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及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价值

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及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价值
　　侯冲
　　在明代及其以后的云南地方文献中，有大量阿叱力密教(阿吒力教)的记载。因所记较零散，故对阿吒力教究竟是什么派别的佛教，一直众说不一。目前大致有四种看法：一、从印度直接传人云南的印度密教；二、从西藏传人云南的藏密；三、从印度传人云南后以大理一带为中心形成的有自己独特体系的密教，即滇密。四、直接从印度传人大理的印度密教和从中原传人大理的汉地密宗的结合体(此观点为笔者未见阿吒力经典B寸提出)。
　　人们都知道1956年大理凤仪北汤天写经中有不少阿吒力经典，但因被三个不同的单位保管，大多看不到原件，故不论持何种观点的学者，对阿吒力教经典的认识，一直都很模糊，所以在所著中对阿吒力经典均未有具体的说明，也影响了他们对阿吒力教的认识。幸运的是，我们在云南省佛教协会顾问、阿吒力僧赵文焕先生处看到了一些阿吒力教经典。在探究这批经典的基础上，我们又陆续收集到其他一些经典，从而深化了对阿吒力教的认识。这无疑是云南佛教研究的一次突破。由于这批阿吒力经典大多不见中外历代佛书载录，也大多未为中外大藏经所收，故它们存世，在中国佛教研究中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一、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简目
　　根据目前调查所见阿吒力经典及周泳先先生整理凤仪北汤天写经所编《大理国写经目》，我们对所知阿吒力经典编了一简目。这个简日无疑刁；能完全包有全部的阿吒力经典，但前人所见阿吒力经典只是其中的一叫、部分，所以我们相信大部分现存重要阿吒力经典名已在这个简目中。
　　1、《重广水陆法施无遮大斋仪》，卷册数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凤仪出土本有六册(残缺)，为大理千户董琳洪武己未(1379年)秋刊本。残存《重广法施无遮大斋教诫》、《重广水陆尤遮大斋仪文》、《重广法施水陆大斋提纲》、《水陆大斋瑜伽密教第一坛》、《水陆大斋瑜伽密教第二坛》、《水陆大斋瑜伽密教卷亡》。玉溪延光居士处藏旧抄本《水陆大斋瑜伽密教第一坛》、《水陆大斋瑜伽密教第二坛》二册。
　　2、《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八卷，六册。题“眉阳慧觉寺K讲沙门祖照集”。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据明版印本(有数页为墨书手抄)，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昆明圆通寺赵文焕先生处有光绪十一年段寿荣精抄本(缺密教部分三卷)。小科仪《佛门六类解结法事》(或作《六负解结法事》)据本科仪编纂而成。有清抄本为日本人购走。
　　3、《地藏慈悲救苦荐福利生道场仪》，四卷。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抄本，现藏赵文焕先生处。玉溪延光居士处藏旧抄本《地藏慈悲救苦荐福利生道场纲要》及《地藏慈悲道场密教并经卷上》，前者署“余杭沙门元照集”，后者录有经文一卷，可知有不同编集形式的抄本。云南省图书馆藏大理凤仪写经有《地藏科上》、《地藏科仪》。有抄本已流出省外。
