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探求合乎东亚文化传统的宗教学研究理论

　　楼宇烈：探求合乎东亚文化传统的宗教学研究理论

　　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宗教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民族的文化甚至是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同时，宗教文化的发展也是离不开一定的整体文化环境的。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包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宗教文化，也就各自具有不同的特性。每一种文化都集中地凝聚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宗教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了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以及信仰习俗等等，同时又都是跟整个文化的这些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时，就不能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文化环境，否则将不可能准确揭示这一宗教文化的特点。这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某一特定民族、地区或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时，必须要从该民族、地区的整体文化特点入手去分析其宗教文化的特点，并由此归纳出合乎本土宗教发生、发展、变迁等规律的相关宗教理论来指导本土宗教文化的研究。而不应当简单地套用根据其他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宗教文化特点归纳出来的宗教理论来研究它。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积极开展深入的宗教学研究，需要根据东方宗教的特点，提出我们自己的富有个性的宗教学理论来，不能完全搬用西方宗教学理论来解释东方的宗教文化现象。这是当前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宗教比较研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可能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各自特点，也才会认识到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文化现象，应当用不同的宗教学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它。
　　我在这里主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为例来分析。不过，由于中、日、韩三国在传统文化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近代宗教文化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相同的学术路向，我想中国宗教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对韩、日两国的宗教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启发。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受各种对宗教认识上的误解或偏见的影响，长期以来宗教研究十分滞后。从宗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来说，至今我们基本上还停留在借鉴西方宗教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层次上，尚未形成具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宗教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然而，当我们用西方宗教学理论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宗教文化现象时，又常常感到许多矛盾和说不通的地方。有的甚至削足适履，把中国宗教的情况改造成适合于西方宗教的理论，沦为论证西方宗教理论的一些例证。
　　中国的文化背景与西方不一样，中国宗教的理念、教义等也和西方不一样，因此，我们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一定要抓住中国文化的特点，抓住中国宗教自己的特点。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宗教研究处于一种落后状态，不仅没有现状的调查、田野的考察，更没有一套比较成系统的理论的指导。所以很多年以前，我就提出中国的宗教研究如果要赶上去，就必须要提出中国自己的宗教研究理论来。但这种观点提出后，也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不可能提出什么宗教理论。但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认清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把握到中国宗教的一些特点。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些特点，就可以为我们建构自己的宗教学理论打下一个基础。所以今天我不敢讲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宗教学的理论构架，而只能谈一些特点，以供大家参考。根据这样一些特点决定我们研究中国宗教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中国宗教的理论，而不再是削足适履地套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宗教。
　　以下我想结合中国整体文化的特点，来谈一谈中国人的宗教观和中国宗教的一些特点。
　　首先，中国三代（夏、商、周）以来，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观念的主导下，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神权永远从属于王权，而在西方中世纪有上千年的历史是神权高于王权的。佛教从它的教义和仪式上来讲，出家后就不用服从世俗礼节的约束了，见了君主或父母也不用跪拜。因此当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不是要拜王者、拜父母就成了礼仪上争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从整个的情况发展看，这些出家人很快地看到“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佛教的推广一定要借助王权的力量。所以历代的许多帝王都是佛教的大护法，有了这样的大护法，佛教才可以得到推广。这是跟西方很不同的一个特点。
　　第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一神的信仰，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天的观念，而是一种多神的信仰。所以中国宗教中虽有各种各样名称的至上神，比如：帝、上帝、天、太一等，但始终是一种多神崇拜的状况。在一般的民众中，也没有说只能信这个神，而不能信那个神，所以老百姓往往是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这跟西方只能拜上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对神的理解并没有这样一种神圣性，灵就信，不灵就不信，甚至于还骂，这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所信仰的神也没有像西方“造物主”那样的概念。中国人所信仰的神里面大部分是自然神，山有山神，河有河伯，门有门神，灶有灶王爷，房间里面四个角落也都有神，而并不是造物主。
　　第三，祖先的崇拜。中国的神常常是祖先，比如上面讲到的帝、上帝等在甲骨文中主要是指这个部落的祖先。对这个部落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死后就变成了帝、上帝等，他会保佑和监视他下方的子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英雄崇拜、圣贤崇拜。而即使是这样一种想法，到周代也开始发生变化了，那就是这些祖先神或圣贤神也不是盲目地来保佑他的子孙，而是要看这些子孙是否值得保护，不值得保护的是不肖子孙，只能换一个有德的人。所以周代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叫作“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到后来这种思想更是进一步发展，春秋时讲“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神之主也”，所以西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这样一种文化，我们称之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文化。神是要看人的行为来发生他的作用的。
