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觉弘法一代宗师

正觉弘法一代宗师
　　宁波七塔寺 释月西
　　蔡惠明居士写信给我，要我写一篇纪念太虚大师的文章。大师逝世已整整四十周年了，在他逝世前一年驻锡宁波延庆寺的一段时间里，我有幸常亲声软，得启鲁愚。于今时隔四十年，大师的音容宛然如在，使我毕生难忘；但大师的许多事迹，因有关资料俱已散夫，难以一一摭拾。现在只能就师辈传闻及回忆所及，略举一二了。
　　与宁波深有因缘
　　大师与宁波深有因缘。他祖籍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生于海宁。俗姓吕，名淦森（沛林）。最初出家时法名唯心，后到镇海县团桥镇玉皇殿从祖师奘年，为之起名太虚。他受戒于天童寺寄禅和尚，父先后在宁波永丰寺、天童寺及慈溪西方寺研读“法华”“楞严”等经及佛学著述，听道阶法师宣讲经典及教观纲宗、相宗八要等，同时对禅宗作了初步参究。一九一三年住延庆寺观堂，后移住观音寺，曾拟组织“佛教弘誓会”、“维持佛教同盟会”未果。一九一四年十月，他于周游上海、宁波、杭州、绍兴之俊，同到普陀山，在锡林禅院闭关阅藏，从事著述。一九一六年八月，孙中山先生莅甬演讲俊往游普陀，亲为大师诗集“昧盒诗录”题签。一九一七年出关，敷月之后，应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之邀，先俊在基隆灵泉寺、彰化昙华堂、台中慎德堂等地，作“真常之人生”及“佛法两大要素”等论题的宣讲。后叉游日与佛教僧侣接触，回甬后住观音寺。一九一八年应鄞、慈、镇、奉佛教会之请，任归元寺住持。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下野住溪口时，专电福建邀请大师至雪窦寺为他和发妻毛氏讲“心经”大意。一九三二年被邀请担任雪宾寺住持名义，但他并不常住在寺，寺务全委弟子克全、又信、亦幻、大醒法师等代理，在大师圆寂后两年，方由法舫法师继承其席。
　　抗日战争时期大师远走重庆。胜利后，大师于一九四六年同到南京，是年冬来甬，住延庆寺，曾宣讲“弥勒上生经”及举办气菩萨学处”。当时亦幻、芝峰诸师都随侍左右。大师曾去雪窦寺及奉化大桥岳林寺、中塔等处，幻师造我陪同前往。过农历年时，由育工寺源龙和尚延去度岁。至正月初八，幻师念师心切，遣我至育王接回延庆寺。在此期间，并应万寿寺源音和尚邀请，前往参加传法之盛。农历二三月间，接上海玉佛寺震华法师圆寂噩耗，大师亲自赴沪为震师起龟举火；继而又遭“觉群”编辑福善法师逝世之痛。大师悲悯人生，内心极度震悼，竟突患脑溢血圆寂于上海玉佛寺，时年五十有九。大师灵骨，由沪护送来甬，专车送至雪宝山上起塔。
　　大师的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有如下数端：
　　勤奋求学，参悟教理
　　大师出身于贫寒家庭，五岁丧父，六岁丧母，幼年又多病，由外祖母周氏抚养成人，十五岁在海宁县长安镇一家百货商店做学徒，因不愿为店主作家庭琐事，萌发出世之念，十六岁即到苏州平望一个小寺院拜士达和尚为师，剃发出家。不久由士达带到镇海团桥镇玉皇殿师祖奘年和尚处，再由奘年带到天童寺向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因天资聪慧，甚得寄禅悉心指点，自己义能刻苦求学，文化大进。二十岁在慈溪西方寺时，读康有为“大同书”、严复“天演论”、谭嗣同“仁学”及梁启超、章炳麟（太炎）等有关国事与佛学的论文，极为欣赏，触动了改革佛教的想法，以佛教救国、救天下相自誓。不久又结识了热心民族革命、参加同盟会的栖云和尚，栖云介绍他读邹容的“革命军”及当时出版的“民报”及“新民丛报”，接受了民族革命的思想。二十一岁去南京“只园精舍”就学。这是一所供僧伽与居士进修的佛教学院，创办人杨文会（别号仁山），精通佛学，有名于时。大师在那里听了几个月讲座，大有精进。回宁波后，任普陀山化雨学堂教员。廿二岁随栖云和尚去广州，组织佛学精舍，讲学著述，并参与革命的各种秘密集会，与同盟会中人如朱执信、邹海滨、潘达微等过从甚密。二十六岁在普陀山闭关期间，专心参禅礼佛，读书著述，对大乘八宗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都加以专心研究，著「破神执论”、“雳旦佛教衰落原因论”、“教育新儿”、“哲学正观”、“辨严释”“订天演”、“论荀子”、“论周易”、“论韩愈”、“百法明门论及宇宙观”、“墨子平论”等。从这些论著来看，可知他读书之多与钻研之努力。此外又写成了“佛法导论”及“整理僧伽制度论”。他一生著述丰富，是近代佛教界最突出的一个。他的佛学思想是属于唯识宗。他认为小乘可附属于大乘，即所谓“附小于大”。佛法的根本宗旨唯在大乘，至于天合、华严、三论、法相、禅、律、净土、密这大乘八宗，它们的根本原理和追求的极果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八宗平等”。
　　锐志改革，培养僧守
　　大师一生力主佛教改革。当一九一三年寄禅法师圆寂，上海佛教界举行追悼会时，大师即在会上提出“教理茧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他所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代表了他改革佛教的具体主张。他把旧日佛教僧家的组织分作了“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加以整理，一一订立革新的制度。其最突出之点，是主张政教分离，建立由僧伽统一自主的僧团。
