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宗教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需要的是什么？就经济、政治、精神三大层面而言：一是财富，二是正义，三是天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无疑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君子罕言利的时代毕竟过去了。然而，君子爱财还需取之有道，不能把国库和大多数人的钱装到少数人的口袋中去。这个“道”，既包括世俗社会的法律、道德，也包括超越世间的宗教。宗教讲的是天理良心，它是维护社会正义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也是评判社会财富获得和流向的重要价值尺度。
　　中国在二十世纪曾有过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走出“无法无天”状态，是历史交给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使命。就社会的政经改革而言，可以“摸著石头过河”，但对个人的立身处世而言，我们必须抬头向天。人类在精神深处从来也没放弃过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回归永恒的要求。宗教主要是在情感和意志上，对有限个人的存在性缺陷所作的弥补和超越，是对人类和世界命运的终极关怀。它对个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处，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对社会则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对财富进行分流和再分配，维护著社会的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
　　超凡脱俗的宗教，毕竟存在于浊浪滚滚的红尘社会。因此，一个悖论性的事实是：凡夫俗子们所犯有的所有毛病，制度性的宗教也同样具有。当超越的宗教掌握了世俗的权柄，用教条裁判学术与政治，用火刑和战争翦灭异端时，人类抬头向天的双眼恰恰被遮蔽了！宗教管了不应由它来管的事情，因此才有“让上帝归于上帝，让凯撒归于凯撒”的呼唤。经过宗教改革，经过启蒙运动，经过为科学与民主而付出的奋斗，政教分离和学教分离终于在二十世纪成为全世界的主流。
　　上个世纪之交，德国哲学家尼采预言“上帝死了！”他说的是西方制度化的宗教在工业化进程中土崩瓦解，面临著文化虚无主义的困境，故而人应对真善美价值重新评估。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过程，并没有取消民众对超越世界和神秘经验的需求。恰恰相反，基于功利主义和利益取向的现代化运动，在使传统的制度性宗教产生分化和重组的同时，它所产生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等思潮，引发了新的宗教需求，从而促成新一轮的宗教复兴运动。
　　纵观当今天下，无论是宗教的世俗化运动，还是原教旨主义背景下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宗教的形式背后，往往是世俗社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不管是宗教自身，还是世俗力量，借助宗教旗号去谋取政经利益(比如我们这里一度非常时髦的口号：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事实证明是一把非常危险的双刃剑：当世俗的政经利益染污了宗教的神圣光环时，它会伤害到宗教自身，从而最终伤害全人类的利益。
　　无论是为政、弘教、治学，目标都是为了社会祥和、人民康乐、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政教学三界互为犄角，相互制衡，如此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正三角。任何一方的畸轻畸重，都将造成人类社会的不幸。“法不归位”的毛病，过去的宗教曾经犯过，学术与政治也未必能免“越位”之嫌：企图用科学取代宗教，企图用政治干预宗教和学术。其实，理性与信仰并不对立，它们各有所司，相互补充。信仰若无理性的提纯，它将是盲目的；理性若无信仰的升华，也将是褊狭的。人们反对的是邪恶的信仰，因为它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人们厌恶的是虚伪的信仰，因为它玷污了信仰的神圣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对二十一世纪的宗教发展，谨提出以下五点看法：
　　一、重树宗教的主体性和神圣性。 面对来自世俗主义和新兴宗教这二个极端的冲击，传统宗教必然反求诸己，从原来仅仅满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回归神圣的信仰根源。如果说宗教世俗化运动在二十世纪成为主流，那么可以说基要主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宗教的主流。传统宗教的修行道路，特别是东方宗教的内证体验，将会得到强调。在继续推进宗教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关怀功能同时，宗教的社会批判功能将会加强。
　　二、宗教思想在对话中和平竞赛。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地域的藩篱，形成类似佛教“无尽缘起”的全球性文化。解决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各种思想之间的矛盾，还会掺杂有武力争斗和政治干预，但更多的是诉诸思想上的对话。对话的前提，就是承认各种思想都含有真理性。宗教对话不是你死我活的取而代之，而是取长补短的相互共存。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主体觉悟的学说，将会被更多的知识份子所认同，从而在信仰市场中取得更大的份额。
　　三、宗教组织将趋于社区化、小群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会形成一大批拥有恒产、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强调主体性的阶层。原来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阶制度，现代社会中同政治结合过分紧密的宗教团体，都将趋于衰落。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或许也可能兴起连锁店式的超级宗教组织，但更多的将是社会福利性的、社区俱乐部式的、类似基金会的社团组织。与居住社区平行发展的，网路宗教社区也将以现在无法想像的规模发展。在资讯化时代，原来需要凝聚钜额宗教经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文教事业，将成为全人类共用的公共资源，或委托专业人士代理。宗教将越来越多地回归精神领域，真正在情感和意志层面上成为个人的私事。
　　四、新兴宗教与邪教道门仍将相继登场。 即使二十一世纪解决了“克隆人”、“换头术”、“人造器官移植”等医学问题，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死亡问题。如果传统的制度性宗教不谈或丧失了处理、沟通神秘经验或彼岸世界的能力，无法满足民众的精神追求，新兴宗教必然应运而生，填补传统宗教留下的信仰真空。但新兴宗教本身在现代化社会中也不能免俗，往往带有“速食宗教”的色彩，与众生“贪”、“懒”的习性相应。众多邪教道门相继登场，群魔乱舞，仍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大景观。
　　五、政治、宗教、学术三者关系趋于合理。 宗教与学术，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理想主义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现代化社会的净化剂。宗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向信仰核心复归的倾向，反映了在政治、宗教、学术三极关系中，重树宗教主体性的社会诉求。在重塑宗教主体性和修证精神的进程中，知识份子独立不倚的诚实研究，将会对宗教的发展，起到一种类似民主政治的监督和制衡作用。在一个经济小康、政治民主、资讯开放、资源分享的现代中国，宗教应该无须再为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政治性的辩护，也无须再为自身团体的生存进行生产自救式的经济活动。如同教授、医生、律师、政治家、企业家用自己的本门专业为社会服务一样，社会对宗教师的诉求也将聚焦为：为社会的净化，为众生的精神拯救，提供专业性指导。
　　（刊于九华山佛学院院刊《甘露》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