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

　　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吕澄）
　　[支那内学院] 2008/01/22 20:36 [整理者按]：今年（2007）3月初，从南京传来消息，　年藏书家徐雷辗转购得佛学家吕澄先生（1896-1989）相关文献多种，其中较珍贵的是吕先生在1959年秋写的一份材料，其中谈到自己的经历，如何投身于佛学研究和涉足美学研究以及所参与的支那内学院发展历程中的主要事件和过程，叙述详细平实，史料价值较高。本刊现征得吕澄先生哲嗣、著作权继承人吕应运先生同意，将此材料摘录发表（原文中个别地方如当时惯用词语等有所删改）。由于有关吕澄先生生平的详细资料发表较少，尤其是他自己写的材料，我们相信此材料会对研究近代佛学发展问题和吕澄著作的学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澄先生1956年7月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哲学所兼任研究员，1957年7月加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关系较深。他精通梵文、巴利文和西藏文，是佛教哲学和印度哲学史权威，深受东西学人尊仰。徐雷先生特许整理者最先研究此份材料，并允许本志首次摘登其中部分内容，我们深谢他的厚意，并希望以此来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本稿系据徐先生提供的照片（参见封3）整理成文，并请吕应运先生详细校阅审定，若有任何错误皆由整理者负责。
　　我原名钟渭，后改名澄，号秋逸。1896年1月10日生于江苏丹阳县。同胞兄弟姐妹七人，我行四。兄弟姊妹对我思想上发生过影响的，只有大兄凤子。他早进了高等学校，带给我许多新知识。我之爱好佛学，也由于他传达在宁所闻杨仁山先生的讲说而得到启发。他本学西洋美术，这也影响了我，使我对美术理论发生了兴趣。
　　我6岁时（1901）在家塾读书。10岁（1905），丹阳创办初小，　转入肄业。次年（1906），高小成立，我又升学，13岁（1908）毕业。1909年1月，我考入镇江中学，在校三年，于1911年底毕业。1912年春，考入新办的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该校系私立，一学期后　停办。我赴南京，考入民国大学经济系。一年后，1913年秋间，该校移往上海（不久停办），我因而辍学。我在中学时，　对佛典有爱好，就学民大之一年间，不时去金陵刻经处购书，得识欧阳竟无（名渐）先生，颇获教益。他也很契重我，力劝深入研究。但我辍学后，家人不许在外逗留，乃考入私立民国监狱学校，取得家中接济，仍留宁研究。一年余，1914年冬间，欧阳先生办成金陵刻经处研究部，供给部员伙食零用，我　入部专攻，兼点校刻稿。在部两年，家人觉其无前途，又促归，筹画赴日本继续求学。1917年10月，成行，到东京，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本语文，兼自习美术。次年（1918）5月，留日学生因爱国运动决议全体离日，我随众先归，欧阳先生函约去宁筹办支那内学院以专门研究并传播佛学。当时拟好了草章，其后更得著章炳麟、陈三立、沈曾植、蔡元培等的赞助发起。是年九月，我由大兄介绍为徐州第十中学图工课教员，　在此时改名为澄。1919年2月，仍返宁参加筹备内学院工作。1920年2月，由于欧阳先生挚友桂念祖的学生王九龄（当时任云南督军署军法处处长）的介绍，唐继尧（云南督军）邀请欧阳先生赴昆明讲学，兼筹内学院开办费。我随往助讲，因而认识了均社（当时昆明一群思想比较进步的　年所组织的）同人，其中张天放、徐梦麟，在解放后均做过云南人委会的厅长。讲学结束，筹款无著，我又先归。其时上海美术学校校长刘海粟因见到我于徐州教书时写给《新　年》杂志一封谈文艺革命的信，内中批评上海美术界的腐败，他很有同感，通过我的同乡程虚白（当时在美校任师范科主任），一定要约我去美校共谋改革。我乃于其年九月担任了美校的教务长，创立了专校的规模，并开讲《美学概论》和《西洋美术史》两课（讲稿均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主编《美术》杂志。同时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师范美术史讲师。