　　4、《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八册。题“汉州绵竹大中祥符寺住持长讲华严海印大师思觉集”，无抄写年代。现藏赵文焕先生处。有教诫一卷、仪文三卷、提纲一卷、密教二卷，并纪赞一卷。玉溪延光居士及印加居士处藏清嘉庆抄本《孝顺设供拔苦报恩道场仪文》卷中、卷下及《报恩道场仪》的纪赞、提纲、密教部分，云南省党史办杨新旗先生处有清康熙二十八年抄本《孝顺设供拔苦报恩道场仪》仪文卷上、卷中二卷的覆抄本，洱源凤羽有段宗培抄《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卷下，可资校对。又有简本《新集报恩科仪》，四册，今已流出省外。
　　5、《销释金刚经科仪》，一册。宋释宗镜述。清代抄本三种。此书见于《续藏经》，有明代注释本和清抄本。民间流传有不少抄本，天津图书馆有明刻古本。
　　6、《天宫清净吉祥妙科》，不分卷，三册，中有“西竺中岩山祖觉禅师集”之句。近代抄本。现藏洱源县。简本为《新集天宫吉祥鸿科仪》，题“大汉民国十年岁次辛酉蒲月后学弟子广运抄录”，现藏剑川县。又有更简本《天宫吉祥科仪》。
　　7、《敬设诸天净醮法事》，卷册数不详。括《光明大夜上》、《光明大夜下》。大理凤仪北汤天出土，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洱源县有清光绪十五年抄本《敬设普醮法事》一册。
　　8、《佛说消灾延寿药师灌顶章句仪》(各分册名不一：药师道场解经颂文灌顶章句教诫仪文、佛说消灾延寿药师灌顶章句仪文、药师灌顶章句拔苦过罪生死得度纲目、药师科范等)，不分卷，六册。括教诫、仪文、纲目、真言四部分。署“东晋天竺三藏法师闽越金身太平寺沙门若愚述，帛尸梨密多罗奉诏译”。有嘉庆十八年(藏洱源)并光绪九年(藏剑川)抄本。玉溪延光居士处藏旧抄本《药师七级灯科仪文》及近代抄本《佛门药师消灾延寿灯科》、小科仪《十二神王解结法事》、《药师解冤释结》等据之编纂而成。另有《药师解结诵经》，大理凤仪北汤天出土，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有抄本已被日本人购走。
　　9、《新集西域毛牧净土胜果道场仪》，不分卷，四册，括仪文、提纲、真言三部分，残缺部分内容。署“西晋毛牧居士大善知识所集”，无抄写年代。简本为《净土法事》。
　　10、《冥府十王灭罪拔苦科》，不分卷(编册不定)，括教诫、仪文、提纲、密咒。嘉庆十八年抄本。《新集冥府十王科仪》为其简本，今已流出省外。云南省图书馆藏大理凤仪出土者括《冥王教诫》、《冥王提纲》、《冥王贰时》、《冥王三时》、《冥王四礼》，为残缺本。
　　11、《圆通科》，卷册数不详，今存疏文，未见科仪。有抄本已被日本人购走。旧抄本《广大灵感大悲观世音菩萨香山宝科仪》(观音香山宝科)或即其简本。
　　12、《华严字母》，一册，近代抄本。部分内容当出自《华严科》。云南省图书馆有《华严海会》一册。
　　13、《瑜伽焰口施食集要坛仪》，二册，署“大兴善士三藏沙门不空翻译，崇圣乞士普烁重阅校证，水目比丘心实校订”，清光绪十九年刻本；又有光绪版，署“大兴善士三藏沙门不空翻译，龙山乞士昌礼较(校)述”。
　　14、《瑜伽焰口施食科》，一册，近代抄本，中有祭亡白文词。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大理凤仪北汤天出土本。又有明抄本《瑜伽焰口施食集坛(仪)》数种(不见白文词)。《佛门迎灵法事》、《佛门赈济法事》、《破狱开科法事》、《摄召亡魂法事》(《召亡法事》)大多据之编纂而成。
　　15、《关申三府法事》(又题《佛门关申法事》、《佛门关告法事》、《佛门祈荐预告总申法事》、《新集重广关告法事》等)，一册，有数种抄本。
