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道一弘法历程考论

马祖道一弘法历程考论
　　王荣国
　　内容提要：马祖道一约于开元末年抵达闽北“肇化”建阳佛迹岭。天宝五至八年间，移锡江西抚州西里山。此二处弘法虽有影响，属道一弘法的开拓时期。广德元年至大历元年间，往虔州龚公山建立“清净梵场”，为其弘法的发展时期，大历七年秋至八年九月间，移锡洪州，确立以开元寺为弘法的中心，为其弘法的繁盛时期。其法席之盛为南方禅宗史上空前。文章对宋僧传本传以及智藏、超岸的记载、《全唐文》本的权德舆所撰塔铭作了辨误，并指出权德舆塔铭记载的疏漏；对有关道一在江西行迹研究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道一禅师传法活动辨误
　　作者简介：王荣国，男，1955年生，福建福清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宗教学研究所教授。
　　马祖道一是晚唐南禅宗的一大巨匠，一生的弘法活动对慧能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在对史籍记载辨误的基础上，就道一禅师在建阳佛迹岭、临川西里山、南康龚公山以及洪州开元寺的弘法活动作一番梳理，揭示其弘法事业的发展历程，并与学界有关道一在江西行迹研究的观点进行对话。现谨陈管见，以就教于同行。
　　一马祖道一在建阳
　　马祖道一在怀让禅师处获得开悟后离开南岳，并非先到江西而是进入福建，“肇化”于闽北建阳佛迹岭(亦作佛迹岩)。通常认为马祖道一到闽北建阳的时间是“天宝元年”或“天宝初年”。据《景德传灯录》本传记载：“江西道一禅师，……唐开元中，习禅定于衡岳传法院。遇让和尚，同参九人，唯师密受心印。始自建阳佛迹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龚公山。”引文只提马祖道一于“唐开元中”在南岳传法院习禅定，对于他到建阳佛迹岭以及临川、南康的年代只字不提。唐权德舆《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简称“塔铭”)和《祖堂集》、《宋高僧传》本传同样只字不提道一开法的年代。《宋高僧传》明觉传载：“释明觉，……祖为官岭南，后徙居为建阳人也。……宿怀道性，闻道一禅师于佛迹岭行禅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引文只提道一在建阳“佛迹岭行禅法”，明觉依投他“剃染”，不提具体年代。但志贤传载：“释志贤，姓江，建阳人也。……天宝元年(742年)，于本州佛迹岩承事道一禅师。””引文中的“本州”即“建州”。在唐代，“建阳(县)”隶属建州。这里透露了马祖道一到建阳的时间在“天宝元年”之前。又据道通传载：“释道通……诵经合格，敕度之，·当天宝初载也。时道一禅师肇化建阳佛迹岩聚徒，通往焉。”就是说，道通于“天宝初载”因“诵经合格”，获朝廷认可，被度为僧。其时马祖道一正在“建阳佛迹岩聚徒”，道通前往依投，透露了马祖道一于“天宝初载”之前已经到建阳。所谓“天宝初载”，其时间概念大致是天宝二年左右。据此推算，马祖道一抵达建阳佛迹岩应是在天宝元年之前。因为，一位刚出世传法的禅师从抵达某处结庵到为外界所知晓，要经历数年。如义存禅师从开始结庵侯官雪峰山到名声在外，前后经历五年时间。闽北建阳属于山区，道一出世佛迹岭传法大致也要经过三至五年时间才有可能为外界所知，从而聚集起一批参学的禅侣。何明栋先生认为，道一“人闽，于建阳佛迹岭纳志贤、慧海、怀海、道通等人为弟子”。笔者认为，其看法与史实不尽相符，其中怀海与慧海虽为福建人，但他们依投道一的地点并非在闽北建阳而是在江西。在建阳投马祖道一知其法名者为道通、志贤、明觉。