1921年8月，内学院筹备渐有头绪，欧阳先生又约我回宁。次年（1922）7月，内学院得梁启超、熊希龄、叶恭绰之助，筹到经费，正式开办，我担任了学务处主任。又一年（1923），8月，内学院办研究部试学班，招生15人，我兼任讲师，讲了《因明纲要》、《佛典泛论》，并编写了《印度佛教史略》、《佛教研究法》（各稿均由商务印行），另外还主编《内学》年刊（后继续出至五辑停刊）。现今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的研究员蒙文通，　是试学班学生之一。我在此时，又兼任了南京美专的美术理论讲师一年（讲稿《色彩学概论》也由商务印行）。后兼任南京一中高中的哲学教员近半年（讲稿《现代美学思潮》后在商务印行）。又应李石岑（在沪时相识）之约，写了《近代美学说和美的原理》、《美学浅说》两稿，由商务印行。自后我乃放弃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再写作。
　　1925年夏，试学班毕业。由梁启超之助，内学院得著南京韩府街旧营地81亩，同时又得王九龄筹来经费数千元，遂在该地建筑第二院院舍，经营农场，并开办法相大学特科，招生30人。我兼任讲师，讲印度佛学史等（有讲稿）。1927年6月，该地一部分为国民革命军无线电台占用，逐渐扩充，不肯迁让，乃由陈铭枢（时任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代为交涉，取得地上建筑及农作物果木等代价30000元，放弃该地，停办特科（该款后　作为内学院的基金，维持了一切业务）。自后内学院缩小规模办理。1928-1937，10年之间，我专力编校了《藏要》（丛书性质，选取佛学要籍，精校精印），共得三辑，400余卷。又编校木版佛典400余卷（一部分撰有凡例或校记）。《藏要》的印费，第一辑挪用基金，二三辑由欧阳格（欧阳院长之子）捐助。木板的刻款，一部分由叶恭绰担任，一部分由张澜、邹明淑代向四川省政府募来。我在此时，曾于编校余暇，写了《西藏佛学原论》一稿，由商务印行（1931年初版）。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不利，南京形势紧张，我一家随内学院西迁四川。次年（1938）5月，内学院在江津东郊成立蜀院（解放后　以为本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我家移住院内宿舍。蜀院仍以“讲学与刻经并举”的旧规模进行，我于1939-1941年间在院开讲“佛学派别及其传承”和“《起信论》辨伪”等（均有讲稿），又于业余为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了《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第一集（1942年由华大印行）。1943年2月，内学院院长欧阳先生病逝。6月初，在川同学等组织了院友会，维持院务，推选理事7人：王恩洋、杨鹤庆、陈铭枢、熊训启（曾任西南农学院教授）和我，另有张茂芹（曾任四川聚兴诚银行高级职员）、欧阳浚明（曾任北平市政府会计长）二人，均已于解放前病故。院友会又推我摄理院长职务，并约游侠（1925年来内学院问学的同学，此时在江津任国立体专教员）兼任秘书，助理一切（后于1946年10月解职）。我拟定了佛学五科讲习纲要，准备在数年内为院员讲授要典30种。从1943年10月到1946年12月，共讲了15种（均有讲稿），又编成《大藏目录》（　现存汉译佛典的目录）初稿（有石印本）。1947年，我准备东返筹画复院，6月中，携幼儿抵宁。当时在宁院舍已被毁一空，院址也绝大部分为附近居民所使用，搭棚屋百余户，经过与各户再三商量迁让，毫无结果。后来部分居户遭火灾，空出地皮亩余，拟就地建筑，又苦缺费。1948年春间，征得各理事同意，价让空地一年与木商以筹费用，适值伪币跌价不已，仍无济于事。当时在宁院友相助较力者，有游侠（时任国民党政府海军部秘书，现任《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辑）、虞天爵（前内学院庶务，当时在成美中学任教务长，现该校改市立，仍任原职）。　在此时，金陵刻经处因经理不得其人，无法维持，旧董事李翌灼、陈义、濮一乘、李安、陶冶公（代表许炳　）约我共同筹画恢复了董事会，整顿处务，交陈义接办。夏间，我居宁不适，乃去丹阳家中休息，并整理旧讲稿。其后曾一直准备重回四川，因交通梗阻，终未成行。
