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科学和宗教的战略大同盟，反对现代邪教

建立科学和宗教的战略大同盟，反对现代邪教
　　蒋劲松 何冰
　　法轮功风波再一次提醒我们，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现代邪教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必须认真防范。反对现代邪教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通过综合治理的办法来解决。过去在反对邪教的宣传策略中，有一个误区，即往往在反对和批判邪教时，不能很好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往往连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正统宗教也不加区分地列入批判的对象。这样往往不仅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不利于安定团结；而且削弱了反对邪教的力量，浪费了非常重要的反邪教的思想和组织资源，不利于彻底消灭邪教。因此，有必要建立科学和宗教的战略性大同盟，以便更好地控制和消灭邪教。
　　一、现代邪教的新特点：对科学的歪曲利用和诽谤破斥
　　邪教并非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独特现象。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多次出现邪教妖言惑众、煽动作乱的情况。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采取严厉措施取缔、禁止和镇压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一贯道进行了全面镇压。现代邪教往往兼具伪科学和反科学的特点。因为科学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尊重，所以现代邪教与传统邪教相比，更加重视对于科学的歪曲利用，企图给自己披上科学的外衣，以证明其具有真理性。许多现代邪教往往标榜自己不是宗教，而是科学或者超级科学；盗用并歪曲科学术语和科学成果以文饰其歪理邪说。例如，利用某些科学发现和预测以制造所谓“世界末日”的谣言，目前已成为越来越流行的趋势。前些年，关于不明飞行物（UFO）和宇宙人的传言闹得海内外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1997年，哈雷-波普彗星扫过地球，至少有39名“天堂之门”教徒，因听信“末日”的恐吓，于美国圣地亚哥集体自杀。虽然小行星是否会撞击地球的学术争论尚无结论，台湾的“真道教”已经开始准备迎接上帝的使者了。2又如台湾的“上帝拯救地球”飞碟会，动员信徒到美国达拉斯加兰镇等待耶稣降临。这类邪说披上未来学、预测学的外衣，应用电脑科技手段，更具迷惑性。
　　和伪科学现代邪教并存的是，许多现代邪教更加露骨地反对科学，并不讳言其反科学的立场。这是因为：1，现代邪教本质上与现代科学截然冲突，难以伪装。2，由于现代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和社会对于科学技术应用上的偏差，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精神异化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再加上许多人分不清科学本身和狭隘的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的区别，许多现代人对于科学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怀疑、困惑甚至不满。邪教趁机以现代科学的激烈批判者的面目出现，往往能引起许多现代人的共鸣。
　　伪科学邪教和反科学邪教并非截然分开，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即邪教常以高级科学自居，而贬低现代科学为低级科学。邪教对于科学很少能真正理解其精神，一般都是极其庸俗、实用地对待。可以歪曲利用则用之，无法利用则粗暴否定，往往无视极其严重的自我矛盾。无论是伪科学还是反科学，邪教的立场都是反对科学精神的。
　　二、正统宗教与科学技术的一致性
　　说到宗教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普通人马上联想到布鲁诺烧死在意大利的鲜花广场，联想到伽利略的审判，塞尔维特被野蛮地用慢火烤死。所以流行的见解是，科学与宗教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但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可否认，科学和宗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念体系，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但那仅是人类漫长历史上短暂的插曲。拿上面的事例而言，只有审判伽利略才是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案例3。布鲁诺和塞尔维特都是因为提出与宗教当局不同的神学见解才受到处罚的。他们的案例只能说明中世纪基督教会在宗教教义方面的不宽容性，并非宗教对科学的压制和迫害。相反，我们倒是可以发现更多的事例说明正统宗教与科学技术的一致性与亲和性。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学、天文学上取得了杰出的贡献，堪称古代科学发展的典范。其强调通过发现自然现象中的数量关系去认识规律，坚信自然是和谐的，强调数学体系的公理化构造；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本身还是并且首先是一个秘密宗教团体，其宗教关怀是其科学努力的根本原因。毕达哥拉斯学派努力研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聆听自然之中神秘的音乐，以净化自己的灵魂，从而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摆脱无穷无尽的轮回。毕达哥拉斯学派堪称是科学与神秘主义共生的典范。