　　以上所论表明，道一应于开元年间后期告别怀让离开南岳衡山，到达闽北建阳佛迹岩弘法的时间应在开元末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名声外扬，到了天宝二年左右才逐渐聚集起一批参学的禅侣。
　　二马祖道一在临川
　　马祖道一离开闽北建阳前往江西，首先栖止建阳近邻的临川(抚州)。但有关其栖止之地，史籍记载有出入。
　　《宋高僧传》本传作：“遂于临川楱，南康龚公二山”。从引文判断，除了“龚公”山之外，理应还有一座山，“临川”一词之后当为山名。
　　《景德传灯录》本传作：“始自建阳佛迹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龚公山。”显然也只提一座“龚公山”。
　　《五灯会元》本传的记载承袭了前述《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此不赘述。
　　四部丛刊本《权载之文集》与《唐文粹》中的权德舆撰的道一塔铭均作“尝禅诵于抚之西里山，又南至于虔之龚公山。”就是说，马祖道一先至抚州西里山，后至虔州龚公山。
　　清人辑的《全唐文》中的道一塔铭(权德舆撰)则作：“尝禅诵于抚之西裹山，又南至于处之龚公山。”就是说，龚公山在“处州”。
　　笔者认为，《全唐文》所收权德舆塔铭中的“处”有误，因为若“龚公山”在“处州”，而“处州”在浙江。那就不应称“南至于处之龚公山”，而应称“东至于处之龚公山”；再者，与前述《权载之文集》与《唐文粹》的引文对比可知，“处”应是“虔”之误，属于字形相近而误，因二者繁体字字形相近。要说明的是，塔铭中的“抚之西裹山”，即“抚州西里山”；“虔之龚公山”，即“虔州龚公山”。
　　前文述及《宋高僧传》本传“遂于临川棲、南康龚公二山”记载中“临川”一词之后当为山名。笔者假设其山名为“西里山”。那么，将僧传的记载与权德舆塔铭的记载对比可知：“西里山”所属之州郡，一作“临川”，一作“抚州”；“龚公山”所属之州郡，一作“南康”，一作“虔州”。二者究竟是何关系呢?现分别探讨如下：
　　其一，关于“西里山”。《旧唐书》记载：“抚州……，隋临川郡。武德五年，讨平林土弘，置抚州，领临川、南城、邵武、宜黄、崇仁、永城、东兴、将乐八县。七年，省东兴、永城、将乐三县，以邵武隶建州。八年，省宜黄县。天宝元年，改为临川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抚州。”《通典》载：“抚州……战国时属楚。秦属九江郡。二汉属章郡。吴分置临川郡，晋宋齐梁陈皆因之，隋平陈，置抚州；炀帝时州废，置临川郡。大唐为抚州，或为临川郡。”可见，称“西里山在临川”与称“西里山在抚州”是一回事。
　　其二，关于“龚公山”。《旧唐书》记载：“虔州……隋南康郡。武德五年，平江左，置虔州。天宝元年，改为南康郡。乾元元年，复为虔州。”《通典》载：“虔州……战国时属楚。秦属九江郡。二汉属章郡。吴属庐陵郡。及晋平吴，置南康郡。宋为南康国。齐、梁、陈皆为南康郡。隋乎陈，置虔州；炀帝初州废，置南康郡。大唐为虔州，或为南康郡。”可见，称“龚公山在南康”，与称“龚公山在虔州”也是一回事。
　　基于上述所论，笔者认为前述《宋高僧传》的记载中应存在“脱”与“误”，即“遂口于临川接口、南康龚公二山”。其中“楱”字当为“西”之误，属音相近而误；“口”表示脱字。正确的应是“遂楱于临川西里、南康龚公二山”。就是说，马祖道一离闽先至临川西里山，后至南康龚公山。
　　那么，道一禅师何时抵临川西里山呢?据唐技《龚公山西堂敕谥大觉禅师重建大宝光塔碑铭》记载：智藏禅师“年十三，首事大寂于临川西里山。……师至元和十二年(817年)，年八十。”据此推算，智藏生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其首事道一禅师的年代当在天宝九年。《宋高僧传》仅将“智藏”附见于道一传之中。其记载称，智藏“八岁从师，道趣高邈，随大寂(按：马祖)移居龚公山，……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终，春秋八十。”