　　16、《开坛关申》(《重修诸斋龙华九奏法事》)，一册，清抄本。
　　17、《地水二司法事》(《重修诸斋九奏地水二司法事》)，一册，清抄本。
　　18、《释门下瘟火二醮申奏》，一册，宣统三年抄本。
　　19、《佛门开坛谢将法事》，一册，清抄本。
　　20、《佛门朝贺圣涎法事》，一册，近代抄本。
　　21、《释门预修十三转集要科仪》，一册，近代抄本。
　　22、《新历太岁白虎科》，一册，近代抄本。
　　23、《新集祛瘟塞充法事》，一册，旧抄本。
　　24、《佛门荡秽法事》(解秽法事)，一册，现代抄本。
　　25、《退谢回禄法事》(附《佛说避瘟经》)，一册，光绪庚子抄本。
　　26、《佛门退煞起灵宝科》，一册，现代抄本。
　　27、《释门瑜伽破狱破血河金科全部》，一册，近代抄本。
　　28、《佛门九品往生灯科》，一册，近代抄本。
　　29、《佛门迎请圣僧法事》，一册，近代抄本。《佛门杂偈》中所见《迎圣僧法事》为其简本。
　　30、《佛门星辰科仪》(又作《释门星辰法事》、《释门禳星法事》)，一册，近代抄本。
　　31、《佛门经咒宝科》(又题《驱邪荡秽经咒宝科》)，一册，清代抄本。内容近似之书还有《诸部因缘科》等。
　　32、《佛门三府圣诰》(又题《诸佛菩萨诸神宝诰》)，一册，旧抄本，有数种。
　　33、《迎黄接驾法事》，一册，现代抄本。
　　34、《召值法事》，一册，现代抄本。
　　35、《启祖、启白法事》，一册，现代抄本。
　　36、《释门请圣、灶扎、发牒、回向法事》，一册，近代抄本。
　　37、《进表法事》(或作《贡表法事》)，一册，近代抄本。
　　38、《释迦太子浴佛表法事》，简本为《新集太子沐浴法事》，一册，近代抄本。
　　39、《绕塔、开桥、散花法事》，一册，现代抄本。
　　40、《神祗法事》(括龙王、得道水司、本主等)一册，现代抄本。
　　41、《释门法名传度法事》，一册，近代抄本。
　　42、《观音表法事》、《弥陀表法事》、《弥勒表法事》、《地藏表法事》、《药师表法事》、《十王表法》、《文殊表法事》、《普贤表法事》、《延生表法事》、《势至表法事》、《浴佛表法事》、《北斗午朝表法事》、《释迦表法事》、《太阳表法事》、《六皇表法事》、《九皇表法事》、《玉皇表法事》、《文昌表法事》、《诸天表法事》、《谢恩表法事》、《祈嗣表法事》等，或为一册，或合数表为一册，近现代抄本。
　　43、《慈悲三昧水忏》，三卷，近代抄本。
　　44、《慈悲六根水忏》，一册，清抄本。
　　45、《往生西方极乐宝忏》，一册，清抄本。
　　46、《观音经宝忏》，一册，清抄本。又有《圣白衣观音圆通宝忏》，署“成都天王寺赐紫沙门溥辉撰”，清抄本，现藏玉溪延光居士处。
　　47、《二十八位诸天宝忏》，清抄本。
　　48、《先天斗母敕赦天忏》，一册，清代抄本。
　　49、《北斗九皇科仪》，一册，现代抄本。
　　50、《释教瘟火启师送师安帅送帅杂录全本》，一册，清代抄本。
　　51、《诸斋道场牒式、状式、词式、表式合本》，一册，明万历九年抄本。
　　52、《预正奏状附各词》，万历二十八年抄本。
　　53、《诸斋谨意》，万历二十九年抄本(卷末附天启二年抄部分内容)。
　　54、《佛门择黄道日并各式本》，一册，近代抄本。
　　55、《佛门大斋事圣牌》，一册，现代抄本。
　　56、《佛门诸斋佛榜》，一册，近代抄本。
　　57、《佛门各斋疏尾》，一册，清代抄本。
　　58、《佛门诸斋各牒尾》，一册，清代抄本。
　　59、《佛门诸斋状文》，一册，清代抄本。
　　60、《水陆疏牒尾》，一册，近代抄本。
　　61、《佛门字讳并各种符录》，一册，清代抄本。
　　62、《太上玄灵北斗仙经》，一册，近代抄本。
　　63、《南斗延生真经》，一册，近代抄本。
　　64、《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一册，光绪十年抄本。