　　即使是多遭诟病的基督教文化，也与近代科学的兴起之间存在着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基督教主张上帝创造了人与自然。与古希腊及其它古代文明对自然充满神秘的敬畏之情不同，在基督教中，自然被贬斥为次生的被造物，没有任何神性，因此是可以用理性来分析的，可以数学化的，可以用经验的方法来研究的。自然是纯粹的客体，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两分的，仅通过上帝才联系起来，这样人可以用一种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它。上帝赋予人类始祖——亚当——命名自然的权力，并命令亚当应当尽量繁衍后代，这就使得人类征服自然，不仅可能，而且是一种宗教的义务。这为近代人类利用科学技术不断征服自然提供了宗教的支持。
　　中世纪本笃派修道士对劳动的讴歌和推崇，直接影响了近代科学注重实践，促进了学术传统与工匠传统的结合，奠定了实验在科学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确立了近代科学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这和古希腊注重静观，重视理论，以满足纯粹好奇心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是西学东渐的主要载体，虽然其用意不过是借此博取中国士大夫的尊敬，从而便于传教；但他们和清末以来的西方传教士，对于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聚讼不已的李约瑟问题，实际上可以从宗教的向度上来考虑：近代科学在西欧诞生于宗教传统发达的文化，在中国却窒息于宗教关怀淡漠的文化。
　　不仅西方的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不解之缘，连许多人当作封建迷信不屑一顾的佛教、道教也同样如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与道教的贡献关系之密切，已成为学术界之公论。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泰斗李约瑟先生，甚至以道家自居，并为自己起了道号“十宿道人”和“胜冗子”。李约瑟先生认为，中国道教的自然观远比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一系的机械唯物主义更加高明。他甚至说：如果没有西方近代科学的冲击，听任中国道教的自然观发展，完全可以直接发展出更强调整体、联系、演化和复杂性的当代科学思想。而清末佛教唯识学的复兴对近代科学思想的接引，更是居功甚伟4。以至于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5中国思想界首先是通过佛教唯识学来理解近代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的。在当代西方，现代物理学与所谓东方神秘主义（佛教、道教）的内在联系甚至已为科学家所接受。6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揭示了，宗教与科学的这种似乎很难理解的一致性与亲和性背后的深刻原因。爱因斯坦认为，与科学相冲突的宗教，无论是出乎恐惧，还是出于道德的需要，尽管本身有高下之分，其“所共有的是它们的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的特征。”7但是，某些“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大大超出这个水平。……尽管它的纯粹形式是难以找到的，我把它叫作宇宙宗教感情。……宇宙宗教感情的开端早已出现在早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比如在大卫的许多《诗篇》中，以及在某些犹太教的先知那里。佛教所包含的这种成分还要强烈得多”。8爱因斯坦对这种形态的宗教大加赞赏，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正是受到这种感情的激励，牛顿、伽利略等最伟大的科学家才有可能克服重重困难，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探索宇宙的内在规律。爱因斯坦满怀深情地说：“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的一种信仰：相信那些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9
　　正统宗教虽然在最根本的世界观层次上，否认科学的真理性；但在实用的层次上，都不否认科学的价值，甚至鼓励信徒研究科学。所以正统宗教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不会构成阻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甚至会有促进作用。
　　三、正统宗教对科学技术的互补性
　　在当今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时代，宗教的独特价值，更主要地体现在对于滥用科学技术的批判和矫正上，对于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的批判上，这种补偏救弊的功能就是当代宗教对科学技术的互补性。
