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居士在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64年6月27日）
　　今天，我们中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在北京共同集会，隆重纪念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我们认为这个纪念会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玄奘法师在古代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西行求法，以十七年的艰苦旅行，为我国和中央亚细亚以及印度次大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建起了一座文化友谊的桥梁；其后又以十九年的辛勤劳动，为我国留下了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教经典的译本。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充实饱满的一生中，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那种一往直前、决不后退的顽强意志，刻苦钻研、求深求透的治学精神，认真严肃、不弃寸阴的工作态度，对于祖国学术的无限责任感，对于各国友好的真挚热情，都是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一千多年来，在我国思想界人士中间，不论是在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中间，他的品格和学识，一直受着尊重，起着影响。他的名字，广泛流传在我国群众中间，也流传在中央亚细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乃至越南、朝鲜、日本各国人民中间。在今天，当我国人民正在走上一个空前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时候，当东方各国人民普遍觉醒、要求友好团结的时候，我们纪念玄奘法师，回顾一下他的极不平凡的经历和成就，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古代佛教僧人西行求法，开始于第三世纪，到唐初已经进行了三百多年，在五世纪法显时代还曾经形成过一次高潮。这里边当然有各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就这些求法僧人的本身而论，他们大都具有不怕困难的精神。他们备历艰苦，忍受饥寒，越沙漠，度雪岭，飘海洋，九死一生，才到达目的地，往往是几十个人出去，三五个人回来。一切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他们的勇气，削弱他们的信心。他们前仆后继，求师求友，学习外国语言，做翻译，写游记，不断努力，大大开拓了我国人民的眼界，丰富了我国学术文化的内容。在整个中世纪中，我国人民能够突破地理上的壁障，和世界上不同地区的高级文化体系发生真正的交流，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建立感情上的联系，有很大一部份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功劳。他们这种追求理想，不惜身命的精神，鲁迅称之为中国民族的脊梁，是非常可宝贵的。在这数以百计的求法僧人中，玄奘法师的行迹之广阔和成绩之丰富，都超过了他的前人和后继。他是历史上我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
　　玄奘的生年，现在还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出入不大，大致在六、七世纪之交。幼年时期，他经历了隋王朝的崩溃和唐王朝的建立。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经过人民数百年的艰苦奋斗之后重新开始向上发展的重要时代。国家的统一已经巩固下来，社会经济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我国人民，一方面在原有的传统基础上勇敢地进行创造，一方面满怀自信，向一切可以接触得到的世界广泛吸收营养。不久之后，终于出现了足以代表古代东方世界智慧结晶的盛唐文明。在这一黄金时代的形成过程中，玄奘法师作为一个佛教徒，是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我国佛教，自从齐梁以后，逐渐摆脱了方术和玄谈的误解而独立起来，教理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深入理解和融会发挥的阶段。同时，译本愈来愈多，队伍愈来愈大，由于师资不同，传承各别，因而解释主张也就不能一致。这种情况，在隋代完成国家统一、南北学风汇合之后，日益趋于尖锐。慧立在《慈恩传》里说，当时“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就有一百多条之多。这些问题，有一些是从印度佛教界本身的分歧反映过来的，有一些是中国佛教界掌握的资料不足或见解不同所引起的。具体内容，这里暂且不必多谈。总之，当时我国佛教界义理上的问题是存在着的，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件历史事实，在隋唐时期，佛教的学说，以其特有的思维方法和精密的学术体系，在我国思想界上占有特大的比重。玄奘西行的主覌愿望是为佛教界解决问题，而其客覌的效果则对当时思想界起了不小的影响。