照此推算，智藏出生于开元二十三年。引文中的“师”依上下文意判断，应指“大寂禅师”，引文称智藏“八岁从师”，其时间当在“天宝二年(743年)”。但此时，道一尚在闽北建阳佛迹岭，智藏是虔州虔化(今江西宁都)人，年仅8岁的他不可能跨越州郡翻越武夷山脉，到闽北建阳山区投道一出家；而且《宋高僧传》只字不提何人为智藏撰碑铭，说明赞宁撰僧传时未见到智藏禅师的碑铭，有关智藏的记载应是汇集其它相关资料而成的。难免真伪并存，其中有关智藏从师道一的年龄当误!《景德传灯录》智藏传称：“虔州西堂智藏禅师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岁从师，二十五具戒。有相者睹其殊表，谓之曰：‘师骨气非凡，当为法王之辅佐也。’师遂往佛迹岩参礼大寂。……元和九年四月八日归寂，寿八十。”就是说，智藏禅师是在受具足戒后往闽北建阳佛迹岭参礼大寂的。但依照享年与卒年推算，智藏受具足戒的年代是在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其时马祖早已离开建阳佛迹岭前往江西。引文中的“八岁从师”的“师”，依照上下文意判断，并非指“道一”，而是另有所指。应该说，上述僧传与灯录的记载有误，应以唐技的碑铭为准。根据唐技碑铭所载智藏首事道一的年龄推算，马祖道一到达临川的时间应在天宝九年之前。换言之，应定在天宝五至八年之间比较合适。因为道一已传法多年，在丛林中有影响，从抵达西里山伊始至为外界所知，其经历的时间要比佛迹岭时缩短。道一在佛迹岭时大致于天宝一二年聚集一批禅侣，似不可能马上即离开，应定在前述时段离开佛迹岭前往临川为妥。马祖道一在抚州的驻锡地点在西里山。
　　何明栋先生说：西里山，系马祖大师人赣弘法第一座道场。此山又名“犀牛山”，坐落于临川府所在地(即今抚州市)郊外。其山不高，形似犀牛，前方有两口池塘分列两侧，人们喻之为犀牛之双目，故名。唐开元十五年(750)前后，马祖来此诛茅盖篷修行数载。显然，何先生的看法是，马祖道一于“唐开元十五年前后”即抵西里山。笔者对此持疑义，理由是：其一，《景德传灯录》本传载：道一“唐开元中，习禅定于衡岳传法院”。“开元”年号共29年，引文所谓“开元中”，即“开元十五年前后”。其时马祖道一尚在南岳传法院，怎么可能来西里山“诛茅盖篷修行数载”呢?其二，《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的众多资料表明，马祖道一的“肇化”之地在闽北建阳佛迹岭。道一抵达建阳佛迹岭的时间大致在开元末年。道一是从建阳佛迹岭前往西里山的，因此何文有关道一禅师于开元十五前后抵西里山“诛茅修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马祖道一在临川弘法，除了智藏“年十三首事大寂于临川西里山”外，超岸也是在临川皈依道一的。据僧传记载：“释超岸，丹阳人也。先遇鹤林素禅师，处众拱默而已。天宝二载，至抚州兰若，得大寂开发。”就是说，超岸于天宝二年在抚州投马祖道一。前文述及，天宝二年，道一禅师尚在建阳佛迹岭。因此引文中的年代有误。不过，笔者认为，有关超岸“至抚州兰若，得大寂开发”的记载应是可信的。马祖道一在临川(抚州)还使猎人皈依。《江西省宗教志》引清同治刊《宜黄县志》的记载：释道一“自建阳佛迹岭迁至宜黄石巩，结庵巩下。”认为道一结庵巩下因而收猎户为徒(按：指“慧藏”)。事实上，僧传、灯录不载此事，而且唐宋的史籍特别是舆地书均不载，甚至《嘉靖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也不载其事。据灯录记载：“慧藏禅师，本以弋猎为务，恶见沙门，因逐群鹿，从马祖庵前过。祖乃逆之……藏当时毁弃弓箭，自以刀截发，投祖出家。”后来弘法于本州石鞏。据《方舆胜览》载：“石鞏，在宜黄。石梁横空。”慧藏因结庵石鞏之下，人称“抚州石巩慧藏禅师”。笔者认为，《江西宗教志》称马祖道一结庵石巩之下，当误。