　　深层生态学的首倡者，挪威奥斯陆大学奈斯（Arne Naers）教授，深受佛教的影响，突破人类中心论的束缚。提倡应把生态系统，把其它物种作为我们人类伦理关怀的对象。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对佛教所包含的环境保护的思想资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东方文化中，虽然没有作为严格科学的生态学，但是却具有辞源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即关于居住地的逻辑，从而也具有保护自然的全球伦理学。例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在保护生命中起到的作用，虽然这很难从生物学中推论出来。佛教中因陀罗网的比喻，是对生态网络的极好描绘。10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著名神学家史怀哲（Albert Schweizer）提出的“敬畏生命”的理论，突破传统伦理学忽视其它物种的局限性，发扬圣方济的人与动物是兄弟的思想，为基督教传统的文化关注生态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代佛教徒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运动，取得了突出的贡献。几乎每一座寺庙都是鸟语花香，林木葱郁，环境清幽。汉传佛教素食的优良传统，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放生历来是佛教徒的重要功德之一，更是积极救护生命的善举。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推崇简朴的消费观，这种“惜福”的思想与当代环保运动所推崇的“绿色消费”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利于减轻环境的生态压力。199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委员会会议上，中韩日三国佛教代表团研究决定：为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伟大理念，三国佛教界拟于每年4月份在本国植树，借以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净化社会11。台湾以佛教人士为主于1993年1月成立的“关怀生命协会”，一方面通过不同方式推展社会教育，培养群众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意识，另一方面全力敦促政府部门改善动物处境，并要求立法委员制订出对动物处境较为有力的相关法案。例如，该协会结合其它环保及生态保育社团共同制订的“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的民间版本，竟然取代官方版而在立法院于1994年10月获得通过，这是台湾历史上罕见的先例。又如慈济功德会和台湾法鼓山在“心净则国土净”思想指导下的环保运动，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泰国僧侣Phrakhru Pitak所倡导的保护森林运动，则利用为树木祝圣（ordination）的佛教仪式，宣传环保理念。12
　　正统宗教在生命伦理学上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于日益猖獗的人体器官交易，代理母亲交易以及授予生命专利等伤害人类尊严、生命价值的行为，正统宗教都坚定地反对。为制止愈演愈烈的生命市场化进程，基督教、佛教都提出应该以无偿捐献的方式来解决器官不足的问题。如台湾佛教界推动“万名菩萨舍身报恩器官捐赠运动”就是一种令人十分感动的善举。13
　　世界上各大正统宗教在反对军备竞赛、核竞赛，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推动环境保护运动，呼吁实现世界和平的影响更是功不可没。因为宗教往往超越具体党派、政治立场，所以常常能在政治、军事冲突中充当斡旋者的作用，推动事关全人类福祉事业的前进。
　　四、正统宗教对现代邪教批判的不可替代性
　　正统宗教与邪教势不两立，是邪教的天敌。因为邪教往往是正统宗教的假冒伪劣品，与正统宗教争夺信众，并篡改正统宗教的教义，所以正统宗教对于识别邪教最为敏锐，对于批判打击邪教积极性最高。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对巫术的批判和镇压，也是不遗余力的。例如，罗马教庭甚至于1484年还出版了《邪恶的巫锤》一书，该书的序言是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年发布的训令。该书使用了当时可以得到的最佳知识，对巫术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探讨，通过严密的论证，批驳了对于巫术的信仰。14中国最早开始认识法轮功危害的，并对法轮功进行系统批判的正是佛教界。例如，《佛教“气功”与法轮功》15一书就是国内第一本，也是中央宣布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之前唯一一部公开批判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专著，而且在人大常委会正式定性之前，就已明确提出法轮功为邪教。
　　一切正统宗教教义中都有直接批判现代邪教的内容，任何坚定虔诚的正统宗教徒都不太可能信奉邪教。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值得认真发掘。邪教主要标志之一是：神化教主，极端的个人崇拜。而所有正统宗教都对此严厉批判。如在〈〈圣经〉〉中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理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彼得后书》2：1-2）《楞严经》中反对邪教的悬记“言自得无上涅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弟子与师，俱陷王难。”简直是对法轮功邪教丑行及其被取缔结局及其准确的预言，令人惊讶。这对于在正统宗教徒中批判法轮功邪教是非常有力的。
