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汉至南北朝的佛像崇拜

浅析东汉至南北朝的佛像崇拜
　　来源:《文博》2007年第四期 作者:宇恒伟
　　佛教是一种制度化的宗教，由三宝构成，是信仰、仪式、象征体系的有机统一。其中，信仰是佛教的内在标志，而仪式和象征则构成了佛教的外在表现，在信仰中，对“法”的崇拜是佛教的核心要素，而佛像崇拜则属于佛宝的表现之一。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说法，“公元1世纪以后，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开始造像礼拜。”[1]同时，根据原始佛教的分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有理由推断出，佛像崇拜要早于大乘佛教的兴起。从东汉开始，佛教造像迅速成为僧侣、居士的崇拜对象，特别对于广大民众来讲，这更具有普遍意义。佛像崇拜在佛教史上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它所体现的灵验性更是颇具特色。
　　一、东汉的佛像崇拜
　　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权力阶层的允许下，佛教初传以神通和民俗为基本路径，其演化形成了几个不同阶段。这不仅扩大了佛教的群众基础，而且深刻影响着佛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东汉明帝时是佛教传播的第一个阶段，这时就已经出现佛像崇拜。“明帝崩，起祗洹於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2] “自永平以来，中国始传其法。图其像。而至王公贵人。皆遵奉之。臣民虽有习其法者。而天子未之好。”[3]可见，人们用画佛像来表示对佛的崇拜，但这种礼敬和以后的崇拜稍有差别，它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功德性活动。与此同时，佛像开始在丧葬中出现，如永平六年的四川彭山县682号崖墓。一旦进入墓葬，佛像已经不是简单的装饰，它就与生死相关。汉明帝首先在陵墓上示范，广大民众随之竞相模仿。因为汉代有厚葬之风，在儒家伦理的熏陶下，百姓墓葬有佛像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考古发现，大多数墓葬是贫民的。同时，墓葬中往往有西王母、道教神仙及其它神灵。可见，佛教在民众眼中只是众神之一，并没有显出比其它宗教更高的地位。尤其可贵的是，佛教的去发修道并没有因为违背儒家伦理而遭到世人的反对，相反因为“去欲”吸引了民众的眼光。这似乎说明，《理惑论》提及的华夷问题并不具有普遍性。与此同时，佛教开始深入民俗生活。“白象行孕，垂鼻磷囷。
　　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昷昷。舍利飏飏，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杏冥。”[4]佛教采取艺术形式演绎佛陀故事，并且将之纳入民俗生活，同时以吞刀吐火等娱乐活动吸引众人，从而为佛教在民间扎根奠定了良好的条件，这也成为佛教民间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从汉桓帝到汉献帝，佛教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造像盛行。“永兴元年桓帝于宫中铸黄金浮图老子像。覆以百宝华盖。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弥盛。”[5]虽然，佛像与老子像并祭，佛教尚未获得独立地位，而将佛陀置于老子前，似乎说明佛教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官方的示范作用，民间佛教造像也慢慢流行。由于造像需要一定的资产，普通民众难以造像，于是出现象笮融的例子，“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6]据研究，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基本上沿用了笮融造像的样式。佛教造像有两种，一是单纯的佛教造像，二是与其它神灵混杂的造像。在第一种中，礼拜民众往往对佛教情有独钟，如笮融一例的民众；后一种如连云港的佛教摩崖造像。虽然佛像与老子像、尹喜像混在一起，则代表了千百年来对各种神灵都加以礼敬的广大民众，这也是佛教民众化最显著的特征，而汉桓帝祀浮图老子像无疑起了示范作用。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佛像崇拜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灵验特征。如“孙皓初立，治后园，得一金像，如今之灌顶佛。未暮，皓阴痛不可堪，采女有奉法者，启皓取像，香汤浴之，置殿上，烧香忏悔，痛即便止。”[7]佛像的灵验给广大民众以敬畏感，加速了佛教的传播和流行，并且成为佛像崇拜的一大特色。
　　二、两晋南北朝的佛像崇拜
　　根据文献记载，佛像崇拜在部派佛教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在佛教史中，佛像始终是佛教信仰一个重要的表现。三宝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宝的体现就是实物形态的佛像。因此，信众对佛像的供养，实际上就是对佛的崇拜。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佛像崇拜愈加得到发扬。
　　大乘佛教的佛像崇拜（偶像崇拜）与精致哲学的并存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特征之一。
　　首先，从佛教神灵的类型看，两晋南北朝的佛像有观音像、释迦像、阿弥陀佛像、弥勒像、普贤像以及宽泛意义上的佛像。“吴郡人沈甲，被系处死。临刑市中，日诵观音名号，心口不息。刀刃自断，因而被放。一云，吴人陆晖系狱，分死，乃令家人造观音像，冀得免死。临刑，三刀，其刀皆折。官问之，故答云，恐是观音慈力。及看像，项上乃有三刀痕现；因奏获免。”[8]又如，“史隽有学识，奉道而慢佛。常语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见尊像，恒轻诮之。后因病脚挛，种种祈福，都无效验。其友人赵文谓曰：经道福中第一。可试造观音像。隽以病急，如言铸像。像成，梦观音，果得差。”[9]南北朝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观音信仰无疑占有主导地位。观音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独特魅力，“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10]由于诵菩萨名号的简单易行，所以观音对于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观音灵验中可知，观音具有万能神的职能。神灵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崇拜，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灵验满足了人们的心理和社会需求。从神灵类型看，大乘佛教在汉地的巨大影响。
　　其次，两晋南北朝的佛像崇拜有图像、礼像、灌像、行像、造像等几种形式。东汉时，图像已经存在。两晋南北朝，图像仍然存在，但不多见，“佛佛虏破冀州，境内道俗，咸被歼戮。凶虐暴乱。残杀无厌，爰及关中。死者过半，妇女婴稚，积骸成山。纵其害心，以为快乐。
　　仍自言曰：佛佛是人中之佛，堪受礼拜。便画作佛像，背上佩之，当殿而坐。令国内沙门，向背礼像，即为拜我。”[11]图像的同时，信众往往礼敬佛像。灌像也是一种功德活动，它与浴佛节密切相关，这在三国时吴主孙皓就流行世间。行像也与浴佛相关，但它的娱乐色彩较为浓重，如“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12] “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旙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钖为羣，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13]行像活动规模巨大，有各个阶层的参与，同时伴有许多民俗色彩，这正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表现。