　　上述表明，马祖道一于天宝五至八年间抵临川结庵弘法，新吸收了智藏、超岸、石巩弟子等，再加上从福建建阳跟随而去的道通等，据此，可以想见其法席应比建阳佛迹岭时有所扩大。
　　三马祖道一在虔州
　　无论是僧传、灯录，还是塔铭都说，马祖道一在抚州(临川)弘法之后，又带领弟子道通、智藏等南下南康(虔州)“龚公山”弘法。据塔铭记载：马祖道一“又南至于虔之龚公山。……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于禀奉，多所信向，由此定惠，发其明诚。”又僧传本传载：“郡守河东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谘禀。……居无何，裴公移典庐江、寿春二牧，于其进修惟勤，率化不坠。”上述二则引文中的“河东裴公”、“河南尹裴公”是否为同一人?如果是同一人，那么这个“裴公”是何人呢?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记载：“(贞元五年)十二月……辛未(初四日，12月24日)……兵部侍郎裴諝为河南尹”。《新唐书》裴谓传载：“代宗幸陕，谓徒步挟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将用为御史中丞，为元载沮却，故拜河东租庸、盐铁使。时关辅旱，请人计……拜左司郎中，数访政事。载(按：元载)忌之，出为虔州刺史。”《旧唐书》裴谓传所载相同，此不赘述。显然，“河东裴公”与“河南尹裴公”同为一人，即裴谓，他曾出任“虔州刺史”。
　　上述僧传与塔铭的记载都表明，裴谓曾到龚公山听道一说法。那么，裴谓是何年出任虔州刺史呢?据裴曙《祈雨感应颂并序》载：“(大历)二年，余从兄自左司郎中诏领虔州牧，不菁月而令行焉。”据《旧唐书·裴谓传》载：“(裴諝)拜左司郎中。上时访以事，执政者忌之，出为虔州刺史。”这与上述所引《新唐书·裴諝传》的记载相同。就是说，裴谓是因元载的忌妒而以“左司郎中”出任“虔州刺史”的。显然，上述裴曙《祈雨感应颂并序》所说的“从兄”就是“裴谓”。
　　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赣州碑记》载：“广泽庙碑，庙在赣县储潭山之麓，庙中石刻有唐时州刺史裴谓《祈雨感应碑》。”王象之《舆地纪胜》的记载与此相同。又据清人全祖望的《宋重摩唐储潭庙祈雨碑跋》载：“是碑在赣州，唐?州刺史裴谓立，盖大历庚戌(770年)，而宋嘉枯癸卯重勒之。”引文中的“大历庚戌”，即“大历五年”。说明裴谓于大历五年还在虔州刺史任内。
　　由上述可知，裴谓于大历二年出任虔州刺史，至大历五年尚在任。前已述及，裴谓对道一“久于禀奉，多所信向”、“躬勤谘禀”。据此，笔者认为，道一禅师应是在裴谓任虔州刺史之前即就龚公山弘法。他离开临川西里山移锡虔州龚公山的时间应在广德元年至大历元年之间。
　　何明栋先生据明嘉靖版《赣州府志》的记载认为，唐开元二十年前后，马祖率徒众自临川西里山南下，来到坐落于今江西省赣州市水东乡佛日峰山麓(距市区4公里)的马祖岩，诛茅觅洞栖身修行，但为时不长，后率徒迁锡于城东北龚公山。何文有关马祖道一抵临川的年代前文已作了辨误。现就赣县“马祖岩”为马祖修行处作一番辨析。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马祖岩，在赣县。六[八]祖禅师，天下谓之马祖!故以名岩。昔马祖栖于此岩，一夕鬼为筑垣。”但．宋祝穆《方舆胜览》载：“马祖岩，在赣县东。道一禅师驻锡之地。姓马氏，天下谓之马祖，得法于南岳让禅师。……初，马祖尝欲栖于此岩。一夕，山鬼忽为筑垣。马祖见之，曰：‘学道不至，为邪祟所测。此非吾所居也。’因弃去，营龚公岩往居焉。”就是说，马祖道一到虔州，先到赣县之东被后人称为“马祖岩”的地方，本欲栖其地，因山鬼忽为筑垣而放弃，乃前往龚公岩(即龚公山)。对比上述《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所载。