　　65、《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唐般辣蜜谛译，旧抄本。
　　66、《地藏菩萨本愿经》，唐实叉难陀译，旧抄本。
　　67、《大方便佛报恩经》，旧抄本。
　　68、《佛说大报父母恩重经》，一册，民国抄本。
　　69、《佛说药师灌顶拔除过咎生死得度经》，一册，题“帛尸梨密多罗译”，旧抄本。
　　70、《金刚经》，一册，鸠摩罗什译，清抄本及刻本。
　　71、《观音救苦经》、《高王观世音经》、《血盆经》、《灶王经》、《阎王经》、《太阳经》、《太阴经》、《受生经》、《避瘟经》、《念珠经》等，旧抄本，因为小经，故大多是数经合抄在同一本子上，很少有单行本。
　　72、《孔雀科》、《华严科》、《罗汉科》、《十王忏》，与前面提到的《圆通科》一样，据《佛门各斋疏尾》及《请仪法事》知有这些科仪。除《华严科》部分内容见于《华严字母》一书外，其他科仪但尚未见到本子。
　　很显然，在“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以前，除了凤仪有古本经卷外，云南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大理地区的洱源、剑川、鹤庆等县，丽江地区的丽江县、兰坪等地，也保存有不少阿吒力经典，所以浩劫后，仍有部分经典留存了下来。在没有条件全部看到云南省图书馆藏那批凤仪北汤天佛教经典时，这批经典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解开阿吒力教之谜的一把金钥匙。在实地调查中据阿吒力介绍，阿吒力经典一般有经、忏和科仪。基本上是一种科仪有一经一忏。但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仍存世的阿吒力经典，经、忏的数量较少，主要是科仪。并有少量有关法会牌式、幡式及文书定式的本子存世。
　　二、云南阿吒力教经典为
　　明代佛教之“教”所用科仪
　　从内容上看，这批阿吒力科仪尽管大都不见中外历代佛书载录，也大都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但它们都来自内地，都为汉地佛教经典。如其中的《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就内容来看，乃引述宗密《盂兰盆经疏》、慈觉《孝行录》和契嵩《孝论》，并摘取经藏而成。《教诫》中称“本朝慈觉禅师”，可知思觉与宗赜慈觉同为宋僧。宗赜慈觉禅师《孝行录》久佚，《仪文》中引述该书部分内容，从而为研究他的孝道思想和宋代中国佛教孝道思想保存了难得的资料。我们不能因为它不见中外历代佛书记载就以为它是云南独有的。又如剑川阿吒力现在常用的《销释金刚科》，本名《销释金刚经科仪》，见于《续藏经》。明觉连重集《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注解》署“宋隆兴府百福院宗镜禅师述”，则它显然为中国僧人著述。从内容上看，它主要以姚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依据编集而成，并且必须与坊间刻本《金刚经》(卷首为奉请八金刚、四菩萨等)配合才能举行法会。内地僧人现在已不知道如何使用本科仪，但阿吒力僧还能，这并不证明阿吒力教传自印度并自成体系，只表明阿吒力保存了内地佛教的一些较早的形式。换句话说，《金刚经科仪》至今仍为云南剑川阿吒力广泛使用，可以说明今天的阿吒力的所作所为，是汉地佛教的部分较早形式的遗存。
　　既然阿吒力经典是汉地佛教经典，它们是何时传人的?阿吒力又是汉地佛教中的哪一支呢?
