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佛教交流源远流长

中韩佛教交流源远流长
　　作者：陈景富
　　已故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经将中韩日佛教交流比喻为三国间友好关系的“黄金纽带”。倘若仅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则中韩佛教交流便是这条纽带中关键的一环。2005年11月，法门寺佛指舍利被恭迎往韩国供养是中韩佛教交流的新篇章。温故而知新，回顾一下中韩佛教交流源远流长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体会这次迎奉供养舍利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一、中国佛教初传朝鲜半岛
　　佛教传播至朝鲜半岛，始于公元4世纪70年代。 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角度看，高句丽最高，百济次之，新罗最落后。从与中国交通方面看，高句丽与中国毗邻，百济越西海（即黄海）与中国之吴越通，新罗与中国则必须经过高句丽或百济。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三国接受中国文化的先后。仅从佛教传播方面而言，也是高句丽接受在先，百济其次，新罗居后。而高句丽佛教则是由长安僧人首先传过去的。《三国本纪?高句丽本纪》记载，高句丽第17代国王小兽林王即位之第二年（372年）六月，前秦国主苻坚曾派遣使者及僧人顺道送佛像、经籍给高句丽，小兽林王则以“方物”回谢。又据梁慧皎《高僧传》载，关中僧人昙始是一位颇具神异色彩的和尚，他于晋孝武帝太元末年（386年）携带佛教经、律典籍数十部前往高句丽，不仅讲授“三乘教义”，而且还在当地建立出家受戒制度。于是，中国佛教第二次传播于高句丽。义熙（405-418年）初，昙始还归关中，继续弘法化导众生。继高句丽之后，百济于枕流王即位元年（384年）从来自东晋的胡僧摩罗难陀接受佛法，并于次年建寺度僧。新罗则晚至5世纪中后期始从来自高句丽的僧人阿道接受佛法。至此，中国佛教传遍朝鲜半岛三国。而从源头上看，是长安僧人首开韩国佛教的先河。
　　二、 持久不懈的韩僧入华求法活动
　　中国佛教传入海东之后，很快对半岛三国统治者及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皈依信奉者日益增加。但由于佛教初传，经典尚少，疑义甚多，修行、弘法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亟待解决，于是有僧人开始到中国求法请益。而统治阶级也发现佛法能够起到教化社会民心的作用，可以作为朝政的一种补充，于是对民间的游学求法活动也大力支持、鼓励，甚至由国家出面组织。这样，海东僧俗入华游学求法便逐渐成为一项广泛持久的活动。韩僧求法取代了中国僧人传法，海东佛教的发展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而正是由于求法请益活动的兴起与发展，海东佛教由被动转为主动，开始迈开了迅速发展的步伐。对韩僧入华游学求法活动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六朝时期属于兴起阶段，游学、求法的中心在金陵（今南京）和浙江的天台山；隋唐两代是游学、求法活动的鼎盛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义学宗派创立时期与南宗顿悟阐发勃兴时期这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游学、求法中心主要在东西二京，即长安、洛阳两地；后一个阶段的游学、求法中心则主要在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禅法最活跃的地区，即今天的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河北等省的相关地点，在此阶段中的游学求法僧俗共有185人，占可考的全部游学、求法僧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韩国境内先后出现的义学宗派学说乃至禅宗九山法脉都是此期游学求法僧传回去的，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韩国求法僧人也大都出现在此期之内。 这些僧人中，他们有的学成回国，把中国佛教的众多经典、宗派学说等佛教文化传播于半岛，为促进海东佛教的发展、推动中韩佛教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终生留居中国的僧人，有的成了造诣很深、影响一方的法门领袖，有的为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五代时期，游学、求法活动仍然呈现一种持续的态势。宋朝及辽、金时期属于式微乃至停滞阶段；迨至蒙元立国，游学求法活动才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明朝建立后不久，李成桂灭高丽建立朝鲜政权，推崇理学，佛教在半岛受到抑制，不过，入华游学求法活动也未中断，只是难见于文献而已。
　　韩僧入华游学求法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特点，这些特点，贯穿于求法活动的全过程。它们是：
　　一、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动态高度关注，追踪时学，及时调整求法请益的方向和重心。海东僧俗十分注意观察中国佛教的发展变化情况，一旦发现新经典的译出，新学说的出现，新宗派的酝酿、成立等等，立即就会有海东僧人前来投师请法，在一定的时段里形成学僧风从的现象。
　　二、求法请益主从明确，讲求高效率和好效果。所谓主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入华求法请益为主，赴西域求法请益为辅；二是以求取汉译佛教三藏典籍为主，直接从事胡、梵经典翻译为辅。佛教传播也包含教典的传播，在僧人们的艰苦努力下，大量胡梵佛经被翻译成汉文，再经过汉僧的注疏诠释，不仅阐明了佛教的真义，而且还有了新的发展。而当时的海东国家通用汉文，既可在中国就地解决弘法中遇到的难题，掌握佛法真谛，又有现成的汉文经典可供研究、诵读、弘扬，省时省力。所以，遵循主从的原则行事，理所当然，势所必然。但印度终归是佛教的发祥地，所以对虔诚释子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而有些求法僧或直接从半岛出发，或来到中国后再寻找机会到印度求法和巡礼圣迹。但碍于路途遥远，困难重重，敢于或者能够迈出这一步的僧人为数并不多。在可考的数百名入华求法请益僧中，继续西行者不过十余辈而已。
