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的宗教文化特点

泉州的宗教文化特点
　　陆芸
　　(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福建福州350001)
　　[摘要]泉州位于中国福建东南部，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历来就有对外通商和友好交流的传统。商人、旅行家、僧侣等各种人汇聚此地，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和泉州本土的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互相辉映，形成了泉州独特的文化特点。
　　[关键词]泉州；宗教文化；多元性；共存性；和谐；合作
　　泉州位于中国福建东南部，依山面海，东南与台湾省隔海相望，面积为10865平方千米，人口以汉族为主，民族有回、蒙、畲、藏、苗、彝、壮、朝鲜、满、侗等41个。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历来就有对外通商和友好交流的传统。早在唐代，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许多商人、旅行家、僧侣等汇聚泉州，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和泉州本土民间宗教互相辉映，形成了泉州独特的宗教文化特点。
　　一、多元性和兼容性
　　泉州的居民大多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后裔，有一小部分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以，泉州的宗教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兼容了民间宗教和外来宗教。泉州的原始宗教以蛇作为图腾崇拜。从秦朝到唐代，大量的汉人多次入闽，带来了中原文化，佛教、道教就跟随南迁的移民传入泉州。从唐代开始，泉州成为中国的重要港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的传入使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道教在东汉年间(25～220年)就开始传入福建，泉州最古老的道教史迹是白云观，今名“元妙观”，据清《泉州府志》记载，它始建于281年[1]。位于涂门街的通淮关岳庙，始建于宋代，因为主祀关帝，附祀岳王而得名。泉州的东凤山下，有东岳行宫；万岁山下有真武庙；著名的老君岩在清源山下；泉州城内还有龙宫庙、净真观等。可见，泉州的道观散布很广，信奉者应不在少数。泉州地区最早的佛教古寺是延福寺，据记载延福寺始建于288年[2]。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曾在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泉州开元寺始建于686年，在宋、元、明曾扩建、重建。唐代印度高僧释智亮曾来开元寺弘法，住东律院。中国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也被僧人带到了日本、朝鲜。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离开泉州回日本时，带回了福州版的大藏经。五代泉州招庆寺僧人静筠二禅师编的《祖堂集》在朝鲜开雕，并保存在朝鲜海印寺，成为珍本。
　　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泉州灵山有“圣墓”，据明代的何乔远《闽书》介绍，这是唐初来泉传教的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的墓地。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建于1009年，根据陈达生同志的考证，泉州现存伊斯兰教寺门楣石刻4个，重修寺碑、建寺碑各1个，说明泉州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六七座清真寺。这反映了宋、元之际泉州存在许多穆斯林，现在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的200多方伊斯兰教墓碑石证实了当时泉州穆斯林人数的众多。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汉族通婚，在泉州地区繁衍生息，晋江陈埭丁氏、惠安百奇郭氏就很典型。基督教在唐代贞观九年(635年)第一次传入中国，中国称之为“景教”或“秦教”，属于聂斯脱里派。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禁佛灭教，景教也不能幸免，北宋时景教在内地已不复存在。元朝时聂派第二次传入中国，同时另一教派方济各派也传入中国，1294年罗马教皇特派孟德哥维奴到北京做方济各派的总主教，孟德哥维奴派了3名意大利人来泉州做方济各派主教。目前，泉州发现的基督教碑刻属于两种不同的教派，大致都是元代的，元代以前的只发现一块[3]。明万历十年(1582年)，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意大利耶苏会教士艾儒略，在福建活动25年，足迹遍及南平、建鸥、福州、泉州等地。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卫匡国)、西班牙天主教士塞拉莫雅都到泉州进行传教活动。摩尼教在唐会昌年间(841～846年)由呼禄法师传入福建，宋、元时期福建成为中国摩尼教的主要活动中心。
　　泉州草庵现保存有世界惟一的摩尼雕像，草庵前还曾出土过“明教会”字的黑釉碗和60多块残片，这些碗片是摩尼教教徒的食具，这些都说明草庵曾是摩尼教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印度教在北宋(960～1127年)通过海路传入泉州，泉州曾建有规模宏大的印度教寺院番佛寺，其石刻虽已散布各处，但仍能感觉到番佛寺原先的宏伟。泉州的土著居民是很少的，其居民大多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族后裔，有一小部分是外来民族的后裔。佛教、道教对泉州的影响很深，除佛教外，其他外来宗教在泉州不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它们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有一些外来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如印度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从明代开始在泉州的影响也逐渐衰退；虽然基督教曾先后四次传入泉州，但直到18、19世纪基督教在泉州的影响才开始显现。总的来说，泉州多种宗教盛行的情形持续了唐、宋、元三个朝代，超过700年，这些外来宗教在泉州传播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与当地主流宗教融合的现象。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到唐朝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禅宗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佛教的世界观，把佛从遥远的彼岸拉入人的内心，心就是佛，把渐悟改为顿悟。用儒家的宗法制度改造佛教戒律，制定出适用于中国禅宗的戒律。禅宗的兴盛与一些福建僧人有关，因为他们是创始者或中坚力量，如怀海、灵佑、希运、义存等。宋代朱熹创立的闽学，将心性论和本体论统一起来，把佛教变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泉州偏于福建一隅，受到儒家的强烈影响，氏族宗法是社会底层构建中最主要的要件，家族寺庙修建体现了血缘和神权的结合，泉州人既在家庙、族庙中供奉祖先牌位，又供奉与本族关系密切的神明。家庙、乡庙也是泉州地区民间管理的中心，既可以调解民事纠纷，又可以解决经济争端乃至管理教育、慈善工作。