　　就云南地方史来看，“宋挥玉斧”尽管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但大理国与宋代交往不多，且主要以经济往来为主，这是不容否认的。故即使有的科仪成书于宋代，也不可能在大理国时期传人云南。到了元代，汉地佛教大规模传人云南，尽管大都是禅讲宗，但也不能排除有科仪传人。惟当时云南地方史志中尚无阿吒力一词，故阿吒力经典大规模传人云南的时间，目前暂定为明初。
　　明初，明政府将佛教寺院三分为“禅、讲、教”。所谓“禅”、“讲”、“教”，在当时的意思是：“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①对“禅”、“讲”的含义，学者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对教僧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做法事为死者洗涤罪愆，是“经忏僧”或“应赴僧”，是佛教深入民间成为民俗的一种表现，学者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对教僧具体的所作所为，不见有人作进一步的解释。究其原因，是没有可资研究的材料。明洪武十六年曾命僧录司官对“今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校稳当可为一定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为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人民州里之间祈禳伸请之用。”后在《申明佛教榜册》中又规定“显密之教，仪范科仪，务遵洪武十六年颁降格式”。就现存阿吒力科仪真言有较统一的形式及阿吒力以做法事为其主要佛教活动来看，我们认为阿吒力教就是明代的“教”；阿吒力僧，就是明代的教僧。如果想在明代教僧及中国民俗佛教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就不能不研究云南的阿吒力经典。
　　“教”在明初传人云南与明初的宗教政策有一定关系。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载：洪武二十一年，明政府发布告令给僧录司，让其“行文书各处僧司去，但有讨度牒的僧，二十已上的，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故“教”于此后不久传人云南当无疑问。
　　“教”传人云南后，为了能迅速发展，教僧就替自己在云南历史上寻找依据。元代及其以前称僧人为“阿左梨”，为了与之挂钩，教僧就拟出一系列音近的词——阿吒力、啊吒力、阿拶哩等。他们还根据当时云南流行一些说法，编造自己的历史。由于明初《白古通记》将大理说成就是印度，是妙香佛国，大理土著有印度血统，于是就有教僧称：
　　“夫西竺有姓名曰阿拶哩，是毗卢遮耶族，姓婆
　　罗门，从梵天口中而生，教习秘密大道。”
　　“稽《郡志》，唐贞观时，大士自乾竺来建大理，以释氏显密之教化人为善，摩顶授记蒙氏细奴罗，号为奇王，主宰斯土；选有德行者为阿吒力灌顶僧，祈祷雨旸。厥后复有赞陀崛多从摩伽陀国至此，大阐瑜伽秘典，著述降伏、资益、爱敬、息灾四术以显化。”
　　正像《白古通记》有众多附会却为时人推崇一样，教僧的附会在当时也很流行，所以在明代云南地方史志中才频繁出现“阿拶哩”、“啊吒力”、“阿叱力”等词，并有赞陀崛多“阐瑜伽教，演秘密法，祈祷必应，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叱力者皆服其教”的记载。应当看到，这些名词和这些记载都是明代才出现的，在元代及其以前并没有。所以真实的历史是，阿吒力并非观音大士所选，阿吒力所习与赞陀崛多所传也风马牛不相及。
　　明万历九年抄本《诸斋道场牒式、状式、词式、表式合本》是阿吒力为明代的“教”的一有力证据。其中所录牒文中的九州牒、十三布政司城隍牒、各布政总城隍牒，显然为明代全国各地通用的牒式。“祝国表”、“谢恩表”则为当时全国通用的表式。这些表、牒说明阿吒力不是云南独有的，在明代，这种形式的佛教通行全国。“破狱关”中“依科修建瑜伽显密某道场一供”的文字，说明当时阿吒力所做上述道场、斋事，与瑜伽显密都有关系。而“玉帝状”、“三元状”、“玉帝词”、“青旦词”、“梓潼词”、“玄帝词”、“九天词”、“玉皇表”、“玉帝表”等是阿吒力僧日常斋事所用的词、表、状，说明康熙《云南通志·凡例》中称阿吒力教“非释非道”的原因，是由于明代的佛教到了清代，在内地已无影响，当时的人对明代的东西一无所知，依自己有限的知识对阿吒力作了这样的判断。因为从现存阿吒力科仪可以看出，明代的“教”是密教传人中国后在唐宋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教文化)及佛教显宗结合的产物。它与一般意义上讲的禅、讲宗不同，与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也不同，故它不是道教，而是佛教。