笔者认为，后者成书年代早，且记载详细，应以《方舆胜览》为正确。马祖道一的确到过该地，但并未栖止修行。只有龚公山才是马祖道一在虔州有确凿史籍可证的驻锡之地。据宋《舆地纪胜》载：“龚公山，寰宇记：在赣县北一百八十里，奇峰翠嗽前后连延，萝木泉池左右映带。有隐士龚毫栖舍于此，因以名焉。”又据僧传本传载：“此峰岫间魑魅丛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灾毋立生。当一(按：道一)宴息于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礼言：‘舍此地为清净梵场。’语终不见。自尔猛鸷毒螫，变心驯扰；沓贪背憎，即事廉让。”拨开神话迷雾，我们可以看到，唐代龚公山一带环境之恶劣。马祖道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开辟“清净梵场”，成为虔州一个南禅宗的弘法中心。其时间大致始于广德元年(763年)至大历元年(766年)之间，至移锡洪州为止。
　　时任虔州刺史的裴谓多次亲临龚公山听法。据僧传本传记载：“郡守河东裴公(按：裴谓)家奉正信，躬勤谘禀。降英明简贵之重，穷智术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敛空，山月凝照，心与境寂，道随悟深。”据此，裴谓对道一禅师弘法的支持不言而喻。正是有裴諝的支持，道一的弘法事业比以往有较大的发展，其影响也比临川时期大。据塔铭记载：“攫搏者驯，悍戾者仁，瞻其仪相，自用丕变。”前来皈依者增多。据僧传无等传载：“等(按：无等)求法于其间，挺然出类。”就是说，无等禅师在龚公山道一众多的门弟子中出类拔萃。除了无等禅师外，后来成为名僧的怀海、自在、齐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投龚公山皈依马祖道一的。据此可知，龚公山“清净梵场”有相当的规模。
　　四马祖道一在洪州
　　马祖道一在龚公山弘法声名远扬，洪州刺史路嗣恭慕名延请至洪州(南昌)，使道一的弘法事业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据塔铭记载：“大历中，尚书路冀[翼)公之为连帅也，舟车旁午，请居理所。”引文中的“路冀公”当为“路翼公”之误。就是说，大历中，路嗣恭为江西地方长官，以隆重的礼节迎请道一至洪州治所。那么，道一到洪州究竟在“大历”的哪一年呢?据《旧唐书·代宗纪》载：“(大历)七年春正月……庚子(十八日，2月26日)，以检校户部尚书路嗣恭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观察使。”这里说的是任命而非实际到任的时间。通常实际到任的时间要比任命的时间顺延至少半个月甚至再长些，因为在赴新任前要费时日办理原职的离任交接事宜，赴新任路途也要费不少时日。所以路嗣恭真正到洪州刺史任上，应在大历七年二月。似不可能马上即迎请道一到洪州。待路嗣恭安顿就绪后，马祖道一的教团即进入安居。
　　《旧唐书·代宗纪》又载：大历八年“冬十月……乙丑(二十三日，11月12日)，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封翼国公。”就是说，大历八年十月下旬路嗣恭调任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而路嗣恭此次调任广州是前往指挥平叛歌舒翰之乱。军情急，很快就离任前往广州。
　　因此，笔者认为，路嗣恭延请马祖道一到“理所”洪州弘法的时间应定在大历七年结夏(七月十五日)之后至大历八年九月之间比较合适。僧传本传说，道一到洪州“隶名于开元精舍”。《景德传灯录》本传所载相同。说明路嗣恭延请马祖道一到洪州，安排他在开元寺弘法。
