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变迁之由来

论文化变迁之由来
　　C.Dawson著 刘家驹 译
　　经过百多年来的历史观察和考古学之研究，对过去历史记录和资料之批判与重整，使我们对过去历史知识有了新的综合，这端赖学者们在历史学与考古学方面努力所得的成果。诚然，对过去没有认识，对现在就感到茫然；对整体没有了解，对部份亦残缺不全。但在前一世代里，这论点是很难令人相信的。那时，人们所致力于历史的研究，专注重几个人物和几段时期，像古典希腊和罗马、甚或现代史，以为这些不啻是黑暗海洋中的灯塔。现在，不仅由于古代东方伟大文明的惊人发现，同时也由于考古人类学家精心恒毅地对骨骼、陶器和远古实物的研究，使得我们对远古文明完整性认知有一可能性。当然，在我们求知的领域中仍有困难，无穷无尽的难题等侯着解答。可是，至少我们已经开拓了更广阔的蓝图，任何一位受教育的人士，对我们文明开始建基的情形，不再无知无识。
　　这知识的实用价值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没掌握这一般性的资料来注入我们对历史的知识中，我们一定会紧缩我们这一有关联的统一性，依照我们自己的观念，自然而然地，把我们放置在民族国家的观点上。过去两世纪的欧洲历史，几乎都是从民族观点上来解释历史，由于每一单元具有政治色彩，所以解释历史所用的方法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历史解释沦为政治宣传，甚或十九世纪伟大的历史学者像马古莱（Macaulay)、 福禄德（Froude，柴特斯基（Treischke)，甚或孟森（Mommsen)等人，都戍了政治的参与者。
　　这种情形造成了世界第一次大战的远因。如果欧洲人对共同文化传统缺乏认识，亦没有欧洲文明统一的启示，当然欧洲人是很难在和平中合作的。目前，国族历史的观念经已有了代替品，即是文化或社会的历史观。这一对社会基本统一的研究，是尾随政治单元推进，而被称之为文化的。
　　文化的本质
　　何谓文化?文化是共同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在自然环境和经济需要的特殊调和。在他应用和限制中表现出生物类别的发展里。一九二五年李根博士（Dr. Tate Reagan)在英国协会的演辞中指出：由于新习惯和对新环境或局部的自然条件，导致团体的形成，这形成并非改变它的构架。诚如在自然的领域中，动物和植物的生活就会呈现出它们的特点来。同样，人类社会的型式也就逐渐形成。但是，这并非指人类像似塑胶一般，任由自然物质环境来左右。人类与自然物质环境是互为影响的。文化程度愈低，受自然物质环境影响也愈大。较高的文化，可以从物质环境中表现它自己，一如艺术家用自然物质创造出他的艺术品一般，是主宰，又是胜利者。
　　当然，影响人类文化塑造，一如对动物类别形成的因素有三：（一）种族，亦即创生的因素；（二）环境，亦即地理因素；（三）功能或生产，亦即经济因素。但为人类来说，更有一种因素，使人类免于全然地盲目依赖自然，而又区别于低级动物，乃是第（四）因素，思想或心理因素。也就是由于这一因素，我们搜集过去社会传统——前一代的宝贵经验，可以传递到这一代；一个个人的新发明和新观念，能够做成整个社会的公共财富。在这一意义上，人类文化本身在新的环境，一方面保持固有的特点，另一方面更能快速而成功地加以适应，以别于其他动物之生存有赖于纯生物律之演进。一个文化的形成，是由以上四种因素互为影响而戍。可以说是四重性的集合体——功能、思想、地缘和血缘的。如果我们解释社会演进，一定要四者兼顾，强调任何一种，都会引致错误——种族的、地域的、经济决定论的和思想意识的等谬论。
　　目前，最时髦的讨论，似乎是种族因素，以之为人类生活中自然性的自然因素。可是，种族之产生一如我们上面所提出的四个因素互相影响进展的结果。李根博士曾指出：各种不同鱼类及附属鱼类之所以有区别，乃是由于它们被隔离在不同的地区，和有不同的生活习惯而成。像在波罗的海的此目鱼与在北海的此目鱼就有分别；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淡水湖中之鱼类，与经过冰河时代后，彼此分离之鱼类，就有显然的不同。