　　这样，泉州人普遍信奉鬼神的现象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因为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愿望能否实现，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那无关紧要。而且通过家庙、乡庙也加强了家族内部的团结和扩张，保护家族的势力范围甚至对外扩张，这样，宗教的力量不仅巩固了家族的社会地位，也强调了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泉州独特的宗教兼容性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同时出现了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神明，乃至祖先牌位同时供奉在同一寺庙的现象。
　　二、海洋性和开放性
　　泉州有430千米的海岸线，港湾众多，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有利于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妈祖信仰就随着移民的步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四大宗教，能在泉州和平共处，相安无争，在全世界来说是不多见的。泉州还有众多的民间保护神，如妈祖、广泽尊王、清水祖师等，如此众神共处同一蓝天下，形成了泉州独特的宗教景观。这些与泉州特有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而开放性—与泉州的地理因素和人文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泉州依山面海，境内戴云山脉从东北部向西南延伸，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状倾斜，依次为山地、丘陵、平原。气候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湿润多雨，四季长青。泉州土著居民的人数很少，居民大多是历代移民的后裔，也有一部分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以泉州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汉唐时期，政府注重道教、佛教的传播，所以当时泉州道教、佛教的影响较大。宋、元时期，政府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举措，所以造成了各种宗教寺院林立，民间地方保护神大量出现，随着宋、明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家吸收了道教、佛教的内容，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都出现了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明朝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以恢复中国传统礼教为己任，提倡程朱理学，对宗教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措施。即便这样，泉州对地方保护神的崇拜还是禁而不止，出现了向政府讨取封号、自行附会封号、以有功于地方的有道之神面目出现等多种形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取得合法的地位，使对地方保护神的崇拜得以顺利进行。在解放前，泉州城被划分为不同的铺境，当地居民视铺境为神圣之事，整个泉州城分成东西两佛，下面分为36铺。大铺下面再分为数境，每境都有自己的神明，叫境主。每铺祭祀的神明叫铺主，各铺各境信奉的神也不尽相同。泉州有记载的寺庙有上百座，未被记载的小宫小庙更是不计其数，其信奉的神祗至少有100多种[4]。这种海纳百神的崇拜使泉州的宗教信仰十分繁杂，既有全国性的神明如观音、关帝，也有福建省的神明如妈祖，还有地方的神明如清水祖师，更有铺主和境主之别。由于泉州地区山地、丘陵面积多，平原面积少，而且泉州平原是海湾海漫滩涂淤积而成，直到唐宋时期才逐渐形成并被开垦利用，所以，泉州具有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双重特征。长期生活在海边上的人会产生一种冒险、探险的心态，面临变化莫测的海洋，人们需要随机应变、避险趋安，化险为夷。这种外向型开放心态使泉州人很早就同外域发生关系，敢于向海外开拓，甚至远涉重洋。所以泉州籍的海外侨胞、侨商数量很多，这也是泉州海洋文化商业特征的反映。泉州有重商的习惯，历代泉州人弃儒入商、弃农经商的不在少数，还有的人亦商亦儒，他们“朝为原宪暮陶朱”，“只博黄金不博诗”[5]，早晨读书，傍晚经商。原宪是孔子的学生，陶朱是商人的始祖范蠡。这种开放的、变通的心态也影响着泉州人的宗教观，他们对于外来宗教见怪不怪，欢迎而不排斥，从中吸取有用的成分。
　　明代泉州人李光缙认为儒家与佛教、儒家与伊斯兰教有相近的地方，如果从佛教、伊斯兰教中学习好的、有用的东西，那么都会有所得。反之，则得不到提高[6]。正是这种宽容、包容的心态使许多外国商人、旅行家、僧侣荟集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泉州曾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都在其游记中记载了泉州的盛况，保留至今的艾苏哈卜清真寺、灵山圣墓、草庵摹尼像，以及许多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石刻，反映了当时外来宗教在泉州的盛况。外来宗教既然能传入泉州，泉州的宗教也能传播出去。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随着移民的步伐传播到东南亚各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神妈祖，妈祖本是福建湄洲岛上的一民女，经过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的加封，她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在中国沿海的港口，几乎处处可以见到妈祖庙，在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都有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另外，泉州通淮关岳庙的香火也远播东南亚，仅菲律宾就有几十座。清水祖师、郭圣王的庙宇也遍布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海洋成了宗教传播的路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条宗教传播之路。
