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修辞与实践关怀——评史拜罗《佛教与社会》

知识修辞与实践关怀——评史拜罗《佛教与社会》
　　林朝成 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
　　[摘要]史拜罗《佛教与社会》是部佛教社会学的重要著作，尤其是以缅甸上座部佛教传统为研究对象，对佛教为主流宗教信仰的台湾社会更有参考价值。本文除肯定该书的价值外，提出三个角度供读者调整阅本书的视野：(一)缅甸的上座部佛教传统需放在后殖民的处境下加以检视；(二)作者将涅槃佛教与业力佛教视为断裂的二大类型体系，这和佛教经典的论述不尽相合；(三) “佛教与社会”课题的研究，应关注到具公共意识的社会观，否则，佛教与社会的关系还是难以建立正式的脐带连结。
　　关键词：佛教社会学：缅甸佛教：上座部佛教：涅槃佛教：业力佛教
　　一、后殖民处境下的缅甸大传统
　　时至今日，史拜罗(M．E．Spiro)的《佛教与社会》仍是一部有启发性的佛教社会学、佛教人类学专著。结合经典敦义与人类学的民族志与社会功能论的研究，本书就规范性佛教的类型与变迁，提供第一手的观察与理想类型的归纳，由于作者认为宗教的基本功能“与其说宗教理念是用来思维或分类，还不如说是用来生活的。从丰富的民族志资料中，史拜罗发现经典教义与当代缅甸佛教的距离与不一致的价值／认知取向，对于出世禁欲的上座部佛教仍得放在世界各宗教所反应的普遍人性来了解，教义信仰与社会文化的依存关系(自变数与依变数)便成为核心的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并由此开展出本书丰富的结构内容。
　　史拜罗从参与的立场，希望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方法要求来探讨佛教与缅甸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然经过六十年(1886—1948)英国的殖民统治，传统上座部佛教与国家的关系已被破坏，缅甸僧人也被卷入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政治运动，殖民地政府建立公立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得僧团不再是知识的精英，其教育程度已低于军人与公务人员的一般教育水准。依据作者1961年在上缅甸野畿村的田野调查，缅甸男人一生中最重大的出家仪式，进行剃度仪式的男孩最大才12岁，最小只有2岁，这和以往通常是15岁以后才出家的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社会现象都反映出缅甸后殖民的处境。作者将民族志上的记录整理妥当，依其诠释做出结构的安排，读者若要统整这些现象，了解时代的背景，不可忘掉后殖民的视野。
　　二、大传统的断裂与统合
　　本书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引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比观念，并将缅甸上座部佛教的“大传统”和缅甸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视为研究的案例，也就是说，基于心理需求(佛洛依德的理论)，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所反映的是人性的通则，各宗教的案例相对而多元的表现，其实存在著超越文化相对论的普遍原则。作者并大胆地宣示，除非构成解释基础的心理分析理论是错误的，否则“研究人类天性的学理，可以应用在欧美人民的解释上，自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东南亚的人民”，当代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已超越佛洛依德的局限，并指正佛氏心理分析的诸多缺失，这说明史拜罗的大架构确实存在著诸多的跳跃与未具说服力的人格成因的阐释。尤其在比丘的出家动机的分析，从田野的资料实不足以解释比丘具有“依赖需求”、“自恋”、“戚情怯懦”等人格特质，并由此导致比丘出家的潜意识动机。
　　我们的焦点得回到缅甸上座部的大传统。在无常的世间，佛教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十一世纪之后，缅甸才确立上座部佛教传统，其间的变迁正反映缅甸佛教本土化面貌。史拜罗在“佛教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将缅甸佛教归纳成涅槃佛教、业力佛教、消灾佛教三种不同却又互相关连的体系，涅槃佛教与业力佛教属解脱的体系，消灾佛教则非解脱的体系，这三种体系的归纳分析，提供了明确的架构，使得宗教意识形态的转变或修正／重新解释规范教义或接受／排斥规范教义，皆可以适当地表述。这种类型分析是社会学所谓的“理想类型”，然佛法教义与缅甸人佛教信仰的光谱，也因作者对佛教意识形态系统的类型分析，呈现不相容的关怀取向，而有诸多矛盾不解之处，这些矛盾或许是不同情境中可相容的实践策略。作者的理论架构限制了我们对不同法门的理解，这是我们阅读此书必须穿透的视障。
