，在《牟论》的成书年代，儒佛两家在纲常伦理上的冲突不太明显，还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因而未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但是，以后随著佛教传播范围的逐渐扩大，这种冲突愈趋明显，最终由此而导致了王权与教权之争。咸康五年，儒者庚冰出于维护儒家名教而上书成帝，要求境内所有沙门都要礼敬王者，但这一奏章提出不久便遭到何充等人的竭力反对，因而不了了之。但是，过后不久此事再度被提及，在这场争论中道教也加入了进来。比如道士在《夷夏论》中攻击沙门“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德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针对儒道两家的妄加指责，佛教不得不在理论和传教方式上作些相应的修改和调整，目的在于使其不有悖于中国社会的人伦道德。南朝慧远调和佛教与儒学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首先，他强调了儒佛二家“虽曰道殊，所归一也。”《沙门不敬王者论》。他还认为：一常以为道法之兴名教，如来之兴尧孔，发致关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沙门不敬王者论》。其次，慧远认为佛教不仅不违背名教，反而有助于王化政权。他说：“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教有本，遂因之而成教，则功由在昔……。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沙门不敬王者论》，并再三强调沙门出家是：“内乘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虽然“外阙奉主之恭，”但并不“失其敬。”远公就这样在理论上调和了儒佛二家的矛盾，巧妙地解决了由此而可能触发的政教之争。与此同时，北方僧人也在布教形式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他们更明确地声称：“我非礼拜天子，乃是礼佛也。”通过调和与儒家的矛盾，佛教在原有的规模上有了更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加速了佛教自身中国化的过程。有必要提及的是，这种调和的结果同时也密切了佛教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侧面上起到了继续削弱和压制儒学势力抬头的作用。
　　三
　　孔子开创的儒家，其根本特点就在于它的务实性，遣一特点在“天人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孔子虽然承认天命和鬼神观念的存在，但他更注重人的主体价值·他对鬼神等观念只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然而，这一思想发展到了董仲舒那里则为之一变。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取了先秦学说中阴阳、五行以及道家、墨家等思想，运用天人感应的观念来解释君主地位、三纲五常以及自然灵异等现象，把现实世界的一切秩序和活动都归结为是一种：“天意”。例如，他对王权的存在合理性解释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由于他将君权神授的思想同当时颇为流行的谶讳神学结合起来，因而导致该时期儒家确有向宗教发展的方向。但是，这种宗教化的倾向最终还是因受到儒家内在务实性特点的限制而难产，于是，在中国宗教史上出现了一个发育不全的宗教—宗天神学。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这种发育不全的宗天神学未免存在著很大的缺隙，因此它不得不需要另一种更富超越性的宗教意识形态来加以补充，填补由此而造成的真空。由于当时的道教尚未正式形成，所以，佛教在布道过程中顺势补充了进来。最后，佛教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中国化运动的改造，使它在中国的版土上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相比之下，儒教作为一种畸形的宗教，其宗教观念大大逊色于佛教，而这恰恰直接影响它在当时社会的地位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处于劣势，可能就与此有关。
　　总之，佛教的输入无疑丰富了中国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它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是相当丰富和极其广泛的。佛教在该时期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调和了和儒教的矛盾，因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佛教无论在价值观念还是在哲学思辨上都大大超过儒学，为儒学所不及。佛教正是凭藉这一优势，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压抑儒学抬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否得出一种结论，儒家学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呈现衰落的局面，是和佛教在此时不断的中国化分不开的。
　　摘自《菩提树》1994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