　　1949年4月，丹阳解放，我读到了毛主席的各种著述，又自习了新哲学，对于革命的意义才有较深的认识。是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特邀我为代表（宗教界），我因本无宗教信仰，名实不符，又顾虑代表名单公布后会影响到内学院蜀院的安全（当时四川尚未解放），未能应邀出席。次年（1950年），四川解放，院中一切无恙。7月间，陈铭枢、李济深、巨赞等在京发起了现代佛学社，约我赞助，担任了名誉社长。我又写了一篇短文，总结了内学院建立的工作成绩，并拟定了将来的工作计画，后　在《现代佛学》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这时我又想复院来宁，但无好多办法，而张澜等已为蜀院请得西南文教部的经常补助，在川续办不成问题，乃于11月下旬偕（携）幼儿回到四川。到院后，改正院名，组织院董会（董事五人：王恩洋、杨鹤庆、李一平、陈铭枢和我，推陈为主席），积极开展院务。从1951年1月到1952年8月，我以前拟的工作计画，和在院员生共同研究了佛学基本问题、中国佛学史（隋唐部分）、法称因明等（均有讲稿）。又学习时事政策、新哲学、逻辑，进行三反运动、思想改造等，并从事农业劳动生产以补助院用（关于这一时期的工作，有总结一篇登载于1953年度的《现代佛学》上）。1951年10月，我列席了政协一届全委会第三次会议。归后，感觉内学院在川办理困难，而国家对于各种学术研究已有全盘的规划和措施，更无私人办理之必要，乃和各董事商量，决定将内学院适时停办。1952年8月底，董事会代表王恩洋和我结束了院务；9月初，将内学院全部地产、房屋、设备、藏书、刻版以及基金等移交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接收。内学院从1922年7月开办迄此，恰恰经历了30年，它得以完成一定的任务而告结束，亦可谓善始善终了。
　　我于1952年9月中，偕（携）幼儿回到江苏。幼儿升入苏州高中肄业，我　孑身在丹阳苏州两地暂住。12月初入京，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后又向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及政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报告了办理内学院结束经过。承他们指示，我仍可在宁继续研究佛学，而由政府酌予补助。我　南归，得宁市统战部及宗教处照顾，寓居公园里准备工作，1953年5月，中国佛协成立，我当选为常务理事。11月，南京天妃巷寓所修理完工，我与助理游侠迁入，开始研究工作，并参加省市政治协商会的学习。在1954、1955两年间，我每半年作一次研究计画来进行，主要是整理以前的研究成绩，写定纲要（大部分登载于《现代佛学》），以为进一步批判研究佛学思想的依据。我这时又参加计画整修金陵刻经处房屋等事，助刻经处补刻完成《大毗婆沙论》版片，并筹运存在四川的内学院刻版来处收藏。1955年4月，我任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江苏分会常委，参加了政协江苏省一届委员会，被选为常委，又任学习委员会委员，参加业余政大学习。1956年1月，我列席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又担任了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委，及《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编；从此在宁指导编辑小组工作，编审全书稿件，迄于现在。其间，1956年7月中国科学院聘我为哲学所兼任研究员，1957年7月加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10月宁市三届人代会选我为江苏省二届人代会代表，1959年4月政协二届全委常委会决定我为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9，8，16
　　（载于《世界哲学》2007年3期 供稿者：徐　雷，整理者：高山杉，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责任编辑：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