　　邪教迟早都会干预社会，干预政治，以便满足教主及其主要骨干的野心。而所谓正统宗教是指已经制度化的，为社会所接受的宗教组织及其教义体系。一般来说都有随顺世间，不干涉世俗事务，且能敦风化俗，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功能，都能得到统治者的保护甚至奖励。这种对世俗社会生活的超脱，可以说是正统宗教的标志，也是其不会危害社会的根本原因。如耶稣说：“我的国不在世上”。佛教要出离尘世。道教要清净无为。
　　邪教往往都反人类，反社会，蔑视社会通行的伦理制度。而正统宗教都强调要顺应和服从世俗政权，遵守世俗伦理道德。耶稣说：“恺撒的交给恺撒”，如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说：“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还说：“你们应当象鸟儿眷恋自己的窝巢一样热爱祖国。”释迦牟尼主张：“佛法不坏世间法”。佛教著名高僧弘一大师说：“念佛不忘爱国，爱国不忘念佛。”“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已成为当代中国佛教徒的共识。
　　邪教一般都大肆鼓吹教主的超人力量，伪造许多奇迹和神通，以欺骗群众，而正统宗教则大多对奇迹和神通进行低调处理，即虽然承认但不加渲染。佛教的戒律规定，不可随意显示神通，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基督教也反对制造奇迹。
　　 正统宗教的组织资源也是批判和消除邪教工作所不能忽视的。正统宗教在中国都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信徒。据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同志估计，中国的宗教徒约有1亿人左右。各种正统宗教都有自己独特的、庞大的宣传和组织网络，运用各自独特的宗教语言，对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信众，发挥着其它手段难以替代的宣传影响。善于应用这一手段，对于打击邪教势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参加工作或已经退休的老年妇女，通常的党政系统和其它社团组织都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引导，若想通过科学普及工作在他们中清除邪教的影响，困难也是很大的。而法轮功的主要群众基础，恰是这样为一些普通组织所遗漏的群体。
　　五、建立科学和宗教的战略性大同盟，反对现代邪教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宗教的产生是有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只有在彻底消除了这些深层原因之后，才能彻底消灭宗教。在实现这一前提之前，我们必须长期面对有相当数量的群众（目前大约有10%左右）16信教的现实。如果不能满足他们对正统宗教的信仰需要的话，其中一部分人就很可能会投入邪教的怀抱。这是我们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必须牢牢记住的规律。
　　现代心理学和宗教学表明：人的信念的产生是受各种因素决定的，其中逻辑的、工具理性的说服力量是有限的，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法轮功信徒中也有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他们来说一般的科普教育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甚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教育也未必能起作用。美国“天堂之门”及其它邪教中也有不少是科学家和工程师。问题是这些信徒在这些邪教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虚幻的感情慰籍和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不可能以客观的、理性的态度来评价邪教的教义和行为。指责他们丧失理性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设法使他们能在正常的途径获得他们所渴望的感情慰籍，才有可能使他们恢复理智。而在能提供这种感情慰籍的正当途径中，正统宗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规范信仰市场的竞争秩序，保证正统宗教的信仰市场，确保人民的宗教需求能得到合理的、正当的满足，是反对和消灭法轮功之类邪教的釜底抽薪之计。法轮功如此泛滥猖狂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国内正统宗教未能更好的保护，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一部分群众的宗教需求无法从合法的渠道得到满足，李洪志盗用来伪装其歪理邪说的零零碎碎的佛教理论和概念，打动了缺乏宗教知识的群众。而正统宗教因遵守国家法令，活动范围不及其大；又因坦承其宗教性质，常被无知的群众视为迷信，而法轮功自称是科学而不是宗教，更具有欺骗性。总而言之，法轮功等邪教在信仰市场上具有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优势。这不是要扩大宗教信仰的市场总量，而是要尽量在有限的宗教信仰市场中扩大正统宗教的市场占有率，减少邪教的市场份额。