　　再次，两晋南北朝的佛像崇拜特别突出灵验特征。所谓灵验，指灵妙之效验实证。灵验有几种类型：“灵像感应以为佛宝。尊经感应以为法宝。菩萨感应以为僧宝。良是浊世末代目足。断恶修善规模也。夫信为道源功德之聚。行为要路解脱之基。道达三千劝励后信。教被百亿开示像迹。今略表其肝要。
　　粗叙奇瑞。此缘若堕将来无据。蕳以三聚分为三卷。令其易见矣。佛宝聚上。”[14]实际上，灵验是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显现。从灵验的内容看，它主要反映出佛教教义、信佛的益处等。同时，灵验也反映到政治等领域，如北魏的战乱。总之，佛教的灵验更多的是广大民众社会生活史的生动写照。
　　最后，作为功德活动的造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触及社会经济问题。“崇真寺，比丘慧嶷死经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慧嶷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一比丘云是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暗诵。’阎罗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金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真。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阙。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
　　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时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慧嶷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寺、禅林、灵觉等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议曰人死有罪福。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供养之。诏不听持经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像者任意。慧嶷亦入白鹿山，居隐修道。自此以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15]这是以入冥的形式反映佛教对封建经济的威胁。
　　三、结论
　　佛像崇拜在佛教史上占有十分醒目的位置，它不仅成为佛教文化遗存的特殊表现形式，而且形成蔚为壮观的佛教艺术。东汉到南北朝的佛像崇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特别是民间佛教的内在逻辑。
　　首先，佛像崇拜的直接效应在于形成了以雕像为代表的佛教雕刻、雕塑艺术。佛像崇拜是偶像崇拜的一种。非常有趣的是，精致的哲学是佛教彻底性的集中表现，偶像崇拜往往将信众引向形式主义，而佛教将这两个方面比较完美地糅合在一起。因此，止观并重、定慧双修、智慧功德在佛教中成为统一的整体。佛像是文明交往的结果，它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明交往的不同特征。
　　其次，佛像崇拜集中体现了中国佛教尤其是民间佛教的特质。三宝是佛教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佛宝最直接、生动的表现就是佛像。形象、明了的佛像在开光后被人们认为具有神奇的灵验，这是佛教在民众中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信众将崇拜佛像视为一种功德活动。信众在礼敬佛像、造像的同时，又不自然地赋予仪式本身神秘、神奇和神圣色彩。这样，仪式几乎成为功德的代名词，这是民间佛教的一个特殊表现。
　　再次，佛像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借鉴。所谓小说，指记载街谈巷语的短文。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成为小说新的主题。佛教成为小说新的内容后，小说的情节更加详细，想象力更加丰富，对世人也更有吸引力。文学吸收佛教因素后佛教深入文学领域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佛教的职能；另一方面，佛教极大地影响着文学创作。与佛教相关的母题更是文学创作活跃的源泉之一。母题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反复出现的因素:一个事件、一种手法或一种模式,它也指一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键性短语、一段描述或一组复杂的意象。
　　印度佛教以佛经形式的流传形成佛经文学这一特殊形态。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佛经文学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在民间领域，佛经文学表现得更加复杂多样。佛教文学的传奇色彩浓厚。“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故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16]志怪小说的创作直接或间接来自民间，这恰恰从反面说明民间喜爱志怪，这也正是民众心理的体现。佛像崇拜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进而在情节、结构、叙述等方面为小说增添了新的元素。
　　最后，佛像崇拜与佛教的世俗化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信众。佛像崇拜的产生意味着，佛教在处理世间与出世间问题上的重大转变，“出世间法不离世间”成为佛教处理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时空中，佛教对世间与出世间不断进行调试，而世俗化始终伴随着佛教的发展。
　　综上所述，东汉到南北朝的佛像崇拜比较真切地反映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画面，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解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的一个重要窗口。
　　注释：
　　[1]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12][13][15]杨衒之著，周振甫译注：《洛阳伽蓝记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25、102、57-58页。
　　[3]《大正藏》第76卷，第143页上。
　　[4]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页。
　　[5]《大正藏》第49卷，第478页下。
　　[6]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76页。
　　[7][8] [9][11] 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0、551、552、558-559页。
　　[10]《大正藏》第9卷，第56页上。
　　[14]《大正藏》第51卷，第826页上。
　　[1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