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后信仰时代——从“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谈起

中国佛教的后信仰时代——从“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谈起 [李向平]

　　作者: 李向平

　　来自：中国民族报

　　几年前，就曾经听说大年除夕，一家著名寺庙的头炷香卖出了高达5000元的价格。此后就有人评说，有钱人信佛菩萨，无钱人信基督教。值得深思的是，持这种观点和态度的人，乃是一位出家人！其后，每逢农历新年，除夕头香、撞钟拍卖等等现象也是有增无减，今年亦不例外。这些问题，可大可小，见仁见智。然而，其中却包含了大家最关心的佛教信仰问题：什么才是最有普遍意义、超越了贫富贵贱、公正平等的佛教信仰？

　　私人化的功德信仰　　

　　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信仰自由和选择多元，伴随而来的就是大家在表达和实践自己信仰的方法上，亦是相应的多元和自由。所以，拥有同一种信仰，其实践的方法和结果也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为此，有钱人期待和参与的佛教拍卖活动，无疑是佛教信仰表达或实践的一种方式而已。但是，关键的是这种信仰的表达与实践方式，反映出了佛教信仰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依据佛教教义，其强调人成即佛成，以戒为师；强调信仰者个人心灵的自我约束，并不特别强调寺庙僧团对广大信众的组织控制。这样，佛教信仰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驱动的道德约束，具有私人化、个体化、多元化等信仰特征。尤其是佛教信仰传统所具有的私人化倾向，在我国当代社会变迁中得到了再一次强化之后，这种私人化倾向往往会导致佛教信仰的多元化。而信仰形式的多元化，又会使佛教寺庙为适应这种私人化与多元化的信仰要求，一再改变自己的寺庙运作方式，烧头香、撞钟拍卖现象就是其中的结果之一。其中，当然也难免出现市场化的倾向，甚至是不同寺庙之间出现类似商业市场竞争的特点，所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目标均是致力于吸引信众。

　　对大众信仰而言，佛教强调的是功德随喜，布施随意。但也有人认为，有钱人愿意多做功德，就要给他们多一些随喜的机会，或者有寺庙为他们创造更多机会。尤其是经济繁荣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强化，则使这种信仰私人化、个体化的倾向日益增强了。以致于这种倾向与佛教信仰的功德倾向相互推动，往往使信仰中的个人产生了多做功德的信仰要求。伴随而来的，就是做功德是否灵验的问题了。

　　在此基础上，功德是个人的，信仰需求也是个人的。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功德需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诚然，这种信仰表达方式，也会因人而异。对那些不仅仅是以功德表达信仰的佛教信仰者来说，他们对于佛教信仰具有更深的理解与体验，他们的信仰实践方式当然就不会局限于功德层面，而会拓展出更加丰富的信仰实践空间，如社会服务、法理布施、佛教教育、文化建设等等。

　　虽然说信仰功德者不能完全等同于佛教信仰者，但信仰功德者往往热心于自己做功德，图个好的果报，所以信仰佛教者往往要以功德作为佛教信仰的基本实践方式。佛教信仰者必然要有功德，否则无法表达自己的信仰。功德式的信仰，乃以功德为主。谁做的功德多，谁的功德更灵验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

　　信仰错觉的形成　

　　功德式的信仰，常常使笔者想起佛教信众长期持守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人们到寺庙烧香的时候，必定是各买各的香，各许各的愿，彼此不会交流，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者也。若是烧香者去烧香，别人帮其买香，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一是显得烧香者心愿不诚；二是烧香者就在为别人拜菩萨了，那属于烧香者的功德就荡然无存了。甚至于许愿、还愿的信仰仪式，也是个人的私密，最好不要与人谈及。久而久之，功德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就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强调。有钱人要烧高香，钱少的就一般拜拜；有钱人想敲新年第一下钟，无钱人就听听钟声罢了……。

　　另外，作为我国佛教信仰的一个通有的信仰惯习，那就是功德信仰者常常怀揣一种很有意思的念想，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功德信仰者往往是在特殊的时候，应了特殊的需要，做特殊的功德，以期获取特殊的回报。

　　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在此信仰实践中，功德的回报是否可能、福报的大小或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取决于人际关系、现实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运作基础上的资源动员能力。信仰格局的差序实践方式，必然就会出现因人而异的福报结果。不同的人，钱多钱少的人，就会拥有不同的福报。信仰无法分享，无法构成一个信仰分享的共同体，无疑就会把现实中的贫富贵贱关系也放入其中。对此，甚至有人采用一知半解的佛教知识来解释说：各人的根器、缘分相异，福报当然就不一样了！呜呼哀哉？！

　　实际上，信仰方式的改变，反映的是社会人际关系、社会贫富、身份贵贱关系的改变。自然经济常态之下的信仰方式，人与人的差距不大，信仰方式也不会有太多的差别。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大了，信仰方式的差异也会随之增大。对此，佛教寺庙本应具有整合、调整这种差异的功能，变私人之信仰为社会之共享。如果由此而考虑到佛教信仰与社会整合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佛教信仰模式表面上是“以人为本”，实际上却是以个人为本、以个人的功德需求为本，而只能是逢年过节、因人而异式的信仰模式。信仰功德化，功德私人化，佛陀面前无法平等，还提什么信仰促进和谐呢？