　　主流制度化的宗教，由于核心信仰的优势传播，却也渐失其原初的动力，沦为宗教知识的传统，宗教的终极关怀外显为知识的修辞，对教义停留在理知的认同，却不能带来宗教态度和行为的内化实践与转化学习，这种宗教的修辞模式的浅层说词，史拜罗在田野工作的个案诠释与通则说明中，真实地呈现其中的冲突与恼人的矛盾，也使得本书把握了教义传统与现实佛教的紧张关系，顺著民族志资料的编排，让人体会大传统变迁所呈现的人性的动力。
　　有关涅槃的定义，依作者所做的访谈，大多数的比丘认为涅槃是一种完全的止息，也有少数人驳斥这种说法，声称涅槃是苦迫的止息，其中尚有“纯净存在，喜乐也存在。”依《杂阿含490经》“涅槃者，贪欲永尽昼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槃，(T2，126b03)，然取无余涅槃意，涅槃等于身心俱尽(T2，280c)。对涅槃佛教来说，涅槃的理解或有不同，然修行八正道的法门则是通义，这是“精英的”、“教理的”佛教共同的旨趣。
　　作者认为业力佛教乃是解脱目标的转移，业力佛教的终极关怀不是清除欲望，而是追求美好快乐的来世，这是“大众的”或“实际的”世俗的信仰，作者视涅槃佛教与业力佛教实为出世间与世间的两条平行线，代表著两种不同的佛教体系，也因此“那些认为“涅槃是止息”并拒绝以其为目标的缅甸人，将陷入严重的冲突中”。作者切断了涅槃佛教与业力佛教沟通之门，希求解脱者对于善恶业皆应无所为，形成功德的禁区，“因为功德的累积只会导向轮回，而非涅槃”。
　　这该是作者对南传佛教业报观的误解。水野弘元在<有关业的若千考察>一文中指出，阿罗汉的游戏世间三界，是超越善恶的“唯作无记”，只有行为的作用，不求果报，这是依于慈悲的空无所得者，所以是纯粹无记，此称“唯作”(kiriyg)。由于汉译的《阿含经》、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均不见“唯作”一词，是以“唯作”可说是巴利佛教的独特用语，断恶修善以受法现乐，并不因涅槃佛教或业力佛教有所不同，所不同者，为执与无执而已。再者，佛陀和阿罗汉的没有业果的行为“妙善”(kusala)，可以导致令人喜悦的果报的业行为属“善德”(punna)，这两者可以看作同一伦理体系的两个阶次净修梵行，勤修善业，原为涅槃佛教与业力佛教的共法，无谓的禁忌，加诸田野资料后设的诠释，将影响我们对于个案的观察与评价。
　　佛教的无我说，乃奠基在“苦”与“无常”两大教义上，史拜罗田野调查与比对文献所得，认为“苦”虽是一般的缅甸人最常用的辞汇，但他们并不了解佛教的“苦”，也不接受佛教的苦谛，因为缅甸人相信“苦”不是由欲望所引起，而是由于未能满足欲望。因此，他认为“无我”是最不易为缅甸人所了解和接受的。经典核心教义不为信徒所信受奉行，彰显了经典学术研究与人类学田野调查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正是探讨宗教与社会文化关系的重要关键，史拜罗相关论述，精彩深刻，对缅甸佛教传统的了解，有诸多启发。然史拜罗对于“苦，的了解，也未必正确。依他的说法，“佛教认为苦是邪恶的，必须规避而不是接受，更别说去追求苦了”就佛法来说，无常是苦，世间属无常法、变异法、破坏法，一切均是处在缘起的存在过程中，因此，无常并不是邪恶，而是世间的真相(现象)，要灭苦、出离苦，得面对缘起法，方是正见，规避苦并不能离苦得乐，也因此，从苦中解脱和基督宗教从罪中解脱，实为不同取向。史拜罗对佛教苦谛的了解，略微偏离失焦，这便影响到整部书的叙述口气与观察视角。
　　灭除烦恼是持戒的目标，同时，灭除烦恼也是清净持戒的必备条件，这种互斥的关系，史拜罗声称他只能如实记录而不处理这样的矛盾。然从诠释学与戒学的增长来说，它们并非互斥的关系，而是互为条件的循环关系，清净持戒灭除少份烦恼，烦恼的清除，强化了清净持戒的效能与精神的安稳，因果循环的正面效果，足以达成戒护行者的实效，“圣弟子自念净戒……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乃至念戒所熏，升进涅槃” (杂阿含经，T2，No.931，238a)因此灭除烦恼对持戒是目的或是前提，并不是矛盾的关系，了解它们的正确关系，在田野现场记录比丘或信众的戒行，将有更适切的归纳与分析。
　　三、主流宗教传统的边缘化与社会观的建立
　　本书的分析架构，以佛教传统为依变数，社会(世间)为自变数，依此，展现出佛教传统在缅甸的变迁，然反过来，以佛教传统为自变数，社会(世间)为依变数的分析方式却因种种归因的缺陷，作者谨慎小心地厘清其方法的限制，因此，本书中缅甸佛教对社会的影响，彰显不出其精神文化内涵，如“基督教的伦理”、“社会信任”等宏观的视野，在本书是阙如的，然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或也不宜冒然踏进红线，这有待不同学科的视野持续的努力。唯从整本书的内容来评估，所谓的上座部的大传统或已不再是大传统，主流宗教传统已步上边缘化的危机，又因无法提供具有公共意识的社会观，佛教与社会的关系还找不到更正式的脐带连结，关心人间佛教的学者与信众，从本书中或可以得到借镜与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