　　同样，人类的种族形成也是这样的，特有环境中之特有生活方式就产生了人类不同的种族，只要经过一个长久的时期。蒙古族就是亚洲中、东部草原的人，过着一致的生活方式而形成，以别于生活在热带森林，过着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黑人等。换言之，早期人类的原始文化是经过了一段冗长时期，使人类的行为逐渐变成了固定的类型。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仍然保留一些原始的成份。从此而来的各种文化，只要它是过着独特的生活方式，也会产生一种新的种族形态。为那些在共同条件下生活的时期，不够悠久的话，还没有达成这一新型态之形成。所以，目前我们所谓的拉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只是不科学的习惯说法，如果我们改称他们是拉丁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恐怕更为恰当。
　　来自民族特征的多种不同，我们固然必需承认。像肤色、鼻子形状等，但这只是由于天然气候与地域的无可抗拒的影响。可是，任何文化的形成，即使是最低形态的文化，像黑人种和蒙古种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对自然而来的人类活动和自发的合作是有领导作用的。或许任何文化没有此爱斯基摩人更全然被环境所控制的了。他们与动物一般属于北极，并靠动物为生——海豹和驯鹿，任何一方面，几乎都是依赖大自然所供给他的那一点点——用兽皮做船、帐幕和衣服；用兽骨做武器与工具；用兽油取暖或照明。然而，他们的文化并不能解释为气候、地域或经济决定论。这一切是证明人类艺术工作、人类的发明与坚毅的凯旋，是人类长期文化传统的果实，直可追溯到冰河时期马达利尼亚人文化（Magdalenian Culture）。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文化的类型并不限于种族的类型。几时发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几时人类对外在世界长期产生一种适应的均衡作用，人类仍然保持从一时代到另一时代的认同。任何的改变固然可以发生，但并非是内在的改变，而是由别种文化所字之外在压力。目前，爱斯基摩人正在学习着新的生活态度，而逐渐变成有文明的。同时，也由于此一理由，爱斯基摩种将变成死民族。
　　文化渐进与转变
　　在不变更的社会形态中，文化是走向固定的这一倾向，这一肯定，并不否认文化渐进的这一重要事实。这一演进，并非十八世纪哲学家所相信的，是一种延续和整体的运动，公认于全民族，具有自然律一般的普遍性和必需性。从一些特殊的原因中，时时做出不规则和间歇性的冲击，只不过是一个例外的条件。一如文化本身，并非是单一的整体，只是从历史文化，以及每个自我生命的限制中所产生的一个普遍性而已。所谓演进，是从过去历史社会中，把多元和不同性简单化后的抽象概念。
　　因此，为了解这一演变法则的统一性，是需要分辨一下社会演变的主要形态。
　　（一）一个民族在他所居留的原始环境中，发展一种生活方式，并没有外在人类侵入的因素。这可以初民社会所形成的文化前期为代表，一如前述。
　　（二）一民族迁移到新的地域和环境中，并重新保持他们固有的文化。这虽是最简单的文化演变，但也是最重要的——草原民族迁到森林、森林民族迁到草原；或是山地人到达平原；内陆人移向海滨，其结果是引人注目的。两者所处的地域和气候有着极大的不同，像中亚细亚草原民族到达印度一般。
　　（三）两种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互相混合，通常是征服，有时是和平交结。无论如何，都会产生第二种情形，起码发生在两个民族中之一个。
　　这是文化演变原因中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因为他们建立了交通和演变的程序，由此转变了两个民族和两种文化，在一段短暂的时期中，就孕育了新文化的实质。我们每海面对一种新文明的突然出现，而导致开花结实的情形，感到奇异万分。其实，新文明的起源就如我们上面所陈述的。我们可以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传递的情形加以比较，便会发现演变的周期，从固有的情况中，经过了一个相当的时期，而转变成另一情况。首先，几世纪寂寞的成长，人类生活于较古老的传统上，这传统或是他们所带来，或是他们所发现。其次，是文化活动繁密时期。当两个民族和两种文化之真正结合，便会产生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逐渐放出异彩。当我们发现旧有文化形式的重新觉醒，而与新民族结合加以充实；或是一个新民族的创造力量，由于较古文化的交往而产生刺激时，这正是伟大成就创作时代——它充满活力，同时也产生暴力冲突和反叛、狂热的行动和无法实现的美丽诺言。最后，或是来自旧民族和其文化对新原素的吸取；或是两种民族与文化达到永恒的均衡，文化达到成熟，即是新文化在各种不同方面获得定力。
