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四大译师之三一玄奘法师

　玄奘(600～664)法师，洛阳缑氏县(今偃师县)人。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下简称《慈恩传》)和《续高僧传·玄奘传》载，他俗姓陈名祎，出身于儒学世家，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备通经典”，“爱古尚贤”，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父亲去世后，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即长捷法师。玄奘十一岁那年，便随长捷入寺受学《法华经》、《维摩经》等。“年十三，依兄长捷出家于洛”(《塔铭》)。
　　玄奘出家后，首先在洛阳净土寺跟景法师学《涅槃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下简称《摄论》)，达六年之久。公元618 年，与兄长捷离开洛阳往长安，接着又赴四川，在空、景(慧景，摄论学者)两法师处学习。次年，玄奘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又跟道基学“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论》，接着又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在四、五年里，通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有了甚深的见地，闻名蜀中。但他并没有满足，公元624 年，到相州(河南境内，是当时摄论学的中心)从慧休学《杂心论》，又到赵州(今河北赵县境内)，随道深学《成实论》，再回长安从道岳听受《俱舍论》，并向武德年间来华的中印度波罗颇迦罗密多罗(唐翻明友，下简称波颇)咨询佛学。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到玄奘时代，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成实》、《毗昙》学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但奘师通过学习，深感真谛等古德译著不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大唐故三藏法师行状》指出：“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慈恩传》卷十也说：“法师以古今大德，阐扬经论，虽复俱依圣教，而引据不同，诤论纷然，其来自久。至如黎耶是报非报，化人有心无心，和合怖数之徒，闻熏灭不灭等，百有余科，并三藏四含之槃根，大小两宗之钳键，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兴疑。法师亦踌躇此文，怏怏斯旨，慨然叹曰：‘此地经论，盖法门枝叶，未是根源。’诸师虽各起异端，而情疑莫遣，终须括囊大本，取定于祇洹耳。”这是奘师西行的本意。武德九年(626)，由中印度那烂陀寺来我国传授那寺学说的高僧波颇到达长安，在善兴寺译《大庄严经论》，传播戒贤的学说。这年，玄奘正在长安大觉寺，想必是受到波颇的启发，得知印度有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和佛学大师戒贤在彼讲授《瑜伽师地论》的信息，因而决心西行，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
　　公元628年，二十九岁的玄奘，发足西行，在“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阇那因陀寺，师事高僧僧称，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论》等。于公元631年冬到达了当时印度的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从戒贤论师受业。法师在此学习时间最长，学习的内容最丰富，听讲《瑜伽师地论》三遍及《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兼学婆罗门书，印度梵书。当时，该寺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左右，不仅学习大乘各派经论，还学习印度古典哲学“吠陀”，五明也在必修之列。其中能精通二十部经论的学者千余人，精通三十部者五百余人，精通五十部者连奘师在内十人。只有戒贤为众宗匠，穷通一切经论，他上继无著、世亲学说，师承护法，融通百家，是当时印度的佛学权威。他对玄奘极为器重，尽心传授，玄奘亦瓶泻师传，尽承其学。在戒贤门下修学五年后，奘师开始周游五印度，在南憍萨罗(印度中央邦的几个县)，向善解因明学的婆罗门学习《集量论》，在驮那羯磔迦国(印度马德拉斯邦克里希那河口附近两岸地区)从善解大众部三藏的苏部底和苏利耶二高僧学《根本阿毗达磨》。又到钵伐多国(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哈腊帕)学正量部的《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公元636年，返回那烂陀寺，向高僧般若跋陀罗咨询萨婆多部三藏和声明、因明诸学。然后，又到杖林山从名擅五天、学艺超群的胜军论师学习《唯识决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等。胜军(居士)与戒贤并峙学坛、擅长瑜伽前系难陀说，对因明造诣极深。因此可以说，奘师的唯识得自胜军，瑜伽受自戒贤。传说护法的《唯识三十论释》初稿完成后，没有公布于世，而是交给当时一“玄鉴”居士，嘱其得人而传。奘师因才学出众，深得无著、世亲学的精髓，故从“玄鉴”居士得到这个手稿。后来他以此为基础，吸收其他九家的注释，糅译成《成唯识论》。