　　唐德宗朝规定僧人要归原来僧籍所隶属的寺院。依照这一规定，马祖道一必须返回四川。据僧传载：“建中中(781-782年)，有诏僧如所隶，将归旧壤。元戎鲍公密留不遣。”就是说，由于“元戎鲍公”的“密留不遣”，使道一禅师得以继续在洪州弘法。那么，“元戎的公”是何人呢?据《旧唐书·德宗纪上》载：建中元年四月“戊申(十四日，5月22日)，以福建观察使鲍防为洪州刺史、江西团练观察使。”显然，“元戎鲍公”就是建中元年新被任命的洪州刺史兼江西团练观察使的鲍防。是的防在关键时候保护了马祖道一，使他能够继续在洪州弘法。
　　鲍防之后洪州的地方长官仍有支持马祖道一的。据塔铭记载：“贞元元年，成纪李公以侍极司宪，临长是邦，勤护法之诚，承最后之说。”又据《旧唐书·德宗纪上》载：“贞元元年……夏四月……癸酉(初九日，5月21日)，鄂岳观察使李谦为洪州刺史、江西都团练观察使。”到任的时间应在四月末。1969年江西靖安县出土的《马祖禅师舍利石函题记》也证实了李兼于贞元四年二月在“洪州刺史”任上。上述表明，李兼于贞元元年四月末至马祖道一去世时都在洪州刺史任上，即“临长是邦”，他既“承最后之说”，也“勤护法之诚”。
　　马祖道一移锡洪州弘法受到历任刺史的鼎力相助，法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盛。因刺史路嗣恭“聆风景慕，亲受宗旨。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坐下”。鲍防的“密留不遣”、李兼的“勤护法之诚”，对道一在洪州弘法事业的持续发展与兴盛都起了重大作用。至唐德宗建中年间，马祖道一在开元寺“居仅十祀，日临扶桑，高山先照；云起肤寸，大雨均霜。”道一在洪州城弘法除了开元寺外，还创建其他道场。据《舆地纪胜》载：“上篮院，在府城。唐大历中，马祖道一禅师尝建道场于此，号江西马祖。……今院为府城丛林第一。”《方舆胜览》也载：“上篮院，唐马祖道一禅师道场。今为府城丛林第一。”就是说，马祖道一在洪州城还创建“上篮院”为弘法道场。而且其弘法范围还扩展到洪州之外的丰城、靖安等县。据《舆地纪胜》载：“道人山，在丰城县，马祖禅师尝驻锡焉，今圣乘院是也。”就是说，道一曾驻锡于丰城道人山，宋代的圣乘院即其地也。靖安县石门山也是道一晚年的驻锡之地。据《舆地纪胜》载：“泐潭，在靖安县北西十里，上有宝峰院，号石门山。”又载：“宝峰院，在靖安县北石门山。唐正[贞)元中，马祖趺跏入灭，得舍利藏于兹山。”事实上，据塔铭记载，马祖道一去世前于贞元四年正月曾到过其地，“以石门清旷之境，为晏默终焉之地，忽谓人室弟子曰：‘吾至二月当还，尔其识之。’及是委化，如合符节。”说明马祖道一去世之前驻锡过石门山泐潭。据《舆地纪胜》载：建昌县“宝陀岩……其近又有圣僧岩、马祖岩、罗汉岩、般若峰四处。”这里的“马祖岩”应是马祖道一曾到过而得名的。这些足以说明马祖道一在洪州期间弘法活动范围扩大到洪州周围诸县。不过，道一传法的中心仍是洪州开元寺，来洪州投马祖学禅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据记载可知，灵默、如会、神凑、普愿、怀晖、太毓、惟宽、智常、智坚、智藏(京兆)、无业、道行、神鉴、宁贲、庞居士、大义等都是在洪州参问马祖后来成为名僧的。当时洪州城内其它佛教宗派的僧人也有改换门庭，皈依道一法座。道一门下聚众达“八百余人”，因此时人称马祖道一“大化南昌”。的确并非虚言!
　　综上所述，马祖道一于开元末年抵闽北建阳佛迹岭弘法，大致于天宝五年至八年间离佛迹岭．移锡临川(抚州)西里山弘法。广德元年至大历元年之间移锡虔州龚公山，开辟“清净梵场”。大历七年七月下旬至大历八年九月之间，移锡洪州开元寺。纵观其一一生的传法活动，建阳佛迹岭与临川西里山两地弘法虽有影响，但属于弘法的初步开拓时期。虔州龚公山“清净梵场”的建立，则标志着道一的弘法事业进人发展时期。道一移锡洪州，“隶名于开元精舍”，并确立以洪州城为弘法中心，其弘法事业进入的繁盛时期，正是在这一繁盛时期最终形成了洪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