　　三、韩僧的求法请益活动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从而使这一活动成为两国政治外交的组成部分。唐朝皇帝接见了不少韩国求法僧，在政策上给予诸多方便。海东的统治者或亲自组织求法活动，或对回国求法僧加以重用。这样，求法活动在维系、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中韩佛教交流的深远意义
　　如此波澜壮阔、历史悠久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究竟有些什么意义呢？纵观交流的全局，横看世界文化交流史的个案，可以做出这样几点评价：
　　首先，这一交流起自公元4世纪中后期，以最保守的眼光考察之，至少也延续到14世纪末期才进入尾声，历时达千余年之久；参与的人数又是如此之多，简直称得上是朝野倾心，僧俗共昌。至今有法讳及事迹可考的两国往来传法、求法的僧俗尚可从文献、碑碣中捡出300余众，仅韩国求法僧俗就达270余人；如此之多的韩国求法僧，足迹之所及，几乎遍于神州，南及闽粤、北至晋冀、东临于海、西达川陕的十数省间尤其是他们频繁往来之地；论其影响，则不仅在于中韩佛教，而且及于整个东亚佛教。鉴于中韩佛教交流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众，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且远，有理由认为其不啻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罕见的奇观之一。而这样的一项文化奇观则是由中韩两国人民携手共同创造的。特别是，中韩两国僧人的那种谆谆以教以传、孜孜以求以学的精神，则成了这些交流中最耀眼的华章。
　　其次，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中韩佛教交流不仅是全面的、系统的，而且具有双向性和互补性。在这些交流中，从教到禅，从显教到密教，从学派理论到宗派学说，从各大菩萨的信仰到佛舍利的供养，从修习方法、仪轨程式的学习到经典的传播，从一般的师徒身传口授到经典的翻译，从经律论的研习到佛教艺术各个门类的交流等等，无所不包，无所不涉，真可谓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交流，其深入程度让人叹为观止。无疑，在这些交流中，韩国方面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韩国求法僧，韩国佛教，也同样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不可轻忽的贡献，高（句）丽僧朗被追尊为中国佛教三论宗的初祖，无相禅师以“三句用心”说开创蜀中禅法的新局面，圆测法师以其出色的弘法、撰述、译经等方面的成就而博得“海东法将”、“唯识宗西明系领袖”的美誉，元晓法师的《大乘起信论疏》（俗称“海东疏”）对中国华严宗产生了巨大影响，谛观法师撰写《四教仪》为中国天台宗的中兴奠定基础，宝云义通被推尊为中国天台宗的十六祖，义天法师将大量佛教典籍回传于中国，慧月化募重修房山石经，新罗国王献给唐代宗皇帝艺术巨雕《万佛山》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都是有力的证据。事实证明，双向性和互补性的交流所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互利的结果。中韩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双向性和互补性，体现了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实质和意义。
　　最后，中韩两国间持久深入的佛教交流活动，是以两国间政治上的密切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上的广泛交流为大背景、大前提、大基础的，反过来，深入开展的佛教文化交流又起到了进一步加深两国政治上的密切友好关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但凡是两国关系正常、友好，经济、文化交流兴盛的时期，佛教交流也就深入、密切，反之则衰落甚至停滞。唐朝与新罗的政治等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佛教交流也达到鼎盛的阶段，这时的入华求法僧约占全部求法僧的三分之二，而且最卓有成效；南宋时期，高丽国受制于女真金，与南宋几乎隔绝官方交往，于是，佛教交流也处于停止不前的状态。如前所述，大多数的韩国求法僧都是从海路往来的，他们搭乘的或是国使官船，或者是公私贸易的商船，设若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密切往来，僧侣的往来也就会遇到巨大困难，甚至是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中韩佛教交流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是相辅相成的，佛教交流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有促进作用，僧人在进行佛教交流的同时，也将作物种植技术、建筑技术、科学文化知识如天文历法之类，以及各种艺术门类如绘画、雕刻、音乐、书法等传而播之。不少求法僧受到皇帝的隆重礼遇，借助僧人传达政治信息、交好的信号等等，僧人在政治上的穿针引线作用是很明显的。总而言之，中韩两国间的佛教交流不是单一的、孤立的交流，而是综合性的交流。
　　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在新的世纪里，不断加强的中韩友好关系必将为两国间的佛教交流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而两国间的佛教交流也必将为增进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合作再立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