　　反对邪教必须与反对唯科学主义、科学沙文主义结合。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坚持形而上学的观点，过分夸大科学的价值和功用，无视人类的人文精神的需求。在中国当前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全民族上下一心努力发展科技，加紧经济建设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和功能，排斥和贬低其它文化价值，这样一种偏颇及其带来的危害很容易被忽视，更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科学必须与其它文化系统共同作用，才能健康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的精神生态系统，宗教是这一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除了加强科学普及，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邪教的伪科学和反科学本质之外；还应加强宗教知识的普及，这并非是在社会上普遍进行传教，而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信教群众的宗教知识水平，提高鉴别正邪宗教的能力，认识到邪教的伪宗教的本质，增强抵御邪教的免疫力。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无论是国内、还是全世界，都不太可能消灭宗教的现象。因此防止邪教势力抬头的重点，不应放在限制宗教发展、使全社会的人都信仰无神论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上，而应该是悬置终极信仰，建立科学和宗教的战略性大同盟，反对现代伪科学邪教。
　　历史上，各国政府对邪教的镇压几乎都是和正统宗教联手，借助正统宗教的力量进行的。实际上，在反对法轮功邪教的斗争中，早已出现了科学和宗教联手作战的大量范例。例如《中国宗教》1999年第1期，在“世纪末=世纪末日？”的专栏发表文章的六位作者中，有一位科学家，两位宗教学专家，三位教内人士。这样的“黄金组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反对邪教的问题上，科学和正统宗教可以建立同盟的最基本条件，是因为二者都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双方不必完全相同，甚至可以有一定的冲突，但只要共同点是主要的，就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对付邪教这一共同的敌人。
　　美国等西方少数国家在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上，一直在试图将其价值观强加给我们。充分来利用正统宗教反对邪教，将使西方国家无法以宗教自由为口实来干涉我国内政。在某些分裂势力的欺骗下，台湾人民由于不了解情况，常常对祖国大陆的宗教自由政策心存疑虑。所以，若能在反对邪教的斗争中，更加积极地利用正统宗教的力量，对于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有正面的意义。
　　1 “历史上禁断邪教的言论和法令摭拾”， 默雷摘编，《法音》，1999年9期，29-30页。
　　2 “科学与预言”，杜继文，〈〈中国宗教〉〉，1999年第一期，第10页。
　　3 300年后的今天，罗马教廷已正式为伽利略平反。
　　4 参看“太虚科学技术观略述”，蒋劲松 何冰，《法音》，1999年11期，第？页。
　　5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四册，石峻等编，中华书局，1990年2月，第106页。
　　6 参见 “中观佛教和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论”，Victor Mansfield 著，蒋劲松 何冰译，〈〈法音〉〉，2000年第1期，第？页。
　　7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279－281页。
　　8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279－281页。
　　9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2-183页。
　　10 “尊重生命：禅宗能帮助我们建立一门环境伦理学吗？”，H.罗尔斯顿著，初晓译，《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
　　11 “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佛教”，陈星桥，《法音》，1999年第5期(总第177期)，第10页。
　　12 “If a tree falls ... a monk's blessing for Thailand's forest”，Steve Magagnini，
　　The Amicus Journal，Vol.16 No.2 ，(Summer 1994)
　　13 “器官捐赠与佛教的生命关怀”，洪启嵩，《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9-177页。
　　14 〈〈自由社会中的知识〉〉，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15 《佛教“气功”与法轮功》，陈星桥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
　　16 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同志说：“信仰宗教者在全世界有46亿人之多，中国有1亿多教徒。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叶小文在解释坚持宗教自由政策的必要性时，强调：“我们不可能站在46亿人的对立面，也不可能置中国1亿人于不顾。”参见“我们为什么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宗教》，叶小文，1999年9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