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精神的体现——读二〇〇二年《普门学报》

人间佛教精神的体现——读二〇〇二年《普门学报》
　　剀长东（四川大学副教授）
　　当举世欣悦迈入新干禧之际，与佛有缘的人们还格外多了一分欢喜，因为佛光山《普门学报》也在这难逢而幸遇的干禧之年诞生了。在当代社会中，佛光山引领著志于佛教振兴的“人间佛教”的运动，《普门学报》的创刊，正是“人间佛教”在学术研究事业方面振兴佛教的新举措之一。在（《普门学报》发刊词）中，星云大师虽然说自己“一直认为，佛教的经律论浩瀚艰深，阻碍了佛教的弘扬、普及和发展”，故“一直节制佛教学术化的推动”，“把学术性的研究，规范在少数人的学术会议上，从未对社会大众热烈的展开弘传”，而二直希望利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通俗讲座来表达佛教深奥的妙理，因此发行文学性的杂志、旬刊，甚至出版童话、漫画、传记、散文，乃至武侠小说等大众化的佛教读物”；但是，佛光山在大力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以普及佛教基本常识的同时，也仍重视佛教的学术研究事业，如编纂有《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中国佛教经典宝藏》，支助张曼涛编印《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等等，尽管佛光山对这些“也都是低调处理”的（《普门学报》第一期第1页）。这些大型的佛教学术研究文献和工具书的编纂刊印，正如海峡两岸不少学人所切身感到的，其嘉惠沾溉之功已是非小。而随著机缘的成熟，即“佛教经过了通俗化的推动，基本上佛学已经普及于一般社会大众之中”的“客观的研究条件具足”的情况下，为求“更上一层楼，推动学术研究” （《普门学报》第一期第Ⅱ页），佛光山在编印大型丛书《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的同时，又隆重创办了学术性、研究性的专门刊物——《普门学报》。此可谓是佛光山在人问佛教弘扬上善权应机的功德之举。
　　在二〇〇二年《普门学报》迄今所出的五期中，都刊载有与人间佛教的理念或学术活动相关的文章，如陈锡中（人间佛教思想在高科技社会的切人点） （《普门学报》第七期）、杨曾文（人间佛教的展望） （《普门学报》第八期）、恩慧（人间佛教在心理治疗与心理辅导上的应用） （《普门学报》第九期）、永本（“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会议记实） （《普门学报》第十期）、麻天祥（以人间佛学建人问净土） （《普门学报》第十期）、蒲长春（人间佛教与普世伦理） （《普门学报》第十一期）、觉全（人问佛教读书会） （《普门学报》第十一期）等，实现了星云大师“希望抛开过去玄谈、考据、甚至批评、辩难的佛教”，“把佛教的研究论述落实在当代的社会”，“著重于人问社会层面的研讨”，“致力于人间家庭伦理的建设，让我们回归到人问佛教生活化的怀抱”的办刊愿望，为人间佛教的理论建设和弘教实践作了有益的探讨与宣传。
　　另外，二〇〇二年的《普门学报》还刊载了各类与佛教相关的交又性的、跨学科研究的文章，甚至包括揭示佛教界内部某些负面现象的文章，如郑显文（唐代佛教寺院土地买卖的法律文书初探）指出“早在唐初，就有寺院僧人热衷经营土地财物”，他们“嗜欲无厌，营求不已，致有出入间里，周旋阅阗，驱策畜产，聚集货财” （《普门学报》第七期第七十八页）；王启龙（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指出元代“少数僧人目无法纪，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之事时有发生。狐假虎威，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普门学报》第八期第一一八页）：黄敏枝（关于末代寺院的转轮藏）指出末代有的寺院通过转藏以敛财，且收费不低，以致有位“丧夫的营妇，虽念念不忘要蓄积干文以便为亡夫转轮藏邀冥福，但是辛苦数月，还是无法办到，最后迫于生存改嫁，仍然无济于事” （《普门学报》第八期第二〇〇页）；拙文（论宋代寺院合法性的取得程式）指出“不少僧人在末代限制私造寺院的政策下，为取得寺院的合法性，不走先系帐再请额的程式，而在寺院规模的“达标”和古迹的冒充上用心思” （《普门学报》第九期第二三二页）等各种负面的现象。刊载各类与佛教相关的交又性、跨学科研究的文章，这充分体现了慈容法师在（《普门学报》发行缘起与展望）中所说的办刊宗旨：“现在我们这份《普门学报》，并没有宗派、门户的限制；既曰“普门”，即希望容纳各宗、各派，以及中外古今的论说，甚至不同的思想观点，乃至和传统的佛教有差异的理论，只要言之有理有据，我们都乐于刊出。” （《普门学报》第一期第二页）而对揭示了佛教界内部某些负面现象的文章也同样予以采用刊登，这种不讳疾忌医、直面事实的包容气度和阔大襟怀，与某些其他教内主办的学术刊物相比，显得尤其可贵和令人钦佩。