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与佛教研究综述

　　当代社会与佛教研究综述
　　作者：刘旭东

　　学术界对“当代”的含义有不同的界定。一般来讲，中国人所指的当代是20世纪中期到现在。在这个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全球从冷战到后冷战，国际形势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作为一种传统的东方信仰，佛教与当代社会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既涉及到佛教自身的走向，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代社会的发展，从而成为政界、教界、学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学术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对佛教与当代社会关系的研究，相继形成许多热点领域与热点问题。2000年以来，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依然十分丰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种新的进展：
　　1．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
　　1993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代表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概念。就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来讲，这是在肯定佛教的前提下，对佛教与当代社会关系的一种认定，也是对佛教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和新时代的变化所提出的要求。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考察涉及非常复杂而丰富的领域与问题，总体上来讲，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来谈，如李利安的《从当代宗教的基本形态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个基本特征》；二是从佛教自身的特性如文化的内涵、伦理的资源、当代的价值等方面说明佛教对当代社会的积极作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如学诚法师的《从思想理论深处谈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刀述仁的《略谈佛教的社会适应性》、徐绍强的《尊重团结，依法管理——关于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点思考》等；三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论证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适应，研究者主要是从现实的大量事例来进行说明，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总体上来看，大家普遍认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政治性适应而非世界观的适应，它包含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又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尊重佛教信仰。这实际上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提条件和内容。还有学者指出，除去政治适应，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还包括经济、思想、道德规范、心理、文化等几个层面。
　　2．佛教的转型问题研究
　　当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而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境遇中及时调整自身，所以，当代佛教的转型也是佛教与当代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探讨散见与各种有关佛教与当代社会的书籍和论文之中，根据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当代社会中的佛教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实现著某种转型，如：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更加发达；佛教的文化特性与文化价值空前彰显；佛教的传播途径与方式更加现代化；佛教参与国内国际政治包括参政议政、民族关系、两岸关系、外交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外交等方面均出现前所未有的积极有效；佛教的经济能力与经济影响力迅速崛起。所有这些，都说明佛教正在实现在著当代的转型。黄夏年在《当代汉传大乘佛教与中国旅游——浅析转型期的中国汉传佛教旅游功能的变化》一文中，从佛教旅游资源参与当代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佛教的转型进行了研究。李广良在《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为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而作》中，就佛教转型提出几方面的见解：一是处理好佛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三是加强佛教教育；四是加强佛教与世俗社会的沟通。这些观点对于处理好佛教的转型都是有所裨益的。温金玉在《佛教与当代社会》中则主要围绕佛教的社会功能，认为佛教在当代社会主要被赋予了道德伦理意义。对于佛教自身形象建设来说，对内是从事慈善事业，对外是海外联谊的统战功能和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交流功能。张文彪的《社会剧变与台湾佛教转型》则对台湾佛教的当代转型进行了探讨。
　　3．佛教与其它宗教的对话
　　著名的英国宗教学家希克曾经提出宗教的多元化和宗教对话理论，近年来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宗教对话兴起有其时代和社会背景，宗教之间和宗教内部的对话成为对话的主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对话的可能性、对话的含义、对话的基础、对话的途径、对话的结果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并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对话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佛教与其它宗教的对话，主要指它和基督教的对话。余日昌的《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理论背景》认为，信仰体系的不同不是两者对话的主要障碍，对人格的强调成为两者对话的基础。吴言生等主编的《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从方法论、历史、理论、实践等层面对两者的对话进行详细地探讨和分析，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具有它书不可比拟的优势。杨慧林在《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的三个问题》中，从对话的内涵、原则、方法三个方面，指出佛教与基督教对话面临的问题是，两者都从“本位”出发，因此对话有明显的本位色彩，而这对于对话来说是无益的。此外，还有学者从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教的对话展开讨论，甚至有极少数学者对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进行分析，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4．人间佛教研究