　　这一伟大的志愿，在玄奘的一生中，可以说是始终一贯的。出国的时候，他孤身孑影，突破重重关隘，横渡渺无人烟的沙漠，攀越号称世界屋脊的葱岭，忍受了现代人所不能想象的困难，经行数万里，历时四五年，才到达目的地。在印度，他用了十年时间，周咨博访，刻苦钻研，掌握了他心目中认为是祖国所迫切需要的知识。学成以后，仍然以坚定不移的意志，不顾个人得失，毅然决然，捆载起几百部梵本经卷，走上漫长艰险的旅途，回转长安。此后十九年间，他孜孜不倦，夜以继日，把取来的经论，有计划、有系统、尽量多、尽量快尽量好地翻译出来，贡献给祖国。直到临终，才停止他的工作。过去有人把他比为始终坚持在阵地上的武士，不是没有道理的。
　　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信仰上的愿望，如巡礼一番圣迹之类，而是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他行动上极为勇敢，而学习上又非常虚心。自从出家之后，他就一直跟随师长，勤苦诵读，至忘寝食，二十岁时，已经“究通诸部”。此后几年中间，他又遍游南北，参访不同宗派的名师，请益受教。特别是对于当时普遍流行的新兴学问，如《湼槃》、《摄论》、《俱舍》、《成实》等等，他都是学了又学，问了又问。这样，他就掌握了当时佛教义理方面的全部内容。适逢印度学者波颇密多罗东来，介绍了印度佛教学府那烂陀寺和当时佛教权威学者戒贤法师盛讲《瑜伽师地论》的情况。玄奘得到启发，认为须要到印度去求见戒贤，学习《师地论》。于是一面从外国客人学习梵文，打好语言基础，一面邀约同伴，申请出国。那时国内统一不久，他们的申请遭到驳回，同伴们都见难而退，只有玄奘一人坚持下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单身偷出玉门，走进沙漠，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在旅途中，不管怎样辛苦，一遇到有专长的学者，他都要停留下来，殷殷请教，有的几个月，有的甚至一两年之久。这样不断充实，不断磨炼，在到达那烂陀寺时，他已经是一个有深厚根底的学人。在那烂陀，他受到了特别隆重的欢迎。高年硕望的戒贤法师见他时，感动得流下泪来。这些都为他此后进一步的学习准备了极为良好的条件。
　　到达了目的地，玄奘更是全心全意地投入艰苦的学习。戒贤法师对于这个极其勤恳的远地学生，显然倾注了全副精力。五年之间，他为玄奘把卷帙浩繁的《瑜伽师地论》讲了三遍；其他许多重要经论，讲了三遍、两遍、一遍不等。五年之后，玄奘不仅是精通三藏、五明的佛教学者，并且是造诣极高的梵文大家。他还并不自满，又以几年工夫，遍游印度南北各地，同各地各宗的学者广泛接触。单是从胜军居士学习《唯识》诸论就用了两年的时间。由于他对于印度当时的佛教学术做到了全面了解，备悉底蕴，对于语文工具又能充分掌握，一空障碍，这才使他能够负起沟通中印两国学术文化的使命。他后来在我国翻译界的空前成就，就是从这样艰苦学习中得来的结果。
　　玄奘法师不怕困难的精神是众人皆知的。在数万里的途程中，在沙漠、冰山、风暴、急流的威胁面前，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他的事迹甚至衍为神话，流传于妇孺之口，不是没有原因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人的名、利、地位、享受等等面前，玄奘法师也是极可钦佩的。玄奘出国后，路过高昌，国王麴文泰一定要他留在高昌，表示愿意终身供养，令一国人都为弟子，最后甚至以送他回国来威胁。在这样重要关头，玄奘表现了非常坚决的意志。他以绝食为抗议，水浆不入口者三日，终于使麴文泰屈服下来，和他约为兄弟，帮助他继续西行。更重要的一次，是他在印度学成之后，力拒那烂陀僧众及戒日王、童子王的挽留而坚持回国。他那时留居印度已逾十年，和当地的风土人民已经有了深厚的情感。他又是五印闻名的大学者，受着印度学术界的礼遇。何况旅途的艰险还历历在目，耍回国，就得把来时的辛苦一步一步重走一遍。可是玄奘西行的目的志愿，自始就是为了“归还翻译”。在戒贤面前，他说:“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向戒日王，他说:“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不敢须臾而忘……若留玄奘，则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一时一刻，不敢忘记自己对祖国的责任，这是何等动人的忘我精神!