　　三、实用性和变通性
　　虽然泉州的宗教信仰十分繁杂，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泉州人对宗教采取了实用的心态。佛教、道教渗透到民间宗教中去，其礼仪为民间宗教大量吸取。道教的内丹修炼成为民间宗教的重要内容，关帝、城隍、瘟神等民间神祗逐渐成为道教的神祗。明代以后，道教、佛教都出现了衰退和世俗化的倾向，与此同时，对民间神祗的崇拜有增无减，人们希望生活幸福，远离灾难。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以及—他们的教派、教义等，反而是无关紧要的。
　　这样，就出现了多种宗教混杂的现象。在寺庙史迹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晋江城关晋州孔庙的大成殿墙壁砖头上有道教的八卦图案，晋北道教的天心洞旁有“水观音”和“王文昌夫子”并立，永宁的虎岫寺殿堂上有玄天上帝、如来佛祖、四手观音、孔夫子等塑像。一般寺院也附带设坛祭祀关公、上帝公、夫人妈、土地公等[7]。泉州城内县后街有一白狗庙，主祀白狗，其后殿则附祀真武帝、文昌帝君和田都元帅。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外来宗教上，泉州开元寺的后殿有一对印度教的石柱；草庵的摩尼像胡须被敲断了一节，想把摩尼变成释迦牟尼，所以草庵是一座佛化的摩尼寺。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泉州人对宗教采取的实用心态，即为我所用。这种实用主义心态还反映在他们的变通性上。宋、元时期，伊斯兰教是泉州主要的外来宗教，在经历了元末“亦思巴奚”战乱和明初排斥色目人浪潮后，一些家族如蒲、金、苏、林等当时就脱离了伊斯兰，另一些家族虽然起先还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但伊斯兰教的传播已受到了很大挫折，反映在为自己家族取汉姓，修撰家谱，冒以名人为先祖，许多风俗改随汉俗，以至最后逐步放弃伊斯兰教信仰。例如，白奇郭氏家族伪托唐朝名将郭子仪为其先祖；陈埭丁氏家族的七世祖丁养静舍弃原先的家谱记载，以北宋名人丁度为先祖；林(李)姓家族的李广齐改姓林为李，并删去林姓后裔世系，以李氏世系图修谱。16世纪初丁氏家族还保持着做礼拜、封斋、不食猪肉、土葬等伊斯兰教规，①但16世纪中叶左右，丁氏家族已不做礼拜、不封斋，还有丧葬风俗也发生了变化，②到16世纪末丁衍夏著谱时，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虽然明、清、民国时期泉州伊斯兰教有过几次复兴活动，但因世况日下，复兴活
　　动受到影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变通的苗头。虽然景教早在唐代就传入中国，但在唐武宗下令灭教后，景教在中国内地逐渐消亡了。到了元代，大量蒙古人南下和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使景教和天主教在泉州发展起来，天主教在泉州设立了教区，派驻了3位主教。泉州东门附近还有2处天主教教堂的遗迹[8]。
　　元朝灭亡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沉寂下去，16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在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由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主要通过海路而来，所以泉州也曾有2位西班牙传教士拉达和马林来过，虽然未能得到官吏的允诺进行传教活动[9]。对福建天主教传播贡献最大的是艾儒略，他精通汉语，知识渊博，善于交际，首先在扬州、常熟、杭州传教，1625年来到福州，以后足迹遍及福建各地，在福建共建大教堂22座，小教堂不计其数，受洗约1万人[10]。他提倡“耶儒和流”，认为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是相似的，努力把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融合后进行传教，允许受洗入教的中国教徒参加“敬孔”或“祭祖”活动，得到了知识分子和百姓大众的认可，他被认为是“西来孔子”。
　　由于“中国礼仪之争”导致的康乾年间的禁教和排教运动，使福建天主教的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出现了天主教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趋势[11]。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在政府严厉打击的高压政策下，居然达成了某种认同，再一次说明了宗教间的变通性。
　　四、结语
　　泉州宗教文化的特性是相互包容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是息息相关的，兼容性和变通性也是有联系的。这种无心的、没有意识的宗教对话方式深深影响着泉州人的生活和他们看待世界的观点，他们用开放的眼光、冒险的精神，吸取外来宗教的内容，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由此可见，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向儒家思想靠拢的势头，佛教、基督教如此，伊斯兰教也不例外。明末清初，在江南出现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中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和渗透，这说明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文化，它的影响力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到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乃至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外来宗教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必须融入当地的生活，而儒家文化无疑是最佳的切入点。当然，儒家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也曾吸取了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和观点。这种宗教融合的趋势对于我们处理当前纷乱复杂的国际局势也是有启发的，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12]。所谓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宗教间的对话是各种宗教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进行有效的对话，消除彼此的误解，加强合作，对于21世纪的世界和平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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