　　大师的革新主张，受到广大僧众的拥护，但也受到一部份守旧者的反对，因此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如一九二一年在镇江金山寺开“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由于新旧两派僧众相互辩论，竟至发生“大闹金山”事件。一九二一年大师主持杭州净慈寺，当他隐邀北上参加“辛酉讲经会”之际，浙江省的一些旧派人物，怂恿省长下令撤销大师的净慈寺住持职位。大师在北京获悉，上诉于平政院。后来大师回杭，大总统徐世昌颁僧了“南升正觉”匾额一方，同时“辛酉讲经会”又公推倪德薰、康有为等知名人士陪送大师同净慈寺。这样一来，撤销住持职位一事就烟消云散，不了而了。一九二八年时，蒋介石邀大师到南京讲“佛陀学纲”，大师得蔡元培等的赞助，创设中国佛学会，并筹组中国佛教会。大师提出了“三佛主义”口号。内容是：一、佛僧主义。建立“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僧团，坚持寺产属僧家所共有，严守戒律，对违犯者要规劝以至于勒令还俗。二、佛化主义。即大力发展佛教徒，只有僧侣组织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居士组织。三、佛国主义。即用佛教影响国家，以至于全世界。
　　大师自己是从南京“只园精舍”起，得到佛学上的深造的，自然深切体会举办僧学的重要。他先俊组织过“佛学精舍”（广州），“永明学舍”（杭州），“佛教慈幼院”（杭州）“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对培养佛教骨干起了重大作用。
　　弘扬佛学，宣传抗战
　　大师毕生致力于弘扬佛学。除了不断写出关于佛学的论著外，还乘周游各地机会，讲经说法。如在台湾宣讲“真常之人生”，“佛法两大要素”（一九一七年），在苏州象坊桥观音寺讲“维摩诘经”、“大乘起信论”，在南通讲“普门品乙，（一九一九年）在杭州讲“唯识二十论”、“华严经”，在北京讲“法华经”、“因明论”、“金刚经”、“大阿弥陀经”等，（一九二一年），在庐山开“暑期讲演会”，又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日本、德、美、芬兰等国佛学家前来参加这个盛会（一九二四年）。他还于一九二五年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一九二六年遍访南洋各地。一九二七年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董。一九二八年秋赴英、法、德、荷、此、美等国宣讲佛学；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他在巴黎大学讲学，穿的是海青，法国人认为一个中国和尚，居然在国际大学讲坛上宣讲东方佛学，都刮目相看。他是中国僧侣去欧美传播佛教的第一人。
　　他热爱祖国，反对侵晷，抗日战争时期，他去到重庆，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前往缅甸、印度、钖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战的同情，还发动各地华侨捐款支援抗战。
　　大师曾任中国佛教总会机关刊物“佛教月刊”总编辑；一九一八年在上海与蒋作宾、章炳麟、张骞、王一亭等居士创立佛学团体“觉社”，主编“觉社丛刊”；一九二O年，“觉社”移杭，“觉社丛刊”改名为“海潮音”月刊，他继续担任主编。这些刊物，对宣扬佛教哲学理论，起过很大影响。
　　平易近人，生活俭朴
　　大师虽享盛名，但绝无大和尚架子，与其相处，如坐春风，平易可亲。他欢喜看书，写字，下棋，有时说几句幽默话。有一次他正在写字，恰巧庄严和尚进来，大师笑着对他说：“我要借你的名字用一用，原来他在写的是“妙相庄严”四字。他很关心弟子的进修。一九四六年冬他在延庆寺时，我得以随时侍奉，他曾问起我，今后如何打算“深造”。我那时愚蒙未开，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每逢法会，许多居士慕名前来倾听，并向他要求书法，他总是一一满足愿望。他对生活抱随遇而安宗旨，从不计较，经济上更不在心。他在宁波最后一次逗留时，我们偶然为他整理随身物件，竟发现他还有过去在中国银行储存的一千元存折一本，这个存折，看来他是早巳遗忘了。
　　归纳起来，大师的一生可以“爱国爱教”四字作概括。他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今天纪念他，要师法他的精神，继承他的索志，大家为中国佛教的弘扬光大，作出共同的努力。
　　对大师的往事同忆，拉杂写了这一些，可能有许多说错的地方，恳切希望同仁们的指正。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宁波
　　摘自《内明》1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