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历次法难

中国历次法难
　　三武一宗
　　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教难，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带来的四次大祸害。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起因于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及宰相崔浩的谗言所致。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后，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并兴建不少寺院。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北魏灭北凉后，还带回许多沙门到京师，当时对北魏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沙门玄高、师贤、昙曜等人都是来自凉州。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霄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籙，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四四四)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二、北周武帝灭佛
　　第二次的废佛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之时，距北魏太武帝的废佛，约有一百一十余年。武帝宇文邕，继明帝之后即位，后改元保定。北周继西魏之后，统领关陇地区，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影响很大。当时，全国的僧尼有两百多万人，佛寺有三万多所。北朝的历代帝王，不少都笃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礼敬沙门，但由于他励精图治，一心想用儒术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术。他在亲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门、道士讨论释、道、儒三教的问题。当时，他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观感。显然的，他后来的废佛政策，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
　　卫元嵩是四川成都人，精通阴阳历算，性情谲诈。年少时随益州野安寺亡名禅师为沙弥，不耐清苦，佯装狂放，以吟诗咏赋来博取声名，并四处向人预卜未来。后来还俗，从四川到长安，结交北周权贵。天和二年(五六七)，他向武帝上奏：寺塔佛像对国家治安无益，应该删减。彻底改革佛教，将佛教纳入国法的规范中。以经济措施改革佛教界贪婪腐败的风气。据《广弘明集》卷七记载，卫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条：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舍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奉、劝寺无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立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
　　卫元嵩着有《佛道二论》，论辩大小乘；又着有《齐三教论》七卷，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违背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他的论点，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因此受到重用。
　　又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对此预言非常忌讳，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指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武帝听信他的话，渐渐重道轻佛。天和四年，先后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学者，论议教义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几次聚众议论，三教各执一词，因此悬而不决。后来甄鸾上《笑道论》，道安上《二教论》等书，极力为佛教辩护，破斥道教。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极感不快，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建德二年(五七三)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沙门等，辩论三教先后，结果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如此一来，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应，先后有猛法师、道积等人的抗旨直谏。建德三年，武帝已决心毁佛，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张宾极力斥佛扬道，却被智炫法师论破，武帝乃亲自升座，试图加以论难，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陈义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次日，下诏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当时，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关陇一带的佛
　　法被破坏殆尽。
　　建德六年，北周灭了北齐，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焚毁一切经像，废四万所寺庙，被迫还俗的僧尼达三百余万。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史称周武法难。次年，武帝罹患剧疮而亡。宣帝、静帝相继即位，佛教才又渐渐恢复。
　　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三、唐武宗灭佛
　　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太宗曾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后则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采纳姚崇的奏章，令僧尼还俗，他虽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释《金刚经》流传天下；宪宗时，韩愈谏阻迎佛骨，写<论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还依历朝惯例，在宫中设斋行道，但敬宗本人笃信道教；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而且曾经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另一方面，虽然历经几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间的力量反而越加炽盛，僧尼的人数越来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广。寺院往往领有广大的庄园，并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结果，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因而大加抨击。唐武宗时，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这时，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趁机煽动，佛教因而面临一场“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会昌元年(八四一)元月四日国忌日，敕令行香，设千僧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诞辰之日在大内设斋时，敕令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其中有两位道士被赐紫衣，却禁止释门大德披着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籙道场，并亲受法籙。会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赵归真同修法籙。
　　会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衣，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
　　会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于没有登录名籍的僧尼，不仅严禁住在寺中，且不许住在京城或进入镇内。同年九月，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纵使是登录有案的，如果无法详细说明出身来历，应予逮捕，送到官府盘问。
　　武宗废佛的政策，是采取渐进方式的，从史料看，其法令之严酷，与日俱增。会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许供养佛牙、佛骨，如果违反法令，送一钱供养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时之间，寺院的四处，人迹断绝。而在宫中的内道场，历来往例均安置佛教经像，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拆毁佛像，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六月，在武宗诞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内议论。又不许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钟声未响前归寺；也不许别住他寺，违者敕罪。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赵乘隙进言，认为佛教并非中国本有的宗教，蠹害生灵，应该尽除。于是，是年七、八月开始，发动空前的法难，敕令拆毁天下山房、招提、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凡是寮房未满两百间，或没有获颁寺额的道场，则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并随时检查寺舍的财产。四月，敕令僧尼还俗，如有抗命不从的，以违抗圣旨论罪，当场决杀。八月下诏，大举毁寺，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又将佛像、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此一空前浩劫，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四、后周世宗灭佛
　　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九五五)。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总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相传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显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
　　三武一宗的教难，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的茁壮成长，精深伟大的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普受大众的肯定与欢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而太武帝等四位帝王的毁法废佛，最后也不免自食恶果，遭到凄惨的报应。
　　中国佛教经过南北朝的两武灭佛，（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并没有衰落下去，反而在隋唐达到了鼎盛时期。究其外在原因，一是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一国灭佛，另一国仍在兴佛；一是两者都是武力与行政地镇压，对佛教来说是外部力量，一旦外部力量消失，就可以回复。
　　唐朝后期唐武宗会昌灭佛，是中国佛教的由盛而衰的分水岭。由于唐武宗崇道灭佛，毁寺减僧，销毁经卷，使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使原来唐朝鼎盛的宗派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几乎灭尽。后来到了宋朝，天台宗和华严宗才从朝鲜和日本重新迎回论集，开始有点恢复，而唯识宗则一直衰落下去。
　　五代十国后周的周武帝是灭佛中的一武，不过那是国家分裂，佛教没有再受毁灭性打击。北宋年间佛教开始恢复，同时儒家的宋明理学吸纳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开始兴起，三教合流的势力越来越大。北宋末年的宋徽宗崇道抑佛，想以道教同化佛教，再次给佛教沉重打击，不过没过多久，他和儿子一起被金国俘虏。汉地佛教一路衰落下去。
　　明朝的早期皇帝没有灭佛，但是道教，特别是武当的真武道教兴盛起来，反而佛教没有什么影响。到后期的明世宗又开始崇道灭佛，使佛教极度衰落。为了佛教的复兴，出现了明末的四大高僧。
　　清朝后期，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佛教已无力回应，信徒大量流失。太平天国运动发起拜上帝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十数年，使其地的佛教荡然无存。太平天国灭亡后，佛教更是祸不单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上书"庙产兴学"，自此佛教衰落到低谷。
　　民国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佛教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虽然没有对儒教的冲击大）。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佛教而言也是又一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