　　公元642年，戒日王特为奘师召开了盛大的曲女城无遮法会，以奘师为论主，在会上立“真唯识量”，十八天无一人敢出诘难，小乘人称他为“解脱天”，大乘人称他为“大乘天”。
　　公元645年正月，奘师回到长安，结束了十七年的游学生涯，满载而归。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于长安弘福寺组织译场。他“专精夙夜，不堕寸阴”，译经之外，“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慈恩传》)。奘师译场，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每译一经，都有五至十道程序：①译主，是译场总负责人，必须精通梵、汉大小经论，解答众疑，进行裁决，此由奘师自任；②证义，十二人，辅助译主，审定译文是否切合梵文；③证文，一人，在译主宣读梵本时，注意他和原文有否出入；④书手或书字，一称度语，一人，将梵文音义写成中文；⑤笔受，将梵文的字义翻译成中文字义；⑥缀文，九人，用汉语文法加以整理；⑦参译，校勘原文并将译文回证原文，观察两者是否有误；⑧刊定，将译成的名句、节、章进行刊定，去芜存菁，使之简明扼要；⑨润文，对译文进行加工，达到流畅优美的目的；⑩梵呗，译毕后，用梵音念唱一遍，修正不谐和的音节，便于传诵。
　　奘师译经，直到六十五岁逝世前一月止，从未间断，约二十年，大致可分三个时期：①贞观十九年(645)至二十三年(649)五年间为第一时期，以译《瑜伽师地论》为中心。此论是奘师西行心愿所寄，所以先译。同时译出这一系的“十支”各论，《显扬》二十卷，《摄论》三卷，《杂集》十六卷，《唯识三十论》世亲本颂，《百法明门论》、《五蕴论》各一卷，《佛地经论》七卷；②从高宗永徽元年(650)至显庆四年(659)的十四年间，以翻译代表小乘毗昙最后归结的《俱舍论》为中心，展开这一系重要经论的翻译。并译出《成唯识论》十卷；③从高宗显庆五年(660)至麟德元年(664)的最后四年，以编译《大般若经》为中心，把瑜伽学上通到般若学，足见他对各家学说源流的重视。
　　当时，参与奘师译事的人也大部分向他从学问义，因而他门下人才济济，著名的有神昉、嘉尚、普光、窥基，时称门下四哲。窥基是奘师的入室弟子，独委润色、执笔、检文、纂义。《唯识三十论要释》说，奘师“虽大译真经，广翻正论，于唯识深义秘同髻珠，传非其人，未即翻授，唯为慈恩独训斯旨”。贞观二十二年(649)，窥基出家，奘师才在慈恩寺开始翻译《唯识三十论》本颂(世亲著)，高宗显庆四年，在玉华宫翻译释论。起初是十释并行，后因窥基的请求才糅译而成《成唯识论》。以后译的《辨中边论》、《异部宗轮论》、《唯识二十论》，都是奘师主译，窥基笔受，因而创开中国法相唯识学派。
　　公元653年，日僧道昭随使来长安，与窥基一起，从玄奘受学，受到奘师亲授。归国时，奘师授与《佛舍利经论》，携带大批经论和法相章疏回平城(今奈良)右京禅院，在元兴寺建禅院大弘法相唯识之学，蔚然成宗，为日本南都六宗之一，称南寺传，后来玄昉所传称为北寺传。公元658年，从玄奘受学的日僧还有智通、智达，亦各有所得，回国后在平城兴福寺弘法。新罗(朝鲜)人圆测，也从奘师受业，参与《般若》等译事，著有《解深密经疏》等，因明、唯识方面的著作多已失传。奘师的新罗弟子还有顺璟、元晓，他们与圆测及其弟子太贤等创开新罗系法相唯识宗。
　　奘师虽以弘传唯识法相之学为主，但他学贯内外，智穷大小，对空有等宗经论都有翻译。所以门下弟子各有所长，传《俱舍》的有：普光、法宝、神泰，有“《俱舍》三家”之称。他们根据奘师所译《俱舍论》，大加研究，盛极一时，并随法相宗一起传入日本。所以，日本至今讲法相唯识的学者，同时也讲《俱舍》。随着法相唯识经论的翻译，奘师将印度的因明学传入我国，他带回《因明论》三十六部，翻译了《因明正理门论本》一卷，《因明入正理论》一卷。门下窥基、圆测、神泰、元晓等都擅长因明学。道宣律师也曾参与奘师译场，以所学创南山律宗。
　　奘师的翻译，在数量上功倍前哲。《贞元释教录》载：自隋开皇元年(581)至唐贞元五年(789)二百零八年间，译师有五十四人，共译出佛典二千七百十三卷，而奘师二十年就译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而且有许多是前所未闻的经论；在质量上也是空前的佳制，始终保持了信、达、雅的结合。他的“五不翻论”为后世译经的楷式，开一代新译之风。
　　此外，奘师还与弟子辩机撰《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唐代中西交通及中亚、印度的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的珍贵资料。还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将《老子》五千言译成梵文，在迦摩缕波流传，并将《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对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奘师回国后，整个身心都用在翻译事业上，几乎无暇来从事个人的著述，仅有《三类境》和《赞弥勒四礼文》、《五种不翻》等少数几篇文字。在印度留学时，曾用梵文撰写《会宗论》三千颂，《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三身论》三百颂等，但没有译过来，已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