而从人间佛教的弘传角度来看，这种气度和襟怀也是有益和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要顺利完成佛教从山林走向世问，让教义融和于世人日常生活的佛教振兴之旅，最终实现人间佛教的普世蓝图，就必须正视一社会部分不肖人士假藉宗教之名，遂行敛财、骗色、诈欺等不法行为”，“导致宗教事件频仍，让宗教的神圣任务受到污染”，并“衍生出重重的社会问题”的事实（星云大师三不教立法之刍议），《普门学报》第七期第二四〇页），通过加强教内自律而革去弊端，并制定一部现代的宗教法以协调、规范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关系，为人间佛教的弘传在数内与教外营造一个洁净良好的环境（参上揭星云大师三不教立法之刍议））·任《普门学报》编务的法师们之所以有这种包容的气度和阔大的襟怀，我想应该是人问佛教精神的体现之一。
　　《普门学报》创刊以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中就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格外关注和重视，其成功的原因，我想除了该刊刊载了大量学术性强的论文以外，还在于其学术资讯的丰富、学术视野的开阔。陈寅吝先生说：“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一（（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在金明馆丛稿二编》，第三六二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一年七月）此言为陈寅吝在一九三一年所说，但时过数十年，闭户造车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还是能不时见到。以大陆地区的佛教研究情况来说，近十多年来，大陆地区的佛教及相关的研究虽然都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在佛教宗派史、专题研究与佛教有关的跨学科研究等方面，皆涌现出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其中，不少论文与著作较充分地吸收了学界的前期研究成果，并以之为起点，通过第一手文献材料的发掘，以及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的与时俱进，而有程度不等的切实推进；内中的翘楚者已做出了令人叹服其偏师取胜、精彩纷呈的贡献。而有的论文和著作，根据其对海内外学界前期研究状况的回顾及其行文中的注释来看，则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对海内外前期研究无或少回顾，或者从其注释中看不出，这说明其对学界前期成果吸收不够，但若将之与前人的成果作比对，就会发现其研究多为重复劳动，少见闭户造车而又对前期研究有较明显推进的情况；二是从其回顾或注释中能看出对前人成果有吸收，但作者本人在原始文献的发掘上努力不够，并由之而导致在观点上也鲜创新，其研究多是主要就前人已发掘的材料，在表述方式和视角的切换上用心力，即使能做到看似有“新意一，但对问题的研究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推进。后一种情况的出现应与现行科研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及个别研究者主观上的某些因素有关；而前一种情况的出现，则主要是由于大陆地区普遍存在的图书资料建设的经费投入不足，而使我们对海外同行研究的资讯了解不够等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普门学报》在每一期都开设以国际学术界为范围且内容丰富的“学术报导”、“特别报导”、“书讯”、“文、史、哲学术活动”等栏目，甚至还以中外文对译的双语形式酌量刊载外语论文：这些富有特色的办刊举措，对我们的佛教学术研究来说，其价值和意义部是不言而喻的。而就人间佛教的弘传言之，作为佛教团体的刊物能够对以科学性和理性为趣尚的学术界给予如此的“恩惠”，这又何尝不是佛光山将人间佛教的普世理念落实在世问、落实在学术界的弘教实践呢?
　　总之，综观二〇〇二年的《普门学报》，可以说该刊保持了创刊以来的学术性、人间性、包容性、实践性、时代性等兼具的优良特点（参项楚（法界圆融的榜样：《普门学报》），《普门学报——读后戚》第二三八—二四一页，二〇〇二年元月），我们祝愿《普门学报》在今后继续发扬优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最终把该刊办成为海内外佛教学术界的理想“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