　　翻译是玄奘一生活动的突出方面，也是他对我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越了所有他的前人。从他开始，我国古代的翻译史就进入了所谓“新译”时期，而以他为整个时期的最高典范。尤其重要的是，他对待翻译的极其严肃的工作态度，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玄奘法师于贞覌十九年（六四五）旧历正月底回到长安，几乎毫不休息，立即着手进行工作。他到洛阳谒见唐太宗，取得了支持，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助手，在长安弘福寺布置译场。五月初二日，距离他结束万里行程只有三个月，他已经打开梵本，正式开始翻译了。可以想见他对于工作，对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如何地不肯轻易放过一时一刻。从那一天起，整整十九年，他一直全神贯注地坚持在这个岗位上。《慈恩传》对他每日的工作情况有一段总的描述。他每天都有事先定好的进度。白天有事不能完成时，夜里也要补足。每天都要拨出一定时间为弟子们讲解新译的经论，和为远来请教的学僧解答问题。《慈恩传》说他“众务辐凑，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这固然是由于他学力充分，安排得当，而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对工作有真正的热情。这种热情，愈到后来，愈益高涨。据前人的统计，十九年中间，他平均年译七十卷，而最后四年间乃增高到年译一百七十卷之多。很显然，随着年事的增加，他愈益感到来日的短促，就愈益加紧努力，尽量争取能多做一分就多做一分。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的冬天，他完成了我国佛教经典中卷帙最大的《大般若经》六百卷，第二年（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正月初一日，也就是他生病倒床的前几天，他还着手开译另外一部非常巨大的经典《大宝积经》。写了几行，气力实在不能支持，才最后辍笔。在我国翻译史上，玄奘是一个真正做到“死而后已”的工作者。
　　玄奘法师不仅使我国古代译场制度分工协作的优良传统得到充分的发挥，取得极高的效率，并且还把我国古代翻译文学的水平推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是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们所一致称许的。他的译文，在今天读起来，还是明净条达而又不失原文的风格。在翻译的佛典中，的确没有人超过他。他的全部翻译工作，从翻译的次序上看，和从选择的经论上看，都具有井然的计划性和系统性。他每一个阶段的翻译，都隐然有一个中心，重点介绍印度佛教理论的某一个方面，并且注意到所译经论重要性的大小。对于一些重要学派的著述，他还特别注意到它们的体系的完整性。如大乘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和小乘毗昙学系的“一身六尺”，他都用了极大力量，尽量把它们成套地翻译过来，并且尽量不删不略，保持它们的完整面貌。他还酌译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撰述，使学者们能了解反对者的论点。这些都是符合学术研究的要求的。
　　玄奘法师怀着解决教理问题的目的而游学西方，回国后又大力传译论藏，所以由他带来的佛教，理性思维的成份特别丰富，后来发展为我国佛教中哲学色彩最浓的法相宗，并由他的新罗弟子们传入朝鲜，日本弟子们传入日本，至今还是大乘佛教中一个重要的学派。通过数十年的辛勤工作，他的确给我国古代思想界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开启了宽广的活动领域，尤其是输入了当时印度的逻辑体系（因明学），更是我国古代哲学方法论上所需要的东西。大家都承认，我国唐宋以后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受着相当大的佛教影响。这里所说的佛教影响，指的是佛教特有的思维槪念和思维方法。这种影响，不能尽归之于玄奘一人，但玄奘的翻译起了不小作用。则是无庸置疑的。
　　玄奘法师在我国与当时中央亚细亚特别是印度次大陆各国间所起的国际文化使者和友谊使者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唐代是中古时期我国和亚洲国家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代。玄奘法师就是首先为这个时代在各国关系上开辟道路最有成绩的一人。他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穿越了当时的中央亚细亚，走遍了印度次大陆的全境，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在旅途中，他随处采风问俗，寻师求友，参访他们的胜地，倾听他们的传说。他以平等心尊重当地人民，也得到当地人民的尊重。从他身上，他们对于过去得自传闻的、远在东方的支那大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亲切认识，彼此的感情自然就亲密起来。他学习的诚恳和理解的敏锐，受到了师友们普遍的赞扬。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戒日王听到他讲述“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后，才会发出甚深的赞美。决定派遣使臣，和我国缔结正式的中印邦交。