　　人间佛教是近年来学术界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它的提出和实践对于指导和反思当代社会的佛教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下半叶，太虚大师系统论述了人间佛教的理论，这对于促进当时的佛教改革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中叶以后，随著全球化、现代化、世俗化进程的愈加明显，人间佛教依然值得借鉴和深入思考。楼宇烈的《大乘佛法的悲智精神与人间佛教》[i]、黄夏年的《印顺的人间佛教思想》、华方田的《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及其特点》、邓子美的《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追论——实现朴老最重大的遗愿》、何建明的《人间佛教的百年回顾与反思——以太虚、印顺和星云为中心》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潘桂明在《从太虚的“人间佛教”展望新世纪的中国佛教》中指出，人间佛教在成为新时期中国佛教理论指导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考验。作者还提出三点见解：一是佛教应适应现代社会要求；二是佛教应坚持人本立场；三是佛教应注重培养健全人格。与此相关文章还有李利安先生的《佛教的超人间性与人间佛教》，作者以佛教的超人间性为分析的基点，对佛教超人间性与人间性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对人间佛教的去超人间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处理好佛教超人间性与人间性的关系是佛教面向美好未来的关键点。还有学者重点从人间佛教的实践层面，对当代佛教的境遇进行总结，如《人间佛教在当代的倡导与实践》、《法藏寺及其信仰建设——近代上海“人间佛教”实践管窥》等。
　　5．佛教与和谐社会
　　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很多，大家的角度各异，观点也不一致，但基本的原则与总体性的把握则是相同的，即认为佛教可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研究范围的大小来看，我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从整体和宏观角度论述佛教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如戴继诚的《当代佛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认为，佛教的伦理、经济、环保、慈善等功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积极的资源，而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为佛教的当代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和发展机遇。二是侧重从某个具体的领域说明佛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的意义。如从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净土思想、因果报应思想、自利利他思想、和平观、和谐观、环保观、伦理观、世俗化等方面等加以论述。从研究对象的问题结构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佛教的理论、佛教的实践、佛教的心理、佛教与当代社会诸领域的连结等问题，如李利安的论文《佛教的和谐理念》从佛教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资源的角度展开的；他的另一篇文章《佛教修道体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则是从佛教的实践层面论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他的《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大有可为》主要是从佛教与社会诸领域的关系角度展开论述；他的《宗教力量的基本结构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则主要是从宗教外在形态诸要素出发论证宗教力量的内外两重结构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6．佛教教育、制度建设在当代的困境和发展
　　很多学者在对佛教过去发展总结的基础上，对佛教的未来进行展望。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佛教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僧尼素质总体上偏低；教育观念陈旧；办学规模小；缺乏严整的教育计划；高层次师资缺乏；教师待遇低下；毕业生去向无序等。教制建设存在僧众信仰淡化、如何处理戒律的正确性与灵活性等问题。总之，当代佛教面临的诸多问题正是佛教走向未来的基础。
　　可以预见，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许多新的问题会出现，佛教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会更多，如何应对日新月异的挑战，已成为当代佛教的庄严使命，也将成为当代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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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李利安：《从当代宗教的基本形态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个基本特征》，《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
　　学诚：《从思想理论深处谈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佛教文化》，2000年第5期。
　　刀述仁：《略谈佛教的社会适应性》，《中国宗教》2001年第6期。
　　徐绍强：《尊重团结 依法管理——关于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点思考》，《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
　　黄夏年：《当代汉传大乘佛教与中国旅游——浅析转型期的中国汉传佛教旅游功能的变化》，《当代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
　　李广良：《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为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而作》，《佛教文化》，2005年第6期。
　　何光沪主编：《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余日昌：《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理论背景》，《佛学研究》2000年。
　　吴言生等主编：《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华书局，2005年。
　　杨慧林：《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的三个问题》，《佛学研究》2003年。
　　楼宇烈：《大乘佛法的悲智精神与人间佛教》，《佛学研究》2003年。
　　黄夏年：《印顺的人间佛教思想》，《佛学研究》2005年。
　　华方田：《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及其特点》，《佛学研究》2004年。
　　何建明：《人间佛教的百年回顾与反思——以太虚、印顺和星云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4期。
　　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法音》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