　　第四，在人神关系上，人并不唯神命为听，不相信神有绝对的权力，在处理人神关系上，就如同处理人际关系一样。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讲到这样一种情况，他说：中国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驳建立孔教义》）我认为他这种分析很有道理。另一位著名学者唐君毅先生在《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中也讲到：“世界其他有宗教的民族，无不把神人关系看得比人人关系重，主张爱上帝的心应当超过于爱人的心，即使是爱人也是为了上帝而去爱人。然而在中国，则从来不曾有主张爱神应该超过爱人以及爱人应当本于爱神的学说，所以在中国没有与人隔绝的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力的神的观念。于是就把神视作人一样，因而以人与人交往之态度对神。”我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宗教里面跟西方宗教大不相同的地方。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对此，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曾分析说，西方的宗教可称之为“神道”的宗教，而中国的宗教可称之为“人道”的宗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对人伦关系的关注，远过于神人关系。
　　第五，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现世性和功利性，而缺乏神圣性。中国佛教禅宗强调佛与凡夫的差别就在于，佛是觉者，凡夫是迷者。而要获得觉悟，是不能离开现实世间的。诚如《坛经》中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觉悟），恰如求兔角（兔子是没有角的，比喻求不到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中就讲过，我们中国人对鬼神是非常实际的，“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对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中国宗教信仰的功利性也是不同于西方的。
　　第六，中国宗教的信仰带有比较浓厚的理性色彩，而并非完全感情化的东西。宗教从总的来讲是一种感情的东西，但中国的宗教里带有相当的理性的成分。所以到近代许多人一直对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有的人说佛教是宗教，有的人说佛教不是宗教而是哲学，有的人说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也有人说佛教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那是什么呢？他们说佛教是佛法，是一种方法。之所以有这样的争论，就是因为佛教里面有相当丰富的理论思维的东西，佛教是最富有辩证思维的，这一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复地讲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佛教又是一种无神的宗教。佛教以其“缘起”、“业报”等理论，否定神创造世界和生命的说法，主张在事物的内部来找它的根本原因，讲“自作自受”。
　　第七，中国的宗教信仰强调个人内在的自我超越。儒家文化从某一层面讲也可说是一种“修身”的文化，即通过“修身”来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中国佛教中最主要的一个宗派——禅宗，就最充分地张扬了佛教自我解脱精神的人文精神，强调自性自度、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种强调自觉自悟、自力解脱。中国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就说过：“人圆佛即成”，意思是人自己圆满了就成佛了，无须借助于外力。这种注重伦理的心性修养是中国宗教的特色。不只佛教如此，道教也是如此。道教以道家思想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道家尊重自然，归根结蒂，是尊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自然无为，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个体的能动性。道家这种思想到郭象那里，发挥得最为充分。他强调的“适性”，是道家思想的重要表述。每个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所以，一是要互相尊重各自的差异，二是要能把握自己的个性，个体之间随意的相互比较，就有可能伤害自己。所以，郭象说，“适性”就是逍遥。道教的内丹就是通过性命双修（修养身心），来达到“适性”、“逍遥”、长生久视而成仙。
　　第八，中国的宗教缺乏强烈的传教精神。它们吸引信徒基本上是靠信徒的自愿。这也跟中国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儒家就是这样的典型，《礼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作“礼闻来学，未闻往教”。所以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佛教、道教也是这样，佛教是佛度有缘人，它也不是强求别人来信仰。而西方传教士哪会这样？西方宗教的传教具有进攻性，而中国的则具有保守性。
　　第九，在中国历史上王权对于整个宗教来讲是比较宽容的，允许不同宗教的并存。这也可能正好是因为神权依附于王权才有可能，如果是神权占据主导地位，那就会像欧洲一样只有某种宗教才是正教，其他的一切都是邪教，都要排斥。而中国恰恰是王权占主导地位，所以他要调和，让各种宗教互相竞争，互相利用，来稳固他的政权，所以王权整体上讲对宗教是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利用的态度。于是也就形成了中国宗教在教义上、理论上以及实践的仪式上频繁地互相交流，形成了中国宗教里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但同时又是你是你，我是我，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第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有大量的民族和宗教相交织的问题。当然民族地区的宗教中有很多宗教跟前面讲到的宗教有共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即使是同一种的到那里也会有不同，比如同样是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一带的南传佛教就跟汉地的佛教不一样，它们跟当地的民族文化结合在一起，甚至已经完全变成了这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的象征。这样，多民族形成了我们宗教的多样化，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宗教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常常是全民族信教；第二，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的文化完全融合为一；第三，宗教的社会作用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宗教的号召可能远超过政治号召。
　　以上择要罗列中国宗教十个方面的特点，并不完全，但如果我们能根据这些特点去跟西方宗教作一个比较，应该会体悟出很多关于中国宗教应该怎样去研究的道理。
　　我很不赞成比附，但认为比较是必需的。在比较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而不是判别是非高低。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用以了解另一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和信仰感情。我想大可不必用中国宗教去说明西方宗教，反过来也不应当用西方宗教来说明中国宗教。我希望二者各自保持自己的特点，能够达到相互沟通和了解就可以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