　　玄奘学成之后，在戒贤法师的鼓励下，还积极投入印度学术界的活动。他就自己的心得，为那烂陀的学人们讲说经论，并用梵文撰写了《会宗论》三千颂，以解决印度佛学“性相”二宗的争执。他参加种种学术论辩的集会，取得很高的声誉，而以曲女城的万人大会为其顶峰。这种增进各国友谊的工作，玄奘于回国后全力从事翻译的期间，也并没有停止。自从戒日王和唐廷建交以来，中印使节往还逐渐增多。中国朝廷信任玄奘，关于中印来往的文件，都是委托给他。玄奘对于中印国交可以说是始终其事。此后一百多年中间，唐朝和印度的关系一直未断，这里边是有玄奘的功绩在内的。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他个人和那烂陀一直保持着联系。《慈恩传》载有他和印度智光、慧天两位大德的来回通信，在信里，我们看到他们互相关怀、互相勉励、互相主动提出工作上的帮助。这是中印人民友谊史上非常可珍贵的文献。玄奘还把我国哲学古典《老子道德经》和印度已经失传的《大乘起信论》翻译为梵文，赠与印度。这是前人所不曾做过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不容易的。
　　为了把西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情况介绍给我国人民，玄奘还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辉煌的巨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十几万字。这部书虽然是应唐太宗的嘱托并由他的弟子辩机执笔写成，但其中的内容则显然是玄奘在旅行中有意识地随时采访搜集而来的。写游记是我国求法僧人的老传统，所以我们相信，即使没有唐太宗的嘱托，他也一定会写出来的。这本书对于当时非常广大而又极端复杂的西域和五印各国的道里、山川、气候、物产、人情、风俗，以及古迹传说等等，做了尽可能忠实而详尽的记载。它的出现，使当时我国知识界惊为奇制，对于西方史地的兴趣，顿时浓厚起来。直到今天，它还是世界上研究古代中亚和印度史地的一部重要典据。它已经译为许多种文字在国际学术界广泛流通。它的正确性也已经由许多考古家的发掘和发现得到实证。埋没了几百年的那烂陀寺就是根据它作线索而发掘出来的。玄奘在这方面的功绩，就不仅限于中国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了。
　　玄奘法师以毕生的精力，从西方把印度大乘佛教的最高成果移植到我国，又通过翻译和讲授把它们输送到朝鲜和日本。我们打开地图一看，就会发现，他的耳目所经和影响所及，是何等的广阔，几乎包括了里海以东整个东方大陆。作为一个佛教徒，他的确为生长他的时代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一千多年来，他所播下的友谊种子，深深植根于东方各个民族之中。我们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兰、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的人民提到玄奘，都有亲切之感。今天有这么多国家的佛教代表参加我们的纪念会，就是一个例证。日本佛教界文化界今年还准备隆重纪念玄奘。中国人民对此表示非常感谢。
　　玄奘法师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很丰富的，可惜过去散失了不少，我们非常感谢日本朋友。通过他们的帮助，在本世纪初年，我国热心的佛教学者从日本得到了很多玄奘学系的著述，回国流通，对我国研究佛教学术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对于玄奘的学术遗产，陆续作了一些工作，我们印行了一套比较好的《玄奘全集》，并出版了《慈恩传》的英文译本。今年为了纪念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我们计划为玄奘研究做一系列的工作；组织学者，在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一本比较满意的《玄奘年谱》，对《大唐西域记》作一番比较精细的校订，还准备对《因明入正理论》进行梵、藏、汉三种文字的对勘。目前我们正在编印一本《玄奘法师纪念集》，作为纪念献礼。同时，我们计划在西安成立一座玄奘纪念堂，设计一幅玄奘法师造像，将来制为雕塑，作为永久纪念。
　　我们纪念玄奘法师，最重要的还在于继承和发扬玄奘在事业上的勇猛坚强的精神。关于他在历史上为亚洲各国人民建立起来的友谊传统，则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十几亿的亚洲人民已经普遍觉醒。我们发现了我们光荣的过去，也看见了我们美好的将来。目前我们一致要求的正是彼此间的平等、互助、友好、团结。尽管邪恶势力还正在千方百计企图进行其欺骗、破坏、挑拨离间，但是命运已经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亚洲人民被宰割和被隔离的时代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一个关系到整个亚洲人民乃至整个人类前途的伟大事业中，玄奘法师一千多年前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下所作出来的成绩，无疑地是一个鼓舞我们的巨大力量。玄奘法师这一方面的事业是一定会继续下去，而发扬光大起来的。
　　（《现代佛学》1964年第4期）