　　功德兑换信仰，平等不平等？　　

　　传统的中国人历来喜欢的“报”信念及其信仰方式，曾经是经典儒家如《礼记》的核心概念，之后与佛教的果报信念结合为一体，渐次成为了中国人表达儒教、佛教乃至道教信仰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的社会学特征，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交换。

　　功德信仰，同样也是这样一种象征交换关系。

　　象征交换是指那种通过一系列未被标明“价值” 的符号交易来进行的象征交换形式，它能够提供一种活动模式，乃是人与佛之间以一定的信仰、崇拜作为媒介或象征的关系。它既是社会性的，也是仪式性的。其象征意义是由宗教及其体系所规定的，是由信仰的群体意识、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其主要特征是，在象征交换关系里面，包含着获取与回报、给予与接受、礼物与对应物的循环等过程。它与市场经济中发现的那种生产性交换相反，象征交换是非生产性的。它作为一种“混合的游戏”(mixed game)，渗透了人与人、人与佛之间的交换关系，构建了佛教信仰者由个人到群体及至社会的必由路径。

　　在既定的功德交换关系中，功德信仰者的象征交换关系，可以分为做功德、种福田、人与功德信仰对象之间的互惠关系及其信仰上的祈求与保佑，从而是一种最有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还报系统。

　　在当代民间信仰中，学界曾有论著认为，这种民间信仰内涵有一种实践逻辑，叫做“心意兑换率”。它是汉民族民间信仰中一个存在于信徒心中不必言明的微妙概念。它一方面反映了一种神圣的公平原则，使得民间信仰得以成为凝聚认同的集体活动；另一方面却也同时代表了一种世俗的不平等关系，因而使民间信仰活动成为地方社会的一个权力场域。

　　同样，在相当民间化的佛教信仰里面，人们强调功德信仰，其中也有一种“功德兑换率”。这种功德兑换率，一方面，它代表了每个人在佛陀面前的平等，只要心诚做功德，佛菩萨保佑就会具有普遍性；但功德兑换率也正好说明了功德的不平等关系。如果功德兑换率的基础是个人的财力，那么，钱多的人就会拥有更高的功德兑换率，使之成为个人财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展示。所以，功德兑换率实际上还是包含了一种信仰不平等关系。于是，人们就会形成“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

　　功德信仰的社会化驱动　　

　　我国目前不缺信仰，缺的是信仰分享机制与共同的信仰实践。由此可说，我国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后信仰时代”。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如果凡俗世界与神圣世界全无联系，那么神圣世界也就毫无裨益了。”与此同理，私人信仰如果不与社会精神彼此联系，那么这种信仰也就毫无意义了。

　　为此，即使是对功德信仰的追求，它们亦能驱使信众去建构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交往关系，构成信仰共享之民间群体。这就是功德共同体的建构趋向。如果一味地限于个人功德及其功德兑换，那么，就只能是私己的功德，难言佛教信仰共同体的社会功能。

　　社会人类学曾经把“交换”与“报”的现象，肯定在超越个人、集体或社群的层次之上，亦同时否定了“交换”与“报”的现象，可以单纯由“个人利益”这种功利主义或个人主义来解释的可能。所以，功德式信仰，依据其本身具有的“功德兑换逻辑”，其实是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人际交往关系的一个信仰基础，即以功德之间的象征交换，超越个人功德信仰的有限性。虽然其中有个人的利益要求在其中，但从个人是无法进行功德交换、个人无法维系功德交换过程的规律来看，“功德兑换逻辑”之中同样会有超个人的或建构功德共同体交往关系的价值信念。这就把功德交换逻辑转换为佛教与社会之间的“相对交换关系”了，使之具有了佛教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取向。

　　不是简单地批评或肯定，而是如何使寺庙的经营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公共事业。这才是当代佛教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国佛教界亟需一种专业化的公益事业，或专业化的佛教组织，以免经济意义的过度承载而出现制度和管理的混乱。在此基础上，佛教、寺院的组织运作形态，即可在丛林化传统层面整合现代社会急需的事业化制度设计，把宗教圣职与事业专职的双重角色、以及事业专属性与神圣权威性，于一种现代社会必要的、却又位居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性基础上，使之双双整合起来，以现代社会要求的形式来建构其社会公共事业。

　　因此，即使是私人化的功德信仰，也能具有相当的公共意义，把私人信仰社会化，由此构成了以“功德信仰与信仰社会”为基础的佛教社会理论。

　　最后要指出的是，私人信仰必须成为社会的信仰，才不会使信仰发生再度危机，不会使人们对信仰不信任，不会使中国人在解决了信仰危机之后又出现宗教危机。

　　就“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而言，如何做到佛就是佛，菩萨就是菩萨，三宝就是三宝；不因人事之缘故，不因贫富与贵贱，不因人而异，不因地而异，不因国家民族而异，最终成了真正的、超越的、终极的、社会的信仰。这应当就是人间佛教之信仰结构重新建构的必要。如此而言，一种新型的佛教信仰模式，就能够在重重矛盾之中而得以期待了。（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