　　在阿吒力科仪中，保留有不少密教的汉译真言。但大科仪的密教真言的格式大同小异，如都有诸部因缘等内容。在不少小科仪中也常有“教有真言”这样的文字。所以无论如何，阿吒力教(“教”)也只是中国汉地密教的通俗化，而不是自成系统的密教。而且阿吒力僧也不全是密僧。因为阿吒力在修建道场时，由于科仪一般分为教诫、仪文、提纲和密教，必须将它们相互配合才能圆满地完成一台瑜伽显密法会，僧人因此也就至少分为主教法师(又称秉教法师，统管道场全面工作)、主仪法师(负责仪文的唱念)、提纲法师(负责提纲部分)和主密法师(又称为密教师，负责密教部分)。细分则还有掌坛法师(负责主持某一坛法事)、主经法师(按法事进行程序唱念相应佛经)、表白法师、礼忏法师、钟鼓法师、铙钵法师等等。但不论何种法师，都只是暂定的。只要能吹、打、唱、念，任何受过比丘大戒的僧人(受过具戒才可以使用“佛法僧三宝印”)都可以充任主教法师或密教师以及其他法师。并不是只有密僧来行持法事。所以明代云南地方文献中的“(秘)密僧”、“叱力”等，其实就是当时佛教寺院三分时的教僧。明代云南地方史志对他们的记载，由于受《白古通记》的影响，有不少地方需作仔细考究才能弄清真相。
　　从科仪还可看出，教僧一开始肯定是沙门(按当时的记载，不排除一些僧人私有眷属，潜住民间的情况)。他们在词、表文中称“沙门某”、“比丘某”，所用科仪中则有“比丘某”的字样。从《请祖法事》则可以看出他们都出自禅宗，并按禅宗(有临济、曹洞、云门等宗)谱系排定法名。但必须受过比丘戒的僧人才能主持法事，可以使用“佛法僧三宝印”。后来因为僧人没了传承，一批受过菩萨戒的在家居士继承了教僧的事业，与僧人有区别的地方是自称“缁流某”，在所用科仪中也用这一称呼。但个别科仪也有因脱漏而未改，仍有使用“比丘某”的情况。因此阿吒力在一些地方成了世袭，并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当然，由于阿吒力行持法事是照本宣科，故在科仪和经典遗失或焚毁后，一些重要法事活动也就随之消失了。而有一部分经典存世，自然也就为解开阿吒力之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我们了解宋代及其以后中国俗佛教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三、阿吒力教经典是研究
　　中国民俗佛教的重要资料
　　世俗化是中国佛教的总趋向。但中国佛教明显的世俗化是在五代北宋之际，具体的表现是从义理性佛教过渡到民俗性佛教。此后到20世纪晚清的一千多年，佛教与中国民间社会血肉相连，对中国民间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五代北宋至晚清作为佛教中国化的真正表现，被视为中国民俗佛教或中国俗佛教时期。但是，“民俗佛教研究是长期遭人忽视的领域。以往佛教史籍多偏重于介绍学理佛教方面的高僧、教理、事件等，这样并不足以反映中国佛教的全貌，尤其不能突出佛教用于社会教化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存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缺乏足资研究的资料。
　　当前，人们正借鉴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重新省察佛教，反思以往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工作，重新检察宋元明清佛教的历史价值。现存阿吒力教经典如《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销释金刚经科仪》等宋代中国僧人著述及大量明代教僧所用科仪，无疑就是这一工作中值得重视的新资料。但由于现在存世阿吒力及阿吒力经典已经不多，为适应这一契机，对云南阿吒力教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培养新生力量，可以说是对中华古代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的重要措施。而对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阿吒力教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代以后中国民俗佛教尤其是明代的“教”的认识，这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
　　以往由于各种原因，对阿吒力经典的认识存在不少失误。现在发现新资料了，希望大家对之给以一定的关心注意，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项工作做好了，对云南佛教史、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都是不小的贡献。
　　(原载方广铝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六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