　　（四）一民族采取了其他民族所发展的物质文明。这转变如与上列各转变比较的话，只是表面的转变，但这也是极其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各种文化彼此密切的依赖性。我们知道，在过去历史上金属的使用、农业和灌溉，一种新武器和马匹用于战场上等等，从世界的一角传到另一角落的神奇快速。更况，这些物质的转变，带来了深厚的社会转变，以致可以改变一个社会组织。对此，我们可以从我们生活的现时代找到例证。可是，我们不要自恃，很多次这种外表的转变，不但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反会使社会衰落。因此，如果欲得到进步的转变，似乎有一原则可寻，就是该来自内在的转变。
　　（五）一民族采取新知识和新信念，做成他的生活方式；或是改变生活观点和对现实的肯定。从这一观点来看，文化转变似乎是一个严峻的决定，而再没有自由、道德和思想进展的可能性。
　　或许人们在想：如果说文化最高的产品是社会机械主义的花朵，这机构主义是来自特有的地理和种族的环境，不能获致永恒和客观的进步。而艺术和思想最大的功效，只是把过去机械主义经验的结果，加以人工的再造。当然，我们必需承认，过去的每一条件，都是在社会生命引导和生命概念所表现的本身。因此，一民族的文化成就多是决定于过去的。然而，这并非是机械式的。理性的存在，增加了冲动目的满足的极大可能性。在一新环境的固有引导行径，与原本接受的是不同的。这不唯是衰落后的仅存硕果，同时，也是新生力量的获得和对实有新观念的踏脚石。由于理性，经验的领域不断加大，新的代替旧的那么简单，实际上是彼此比较，彼此结合。
　　人类历史，或是更有文明的人类，表示着整体的继续进展。这方面虽然有些不合规则，可是真／水不停息。因为理性本身是一种创造的力量，它总会把生活资料和觉感经验加以组织，做成一个理性世界的宇宙——这一世界不但有主观的想像，同时亦有对客观实有的一定度量。一位现代作家曾说：“人的理性似乎是本能地同化于宇宙。我们属于这世界，世界不啻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所以，当我们把思想集中于一定对象时，我们集中所有感官，它们自然而然地就赋予无限的相通。”
　　我们不能无视于实有而不断增长视野的现象，这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目的的条件和结果。
　　明显地，现代科学或希腊哲学所产生的文化，是直接由于思想影响而塑成。但是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来自纯理性的知识，同时也来自宗教的展望，这对原始文化更具统摄性。
　　每一宗教都具体化了生活态度和实有的概念。任何这方面的变化，即会带来整个文化性格的转变。诚如基督教使古代文明转变一般；或是回教使外教的阿拉伯社会转变一般。因此，先知和宗教改革者，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新看法——新的启示，变成直接的或是社会转变的最大主动者厂虽然他本人也是社会因素和古代文化传统的一产物。
　　因此，世界文化的大阶段，是与人对实有观念转变有着关联的。在原始条件中，人们在弋获食物，并不需要理性目的，或对实有观念的反省，当然也不能说是有文明。真文明的黎明，是从发现了自然律而来的，或更是由于人对大自然力量，有了成果合作的可能性。这就是爱拉姆（Elam） 、巴此伦和埃及的原始文化。这时，是高度农业的发明、金属的制造、文加与日历的发明，以及君王、司祭制度和政治组织。
　　经过几千年的文明进步，直到对实有新概念的到来，途开始对古老世界的转变，时在纪元前第五及第六世纪，亦即是希伯来先知时代，希腊哲人时代，佛教及孔子时代。这一时代代表了新世纪的黎明。
　　摘自《内明》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